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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国家观与财政制度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少讨论，但是在规定国家观时要么没有明确主体要么主体混乱，笔者认为国家观的主体应该是劳动者，从劳动者的国家观角度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观下中国财政制度的变迁，将我国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民国及军阀混战时期、国民政府及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期，并在这基础上看改革开放后我国财政制度的变化，提出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合理内涵的基础上进行财政学的建设及财政制度改革。
关键词：国家观；财政制度；主体；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将国家治理和财政联系起来，为中国财政学界反思过去30年不加批判的吸收西方财政学思想提供了契机。面对中国的财政学和财政制度将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我们在与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的同时也应该回到最初的起点，首先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即回顾和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财政制度及其决定因素。
一、国家观、财政制度与国家观的关系
财政学的研究无法脱离与国家的关系，所以厘清国家观、国家观与财政制度的关系就至关重要。
（一）国家观的主体
对于不同的国家观下不同的财政制度的研究数不胜数，但是在定义“国家观”这个概念时要么直接忽略主语，即主体，要么所规定的主体混乱，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解释，例如“民族国家观主要包括怎样看待国家与国内民众的关系，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怎样看待国家政权”，[1] “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概念有广义与侠义两种界定。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学说，而且包括后人对这种学说的继承与发展。而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学说，主要包括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消亡以及当代价值等基本内容”[2]。
看到这些定义，我们不禁要问，国家观到底是谁的国家观？ 是学者的国家观吗？是全体民众的国家观吗？还是统治阶级的国家观？对国家观的主体的不同规定会导致所研究问题的不同走向，笔者认为在若干个主体中，国家观的主体应该落在劳动者身上，即我们在研究国家观时，研究的是劳动者的国家观。其原因有三，第一，不管在什么历史时期，劳动者都是社会的主体，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第二，劳动者在不同的制度下虽然社会地位不同，但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即使国家观是统治阶级灌输的，但劳动者依然可以推翻统治者的统治而接受不一样的国家观。第三，即使劳动者自身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学者或知识分子起到文化的宣传和先导作用，但是学者本身就是劳动者的一部分，在国家观上与劳动者具有一致性。
（二）财政制度与国家观的关系
在已有的讨论中，学术界对不同的国家观下对财政性质的认识不同大体是认同的。例如刘寒波（1995）[3]认为我国传统财政学与西方财政学说无法兼容的原因是前者的国家观是基于计划经济建立的，而后者的国家观是基于市场经济建立的；蒋洪（2000）[4]认为“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双方争论的分歧不在于财政是否与国家有本质联系，而在于对国家本质的认识，即国家观的不同；童光辉（2010）[5]则将“契约论”国家观与“强制论”国家观进行比较而作为对财政公共性不同理解的原因。
在不同的国家观下对财政的认识不同，所以国家观对财政制度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但这种决定作用也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国家观作为一种观念受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一个国家的国家制度作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影响着本国国家观的产生、发展、消亡和重新产生。所以在考察不同国家观下的财政制度时，不仅要考虑中西方国家观的不同，本国国家观的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目前我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对中国财政制度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不同国家观下的财政制度
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我国的劳动者具有不同的国家观，而在不同的国家观下又有着不同的财政制度，本文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民国及军阀混战时期、国民政府及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期，改革开放后的财政制度放入第三部分进行讨论。
（一）民国及军阀混战时期的国家观及相应的财政制度
鸦片战争敲响了旧中国的大门，腐朽的清王朝在时代的变革中迅速衰败下去，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代之以共和国为表、军阀统治为里的政府，中华民国没有坚持多久就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从此开始军阀混战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新旧国家观的碰撞，通过辛亥革命传入中国的西方政治现代化思想深入人心，总统、国会、宪政民主、人民主权、权力分立制衡这些新词都对劳动者的旧国家观产生了冲击，他们仿佛从专制王朝的噩梦中醒来，发现国家不应该是搜刮民脂民膏还自诩“降恩于民”的皇帝，而应该是恢复经济发展、抵御外来侵略、一切“以民为本”的共和政府。
只是共和政府也只是徒有其表，提出的口号还没有落地，就开始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军阀割据、各自为政，根本无法建立统一的财政体制和赋税制度。当时的财政制度也如当时的国家观一样，北洋政府建立了模仿西方的财政制度，但是本质上跟集权官僚制时期的财政制度没有本质区别。这些军阀在自己的地盘俨然“土皇帝”，财政制度自己说了算，劳动者不仅饱受战乱之苦，生活在各个军阀势力下的劳动者还要按照“税收法规”纳税，这些法规常有重复征收、交叉征收，而且军阀常常掠夺民财、横征暴敛，劳动者苦不堪言。北洋政府曾经为推进分税制改革进行过努力，规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种划分，但地方军阀截留税收，并不上缴应解中央政府的款项，财政制度混乱。
（二）国民政府、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观及相应的财政制度
1927年国民政府在全国取得了名义上的统一，建立了一些形式上走向宪政的制度安排，但是并没有实际实施。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和抗战前期实行统制经济政策，即国家用行政手段干預经济，在全国逐步推行贸易统制、粮食统制、资源统制及大量财政金融干预政策。[6]然而这种统制经济为官僚资本的膨胀提供了土壤，官僚权贵利用手中权力大发国难财。这段时期的劳动者已经不仅仅是农民，随着资本的发展，出现了无产阶级，此时劳动者的国家观念中皇帝就是国家的观念已经渐渐淡去，代之以西方民主国家的美好愿景，然而代表这一美好愿景的国民政府并没有履行诺言，而是沉浸于官僚资本的贪婪和扩张之中，此时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通过共产党的宣传渐渐统一了劳动者的认识，劳动者们终于意识到国家不是某一个人的国家，也不是轮番上阵的某些阶级的国家，而是组成这个国家的每一位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才是国家的主人。 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财政制度不仅与战时形势相适应，而且符合劳动者的国家观。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根据地实施民主财政制度，通过精兵简政、开源节流、实行统一累进税制度，成功平衡了财政收支，在土改运动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后来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为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观变化及财政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长期战乱经济一蹶不振，工商业凋敝，国家一穷二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决定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处理非常紧迫的国内经济危机。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及苏联的影响走了一段弯路。苏联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片面的理解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即国家是高于个人的，但由于国家是由政府机构来代表的，所以政府机构是高于个人的，而政府机构又是由公职人员组成的，所以公职人员就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导致官员腐败堕落，最终走上了解体的道路。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早是从苏联传播而来，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跟随苏联的步调，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片面解读也影响了中国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财政制度的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实行全能财政制度，这也和被曲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不谋而合，集体高于个体，所以全部权力都应该收归中央，由中央来统一指挥。全能财政制度是落实国家计划的重要载体，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营企业，税种简化，财政支出大量投入经济建设领域，财政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财权不稳定，随着政治运动在不同级次政府间分分合合，没有建立起规范化的协调制衡机制。[8]
三、我国的财政学及财政制度改革该往何处去
（一）改革开放后财政制度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财政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财政收入制度的创新，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从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和税收向不同主体的税收改变，初步形成了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财政支出方面表现为用于民生的支出比重不断提高，越来越关注社会诉求，致力于满足公众偏好。财政管理制度也越来越走向制度化和民主化，公众参与程度不断提高。
从财政制度的这些变化中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时代国家观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财政学，从西方财政学中我们可以一窥其国家观与苏联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国家观的碰撞为我国的财政学和财政制度改革提供了发展的新机遇，西方的国家观尤其是英美的个人主义传统使我们意识到了个体的重要性，也能够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真正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内涵及其与财政的关系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总体与个体的关系，他既不同于“契约论”国家观中的个人原子主义，认为一切总体都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总体总是试图侵害个体的利益，也不同于苏联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的集体主义，即认为总体总是高于个体，个体应该服从总体。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合理内涵是我们应辩证的看待总体和个体的关系，个体存在于总体之中受总体制约，而总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没有个体就没有总体，我们既要看到总体，也不能忽略个体的重要性。在现有的财政学研究中，出发点都是国家，在讨论国家观时好像讨论的是国家领导的国家观、是决定财政制度改革的官员的国家观，将国家與劳动者对立起来，好像国家是高于劳动者的，劳动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家的财政制度和政策，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才是社会的主体，中国财政学以及中国财政制度的建设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真正内涵，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的财政学、进行财政制度的改革。
参考文献
[1]蒋龙龙.晚晴（1895-1911）知识分子民族国家观研究——以严复、梁启超、章炳麟为主要个案[D].山东：山东大学，2012.
[2]袁明，黄明娣.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研究综述[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6（4）.
[3]刘寒波.重新确立财政理论体系中的国家观——中西方财政基本理论问题比较[J].财苑，1995（2）.
[4]蒋洪.论财政学中的国家观[J].当代财经，2000（2）.
[5]童光辉.财政学中的国家观：分歧与比较——对当前财政基础理论的一点反思[J].经济学家，2010（7）.
[6]崔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D].北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1.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关键词：国家观；财政制度；主体；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将国家治理和财政联系起来，为中国财政学界反思过去30年不加批判的吸收西方财政学思想提供了契机。面对中国的财政学和财政制度将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我们在与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的同时也应该回到最初的起点，首先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即回顾和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财政制度及其决定因素。
一、国家观、财政制度与国家观的关系
财政学的研究无法脱离与国家的关系，所以厘清国家观、国家观与财政制度的关系就至关重要。
（一）国家观的主体
对于不同的国家观下不同的财政制度的研究数不胜数，但是在定义“国家观”这个概念时要么直接忽略主语，即主体，要么所规定的主体混乱，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解释，例如“民族国家观主要包括怎样看待国家与国内民众的关系，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怎样看待国家政权”，[1] “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概念有广义与侠义两种界定。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学说，而且包括后人对这种学说的继承与发展。而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学说，主要包括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消亡以及当代价值等基本内容”[2]。
看到这些定义，我们不禁要问，国家观到底是谁的国家观？ 是学者的国家观吗？是全体民众的国家观吗？还是统治阶级的国家观？对国家观的主体的不同规定会导致所研究问题的不同走向，笔者认为在若干个主体中，国家观的主体应该落在劳动者身上，即我们在研究国家观时，研究的是劳动者的国家观。其原因有三，第一，不管在什么历史时期，劳动者都是社会的主体，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第二，劳动者在不同的制度下虽然社会地位不同，但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即使国家观是统治阶级灌输的，但劳动者依然可以推翻统治者的统治而接受不一样的国家观。第三，即使劳动者自身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学者或知识分子起到文化的宣传和先导作用，但是学者本身就是劳动者的一部分，在国家观上与劳动者具有一致性。
（二）财政制度与国家观的关系
在已有的讨论中，学术界对不同的国家观下对财政性质的认识不同大体是认同的。例如刘寒波（1995）[3]认为我国传统财政学与西方财政学说无法兼容的原因是前者的国家观是基于计划经济建立的，而后者的国家观是基于市场经济建立的；蒋洪（2000）[4]认为“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双方争论的分歧不在于财政是否与国家有本质联系，而在于对国家本质的认识，即国家观的不同；童光辉（2010）[5]则将“契约论”国家观与“强制论”国家观进行比较而作为对财政公共性不同理解的原因。
在不同的国家观下对财政的认识不同，所以国家观对财政制度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但这种决定作用也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国家观作为一种观念受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一个国家的国家制度作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影响着本国国家观的产生、发展、消亡和重新产生。所以在考察不同国家观下的财政制度时，不仅要考虑中西方国家观的不同，本国国家观的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目前我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对中国财政制度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不同国家观下的财政制度
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我国的劳动者具有不同的国家观，而在不同的国家观下又有着不同的财政制度，本文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民国及军阀混战时期、国民政府及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期，改革开放后的财政制度放入第三部分进行讨论。
（一）民国及军阀混战时期的国家观及相应的财政制度
鸦片战争敲响了旧中国的大门，腐朽的清王朝在时代的变革中迅速衰败下去，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代之以共和国为表、军阀统治为里的政府，中华民国没有坚持多久就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从此开始军阀混战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新旧国家观的碰撞，通过辛亥革命传入中国的西方政治现代化思想深入人心，总统、国会、宪政民主、人民主权、权力分立制衡这些新词都对劳动者的旧国家观产生了冲击，他们仿佛从专制王朝的噩梦中醒来，发现国家不应该是搜刮民脂民膏还自诩“降恩于民”的皇帝，而应该是恢复经济发展、抵御外来侵略、一切“以民为本”的共和政府。
只是共和政府也只是徒有其表，提出的口号还没有落地，就开始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军阀割据、各自为政，根本无法建立统一的财政体制和赋税制度。当时的财政制度也如当时的国家观一样，北洋政府建立了模仿西方的财政制度，但是本质上跟集权官僚制时期的财政制度没有本质区别。这些军阀在自己的地盘俨然“土皇帝”，财政制度自己说了算，劳动者不仅饱受战乱之苦，生活在各个军阀势力下的劳动者还要按照“税收法规”纳税，这些法规常有重复征收、交叉征收，而且军阀常常掠夺民财、横征暴敛，劳动者苦不堪言。北洋政府曾经为推进分税制改革进行过努力，规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种划分，但地方军阀截留税收，并不上缴应解中央政府的款项，财政制度混乱。
（二）国民政府、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观及相应的财政制度
1927年国民政府在全国取得了名义上的统一，建立了一些形式上走向宪政的制度安排，但是并没有实际实施。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和抗战前期实行统制经济政策，即国家用行政手段干預经济，在全国逐步推行贸易统制、粮食统制、资源统制及大量财政金融干预政策。[6]然而这种统制经济为官僚资本的膨胀提供了土壤，官僚权贵利用手中权力大发国难财。这段时期的劳动者已经不仅仅是农民，随着资本的发展，出现了无产阶级，此时劳动者的国家观念中皇帝就是国家的观念已经渐渐淡去，代之以西方民主国家的美好愿景，然而代表这一美好愿景的国民政府并没有履行诺言，而是沉浸于官僚资本的贪婪和扩张之中，此时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通过共产党的宣传渐渐统一了劳动者的认识，劳动者们终于意识到国家不是某一个人的国家，也不是轮番上阵的某些阶级的国家，而是组成这个国家的每一位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才是国家的主人。 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财政制度不仅与战时形势相适应，而且符合劳动者的国家观。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根据地实施民主财政制度，通过精兵简政、开源节流、实行统一累进税制度，成功平衡了财政收支，在土改运动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后来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为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观变化及财政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长期战乱经济一蹶不振，工商业凋敝，国家一穷二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决定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处理非常紧迫的国内经济危机。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及苏联的影响走了一段弯路。苏联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片面的理解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即国家是高于个人的，但由于国家是由政府机构来代表的，所以政府机构是高于个人的，而政府机构又是由公职人员组成的，所以公职人员就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导致官员腐败堕落，最终走上了解体的道路。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早是从苏联传播而来，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跟随苏联的步调，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片面解读也影响了中国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财政制度的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实行全能财政制度，这也和被曲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不谋而合，集体高于个体，所以全部权力都应该收归中央，由中央来统一指挥。全能财政制度是落实国家计划的重要载体，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营企业，税种简化，财政支出大量投入经济建设领域，财政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财权不稳定，随着政治运动在不同级次政府间分分合合，没有建立起规范化的协调制衡机制。[8]
三、我国的财政学及财政制度改革该往何处去
（一）改革开放后财政制度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财政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财政收入制度的创新，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从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和税收向不同主体的税收改变，初步形成了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财政支出方面表现为用于民生的支出比重不断提高，越来越关注社会诉求，致力于满足公众偏好。财政管理制度也越来越走向制度化和民主化，公众参与程度不断提高。
从财政制度的这些变化中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时代国家观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财政学，从西方财政学中我们可以一窥其国家观与苏联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国家观的碰撞为我国的财政学和财政制度改革提供了发展的新机遇，西方的国家观尤其是英美的个人主义传统使我们意识到了个体的重要性，也能够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真正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内涵及其与财政的关系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总体与个体的关系，他既不同于“契约论”国家观中的个人原子主义，认为一切总体都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总体总是试图侵害个体的利益，也不同于苏联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的集体主义，即认为总体总是高于个体，个体应该服从总体。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合理内涵是我们应辩证的看待总体和个体的关系，个体存在于总体之中受总体制约，而总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没有个体就没有总体，我们既要看到总体，也不能忽略个体的重要性。在现有的财政学研究中，出发点都是国家，在讨论国家观时好像讨论的是国家领导的国家观、是决定财政制度改革的官员的国家观，将国家與劳动者对立起来，好像国家是高于劳动者的，劳动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家的财政制度和政策，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才是社会的主体，中国财政学以及中国财政制度的建设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真正内涵，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的财政学、进行财政制度的改革。
参考文献
[1]蒋龙龙.晚晴（1895-1911）知识分子民族国家观研究——以严复、梁启超、章炳麟为主要个案[D].山东：山东大学，2012.
[2]袁明，黄明娣.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研究综述[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6（4）.
[3]刘寒波.重新确立财政理论体系中的国家观——中西方财政基本理论问题比较[J].财苑，1995（2）.
[4]蒋洪.论财政学中的国家观[J].当代财经，2000（2）.
[5]童光辉.财政学中的国家观：分歧与比较——对当前财政基础理论的一点反思[J].经济学家，2010（7）.
[6]崔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D].北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1.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