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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产党开始独立从事武装斗争、夺取领导权活动的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的多数对于中共的事业是持中立或消极的态度的，中共事业的合理性主要是在农民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认可。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对中共疏离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不少曾对共产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人渐渐缓和起来、甚至于转向；多数曾安于书斋、追求个人天地的以大中学校学生为主体的中小知识分子空前地团结在中共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为数不多的以追求自由民主、反对独裁专制为目标的知识分子，也出于对国民政府腐败的愤怒和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认同而同情、支持起中共来了；传统的乡绅知识分子在中共放弃阶级斗争和坚决抗日的双重政策感召下，也积极地向共产党靠拢。本文特选取了各派的代表人物闯一多、韦君宜、邹韬奋、李鼎铭等政治心理的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得以发展壮大的原因。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闯一多；韦君宜；邹韬奋；李鼎铭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7）01-0117-08
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在一批中国激进的知识精英的呼喊声中才及时诞生的，虽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但自它成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得到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尤其是在十年内战时期。然而，在抗战时期大批持中间态度的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政治态度的转向，同情或支持起中国共产党来了，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空前的道义上的优势，使得它的先进性得到了中下层社会势力的普遍认同。那么，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怎样越来越近地靠近了中国共产党的呢?本文特选其中几个不同类型的代表性人物，探寻其抗战时的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
一、闻一多：从自由主义学者到民主主义战士
闻一多是个激情的诗人、严谨的学者，从其个性上来说绝不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1940年夏，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因病休假，校方提出要闻一多接替其职务，闻一多坦言自己“素性脱略，生活习惯漫无纪律”“充其量不过是清议之才，只堪备当事之咨询，不堪自试也”。[1](175)此言绝非其故作君子，乃其真实的自我剖析。然而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最闻名却是他的具有明确政治倾向性的热血沸腾的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最后一次讲演》!他是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而更多地被后人追忆的!这可能是闻一多及当年他的崇拜者都没有想到的!
可是，历史毕竟就是历史。对于后人，我们最想知道的是，闻一多是如何完成从一个崇尚欧美价值观的诗人、学者到共产党的朋友这个大转变的?
1899年生于湖北浠水富裕家庭的闻一多于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此后十年一直在清华读书，接受的教育完全是美国式。1922年7月至1925年5月，他又留学美国。回国后，他虽一直在青岛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但长期的美国教育而形成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却是始终不变。
他是个热血的爱国者。在留美期间，他与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以国家主义为大旗的“大江会”，其宗旨是“对内实行改造，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主张“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及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那时的他坚决地反对共产主义，刚刚回国，他就对共产党感觉不舒服，“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必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2](134)在北大的几次国家主义派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上，他与共产党人都有过激烈的冲突。
他是个严谨的学者。从1928年至“七七事变”，闻一多专心孜孜地研究国学，翻捡史料，训诂文字，辨析音韵，精研《诗经》《楚辞》《易经》等国学经典，为此他将自己写作《红烛》《死水》时的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激情狠狠地抛掷出去，静静地独守书斋，在另一片天地里默默地耕耘。
卢沟桥的炮火打断了他的梦想。
十二天后，闻一多携带幼年儿女，乘火车南下武汉。在车站，臧克家问及他的那些书籍时，他慨叹道：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在武汉与家人小住几天后，他即刻赶赴长沙，任教于由北大、清华诸校合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不久，战火向内地蔓延，长沙吃紧，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向昆明迁徙。他拒绝了乘坐现代交通工具，而是与200多学生历时68天、步行3300里到达目的地。他的这个非凡的行动在当时是不是有鼓励国人磨练意志、坚持抗战的意味呢?我以为，那是有的，至少在客观上。
民族的危亡，家庭的分离，使闻一多这样的硬汉也多了几多的伤感，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诉去?……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
在西南联大的最初几年里，他又恢复故态，躲进小楼成一统，以致同事郑天挺恳劝其“何妨一下楼”。那时的他，把教书育人看作是一个文人在战时最主要的任务，所以他苦苦专研学术，勤奋备课。他在此间学术上的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篡》《楚辞校补》《尔雅新义》《唐诗杂论》等著作都有着很高的学术水平。可是，在抗战的最后几年里，他却介入了10几年不大问的政治，反感起他一直都比较拥护的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亲近起他20年都不感冒的共产党。
须知，在“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即公开怒斥张学良等“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3]抗战初期，他还对大儿子闻立鹤说，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放心。
可是，后来他却反起蒋介石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闻一多的思想转变开始于1943年。那一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极力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这引起了闻一多的极大反感：“《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4](4)
他深思起抗战以来国民党的腐败。他所听到和看到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巧取豪夺、拉夫征丁、贪污受贿、克扣军粮、私分捐款、中饱私囊的情景不时地闪现在他的眼前。有一次，他在大街上看到被抓的瘦骨嶙峭的壮丁被绳子拴着走，有的倒下就死了。此情此景，令他的心里像受刑一样难受，不禁叹息：为什么离杜甫写《石嚎吏》一千多年以后，我们现在情况比杜甫那个时候还惨呢?国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更加重了他的失望感。
他不得不关心政治了。“我们觉悟了，我们昨天那种严守中立、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就是自欺欺人”[5](367)“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种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他加入了当年吴晗极力规劝之都不愿加入的民盟，因为“现在火都上房了，谁来救火都可以，因此我愿意参加民盟。”这还不算，他又向共产党靠拢了。
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这个过程有其自己反思的原因，也有其他各方面的影响。
第一，受他的那些优秀的进步学生的影响。在抗战后期，不少国统区优秀的学生都倾向共产党，使得那些过去对共产党抱有成见的老师也开始了反思，甚至向学生了解共产党的情况，闻一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师。他的学生向他提供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的著作。学生的观点也影响了他，他曾在私下说过：“我向青年学习，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现在想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我就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他就是个混账王八蛋!”[6](277)
第二，受共产党统战的影响。周恩来曾明确指示要团结、争取闻一多。抗战时中共南方局派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华岗到昆明做统战工作，华岗积极地展开了争取包括闻一多在内的一大批民主人士的工作。华岗知识渊博，又兼任云南大学的教授，使闻一多很容易接受之。闻一多参加了华岗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接触了共产党的种种理论，对共产党有了好感。有的研究者指出：“在闻一多的心中，华岗就是共产党的化身，因此他对华岗可谓‘言听计从’”。
第三，受共产主义的有关著作的影响。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联合政府的理论，都吸引了闻一多，使他改变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成见。
第四，公开或私下的关于解放区的正面报导、描述，使闻一多接受了共产党。赵超构关于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报导，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像；其他渠道关于解放区政治清明、人人平等、团结抗战的描述，也增加了他对共产党的好感。
第五，他的共产党队伍里的亲属的间接影响。他有俩个侄子在延安参加了共产党，偶尔也向他提供一点消息，使他更加确信无疑，他给侄儿写信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生地南方，心在北方。他认定俩侄儿所走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闻一多转向的最根本的原因是面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失望。
抗战后期的闻一多，在思想认识上的不少方面已然是共产党人了。它承认阶级斗争理论，直言“我们实际上都属于剥削阶级，什么时候懂得恨自己，反对自己的阶级而替人民的利益服务，就算为人民了”；他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动力，在《人民的世纪》一文中他写道“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
而他最后一次的讲演，那简直真是一位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
“蒋介石，你那么猖狂，这么反动，翻开历史看看，你还能站住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广大人民是打不尽，杀不完的!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抗战时期的闻一多多么具有象征意义啊!我们需要更多的解读他!
二、韦君宜：从富家小姐到共产主义文艺战士
实在地说，韦君宜在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队伍中算不上特立独显。无论是她的文学成就，还是她的宫阶级别，在她那一代知识分子当中都没有发出特别耀眼的光芒。然而，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4万多知识分子中多数人的历史命运与韦君宜相似：官不高不低，位不显不卑，名不大不小，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尤其是建设事业中却起到了中坚骨干的作用。建国后，我们的文教卫生事业中的骨干分子，有很多都是抗战时期参加到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中来的。所以，韦君宜实在是抗战时期走上革命道路的千万知识分子的缩影，研究此时的韦君宜，可以说有着普遍的意义。
1917年农历10月26日出生于北京的韦君宜，家境富裕。其父魏仲衡（韦君宜原名魏蓁一）曾留学日本，追随过孙中山，长期担任长春铁路局长，1928年辞职后定居于天津法租界。正是有了这样的背景，韦君宜得以在南开女中度过六年的美好时光。
韦君宜的人生转折发生在清华。
1934年9月她考入清华哲学系。可是时局的发展使这个极小就喜欢文学，现在又想“探讨深刻问题”的青年人无法静守书斋了。日本帝国主义日益逼紧的侵华形势，使得韦君宜这样的极小就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青年人再也无法安坐教室读书，去追求自己的一方理想的艺术小天地，而热心地投入到时事政治的活动当中。
她参加了学校里地下党组织的“现代座谈会”“静斋”小组，秘密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而使自己的世界观开始发生转变，直至彻底地走出书斋!
她积极地参加了一二九运动，随后又参加平津学生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社会底层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救亡运动中，韦君宜的心灵受到了更大的震撼，思想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她把自己学得的书本上的理论尽可能地转化为实际的行动，用自己滚烫的热血书写战斗的青春。她的长处是写作，所以，一切她能做的宣传文字她都真心地书写，“若说笔杆子强，别位笔杆子写论文写散文写诗成了气候，我这个笔杆子却专门赶任务。一会儿要公祭郭清同学，叫我来一篇祭文；一会儿出外宣传，需要通俗唱词，又让我来十二段孟姜女调‘正月里来正月正’；有一个刊物上刊登出东北义勇军李红光的轶事，……于是由我动手改编成了一段鼓词‘李红光女英雄’印发出去，其实我连这红光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她多年后的这个自叙真实地反映了她当时的热情。
怀着这样的热情，她于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和同学们加入共产党，是对自己火一样的激情的喷射，是愤怒的宣泄，是理性的决断，这正如她在公祭同学郭清烈士的祭文中所显露的那样，“我们今后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凄凉。我们只有沉痛的愤恨，火一样的烈，海一样深的愤怒和仇恨。”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化解仇恨：只有革命，才能使自己的爱国主义理想化为美好的现实。从此，她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当中，家人的一切劝阻，甚至以送到美国留学为诱惑都没有动摇她的革命信念。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韦君宜避难天津；8月20日，白天津乘船到青岛，10月8日，到长沙临时大学继续求学；1937年秋，借读于武汉大学，年底参加中共湖北省委在黄安七里坪举办的抗日青年训练班，毕业后到襄阳从事青年救亡工作：不久，又被派到宜昌组织参加中共宜昌地委工作：1939年，在辗转流徙中到达延安。此后的6年时间里，她先后工作于《中国青年》杂志、绥德师范学校、绥德地委、中央党校等部门，她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文字，她的作家身份和编辑职业也是在此时奠定的。延安的物质生活是困苦的，但她和无数的青年学生一样，心情舒畅、干劲冲天，真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都投入到抗日事业当中。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
你看，这么亲切的文字里透出的是升入天堂的感觉!
然而，也是在这里，韦君宜遭遇到她一生中第一次的政治风波，使她对革命有了另一方面的感受，使她开始了新的思考。这件事情起源于他的爱人杨述的被“抢救”。杨述在来延安前曾在重庆被捕过，是周恩来营救出狱的。在审干运动中以特务嫌疑的名义被关押起来了，并被要求坦白自己的特务身份。“李部长天天来找我，叫我劝杨述赶快‘坦白’。我一个人带着个才一岁多的孩子住在空窑洞里，没有人再理我”，韦君宜深知丈夫的党性，却无可奈何，只能抱着孩子在窑洞里独自流泪。让她越来越来越不可理解的是，特务越审越多，许多自己深知的人一个个被打成了特务，她周围外来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成了特务。虽然他的丈夫和大批的“被抢救”的“特务”都清白地出来了，但韦君宜纯洁的心灵上从此多了一块伤疤口：“从这时起，我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但是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不过，她的确还信仰共产主义，还信仰共产党。当毛泽东向被整错了同志脱帽致歉后，韦君宜的怨恨彻底消失了，“有这几句话，我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为我们自认是为了革命才来延安的，革命还正在进行，党中央把我们弄错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还不就算了吗?大家总是一家人呀。”她唯一希望的，就是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韦君宜继续跟党走，直到最后的岁月她仍坚持：我是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像韦君宜这样衣食无忧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参加共产党?因为抗日，确切的说，因为共产党抗日!“为什么当共产党的?开始，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不是为了家中穷苦，反对豪富。是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处处妥协，共产党却坚决抗日，这种鲜明的对比决定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选择，“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须知，参加到共产党队伍里的知识分子决不是其中的渣滓，而是精英，像于光远、胡乔木、乔冠华，那在当时都是学校的才子呀!韦君宜在20世纪80年代听说一个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曾这样说过：“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幸事!没有那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到队伍中来，中国共产党怎么能有效地组织民众呢?又怎么能体现她的先进性呢?这也要归公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灵活政策，它顺应了民心，赢得了民众，为此而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理想一一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依然存在。比如，我们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足以吸引一大批像当年韦君宜那批知识分子那样自觉自愿地投入我们的党的怀抱里那样的高度?
三、邹韬奋：半路出家，临终要求追认入党
胡愈之曾经说过：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那里只要有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知道邹韬奋和《生活》周刊的。可见当年邹韬奋的声望之隆、影响之大。他在抗战炮火的洗礼中“半路出家”，最终选择了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其在当时的榜样和示范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邹韬奋本名邹恩润，“韬奋”是他后来主编《生活》周刊时所使用的笔名。“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7](194)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这是他的“夫子自道”，其中所蕴涵的正是他当时的精神追求。
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邹韬奋，在精神气质上带有鲜明的自由主义的烙印。他一度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推崇倍至。1927年11月，他对胡适进行了专访，虚心地向他求教：“本刊是要少发空论多叙述有趣味有价值的事实，要请你加以切实的批评与指导。”[8](81，注释2)在胡适思想影响下，他倡言改善民生、改造社会，不谈政治，从而把《生活》周刊办成了一份生活消遣型的杂志，“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他十分珍视《生活》周刊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自2卷1期接任主编，他即独立自主地从事编辑工作。到第四年，“经济与管理方面均完全自立”。他曾欣慰地回忆：“幸得创办者之绝对信任，记者乃得以公正独立的精神，独来独往的态度，不受任何个人任何团体的牵掣，尽心尽力放手办去。”[9](256)因此，《生活》能够大胆地揭露政治和社会的黑暗面，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他曾经非常推崇“三民主义”，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因而在《生活》上大力介绍。北伐胜利后，他把实施“民生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把蒋介石视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他虽然欢迎民众运动，但强调法制和秩序。他对主张进行阶级斗争、力求通过暴动手段推翻现政权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一度持反对甚至敌视的态度。
由于《生活》的办刊宗旨和态度，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曾在1929年9月致函《生活》周刊社：“贵社发行之《生活》周刊取材丰富，立论新颖，且多含有教育意味之著述。”邹韬奋对此表示：本刊“幸获读者的信任及教育当局的鼓励，愈益自愧，只有力求进步，毋负期望而己。”[10](791)
但是，“九·一八”沈阳城骤起的枪声，很快使邹韬奋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和《生活》周刊开始以毫不妥协的姿态，高擎起抗日救国的大旗。
由于在“拯救中国”的“办法”上产生了不同的认识，邹韬奋开始摆脱胡适的影响，进而与之分道扬镶。“九·一八“之后，他针对胡适替国民党辩护、欢迎国联调查团之类的言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一时间，胡适成了《生活》周刊的重点批判对象。
他也开始在《生活》上大谈政治。“抛开政治的改造而专言社会事业的发展，这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之谈!”他不但谈中国的政治，而且开始从世界大势中去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命运。在此过程当中，他对苏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了争取民众抗战的政治权利，他还在1932年加入宋庆龄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始“从实际方面干去”。
金瓯残缺，杜鹊啼血，他不得不辜负当局的“期望”了!他不再“韬光养晦”，而是把笔作枪，开始了真正的战斗。
在向国人报道“九·一八”事变时，邹韬奋悲忿难禁：“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执笔忍痛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8](128)此后，《生活》连续刊登短论和文章，以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激昂文字，声讨不抵抗主义，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进行大胆的抨击，对蒋介石、张学良等党国要员大加谴责。“一·二八”淞沪抗战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淤沪停战协定》结束，蒋介石却集中兵力“剿共”，压制民众抗日救亡活动。这使邹韬奋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从而认识到，“除非把政权和武器放在民众手中或放在能为民众奋斗的集团手中，绝对没有其他便宜的道路走。”[11](160)
邹韬奋和《生活》的言论振聋发聩，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而为当局所不容，对邹韬奋和《生活》周刊的压制和破坏随之而来。
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也上了黑名单，不得不离开上海，开始了为时两年的国外流亡生活。他周游了亚、欧和北美，对苏联的访问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通过实际的观察和比较，他深切地感受到资本主义即将“油干灯草尽”，社会主义正如日东升。
1935年8月，邹韬奋回国。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再次举起抗日救国的宣传大旗。其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相继成立，邹韬奋均被推选为执委，开始了有组织的救国活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大众生活》不遗余力地对运动进行宣传报道，热情支持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愤怒谴责当局镇压学生的反动行径，以致《大众生活》的发行量直线上升，每期达到20万份，打破中国杂志界的纪录。
鉴于邹韬奋和《大众生活》的巨大影响，蒋介石打算亲自约谈邹韬奋，希望使他成为“陈布雷第二”。邹韬奋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再一次流亡香港。从1933年7月到1942年9月，邹韬奋共被迫流亡了6次。更有甚者，由于宣称抗日而“救国有罪”，邹韬奋与沈钧儒等7人一起，于1936年11月被国民党逮捕，造成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以及对邹韬奋的不断打压，是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主要原因。但是，反对国民党并不意味着一定拥护共产党。邹韬奋“半路出家”，最终选择共产党，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逐步研究和认同，认识到世界大势发展变化的趋向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共产党全面抗战的方针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邹韬奋的主张完全一致。在大力宣传和报道“一·二九”运动时，邹韬奋就提出了“结成全国救亡联合战线”的口号。1936年7月，他和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呼吁“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赞同和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第二，通过与周恩来、胡愈之等共产党人的密切交往，对共产党人抗日救国的坚定决心和方针政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38年，邹韬奋到武汉，结识了周恩来。后来到重庆，他就成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在和周恩来的直接来往中，他了解到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且在许多问题上得到过周恩来的帮助。胡愈之则是从《生活》周刊时代就与邹韬奋相识，此后一直并肩战斗。邹韬奋曾经说：“在我毕生所结交的朋友中，他们两位（指周恩来和胡愈之——作者注）是我最敬佩的。”[12](273)
第三，通过对抗日根据地的实地考察，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1942年1月，在中共的安排下，邹韬奋来到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此后，又先后到了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并和当地群众、部队一起生产、劳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使他认识到：“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13]
1942年，邹韬奋曾坦诚地告诉友人：“正当中国人民革命巨火在广东炽烈地燃烧起来时，我还是不大关心政治的人。后来国共分裂我还是当作党派斗争，自己不想牵入到任何党派斗争方面去。我认为谁执政都没有问题，只要能够政治清明，使祖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我自己总是希望脚踏实地，为国家及人民切切实实地做一些具体有效的事情。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而投身到挽救祖国危亡的战线上，才逐步认识救中国唯一的道路只有唤起全国人民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从此才认识中国共产党，按着党所指的方向努力。因此我对中国革命是半路出家。是通过自己的摸索，走了不少迂回道路的。”[15]
1944年7月，邹韬奋因耳疾逝世，终年49岁。在临终遗嘱中，他请求中共审查他的一生，如果合格，请追认入党。9月28日，中共中央致唁电，对邹韬奋的一生及事业作了高度的评价，追认他为中共党员。
四、李鼎铭：从“不同意共产党意见”到与中共精诚合作
延安时期，李鼎铭是被归于“开明绅士”一类的，是开明绅士中能够与中共精诚合作、敢做中共铮友的楷模。他以大胆建言“精兵简政”而彪炳史册。
“绅士”在当时一般是指地方上有势力、有功名的人，多指地主或退职官员。李鼎铭做过宫，说他是绅士当然不错。但更准确地说，他当属处于新旧转换时期地方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
1881年，李鼎铭出生于陕西米脂县的一个贫穷农家。8岁入私塾启蒙，14岁从舅父杜良奎（即国民党将领杜聿明之父）学习，埋头苦读经史子集共8载。1903年，参加米脂县秀才预试，名列第二。随后在绥德大考中夺魁，被取为廪生案首。按规定，他可以从官府领取粮食了。但很快就遭遇到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科举之路彻底断了，于是他开始在家乡兴义学、教私塾。1910年，他受聘于绥德中学堂，著有《蒙古历史教科书》。任教期间，他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倡导破除封建迷信，提倡剪发、放足，禁止赌博、盗窃。凡所主张，他都能从自身和自家做起。加上他乐于扶危济困，经常打抱不平，因而在米脂声誉日隆。
清朝被推翻之后，陕北一带土匪横行。为保家乡不受侵扰，他毅然回乡组织民团。1913年，李鼎铭当上了米脂县东区区长，后来又担任过榆林道尹公署民政科长、顾问等职。在职期间，他兴办学校、修桥补路、筹建义仓、扶弱抗强，在老百姓当中有很高的威望。乡民们尊称他为“老先生”，并曾以五区公民的名义送给他一块“造福桑梓”的巨匾。
由于看不惯国民党宫场贪污腐化、蝇营狗苟，李鼎铭于1926年称病辞官，返回故里。后在米脂县城开设“常春医馆”，坐堂行医。凭借其高超的医术、正直的为人、慈悲的胸怀，李鼎铭很快声名远扬。
陕北是个革命老区。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就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当时，李鼎铭对共产党、红军和根据地是什么态度，尽管缺乏直接的材料，但从他后来坦诚的自述中完全可以推知。1941年11月，李鼎铭当选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副议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坦言：“我是个无党无派的人，无党无派中也有几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右倾的，一等是左倾的，我本来右倾，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15]1944年，在延安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李鼎铭仍然直言相告：当时“我不同意共产党意见。”[16]
从认为“社会主义不对”、“不同意共产党意见”，到后来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与共产党精诚合作，并且积极建言献策，李鼎铭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心路历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面对国难当头的形势，李鼎铭认为国共两党应该抛却恩怨，携手合作，共抗日寇，所谓“兄弟阅于墙，外御其辱”。但国民党却采取不抵抗政策，置大片国士沦丧于不顾，反而调集重兵“围剿”红军。李鼎铭对此很不赞成。1934年冬，他被任命为米脂县米东区“肃反“委员会主任，负责清剿本区的共产党。他不但没有执行成命，却反而与当局交涉，建议采取和平的方法加以解决。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李鼎铭开始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坚决主张并极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使李鼎铭非常感动。他认为共产党胸怀坦荡，以民族大局为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才能够置党派的恩怨于不顾。他从实际行动中看到了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和决心，思想开始发生变化。1940年，中共提出在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从制度上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而为各抗日阶层参政议政搭建了现实的平台。李鼎铭积极拥护，很快就参加到米脂县的选举之中。
在李鼎铭思想转变的历程中，1941年是关键的一年。他在这一年接受本县推选，当选为边区参议员。之后，由参议会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在接受斯坦因采访时，李鼎铭列举了三个“重大理由”来说明自己的转变。他说：“第一，我对于共产党的反对，因新民主主义的实行而克服了。这和我认为的中国人民的战时战后的需要相符合。”“第二，当我把选举和旧日国民党统治之下的选举比较之后，我发现我们的选举绝对诚实、自由、平等，绝没有旧日的贿赂、强迫、暴行等现象。”“第三，1941年国民党反对边区、反对中共领导的军队的行动，使我相信，不管年老衰弱，必须参加政府，以便保持对日作战的力量，救老百姓。”[16]
在李鼎铭的思想转变过程中，学生和儿子的影响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他的几个得意门生，如郭洪涛、艾楚南、曹力如等，都是共产党员。他的二儿子李力果，早年就参加了革命，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直到1936年才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9年，李力果携妻、子探家，与父亲先后谈了7天。李鼎铭非常振奋，“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了”。在他们的影响下，李鼎铭对共产党及其策有了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坚定了他与共产党精诚团结，合作抗日的信心。
李鼎铭参加边区政府，开始与中共精诚合作时，已是花甲之年。半个多世纪的曲折经历，遍览晚清和民国的风风雨雨，他在思想上长期处于苦闷和徘徊的状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所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一切，使他走上了与中共合作的道路，并最终接受了共产党的主义。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文中，李鼎铭提出：“把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的真正遗产作为经线，把西欧的进步学说马列主义作为纬线，就能够很好地织成中国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蓝图。”[17]可见，李鼎铭的选择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性选择。他的道路是一个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传统知识分子走向光明的正确道路，他的道路“指示了西北广大中间阶级民主人士奋斗的方向。”[18]
（注：一、二部分为程美东撰写，三、四部分为胡尚元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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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毅在延安举行的邹韬奋先生追悼大会上的讲话[A].邹嘉丽.忆韬奋[C].北京：学林出版社，1985.
［14］陈启昌.邹韬奋在梅县江头村隐蔽的日子[A].邹嘉丽.忆韬奋[C].北京：学林出版社，1985.
［15］就职演说[A].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6］斯坦因.访李鼎铭[A].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7］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A].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8］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及各界挽词[A].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张北根）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闯一多；韦君宜；邹韬奋；李鼎铭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7）01-0117-08
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在一批中国激进的知识精英的呼喊声中才及时诞生的，虽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但自它成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得到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尤其是在十年内战时期。然而，在抗战时期大批持中间态度的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政治态度的转向，同情或支持起中国共产党来了，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空前的道义上的优势，使得它的先进性得到了中下层社会势力的普遍认同。那么，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怎样越来越近地靠近了中国共产党的呢?本文特选其中几个不同类型的代表性人物，探寻其抗战时的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
一、闻一多：从自由主义学者到民主主义战士
闻一多是个激情的诗人、严谨的学者，从其个性上来说绝不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1940年夏，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因病休假，校方提出要闻一多接替其职务，闻一多坦言自己“素性脱略，生活习惯漫无纪律”“充其量不过是清议之才，只堪备当事之咨询，不堪自试也”。[1](175)此言绝非其故作君子，乃其真实的自我剖析。然而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最闻名却是他的具有明确政治倾向性的热血沸腾的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最后一次讲演》!他是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而更多地被后人追忆的!这可能是闻一多及当年他的崇拜者都没有想到的!
可是，历史毕竟就是历史。对于后人，我们最想知道的是，闻一多是如何完成从一个崇尚欧美价值观的诗人、学者到共产党的朋友这个大转变的?
1899年生于湖北浠水富裕家庭的闻一多于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此后十年一直在清华读书，接受的教育完全是美国式。1922年7月至1925年5月，他又留学美国。回国后，他虽一直在青岛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但长期的美国教育而形成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却是始终不变。
他是个热血的爱国者。在留美期间，他与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以国家主义为大旗的“大江会”，其宗旨是“对内实行改造，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主张“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及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那时的他坚决地反对共产主义，刚刚回国，他就对共产党感觉不舒服，“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必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2](134)在北大的几次国家主义派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上，他与共产党人都有过激烈的冲突。
他是个严谨的学者。从1928年至“七七事变”，闻一多专心孜孜地研究国学，翻捡史料，训诂文字，辨析音韵，精研《诗经》《楚辞》《易经》等国学经典，为此他将自己写作《红烛》《死水》时的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激情狠狠地抛掷出去，静静地独守书斋，在另一片天地里默默地耕耘。
卢沟桥的炮火打断了他的梦想。
十二天后，闻一多携带幼年儿女，乘火车南下武汉。在车站，臧克家问及他的那些书籍时，他慨叹道：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在武汉与家人小住几天后，他即刻赶赴长沙，任教于由北大、清华诸校合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不久，战火向内地蔓延，长沙吃紧，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向昆明迁徙。他拒绝了乘坐现代交通工具，而是与200多学生历时68天、步行3300里到达目的地。他的这个非凡的行动在当时是不是有鼓励国人磨练意志、坚持抗战的意味呢?我以为，那是有的，至少在客观上。
民族的危亡，家庭的分离，使闻一多这样的硬汉也多了几多的伤感，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诉去?……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
在西南联大的最初几年里，他又恢复故态，躲进小楼成一统，以致同事郑天挺恳劝其“何妨一下楼”。那时的他，把教书育人看作是一个文人在战时最主要的任务，所以他苦苦专研学术，勤奋备课。他在此间学术上的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篡》《楚辞校补》《尔雅新义》《唐诗杂论》等著作都有着很高的学术水平。可是，在抗战的最后几年里，他却介入了10几年不大问的政治，反感起他一直都比较拥护的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亲近起他20年都不感冒的共产党。
须知，在“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即公开怒斥张学良等“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3]抗战初期，他还对大儿子闻立鹤说，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放心。
可是，后来他却反起蒋介石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闻一多的思想转变开始于1943年。那一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极力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这引起了闻一多的极大反感：“《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4](4)
他深思起抗战以来国民党的腐败。他所听到和看到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巧取豪夺、拉夫征丁、贪污受贿、克扣军粮、私分捐款、中饱私囊的情景不时地闪现在他的眼前。有一次，他在大街上看到被抓的瘦骨嶙峭的壮丁被绳子拴着走，有的倒下就死了。此情此景，令他的心里像受刑一样难受，不禁叹息：为什么离杜甫写《石嚎吏》一千多年以后，我们现在情况比杜甫那个时候还惨呢?国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更加重了他的失望感。
他不得不关心政治了。“我们觉悟了，我们昨天那种严守中立、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就是自欺欺人”[5](367)“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种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他加入了当年吴晗极力规劝之都不愿加入的民盟，因为“现在火都上房了，谁来救火都可以，因此我愿意参加民盟。”这还不算，他又向共产党靠拢了。
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这个过程有其自己反思的原因，也有其他各方面的影响。
第一，受他的那些优秀的进步学生的影响。在抗战后期，不少国统区优秀的学生都倾向共产党，使得那些过去对共产党抱有成见的老师也开始了反思，甚至向学生了解共产党的情况，闻一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师。他的学生向他提供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的著作。学生的观点也影响了他，他曾在私下说过：“我向青年学习，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现在想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我就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他就是个混账王八蛋!”[6](277)
第二，受共产党统战的影响。周恩来曾明确指示要团结、争取闻一多。抗战时中共南方局派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华岗到昆明做统战工作，华岗积极地展开了争取包括闻一多在内的一大批民主人士的工作。华岗知识渊博，又兼任云南大学的教授，使闻一多很容易接受之。闻一多参加了华岗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接触了共产党的种种理论，对共产党有了好感。有的研究者指出：“在闻一多的心中，华岗就是共产党的化身，因此他对华岗可谓‘言听计从’”。
第三，受共产主义的有关著作的影响。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联合政府的理论，都吸引了闻一多，使他改变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成见。
第四，公开或私下的关于解放区的正面报导、描述，使闻一多接受了共产党。赵超构关于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报导，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像；其他渠道关于解放区政治清明、人人平等、团结抗战的描述，也增加了他对共产党的好感。
第五，他的共产党队伍里的亲属的间接影响。他有俩个侄子在延安参加了共产党，偶尔也向他提供一点消息，使他更加确信无疑，他给侄儿写信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生地南方，心在北方。他认定俩侄儿所走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闻一多转向的最根本的原因是面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失望。
抗战后期的闻一多，在思想认识上的不少方面已然是共产党人了。它承认阶级斗争理论，直言“我们实际上都属于剥削阶级，什么时候懂得恨自己，反对自己的阶级而替人民的利益服务，就算为人民了”；他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动力，在《人民的世纪》一文中他写道“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
而他最后一次的讲演，那简直真是一位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
“蒋介石，你那么猖狂，这么反动，翻开历史看看，你还能站住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广大人民是打不尽，杀不完的!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抗战时期的闻一多多么具有象征意义啊!我们需要更多的解读他!
二、韦君宜：从富家小姐到共产主义文艺战士
实在地说，韦君宜在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队伍中算不上特立独显。无论是她的文学成就，还是她的宫阶级别，在她那一代知识分子当中都没有发出特别耀眼的光芒。然而，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4万多知识分子中多数人的历史命运与韦君宜相似：官不高不低，位不显不卑，名不大不小，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尤其是建设事业中却起到了中坚骨干的作用。建国后，我们的文教卫生事业中的骨干分子，有很多都是抗战时期参加到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中来的。所以，韦君宜实在是抗战时期走上革命道路的千万知识分子的缩影，研究此时的韦君宜，可以说有着普遍的意义。
1917年农历10月26日出生于北京的韦君宜，家境富裕。其父魏仲衡（韦君宜原名魏蓁一）曾留学日本，追随过孙中山，长期担任长春铁路局长，1928年辞职后定居于天津法租界。正是有了这样的背景，韦君宜得以在南开女中度过六年的美好时光。
韦君宜的人生转折发生在清华。
1934年9月她考入清华哲学系。可是时局的发展使这个极小就喜欢文学，现在又想“探讨深刻问题”的青年人无法静守书斋了。日本帝国主义日益逼紧的侵华形势，使得韦君宜这样的极小就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青年人再也无法安坐教室读书，去追求自己的一方理想的艺术小天地，而热心地投入到时事政治的活动当中。
她参加了学校里地下党组织的“现代座谈会”“静斋”小组，秘密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而使自己的世界观开始发生转变，直至彻底地走出书斋!
她积极地参加了一二九运动，随后又参加平津学生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社会底层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救亡运动中，韦君宜的心灵受到了更大的震撼，思想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她把自己学得的书本上的理论尽可能地转化为实际的行动，用自己滚烫的热血书写战斗的青春。她的长处是写作，所以，一切她能做的宣传文字她都真心地书写，“若说笔杆子强，别位笔杆子写论文写散文写诗成了气候，我这个笔杆子却专门赶任务。一会儿要公祭郭清同学，叫我来一篇祭文；一会儿出外宣传，需要通俗唱词，又让我来十二段孟姜女调‘正月里来正月正’；有一个刊物上刊登出东北义勇军李红光的轶事，……于是由我动手改编成了一段鼓词‘李红光女英雄’印发出去，其实我连这红光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她多年后的这个自叙真实地反映了她当时的热情。
怀着这样的热情，她于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和同学们加入共产党，是对自己火一样的激情的喷射，是愤怒的宣泄，是理性的决断，这正如她在公祭同学郭清烈士的祭文中所显露的那样，“我们今后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凄凉。我们只有沉痛的愤恨，火一样的烈，海一样深的愤怒和仇恨。”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化解仇恨：只有革命，才能使自己的爱国主义理想化为美好的现实。从此，她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当中，家人的一切劝阻，甚至以送到美国留学为诱惑都没有动摇她的革命信念。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韦君宜避难天津；8月20日，白天津乘船到青岛，10月8日，到长沙临时大学继续求学；1937年秋，借读于武汉大学，年底参加中共湖北省委在黄安七里坪举办的抗日青年训练班，毕业后到襄阳从事青年救亡工作：不久，又被派到宜昌组织参加中共宜昌地委工作：1939年，在辗转流徙中到达延安。此后的6年时间里，她先后工作于《中国青年》杂志、绥德师范学校、绥德地委、中央党校等部门，她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文字，她的作家身份和编辑职业也是在此时奠定的。延安的物质生活是困苦的，但她和无数的青年学生一样，心情舒畅、干劲冲天，真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都投入到抗日事业当中。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
你看，这么亲切的文字里透出的是升入天堂的感觉!
然而，也是在这里，韦君宜遭遇到她一生中第一次的政治风波，使她对革命有了另一方面的感受，使她开始了新的思考。这件事情起源于他的爱人杨述的被“抢救”。杨述在来延安前曾在重庆被捕过，是周恩来营救出狱的。在审干运动中以特务嫌疑的名义被关押起来了，并被要求坦白自己的特务身份。“李部长天天来找我，叫我劝杨述赶快‘坦白’。我一个人带着个才一岁多的孩子住在空窑洞里，没有人再理我”，韦君宜深知丈夫的党性，却无可奈何，只能抱着孩子在窑洞里独自流泪。让她越来越来越不可理解的是，特务越审越多，许多自己深知的人一个个被打成了特务，她周围外来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成了特务。虽然他的丈夫和大批的“被抢救”的“特务”都清白地出来了，但韦君宜纯洁的心灵上从此多了一块伤疤口：“从这时起，我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但是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不过，她的确还信仰共产主义，还信仰共产党。当毛泽东向被整错了同志脱帽致歉后，韦君宜的怨恨彻底消失了，“有这几句话，我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为我们自认是为了革命才来延安的，革命还正在进行，党中央把我们弄错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还不就算了吗?大家总是一家人呀。”她唯一希望的，就是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韦君宜继续跟党走，直到最后的岁月她仍坚持：我是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像韦君宜这样衣食无忧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参加共产党?因为抗日，确切的说，因为共产党抗日!“为什么当共产党的?开始，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不是为了家中穷苦，反对豪富。是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处处妥协，共产党却坚决抗日，这种鲜明的对比决定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选择，“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须知，参加到共产党队伍里的知识分子决不是其中的渣滓，而是精英，像于光远、胡乔木、乔冠华，那在当时都是学校的才子呀!韦君宜在20世纪80年代听说一个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曾这样说过：“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幸事!没有那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到队伍中来，中国共产党怎么能有效地组织民众呢?又怎么能体现她的先进性呢?这也要归公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灵活政策，它顺应了民心，赢得了民众，为此而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理想一一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依然存在。比如，我们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足以吸引一大批像当年韦君宜那批知识分子那样自觉自愿地投入我们的党的怀抱里那样的高度?
三、邹韬奋：半路出家，临终要求追认入党
胡愈之曾经说过：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那里只要有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知道邹韬奋和《生活》周刊的。可见当年邹韬奋的声望之隆、影响之大。他在抗战炮火的洗礼中“半路出家”，最终选择了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其在当时的榜样和示范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邹韬奋本名邹恩润，“韬奋”是他后来主编《生活》周刊时所使用的笔名。“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7](194)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这是他的“夫子自道”，其中所蕴涵的正是他当时的精神追求。
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邹韬奋，在精神气质上带有鲜明的自由主义的烙印。他一度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推崇倍至。1927年11月，他对胡适进行了专访，虚心地向他求教：“本刊是要少发空论多叙述有趣味有价值的事实，要请你加以切实的批评与指导。”[8](81，注释2)在胡适思想影响下，他倡言改善民生、改造社会，不谈政治，从而把《生活》周刊办成了一份生活消遣型的杂志，“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他十分珍视《生活》周刊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自2卷1期接任主编，他即独立自主地从事编辑工作。到第四年，“经济与管理方面均完全自立”。他曾欣慰地回忆：“幸得创办者之绝对信任，记者乃得以公正独立的精神，独来独往的态度，不受任何个人任何团体的牵掣，尽心尽力放手办去。”[9](256)因此，《生活》能够大胆地揭露政治和社会的黑暗面，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他曾经非常推崇“三民主义”，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因而在《生活》上大力介绍。北伐胜利后，他把实施“民生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把蒋介石视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他虽然欢迎民众运动，但强调法制和秩序。他对主张进行阶级斗争、力求通过暴动手段推翻现政权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一度持反对甚至敌视的态度。
由于《生活》的办刊宗旨和态度，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曾在1929年9月致函《生活》周刊社：“贵社发行之《生活》周刊取材丰富，立论新颖，且多含有教育意味之著述。”邹韬奋对此表示：本刊“幸获读者的信任及教育当局的鼓励，愈益自愧，只有力求进步，毋负期望而己。”[10](791)
但是，“九·一八”沈阳城骤起的枪声，很快使邹韬奋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和《生活》周刊开始以毫不妥协的姿态，高擎起抗日救国的大旗。
由于在“拯救中国”的“办法”上产生了不同的认识，邹韬奋开始摆脱胡适的影响，进而与之分道扬镶。“九·一八“之后，他针对胡适替国民党辩护、欢迎国联调查团之类的言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一时间，胡适成了《生活》周刊的重点批判对象。
他也开始在《生活》上大谈政治。“抛开政治的改造而专言社会事业的发展，这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之谈!”他不但谈中国的政治，而且开始从世界大势中去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命运。在此过程当中，他对苏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了争取民众抗战的政治权利，他还在1932年加入宋庆龄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始“从实际方面干去”。
金瓯残缺，杜鹊啼血，他不得不辜负当局的“期望”了!他不再“韬光养晦”，而是把笔作枪，开始了真正的战斗。
在向国人报道“九·一八”事变时，邹韬奋悲忿难禁：“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执笔忍痛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8](128)此后，《生活》连续刊登短论和文章，以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激昂文字，声讨不抵抗主义，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进行大胆的抨击，对蒋介石、张学良等党国要员大加谴责。“一·二八”淞沪抗战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淤沪停战协定》结束，蒋介石却集中兵力“剿共”，压制民众抗日救亡活动。这使邹韬奋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从而认识到，“除非把政权和武器放在民众手中或放在能为民众奋斗的集团手中，绝对没有其他便宜的道路走。”[11](160)
邹韬奋和《生活》的言论振聋发聩，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而为当局所不容，对邹韬奋和《生活》周刊的压制和破坏随之而来。
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也上了黑名单，不得不离开上海，开始了为时两年的国外流亡生活。他周游了亚、欧和北美，对苏联的访问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通过实际的观察和比较，他深切地感受到资本主义即将“油干灯草尽”，社会主义正如日东升。
1935年8月，邹韬奋回国。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再次举起抗日救国的宣传大旗。其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相继成立，邹韬奋均被推选为执委，开始了有组织的救国活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大众生活》不遗余力地对运动进行宣传报道，热情支持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愤怒谴责当局镇压学生的反动行径，以致《大众生活》的发行量直线上升，每期达到20万份，打破中国杂志界的纪录。
鉴于邹韬奋和《大众生活》的巨大影响，蒋介石打算亲自约谈邹韬奋，希望使他成为“陈布雷第二”。邹韬奋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再一次流亡香港。从1933年7月到1942年9月，邹韬奋共被迫流亡了6次。更有甚者，由于宣称抗日而“救国有罪”，邹韬奋与沈钧儒等7人一起，于1936年11月被国民党逮捕，造成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以及对邹韬奋的不断打压，是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主要原因。但是，反对国民党并不意味着一定拥护共产党。邹韬奋“半路出家”，最终选择共产党，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逐步研究和认同，认识到世界大势发展变化的趋向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共产党全面抗战的方针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邹韬奋的主张完全一致。在大力宣传和报道“一·二九”运动时，邹韬奋就提出了“结成全国救亡联合战线”的口号。1936年7月，他和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呼吁“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赞同和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第二，通过与周恩来、胡愈之等共产党人的密切交往，对共产党人抗日救国的坚定决心和方针政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38年，邹韬奋到武汉，结识了周恩来。后来到重庆，他就成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在和周恩来的直接来往中，他了解到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且在许多问题上得到过周恩来的帮助。胡愈之则是从《生活》周刊时代就与邹韬奋相识，此后一直并肩战斗。邹韬奋曾经说：“在我毕生所结交的朋友中，他们两位（指周恩来和胡愈之——作者注）是我最敬佩的。”[12](273)
第三，通过对抗日根据地的实地考察，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1942年1月，在中共的安排下，邹韬奋来到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此后，又先后到了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并和当地群众、部队一起生产、劳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使他认识到：“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13]
1942年，邹韬奋曾坦诚地告诉友人：“正当中国人民革命巨火在广东炽烈地燃烧起来时，我还是不大关心政治的人。后来国共分裂我还是当作党派斗争，自己不想牵入到任何党派斗争方面去。我认为谁执政都没有问题，只要能够政治清明，使祖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我自己总是希望脚踏实地，为国家及人民切切实实地做一些具体有效的事情。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而投身到挽救祖国危亡的战线上，才逐步认识救中国唯一的道路只有唤起全国人民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从此才认识中国共产党，按着党所指的方向努力。因此我对中国革命是半路出家。是通过自己的摸索，走了不少迂回道路的。”[15]
1944年7月，邹韬奋因耳疾逝世，终年49岁。在临终遗嘱中，他请求中共审查他的一生，如果合格，请追认入党。9月28日，中共中央致唁电，对邹韬奋的一生及事业作了高度的评价，追认他为中共党员。
四、李鼎铭：从“不同意共产党意见”到与中共精诚合作
延安时期，李鼎铭是被归于“开明绅士”一类的，是开明绅士中能够与中共精诚合作、敢做中共铮友的楷模。他以大胆建言“精兵简政”而彪炳史册。
“绅士”在当时一般是指地方上有势力、有功名的人，多指地主或退职官员。李鼎铭做过宫，说他是绅士当然不错。但更准确地说，他当属处于新旧转换时期地方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
1881年，李鼎铭出生于陕西米脂县的一个贫穷农家。8岁入私塾启蒙，14岁从舅父杜良奎（即国民党将领杜聿明之父）学习，埋头苦读经史子集共8载。1903年，参加米脂县秀才预试，名列第二。随后在绥德大考中夺魁，被取为廪生案首。按规定，他可以从官府领取粮食了。但很快就遭遇到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科举之路彻底断了，于是他开始在家乡兴义学、教私塾。1910年，他受聘于绥德中学堂，著有《蒙古历史教科书》。任教期间，他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倡导破除封建迷信，提倡剪发、放足，禁止赌博、盗窃。凡所主张，他都能从自身和自家做起。加上他乐于扶危济困，经常打抱不平，因而在米脂声誉日隆。
清朝被推翻之后，陕北一带土匪横行。为保家乡不受侵扰，他毅然回乡组织民团。1913年，李鼎铭当上了米脂县东区区长，后来又担任过榆林道尹公署民政科长、顾问等职。在职期间，他兴办学校、修桥补路、筹建义仓、扶弱抗强，在老百姓当中有很高的威望。乡民们尊称他为“老先生”，并曾以五区公民的名义送给他一块“造福桑梓”的巨匾。
由于看不惯国民党宫场贪污腐化、蝇营狗苟，李鼎铭于1926年称病辞官，返回故里。后在米脂县城开设“常春医馆”，坐堂行医。凭借其高超的医术、正直的为人、慈悲的胸怀，李鼎铭很快声名远扬。
陕北是个革命老区。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就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当时，李鼎铭对共产党、红军和根据地是什么态度，尽管缺乏直接的材料，但从他后来坦诚的自述中完全可以推知。1941年11月，李鼎铭当选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副议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坦言：“我是个无党无派的人，无党无派中也有几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右倾的，一等是左倾的，我本来右倾，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15]1944年，在延安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李鼎铭仍然直言相告：当时“我不同意共产党意见。”[16]
从认为“社会主义不对”、“不同意共产党意见”，到后来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与共产党精诚合作，并且积极建言献策，李鼎铭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心路历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面对国难当头的形势，李鼎铭认为国共两党应该抛却恩怨，携手合作，共抗日寇，所谓“兄弟阅于墙，外御其辱”。但国民党却采取不抵抗政策，置大片国士沦丧于不顾，反而调集重兵“围剿”红军。李鼎铭对此很不赞成。1934年冬，他被任命为米脂县米东区“肃反“委员会主任，负责清剿本区的共产党。他不但没有执行成命，却反而与当局交涉，建议采取和平的方法加以解决。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李鼎铭开始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坚决主张并极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使李鼎铭非常感动。他认为共产党胸怀坦荡，以民族大局为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才能够置党派的恩怨于不顾。他从实际行动中看到了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和决心，思想开始发生变化。1940年，中共提出在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从制度上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而为各抗日阶层参政议政搭建了现实的平台。李鼎铭积极拥护，很快就参加到米脂县的选举之中。
在李鼎铭思想转变的历程中，1941年是关键的一年。他在这一年接受本县推选，当选为边区参议员。之后，由参议会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在接受斯坦因采访时，李鼎铭列举了三个“重大理由”来说明自己的转变。他说：“第一，我对于共产党的反对，因新民主主义的实行而克服了。这和我认为的中国人民的战时战后的需要相符合。”“第二，当我把选举和旧日国民党统治之下的选举比较之后，我发现我们的选举绝对诚实、自由、平等，绝没有旧日的贿赂、强迫、暴行等现象。”“第三，1941年国民党反对边区、反对中共领导的军队的行动，使我相信，不管年老衰弱，必须参加政府，以便保持对日作战的力量，救老百姓。”[16]
在李鼎铭的思想转变过程中，学生和儿子的影响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他的几个得意门生，如郭洪涛、艾楚南、曹力如等，都是共产党员。他的二儿子李力果，早年就参加了革命，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直到1936年才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9年，李力果携妻、子探家，与父亲先后谈了7天。李鼎铭非常振奋，“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了”。在他们的影响下，李鼎铭对共产党及其策有了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坚定了他与共产党精诚团结，合作抗日的信心。
李鼎铭参加边区政府，开始与中共精诚合作时，已是花甲之年。半个多世纪的曲折经历，遍览晚清和民国的风风雨雨，他在思想上长期处于苦闷和徘徊的状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所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一切，使他走上了与中共合作的道路，并最终接受了共产党的主义。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文中，李鼎铭提出：“把中国哲学与民族传统的真正遗产作为经线，把西欧的进步学说马列主义作为纬线，就能够很好地织成中国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蓝图。”[17]可见，李鼎铭的选择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性选择。他的道路是一个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传统知识分子走向光明的正确道路，他的道路“指示了西北广大中间阶级民主人士奋斗的方向。”[18]
（注：一、二部分为程美东撰写，三、四部分为胡尚元撰写）
〔参考文献〕
［１］闻黎明.闻一多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２］李璜.学钝室回忆录[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３］张春风.闻一多先生二三事[J].宇宙风，1947，（147、148）.
［４］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M].重庆：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
［５］闻一多全集：第二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６］冯友兰自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７］毕云程.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A].邹嘉丽.忆韬奋[C].北京：学林出版社，1985.
［８］沈谦芳.邹韬奋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９］邹韬奋全集：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0］邹韬奋全集：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1］邹韬奋全集：第5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2］邹嘉丽.忆韬奋[M]学林出版社.北京：1985.
［13］陈毅在延安举行的邹韬奋先生追悼大会上的讲话[A].邹嘉丽.忆韬奋[C].北京：学林出版社，1985.
［14］陈启昌.邹韬奋在梅县江头村隐蔽的日子[A].邹嘉丽.忆韬奋[C].北京：学林出版社，1985.
［15］就职演说[A].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6］斯坦因.访李鼎铭[A].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7］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A].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8］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及各界挽词[A].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张北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