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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祖上家世的印象，大多来自奶奶的“口头文学”。将零碎的讲述拼接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农民和土地的故事。
广灵县在山西省最偏僻的地方，曾隶属晋察冀边区、察哈尔省。源于此地的“壶流河”，流经河北蔚县、涿鹿，与丁玲小说中那条“桑干河”汇合。我祖上所在的村叫“北土”。单听这村名，就知道是纯粹的农植区。村西南，“白羊峪”的小泉小水渗下来聚成一条不大的常流河，河水浇出一道川里上百顷好地。水地周围的村子，说不上富庶，日子倒也过得去。
在我曾祖父辈上，薛家一门出了三个秀才。村前街口上，曾有两尊石狮，人称“狮子巷”，巷内是三个秀才的房院。到爷爷这辈，经过几代的繁衍，原本就不大的院落里，已是挨挨插插、人满为患了。
祖上只留下容身的房院，却没有多少银两、田产。后人们老实，没有做官的命，也缺少经商的胆，除了种地就不知该干啥了。三兄弟虽然分了家，却没分开住，只把房、地划开。爷爷排末，分得自然是兄长们挑剩的。四亩半“清水地”分作两处，再就是二十五、六亩“洪水地”了。村南几分园子也归他种，供三家应时吃菜。
爷爷自幼好学，算是粗通文墨。秀才祖宗的旧书，兄嫂们拿来引火糊墙，他用粮食换了，当宝贝收罗回来。大约还能写一手毛笔字，编得长联短句。村里有动笔动嘴的事，如红白喜事上布置场面、书写对联、记录礼账等，少不了找他。种地是庄户人的本分，他在这上头苦下得多，脑筋也动得不少，种出村里一流的庄稼。他单名一个“琪”字，中年后，就被三乡五里的人们尊称为“琪先生”了。
不知经过多少辈子，这一带的村民，自发联合起来，修成了一条“普济渠”。斗渠、支渠、毛渠、闸口、水道也配套齐全。四季常流水，浇出的地叫“清水地”，旱涝保收；雨季发“山水”淤出的地叫“洪水地”，比旱地肥。普济渠设有民间管理机构。爷爷曾受众人推举主持渠务，处理些用水纠纷、派工修渠的事。没有任何报酬，纯是白尽义务。先后有七任“经理”受百姓爱戴，将其头像、“政绩”浮雕在龙王庙院的石版上，其中有刻着薛琪的一块。
这道川秋天冷得早。庄稼不等成熟就赶上秋冻，绿生生地站在地里死了，穗子里瘪瘪地没东西。地再好，也只能种些糜黍谷豆小杂粮。后来，不知从何时起兴了种麻。这麻，可是个好东西。 “籽麻”榨的麻油能吃、能点灯，麻糁又是好肥料；“皮麻”剥出的麻皮又白又长，绾成把、打成捆，板板正正搁在驴背上，驮到县城的山货栈，换回了响当当的银钱。卖麻有了钱，爱显摆的人串门子，棉袍里揣上几块银元，一颠一响。
麻是好东西，可不好种，只有“清水地”才能保收。我爷爷是这上头的行家里手。头年秋后整好地，刮好堰，上冻前浇透“冬汇”水。冬浇是洪水，轮下来时辰没准，人就拄着铁锨在冷风里等。等得夜深人困，那水却下来了。水来得猛，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跌倒在泥里、湿了鞋袜裤腿也是常有的。再就是选种捣粪。种籽选好，窗台上晾干，小布袋里收好，挂在房梁上等开春；羊粪晒干，捣弄成细面，掺上墙根的游沙土。
节令到了，麻地早已耙耱熨贴、洇得半干。麻籽拌上羊粪细土，匀匀撒在地里。种麻，付出的功夫要比种粮多几倍。出苗后，老天旱了浇，苗子瘦了“奶”；长高了怕风刮，风大就铺了地。长到时候，连根拔起。驴驮人背到“麻潢”里沤。沤到成色，“潢”里的水也就见了冰凌。捞麻时，麻捆沉得像死人，冰水冷得钻骨头。男人们捞一回麻，就是一场“小死”，不少人由此落下腰腿疼。
冬天黑得早，夜长没事，女人们就剥麻。沤好的麻晾开风干，剥一捆往家抱一捆。麻秆秆点灯亮全家。爷爷在炕桌上教小儿认字，有时也念念《封神演义》之类的话本。奶奶和两个姑姑在地下剥麻。指甲掐牢一绺绺往下剥，麻皮嵌入手上皴开的裂子里，不小心一扯就出血。剥一冬麻，手简直就不能看了。还要带起麻絮灰尘，全家没个不咳嗽的。天冷的夜里，孩子咳罢大人咳，咳得全家一夜不能睡。
剥完麻，就该腊月了。头头尾尾成色差的留下自用，好麻挽成把儿，扎成捆子。捆子的长短粗细正好人背驴驮，要依商家要求。各家的货色不同。爷爷的麻货白净匀长，捆子打得板正一律，山货栈的掌柜愿收，付起现银来也痛快。我们村离县城三十来里路，中间隔一道“大岭”。我爷爷和他的“画眉驴”天不亮就上路了。驴驮着麻垛，他也背着个麻捆。怀里抱着钱褡子，里面放着奶奶烙的干粮，一人一驴走在大岭的盘陀道上。天寒地冻，出气成霜，胡子上都结了冰。
奶奶从北面来。小巧的脚和玲珑的身段，衲不了鞋底却绣得好花。举止言谈，处处和一般农家女不同。爷爷的元配，早年就得“热病”殁了，不曾留下一男半女。奶奶来薛家是续弦。她的父亲汉姓“彭”，曾在清军绿营当差，人称“彭标统”，是个吃粮领饷的军人。辛亥后，八旗军解散，新军不用旧人，他就赋闲当起“爷”来。一杆烟枪，抽垮了还算殷实的人家；穷途末路，只得将独生女给人做了填房。
奶奶心比天高，命运不济。能嫁个名气不错的正经农民，虽然年龄大她不少，也只好认命了。她先后给爷爷生过六个孩子，成活下来三个，依次为大姑母、二姑母和我的父亲。
爷爷续娶奶奶后，有儿有女，光景看好。几亩种麻的清水地，是中兴家道的唯一寄托。日子越见起色，越是勤谨。不管是上普济渠办公，还是赶驴送麻，他总要拣拾路上的粪肥。有时没带粪筐，就撩起大襟兜了粪蛋倒进麻地里。这块麻地成了全村眼热的“刮金板”，一亩麻能有五十块银元的进项哩。拔过麻的地，赶趁着还能种一茬蔓菁、萝卜，盐腌的“咸圪瘩”够吃到来年。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广灵。“皇协区”推行“战时经济”，其中一项就是在种麻的水地里改种大烟。爷爷年轻时曾到“口外”张北一带打短工，替人家收种过大烟，知道这东西利大、祸害也大。人家都种时，他却是全村唯一有水地不种大烟的人。为此还赋“诗”言志，书于纸上，悬于壁端。收烟季节，别人家忙不过来。两个姑姑去帮人割烟，为的是挣些工钱，添件新衣。
大烟采收时间极短，烟瓜成熟也就前后十来天，会割的人又不好找。正好爷爷家有人、有技术、还自带家什器具。割烟时，用一块锋利的小铜片，照准烟瓜靠下最肥嫩的部位划开，雪白的“奶子”流出来；食指一抿，赶紧将“奶子”刮进随身带的瓷碗里，这东西见不得铁腥。会割的，能在一个烟瓜上先后割几次。“奶子”集起，晒成黑乎乎的烟土膏子，一部分贩运出去，由日本人课税敛财；一部分有意销往根据地，毒害那里的军民。大烟种起来不难，来钱也容易。爷爷不为所动，一门心思种好他的麻，对家人管束更严。父亲年幼不懂事，贪吃了人家晾在外面的大烟籽，虽说很香，可上火拉不出屎来，闹了一场虚惊。爷爷年复一年，在麻地里刨闹着他的前程。到1946年前夕，居然在县城“白记山货栈”存下一千多块大洋。 两个姑母中，大姑娘文静内秀，已嫁到好人家做媳妇，日子过得安生。二姑娘生得五大三粗，吃饭总也不饱，干活顶上小子，庄稼院里一把好手。性子急、嗓门大，风风火火地不像个女子，不咋招人待见。这年十五六岁，爷爷就把她许给邻村一个地多的土财主。那男孩太小，正是尿炕的年龄，二姑常和家里怄气。县城的白财东，和爷爷打了近二十年的交道，从做买卖相与到好朋友。他了解爷爷的为人，也清楚放在柜上的银元。父亲是家里的独苗，当时不到十岁。白家有个女子，年龄也不大。两边一商量，就订下“娃娃亲”。
爷爷把二姑娘许给邻村地多的大户，又攀上城里开买卖的商家，不免心就大了。他将全部银元交给“亲家”掌柜投资生利，想望着一大片水地。他要在地里种出更多的麻。日本降了，“光复”后短暂的和平，让庄稼人重又打起了精神。爷爷带领全家苦拼打熬，养种他的麻地，盘算那些银元能买多少好地。
1947年夏天，地里的麻长高了。彭德怀手下的二野总医院（后来叫“白求恩和平医院”），在北土村驻扎、休整两个多月。队伍里有不少女兵，挨家挨户上门搞宣传，在村里办夜校，教农家女子们读书写字、唱歌演戏。二姑早就对家里不满，也没处说。现在队伍来了，村里红火下个天，她哪能呆得住？一来二去，就和部队上熟惯了。人家看她身体好、能吃苦，又订下这么一桩不如意的婚事，很是同情，暗中发展她入伍，当下欢天喜地帮人家做开事了。
部队开拔那天，她早早起来给全家做熟饭，担满水，喂了鸡。从家里啥也没拿，就跟上部队走了。队伍刚上大岭，国民党的飞机来扫射，铜炮壳子亮闪闪地从飞机肚皮落下来，眼看一辆拉棉花的大车起了火。下午，父亲还去拣回几个烟薰火燎的铜弹壳，有大拇指粗，一拃多长。爷爷原以为二女子只是跟女兵们玩耍，没想到她的主意比天大。就在全村混乱中，薛二女子真的跟上“八路军”走了。不久，地方上办了“军属证”，还备了一匹骡子，由专人护送奶奶领着我父亲，到灵丘驻地探望。看见她的二女子穿着新军装，头发短短的挺精神，奶奶知道已是无法劝回了。
她这一走，走到了大西北，走过了鸭绿江，再没回来过。
二姑的出走，让爷爷闷闷不乐。他不知道，此时国共两党的内战，将如何结局；他无法想象，一个规矩农家的女子，竟然跟上部队跑了，拿啥脸面对亲家；在他一生中，小事上都没“矬蜡”，偏偏在大事上毁了约，他痛悔自己的疏忽，更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变故。消息传到县城，白财东见了爷爷，鼻子哼哼着说话，态度不冷不热的。放在柜上的银元，成了爷爷的心病。这一千多块银元，是扑倒身子从麻地里刨出来的血汗钱，寄托着一家的想望。支撑着这个瘦小精干的农民，带领全家苦苦捱到如今。凭着信用放给“亲家”的银元，有了闪失，不但意味着这个家前景无望，也意味着爷爷瞎了眼，看错了人。二姑出走、银钱上的顾虑，接连的打击如雪上加霜。刚强的他，从此悒郁寡欢，竟至一病不起，终年64虚岁。
1947年底，土改运动在广灵县开始。一冬一春的运动，全村土地按人头分了。我家人口减员，土地多出均数，退了五、六亩洪水地，分给地少的农户。由于纯属自耕，未雇过工，又是革命军属，家庭成分就定为“中中农”。1949年初，不管是贫下中农还是地主富农，各家都领上了新麻纸印的土地证，上面明确了土地的亩数、区位、等级，还有住房情况等等。至今，父亲还保存着那张轻飘飘的、早已黄旧的麻纸。
县城白家经营多年，积下了不少银钱，加上爷爷的，在老家“白家坟”村置了地。土改运动后，白家光景一落千丈，和我父亲订下的“娃娃亲”，再不提起。至于那一千块银元，更是打了水漂。
土改结束时，二姑所在的部队，正转战大西北。家里嫁的嫁，走的走，去世的去世，只剩孤儿寡母相守。日子过不下去，奶奶就让本家侄儿牵骡子，到四十多里外的白家要帐。白家光景虽不比从前，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头回给赶上几只羊，二回给装上几斗莜麦，糊弄搪塞，也是没办法的事。一回，行至县城附近牲口受惊，把奶奶掀翻在地，摔断了胳膊，要账的事也随之作罢。
父亲从小生得可爱，人称“板人儿”。很早就受爷爷启蒙，同年仿岁的学童中，算是早慧的。本村的《土地证》，有些就是他帮着填写的。1949年，在二里地外的南村镇上高小，连跳几班，同期同学比他大好几岁。高小毕业生在当地算是小知识分子。1951年他15周岁，被县公安局正式招为干部。当时，县里唯一一辆英国“兰翎”自行车，原是旧县长女儿的，让父亲骑上。他斜挎牛皮公文包，脚蹬弯梁车，出出进进很是风光。奶奶领着军属的小米，跟随儿子住进县城。1952年，雁北与忻县两地合为晋北专署，年底父亲调到崞县（原平）工作。他领着奶奶，背着两人的铺盖卷，就下了（雁门）关南，离开了这块土地。
前些年，我和妻儿陪着父亲回到北土村，本家人迎了出来。父亲同辈的，许多人已经衰老得看不出年龄，有的还留着那种山羊胡子。我试图从他们带有家族印记的脸上，辨认属于爷爷的气质，可他们如此相像，身上无一例外地沾满了草屑和泥土，一些人的腰，已经明显地弯了。其中一位老者，有些迟疑地，又情不自禁地拉住父亲的衣袖，说：“板人，你可是走好了。看看俺们这些没出息的……”，哽噎地说不下去了。
此时，我默然离开他们。一人穿过村北的公路，钻进一片农田。锋利的庄稼叶子，划伤我裸露的胳膊，还渗出微薄的血。循着田埂，走到一个缓坡高地。这里有“学大寨”时迁来的祖坟，蝈蝈在酸枣丛里叫。四周坟茔新旧参差，里面埋着家族中先后逝去的人们。往上看，是爷爷当年卖麻经过的“大岭”，如今，已被草木覆盖得黄绿一片，看不出旧日的山道。四下一望，平畴沃野，全是油料葵花，正当盛开季节。硕大的花朵金灿灿地铺陈开来，给人有些不真实的感觉。我很想臆测当年那块麻地的方位，却被这过于明亮的初秋景色，晃得眼花流泪。这里早已不种麻了，间或有渠边地头的野生麻子们，疯长得不似想象中的模样。我知道，奶奶所说的那块“清水麻地”不存在了，早已回到了遥远的过去。
近年，退休于大同市的父亲，在广灵县城边买了一块宅基地。我父子俩联手合力，在上面建了一处传统结构的住房。房架起来，椽檩上好，要“压苫”屋顶。这在本地颇有讲究：邀集本村、本族能上房的老者，亲手将山柴劈成的“苫子”，一根根安插摆放于上。那天，从15公里以外来了不少人，蹲满了房顶。大家说笑着，像自家起屋一样高兴。一位老者说，这正房的东山墙，正好建在去往白家坟村的故道上。又肯定地说：当年三婶子（我奶奶）从骡子上跌下来，就在这里。
房子盖好后，我躺在轩敞的瓦屋里，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想入非非。
广灵县在山西省最偏僻的地方，曾隶属晋察冀边区、察哈尔省。源于此地的“壶流河”，流经河北蔚县、涿鹿，与丁玲小说中那条“桑干河”汇合。我祖上所在的村叫“北土”。单听这村名，就知道是纯粹的农植区。村西南，“白羊峪”的小泉小水渗下来聚成一条不大的常流河，河水浇出一道川里上百顷好地。水地周围的村子，说不上富庶，日子倒也过得去。
在我曾祖父辈上，薛家一门出了三个秀才。村前街口上，曾有两尊石狮，人称“狮子巷”，巷内是三个秀才的房院。到爷爷这辈，经过几代的繁衍，原本就不大的院落里，已是挨挨插插、人满为患了。
祖上只留下容身的房院，却没有多少银两、田产。后人们老实，没有做官的命，也缺少经商的胆，除了种地就不知该干啥了。三兄弟虽然分了家，却没分开住，只把房、地划开。爷爷排末，分得自然是兄长们挑剩的。四亩半“清水地”分作两处，再就是二十五、六亩“洪水地”了。村南几分园子也归他种，供三家应时吃菜。
爷爷自幼好学，算是粗通文墨。秀才祖宗的旧书，兄嫂们拿来引火糊墙，他用粮食换了，当宝贝收罗回来。大约还能写一手毛笔字，编得长联短句。村里有动笔动嘴的事，如红白喜事上布置场面、书写对联、记录礼账等，少不了找他。种地是庄户人的本分，他在这上头苦下得多，脑筋也动得不少，种出村里一流的庄稼。他单名一个“琪”字，中年后，就被三乡五里的人们尊称为“琪先生”了。
不知经过多少辈子，这一带的村民，自发联合起来，修成了一条“普济渠”。斗渠、支渠、毛渠、闸口、水道也配套齐全。四季常流水，浇出的地叫“清水地”，旱涝保收；雨季发“山水”淤出的地叫“洪水地”，比旱地肥。普济渠设有民间管理机构。爷爷曾受众人推举主持渠务，处理些用水纠纷、派工修渠的事。没有任何报酬，纯是白尽义务。先后有七任“经理”受百姓爱戴，将其头像、“政绩”浮雕在龙王庙院的石版上，其中有刻着薛琪的一块。
这道川秋天冷得早。庄稼不等成熟就赶上秋冻，绿生生地站在地里死了，穗子里瘪瘪地没东西。地再好，也只能种些糜黍谷豆小杂粮。后来，不知从何时起兴了种麻。这麻，可是个好东西。 “籽麻”榨的麻油能吃、能点灯，麻糁又是好肥料；“皮麻”剥出的麻皮又白又长，绾成把、打成捆，板板正正搁在驴背上，驮到县城的山货栈，换回了响当当的银钱。卖麻有了钱，爱显摆的人串门子，棉袍里揣上几块银元，一颠一响。
麻是好东西，可不好种，只有“清水地”才能保收。我爷爷是这上头的行家里手。头年秋后整好地，刮好堰，上冻前浇透“冬汇”水。冬浇是洪水，轮下来时辰没准，人就拄着铁锨在冷风里等。等得夜深人困，那水却下来了。水来得猛，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跌倒在泥里、湿了鞋袜裤腿也是常有的。再就是选种捣粪。种籽选好，窗台上晾干，小布袋里收好，挂在房梁上等开春；羊粪晒干，捣弄成细面，掺上墙根的游沙土。
节令到了，麻地早已耙耱熨贴、洇得半干。麻籽拌上羊粪细土，匀匀撒在地里。种麻，付出的功夫要比种粮多几倍。出苗后，老天旱了浇，苗子瘦了“奶”；长高了怕风刮，风大就铺了地。长到时候，连根拔起。驴驮人背到“麻潢”里沤。沤到成色，“潢”里的水也就见了冰凌。捞麻时，麻捆沉得像死人，冰水冷得钻骨头。男人们捞一回麻，就是一场“小死”，不少人由此落下腰腿疼。
冬天黑得早，夜长没事，女人们就剥麻。沤好的麻晾开风干，剥一捆往家抱一捆。麻秆秆点灯亮全家。爷爷在炕桌上教小儿认字，有时也念念《封神演义》之类的话本。奶奶和两个姑姑在地下剥麻。指甲掐牢一绺绺往下剥，麻皮嵌入手上皴开的裂子里，不小心一扯就出血。剥一冬麻，手简直就不能看了。还要带起麻絮灰尘，全家没个不咳嗽的。天冷的夜里，孩子咳罢大人咳，咳得全家一夜不能睡。
剥完麻，就该腊月了。头头尾尾成色差的留下自用，好麻挽成把儿，扎成捆子。捆子的长短粗细正好人背驴驮，要依商家要求。各家的货色不同。爷爷的麻货白净匀长，捆子打得板正一律，山货栈的掌柜愿收，付起现银来也痛快。我们村离县城三十来里路，中间隔一道“大岭”。我爷爷和他的“画眉驴”天不亮就上路了。驴驮着麻垛，他也背着个麻捆。怀里抱着钱褡子，里面放着奶奶烙的干粮，一人一驴走在大岭的盘陀道上。天寒地冻，出气成霜，胡子上都结了冰。
奶奶从北面来。小巧的脚和玲珑的身段，衲不了鞋底却绣得好花。举止言谈，处处和一般农家女不同。爷爷的元配，早年就得“热病”殁了，不曾留下一男半女。奶奶来薛家是续弦。她的父亲汉姓“彭”，曾在清军绿营当差，人称“彭标统”，是个吃粮领饷的军人。辛亥后，八旗军解散，新军不用旧人，他就赋闲当起“爷”来。一杆烟枪，抽垮了还算殷实的人家；穷途末路，只得将独生女给人做了填房。
奶奶心比天高，命运不济。能嫁个名气不错的正经农民，虽然年龄大她不少，也只好认命了。她先后给爷爷生过六个孩子，成活下来三个，依次为大姑母、二姑母和我的父亲。
爷爷续娶奶奶后，有儿有女，光景看好。几亩种麻的清水地，是中兴家道的唯一寄托。日子越见起色，越是勤谨。不管是上普济渠办公，还是赶驴送麻，他总要拣拾路上的粪肥。有时没带粪筐，就撩起大襟兜了粪蛋倒进麻地里。这块麻地成了全村眼热的“刮金板”，一亩麻能有五十块银元的进项哩。拔过麻的地，赶趁着还能种一茬蔓菁、萝卜，盐腌的“咸圪瘩”够吃到来年。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广灵。“皇协区”推行“战时经济”，其中一项就是在种麻的水地里改种大烟。爷爷年轻时曾到“口外”张北一带打短工，替人家收种过大烟，知道这东西利大、祸害也大。人家都种时，他却是全村唯一有水地不种大烟的人。为此还赋“诗”言志，书于纸上，悬于壁端。收烟季节，别人家忙不过来。两个姑姑去帮人割烟，为的是挣些工钱，添件新衣。
大烟采收时间极短，烟瓜成熟也就前后十来天，会割的人又不好找。正好爷爷家有人、有技术、还自带家什器具。割烟时，用一块锋利的小铜片，照准烟瓜靠下最肥嫩的部位划开，雪白的“奶子”流出来；食指一抿，赶紧将“奶子”刮进随身带的瓷碗里，这东西见不得铁腥。会割的，能在一个烟瓜上先后割几次。“奶子”集起，晒成黑乎乎的烟土膏子，一部分贩运出去，由日本人课税敛财；一部分有意销往根据地，毒害那里的军民。大烟种起来不难，来钱也容易。爷爷不为所动，一门心思种好他的麻，对家人管束更严。父亲年幼不懂事，贪吃了人家晾在外面的大烟籽，虽说很香，可上火拉不出屎来，闹了一场虚惊。爷爷年复一年，在麻地里刨闹着他的前程。到1946年前夕，居然在县城“白记山货栈”存下一千多块大洋。 两个姑母中，大姑娘文静内秀，已嫁到好人家做媳妇，日子过得安生。二姑娘生得五大三粗，吃饭总也不饱，干活顶上小子，庄稼院里一把好手。性子急、嗓门大，风风火火地不像个女子，不咋招人待见。这年十五六岁，爷爷就把她许给邻村一个地多的土财主。那男孩太小，正是尿炕的年龄，二姑常和家里怄气。县城的白财东，和爷爷打了近二十年的交道，从做买卖相与到好朋友。他了解爷爷的为人，也清楚放在柜上的银元。父亲是家里的独苗，当时不到十岁。白家有个女子，年龄也不大。两边一商量，就订下“娃娃亲”。
爷爷把二姑娘许给邻村地多的大户，又攀上城里开买卖的商家，不免心就大了。他将全部银元交给“亲家”掌柜投资生利，想望着一大片水地。他要在地里种出更多的麻。日本降了，“光复”后短暂的和平，让庄稼人重又打起了精神。爷爷带领全家苦拼打熬，养种他的麻地，盘算那些银元能买多少好地。
1947年夏天，地里的麻长高了。彭德怀手下的二野总医院（后来叫“白求恩和平医院”），在北土村驻扎、休整两个多月。队伍里有不少女兵，挨家挨户上门搞宣传，在村里办夜校，教农家女子们读书写字、唱歌演戏。二姑早就对家里不满，也没处说。现在队伍来了，村里红火下个天，她哪能呆得住？一来二去，就和部队上熟惯了。人家看她身体好、能吃苦，又订下这么一桩不如意的婚事，很是同情，暗中发展她入伍，当下欢天喜地帮人家做开事了。
部队开拔那天，她早早起来给全家做熟饭，担满水，喂了鸡。从家里啥也没拿，就跟上部队走了。队伍刚上大岭，国民党的飞机来扫射，铜炮壳子亮闪闪地从飞机肚皮落下来，眼看一辆拉棉花的大车起了火。下午，父亲还去拣回几个烟薰火燎的铜弹壳，有大拇指粗，一拃多长。爷爷原以为二女子只是跟女兵们玩耍，没想到她的主意比天大。就在全村混乱中，薛二女子真的跟上“八路军”走了。不久，地方上办了“军属证”，还备了一匹骡子，由专人护送奶奶领着我父亲，到灵丘驻地探望。看见她的二女子穿着新军装，头发短短的挺精神，奶奶知道已是无法劝回了。
她这一走，走到了大西北，走过了鸭绿江，再没回来过。
二姑的出走，让爷爷闷闷不乐。他不知道，此时国共两党的内战，将如何结局；他无法想象，一个规矩农家的女子，竟然跟上部队跑了，拿啥脸面对亲家；在他一生中，小事上都没“矬蜡”，偏偏在大事上毁了约，他痛悔自己的疏忽，更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变故。消息传到县城，白财东见了爷爷，鼻子哼哼着说话，态度不冷不热的。放在柜上的银元，成了爷爷的心病。这一千多块银元，是扑倒身子从麻地里刨出来的血汗钱，寄托着一家的想望。支撑着这个瘦小精干的农民，带领全家苦苦捱到如今。凭着信用放给“亲家”的银元，有了闪失，不但意味着这个家前景无望，也意味着爷爷瞎了眼，看错了人。二姑出走、银钱上的顾虑，接连的打击如雪上加霜。刚强的他，从此悒郁寡欢，竟至一病不起，终年64虚岁。
1947年底，土改运动在广灵县开始。一冬一春的运动，全村土地按人头分了。我家人口减员，土地多出均数，退了五、六亩洪水地，分给地少的农户。由于纯属自耕，未雇过工，又是革命军属，家庭成分就定为“中中农”。1949年初，不管是贫下中农还是地主富农，各家都领上了新麻纸印的土地证，上面明确了土地的亩数、区位、等级，还有住房情况等等。至今，父亲还保存着那张轻飘飘的、早已黄旧的麻纸。
县城白家经营多年，积下了不少银钱，加上爷爷的，在老家“白家坟”村置了地。土改运动后，白家光景一落千丈，和我父亲订下的“娃娃亲”，再不提起。至于那一千块银元，更是打了水漂。
土改结束时，二姑所在的部队，正转战大西北。家里嫁的嫁，走的走，去世的去世，只剩孤儿寡母相守。日子过不下去，奶奶就让本家侄儿牵骡子，到四十多里外的白家要帐。白家光景虽不比从前，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头回给赶上几只羊，二回给装上几斗莜麦，糊弄搪塞，也是没办法的事。一回，行至县城附近牲口受惊，把奶奶掀翻在地，摔断了胳膊，要账的事也随之作罢。
父亲从小生得可爱，人称“板人儿”。很早就受爷爷启蒙，同年仿岁的学童中，算是早慧的。本村的《土地证》，有些就是他帮着填写的。1949年，在二里地外的南村镇上高小，连跳几班，同期同学比他大好几岁。高小毕业生在当地算是小知识分子。1951年他15周岁，被县公安局正式招为干部。当时，县里唯一一辆英国“兰翎”自行车，原是旧县长女儿的，让父亲骑上。他斜挎牛皮公文包，脚蹬弯梁车，出出进进很是风光。奶奶领着军属的小米，跟随儿子住进县城。1952年，雁北与忻县两地合为晋北专署，年底父亲调到崞县（原平）工作。他领着奶奶，背着两人的铺盖卷，就下了（雁门）关南，离开了这块土地。
前些年，我和妻儿陪着父亲回到北土村，本家人迎了出来。父亲同辈的，许多人已经衰老得看不出年龄，有的还留着那种山羊胡子。我试图从他们带有家族印记的脸上，辨认属于爷爷的气质，可他们如此相像，身上无一例外地沾满了草屑和泥土，一些人的腰，已经明显地弯了。其中一位老者，有些迟疑地，又情不自禁地拉住父亲的衣袖，说：“板人，你可是走好了。看看俺们这些没出息的……”，哽噎地说不下去了。
此时，我默然离开他们。一人穿过村北的公路，钻进一片农田。锋利的庄稼叶子，划伤我裸露的胳膊，还渗出微薄的血。循着田埂，走到一个缓坡高地。这里有“学大寨”时迁来的祖坟，蝈蝈在酸枣丛里叫。四周坟茔新旧参差，里面埋着家族中先后逝去的人们。往上看，是爷爷当年卖麻经过的“大岭”，如今，已被草木覆盖得黄绿一片，看不出旧日的山道。四下一望，平畴沃野，全是油料葵花，正当盛开季节。硕大的花朵金灿灿地铺陈开来，给人有些不真实的感觉。我很想臆测当年那块麻地的方位，却被这过于明亮的初秋景色，晃得眼花流泪。这里早已不种麻了，间或有渠边地头的野生麻子们，疯长得不似想象中的模样。我知道，奶奶所说的那块“清水麻地”不存在了，早已回到了遥远的过去。
近年，退休于大同市的父亲，在广灵县城边买了一块宅基地。我父子俩联手合力，在上面建了一处传统结构的住房。房架起来，椽檩上好，要“压苫”屋顶。这在本地颇有讲究：邀集本村、本族能上房的老者，亲手将山柴劈成的“苫子”，一根根安插摆放于上。那天，从15公里以外来了不少人，蹲满了房顶。大家说笑着，像自家起屋一样高兴。一位老者说，这正房的东山墙，正好建在去往白家坟村的故道上。又肯定地说：当年三婶子（我奶奶）从骡子上跌下来，就在这里。
房子盖好后，我躺在轩敞的瓦屋里，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想入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