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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最里面的那个房间。”
来人向狱警点点头，继续沿着长长的走廊走下去，步伐坚毅有力。墙壁是黄色的煤渣砖砌成的，但走廊让他想起了一座古老的英国监狱，由砖砌成，煤灰四溅。
他过去经常来这里，但是上次来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他听到附近某个地方响起了铃声，铃声轻柔。这声音听起来并不熟悉，尽管叮叮当当的很欢快，但还是让人感到莫名地不安。
快走到走廊一半的时候，狱警喊道：“警长——”
他转过身来。
“你们做得很好。我是说，抓住了他。”
博伊尔腋下夹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他点了点头，继续沿着没有窗户的走廊走到7号房间门口。
透過牢门方形的窗户，博伊尔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样子和蔼可亲，不高不矮，浓密的头发中夹杂着丝丝银发。他那双明亮、逗人喜欢的眼睛盯着煤渣砖砌的墙壁。他穿着拖鞋的脚被锁链锁住了，手也被锁链锁住了，银色的链环穿过腰间的镣铐。
博伊尔打开了门。里面的人咧嘴一笑，仔细打量着他。
“你好，詹姆斯。”博伊尔说。
“原来想见我的人是你。”
博伊尔从事追捕杀人犯的工作已经有十九年了。他从詹姆斯·费兰的脸上看到了这种时刻这类男女脸上经常呈现出来的复杂表情：傲慢、愤怒、恐惧。
费兰瘦削的脸上挂着这一两天长出来的胡子茬儿，眼睛蓝得像荷兰瓷器。
但是博伊尔觉得，有些东西不见了。是什么呢？是的，就是这样，他断定。在大多数囚犯的眼睛后面是一片迷茫，而在费兰身上，这种现象并不存在。
博伊尔把文件丢在桌子上，快速浏览了一遍。
“你就是那个人。”费兰喃喃自语。
“哦，不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詹姆斯。我们有很多人在找你。”
“可是，老话说得好，没有动力，就无法前进。我听说你的手下连觉都不能睡。”
博伊尔是警察局警长，同时也是凶杀组的负责人，他负责监督格兰维尔公园凶杀案特别小组的工作，该小组由五名全职工作的警员和几十名兼职工作人员组成（每人每天至少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不过，博伊尔没有出庭作证，在今天之前从未与费兰交谈过，也从未近距离看过他。他原以为费兰很普通，但他惊讶地看到，那双蓝眼睛里还有另一种特质——难以形容的特质。在以前的审讯录像中没有这方面的线索，那是什么？
当费兰看着博伊尔的装束时，他的眼睛又一次变得神秘莫测起来。牛仔裤、耐克鞋、紫色衬衫，一身休闲打扮的博伊尔看上去并不是专门为审讯他而来的。费兰身上穿的是橙色连身囚服，博伊尔身后的那面镜子让他有些不安。
“那是单面镜，对吧？”
“是的。”
“谁在那后面？”费兰凝视着昏暗的镜子，但博伊尔注意到，他并没有看自己的镜中影像。
“我们有时会请目击者来指证嫌疑人，但是现在那里没有人。我们不需要他们，不是吗？”说着，博伊尔打开笔记本，拿出一支圆珠笔。费兰靠在蓝色椅子上，他发现，博伊尔比自己至少重四十磅，且大部分是肌肉。尽管如此，博伊尔还是把笔放在费兰够不着的地方。
“一个月前我就要求见你，”博伊尔亲切地说，“你到现在才同意见面。”
星期一即将宣判，在法官宣布费兰的判决——无期徒刑或注射死刑——之后，他将永远离开这儿，被押往州里。
“见面？”费兰重复道，他似乎觉得这个词很有趣，“难道不更像‘审讯’吗？这就是你想要的，对吧？”
“你已经认罪了，詹姆斯。我为什么还要问你呢？”
“不知道。让我想想，过去几个月里，你为什么屡次三番给我的律师打电话，说想要和我‘见面’？”
“只是这个案子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没有什么重要的。”
事实上，博伊尔一直压抑着心底的激动。本来，他对有机会与费兰面对面交谈并不抱什么希望，他等待的时间越长，就越担心永远也得不到他迫切想要知道的东西。今天是星期六，就在一个小时前，他正在打包火鸡三明治，准备和家人去野餐，这时，费兰的律师打来了电话。他让妻子朱蒂丝和孩子们先走，自己则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赶到县看守所。
“在此之前，我不想看到你。”费兰慢吞吞地说，“因为我在想，也许你只是想看我的笑话，你知道。”
博伊尔善意地摇摇头，但他也承认，他的确有些幸灾乐祸。凶杀案发生后，如果没有立即逮捕凶手，这件案子就变了味，变成了私人恩怨——凶杀组组长博伊尔与难以捉摸的未知凶手之间的博弈。
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博弈在小报和警察局——更重要的是，在博伊尔的脑海中——愈演愈烈。博伊尔的办公桌后面至今还贴着《纽约邮报》的头版，上面印着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博伊尔深色头发，皮肤黝黑，从报纸的右侧方怒视着摄像机，左边是经过合成的安娜·德弗里奥克斯凶杀案犯罪嫌疑人的照片。这两幅照片被一个醒目的黑色“VS”字符隔开。
至今，博伊尔仍对凶杀案发生六个月后的那场新闻发布会记忆犹新，他向格兰维尔的居民承诺，尽管调查陷入僵局，但他们不会放弃任何希望，凶手一定会被抓获。博伊尔的结论是：“那个人是跑不掉的。只有一种结局，没有平局。只有将军。”之后的几个月，这句话似乎一直在提醒着他，不过，苍天有眼，它终于得到了证实。有关费兰被捕的每一篇报道，其标题当然都是：将军。
曾经有一段时间，博伊尔会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否认自己是在幸灾乐祸地看着一个倒下的敌人，更是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但是现在，他心中还有一个疑问：费兰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对一名手无寸铁的妇女痛下杀手，并逃避警察追捕近一年？这是博伊尔办过的最棘手的案子，他曾多次感到绝望，觉得自己不可能找到凶手。但是，上苍保佑，他赢了。所以，他到这里来，多多少少也有欣赏他的战利品的意思。
“……是我杀了她……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博伊尔说，“你不会介意吧？”
“说吧，有点儿无聊。不都是过去了的真相吗？”
“有些真相并没有……”
“有些真相？你开枪杀过人吗？”
博伊尔杀过人，有两次，且有一次还一连杀了两个。
“我们要说的是你。”
“我在这里，因为我被抓住了。你是来谈论我的。”
费兰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锁链发出轻轻的叮当声。这让博伊尔想起了走进审讯室走廊时听到的铃声。
博伊尔低头看着打开的文件夹。
“那么，你想知道什么？”费兰问道。
“只有一件事，”博伊尔边说边打开文件，“你为什么要杀她？”
“为什么？”费兰慢慢地重复着，“是的，每个人都问我动机。好吧，我告诉你，动机是——那是个很大的词。一个十美元的单词，我父亲会这么说。如果问‘为什么’，那我就直言不讳了。”
“说吧。”
“为什么这么重要？”
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一般情况下，只有在案件进入审判程序或者供词没有确凿证据和物证支持的情况下才需要确认动机。但是，警察在犯罪现场发现了费兰的指纹，且DNA测试证明，安娜·德弗里奥克斯那完美无瑕、玫瑰般的指甲里的残留组织属于费兰的皮肤。因此，法官可以在没有陈述任何动机的情况下接受费兰的供词，尽管他曾向犯人表示，他有义务解释他为什么犯了这一可怕的罪行。费兰一直保持沉默，静静地听着法官宣读有罪判决书。
“我们只是想完成结案报告。”
“完成结案报告？好吧，如果这不是官僚主义的废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
事實上，博伊尔希望得到这个答案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是职业原因。似乎，只有这样他才可以睡一会儿。为什么这个流浪汉、这个卑微的罪犯要杀害一位三十六岁的妻子兼母亲，这个谜团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像一个肿瘤一样生长。有时候，他一觉醒来就会想起这件事。就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费兰马上要被送去戒备最严的卡托纳监狱了，可他一直没同意和博伊尔见面。为此，警长早上醒来常会大汗淋漓，被他所谓的“费兰噩梦”搞得焦头烂额。这些梦境与安娜·德弗里奥克斯的凶杀案毫无关系，它们是一系列令人揪心的场景，譬如，囚犯对博伊尔低声耳语，而这些话是警长急切地想听到却总听不到的。
博伊尔平静地说：“在这一点上，你的动机对量刑没有影响，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
“我们？”费兰扭捏地问道，博伊尔觉得自己像被他抓住了什么把柄。费兰继续说，“好像你们有什么想法。”
“没有。”
“没有吗？”
费兰把锁链甩到桌子上，用他那古怪的眼神看着博伊尔。博伊尔感到很不舒服。囚犯们总会咒骂他，他们偶尔朝他吐口水，有些人甚至会攻击他。可是费兰脸上却流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他在微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一直在审视着自己？
“这声音很奇怪，不是吗，警长？嘿，你喜欢恐怖片吗？”
“还行。但不是那些血淋淋的。”
“《三个水龙头》看过吗？”费兰笑了，“斯蒂芬·金的电影音效不错，你不觉得吗？还有，克莱夫·巴克的《夜晚的锁链》。”
“我们再把事实回放一遍怎么样？那天发生了什么？也许能唤起你的记忆。”
“你是说我的供词？可以考虑，审判之后就没看过了。”
“我没有视频，不如我直接读一下笔录吧？”
“洗耳恭听。”
“9月13日，格兰维尔，你骑着一辆偷来的本田夜鹰摩托车。”
“没错。”
博伊尔低下头，用他那好听的男中音继续读着：“我在兜风，只是想看看那里有什么。我听说他们举办了一个集市或节日之类的活动，于是把油门关小，听着音乐，来到了市中心的这个公园。
“那里有骑马活动，还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和手工艺品出售。我把车停好，想看看人们都买了些什么。唉，太无聊了，于是，我沿着一条小河往前走。没走多远，小河进入了一片树林，我看到一道白色的闪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女人坐在一根木头上，望着河水。我记得她是城里人，在市中心的一家慈善商店工作。你知道，他们经常在那里募捐，然后把东西卖掉，把钱捐给医院。我记得她叫安妮，或者安娜什么的。”
“安娜·德弗里奥克斯。”
“她当时正在抽烟，像是偷着溜出来的。她曾向所有人保证自己不会抽烟，但有时非抽一支不可。当她听到有人走近时，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香烟扔在地上，把它踩灭，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跟她打招呼，她点了点头，然后看看手表，好像要去什么地方似的。对，她想走开。当她从我身边经过时，我重重地打了她的脖子，她摔倒了。然后，我骑在她身上，抓住她戴的那条围巾，用力勒，直到她不能动为止。我从她身上下来，找到香烟，它还在燃烧，她没有把它踩碎。我抽完烟，走回集市买了个冰激凌，樱桃口味的。然后，骑上我的摩托车离开了。
“不管怎么说，是我杀了她。我把她那条漂亮的蓝围巾拿在手里，用它杀了她。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同样的话博伊尔已经听过不下百遍了，但他现在有了多年未曾听过的感觉。一股冰冷的寒意从他的脊背掠过。
“就是这些吗，詹姆斯？”
“是的，我说的都是真实的。每一个字。”
“我拿着放大镜仔细看过供词，也看过你对警探们的陈述，包括那个采访——你和电视记者做的那个……”
“她是一只狐狸。”
“但是你从来没有提到动机。”
铃声又响了，是费兰腰上的锁链像钟摆一样碰撞着金属桌腿发出的声音。
“你为什么要杀她，詹姆斯？”博伊尔低声说。
费兰摇了摇头：“我不完全……唉，脑子里一片混乱。”
“你肯定想过这个问题。” 之前，警察对他进行过专业测试，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有启发性的东西。心理医生得出的结论是：囚犯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反社会倾向。
“你知道，”费兰缓缓地说道，“我有时候觉得我身上有些东西失控了。”他苍白的眼睑遮住了那双茫然的蓝眼睛。
“你这是什么意思，詹姆斯？”警长心跳加速，他感到，他们真的快要抓到这个十年来屡次作案的罪犯了。
“其中一些可能与我的家庭有关，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垃圾。”
“有多糟糕？”
“真的很糟糕。我父親坐过牢，偷窃、酗酒和扰乱秩序，诸如此类。他经常打我，而他和我母亲被认为是一对模范夫妻，很恩爱。你结婚了吗，警长？”费兰瞥了一眼博伊尔的左手，没有婚戒。
博伊尔从来没有戴过，作为一项规定，他试图将自己的私人生活与工作分开。
“是的，我结婚了。”
“多久了？”费兰问。
“二十年。”
“伙计，”费兰笑着说，“时间够长的。”
“我在警校的时候认识了我太太朱蒂丝。”
“你当了一辈子警察，我看过你的简历。”他笑了，“在你抓住我之后，报纸上出了个头条叫《将军》，这很有趣。”然后笑容消失了，“你看，我母亲去世后，父亲没有再婚，部分原因是他无法保住工作。我们一直在搬家，我的意思是，我们在二十个州住过。文章里说，你大半辈子都住在这附近。”
他终于肯多说了，博伊尔兴奋地想，让他继续。
“住在离这里三英里的马利蒙特，已经二十一年了。
“我去过那里，那地方真漂亮。我在许多小城镇住过，很艰难。最糟糕的算是上学了，作为班上的新同学，我总是被人打得头破血流。有个警察爸爸可是优势，没人会找你的碴儿。”
博伊尔说：“这可能是真的，但是，也有别的问题。你可以想象，我也树敌不少，所以经常得不断地把孩子们从一个学校转移到另一个学校，且尽量不让他们进公立学校。”
“你把他们送到私立学校去了？”
“我们是天主教徒，他们可以上教区学校。”
“格兰维尔的那个？那地方看起来像个大学校园。一定花了你不少钱吧，伙计。”
“不，他们在埃奇蒙特。虽然规模小了点儿，但还是要花一大笔钱。你有孩子吗？”
费兰摆出一副强硬的表情。博伊尔可以感觉到，他们正在接近某种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过。”
继续鼓励他，稳一点儿，稳一点儿。博伊尔心里想，小心翼翼地做着引导。
“怎么回事？”
“我妈妈在我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对不起，詹姆斯。”
“我有两个妹妹，双胞胎。她们比我小四岁，我不得不照顾她们。我父亲，就像我说的，经常跑来跑去。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大概了解了做父亲的滋味。”
博伊尔点点头。儿子乔纳森出生时博伊尔已经三十六岁了，但他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知道做父亲的滋味。当他把这件事告诉费兰这个囚犯时，费兰笑了。
“你的孩子多大了？”
“乔纳森，他才十岁。艾丽丝九岁了。”博伊尔忍住了一种荒唐的冲动，没有亮出自己钱包里的照片。
费兰突然变得忧郁起来，锁链叮当作响。
“瞧，那对双胞胎总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玩具、时间和我的注意力。我成天辅导她们读这个，读那个，这意味着什么……天啊。”
博伊尔注意到了他脸上的愤怒。接着说呀，他默默地催促着。他没有记任何笔记，生怕打断了他的思路。
“伙计，这几乎把我逼疯了。我不得不独自一个人承担，因为父亲总是在约会——好吧，是他称之为‘约会’——或者是喝得酩酊大醉。”他猛地抬起头来，“见鬼，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是吧？”
博伊尔被囚犯突然冷淡的声音刺痛了。
“我当然知道。”警长诚恳地说，“朱蒂丝也有工作，很多次都是我在陪孩子们。我爱他们，就像你爱你的妹妹们一样。伙计，这需要你付出很多。”
费兰的眼神游离了一会儿，眼睛像安娜·德弗里奥克斯那般呆滞。“你妻子有工作，是吗？我妈妈也想出去工作，但父亲不让。”
他称他的母亲用的是“妈妈”，对他的父亲却用了更正式的称谓。我该怎么理解呢？
“他们一直在为此争吵。有一次，当父亲发现妈妈在看招聘广告时，气愤地打碎了她的下巴。你妻子是做什么的？”费兰问道。
“她是个护士，在圣玛丽医院工作。”
“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费兰说，“我妈妈对病人有爱心，喜欢帮助他们，也曾是个好护士。”他的脸又变黑了，“我一直在想父亲打她的那些日子……这就是她开始吃药的原因。她从来没有停止服药，直到她去世。”他向前探了探身子，小声说，“但你知道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吗？”他竭力避开博伊尔的眼睛。
“是什么，詹姆斯？告诉我。”
“你瞧，有时候我有这种感觉……我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我妈妈。如果她不抱怨找不到工作，如果她只是喜欢待在家里……待在家里和我还有妹妹们在一起，爸爸就不用打她了。
“她就不会酗酒，也不用服用那些药物，她现在还会好好地活着。”他哽咽起来，“有时想到他打她，我感觉很好。”
他从肺里呼出一口长长的热气，说：“这话说得不好听，是不是？”
“生活有时并不美好，詹姆斯。”
费兰抬头看着天花板，似乎在数隔音砖。“见鬼，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提这些。”他仿佛要开始说些别的什么，却默不作声，博伊尔不敢打断他的思路。当费兰再次开口说话时，他才安下心来，“警长，你和你的家人一起做事吗？我觉得这是最难的，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做过任何事情，从不休假，从不去看球赛。”
“如果我现在不是在这里和你说话，我就会和他们一起去野餐了。”
来人向狱警点点头，继续沿着长长的走廊走下去，步伐坚毅有力。墙壁是黄色的煤渣砖砌成的，但走廊让他想起了一座古老的英国监狱，由砖砌成，煤灰四溅。
他过去经常来这里，但是上次来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他听到附近某个地方响起了铃声，铃声轻柔。这声音听起来并不熟悉，尽管叮叮当当的很欢快，但还是让人感到莫名地不安。
快走到走廊一半的时候，狱警喊道：“警长——”
他转过身来。
“你们做得很好。我是说，抓住了他。”
博伊尔腋下夹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他点了点头，继续沿着没有窗户的走廊走到7号房间门口。
透過牢门方形的窗户，博伊尔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样子和蔼可亲，不高不矮，浓密的头发中夹杂着丝丝银发。他那双明亮、逗人喜欢的眼睛盯着煤渣砖砌的墙壁。他穿着拖鞋的脚被锁链锁住了，手也被锁链锁住了，银色的链环穿过腰间的镣铐。
博伊尔打开了门。里面的人咧嘴一笑，仔细打量着他。
“你好，詹姆斯。”博伊尔说。
“原来想见我的人是你。”
博伊尔从事追捕杀人犯的工作已经有十九年了。他从詹姆斯·费兰的脸上看到了这种时刻这类男女脸上经常呈现出来的复杂表情：傲慢、愤怒、恐惧。
费兰瘦削的脸上挂着这一两天长出来的胡子茬儿，眼睛蓝得像荷兰瓷器。
但是博伊尔觉得，有些东西不见了。是什么呢？是的，就是这样，他断定。在大多数囚犯的眼睛后面是一片迷茫，而在费兰身上，这种现象并不存在。
博伊尔把文件丢在桌子上，快速浏览了一遍。
“你就是那个人。”费兰喃喃自语。
“哦，不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詹姆斯。我们有很多人在找你。”
“可是，老话说得好，没有动力，就无法前进。我听说你的手下连觉都不能睡。”
博伊尔是警察局警长，同时也是凶杀组的负责人，他负责监督格兰维尔公园凶杀案特别小组的工作，该小组由五名全职工作的警员和几十名兼职工作人员组成（每人每天至少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不过，博伊尔没有出庭作证，在今天之前从未与费兰交谈过，也从未近距离看过他。他原以为费兰很普通，但他惊讶地看到，那双蓝眼睛里还有另一种特质——难以形容的特质。在以前的审讯录像中没有这方面的线索，那是什么？
当费兰看着博伊尔的装束时，他的眼睛又一次变得神秘莫测起来。牛仔裤、耐克鞋、紫色衬衫，一身休闲打扮的博伊尔看上去并不是专门为审讯他而来的。费兰身上穿的是橙色连身囚服，博伊尔身后的那面镜子让他有些不安。
“那是单面镜，对吧？”
“是的。”
“谁在那后面？”费兰凝视着昏暗的镜子，但博伊尔注意到，他并没有看自己的镜中影像。
“我们有时会请目击者来指证嫌疑人，但是现在那里没有人。我们不需要他们，不是吗？”说着，博伊尔打开笔记本，拿出一支圆珠笔。费兰靠在蓝色椅子上，他发现，博伊尔比自己至少重四十磅，且大部分是肌肉。尽管如此，博伊尔还是把笔放在费兰够不着的地方。
“一个月前我就要求见你，”博伊尔亲切地说，“你到现在才同意见面。”
星期一即将宣判，在法官宣布费兰的判决——无期徒刑或注射死刑——之后，他将永远离开这儿，被押往州里。
“见面？”费兰重复道，他似乎觉得这个词很有趣，“难道不更像‘审讯’吗？这就是你想要的，对吧？”
“你已经认罪了，詹姆斯。我为什么还要问你呢？”
“不知道。让我想想，过去几个月里，你为什么屡次三番给我的律师打电话，说想要和我‘见面’？”
“只是这个案子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没有什么重要的。”
事实上，博伊尔一直压抑着心底的激动。本来，他对有机会与费兰面对面交谈并不抱什么希望，他等待的时间越长，就越担心永远也得不到他迫切想要知道的东西。今天是星期六，就在一个小时前，他正在打包火鸡三明治，准备和家人去野餐，这时，费兰的律师打来了电话。他让妻子朱蒂丝和孩子们先走，自己则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度赶到县看守所。
“在此之前，我不想看到你。”费兰慢吞吞地说，“因为我在想，也许你只是想看我的笑话，你知道。”
博伊尔善意地摇摇头，但他也承认，他的确有些幸灾乐祸。凶杀案发生后，如果没有立即逮捕凶手，这件案子就变了味，变成了私人恩怨——凶杀组组长博伊尔与难以捉摸的未知凶手之间的博弈。
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博弈在小报和警察局——更重要的是，在博伊尔的脑海中——愈演愈烈。博伊尔的办公桌后面至今还贴着《纽约邮报》的头版，上面印着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博伊尔深色头发，皮肤黝黑，从报纸的右侧方怒视着摄像机，左边是经过合成的安娜·德弗里奥克斯凶杀案犯罪嫌疑人的照片。这两幅照片被一个醒目的黑色“VS”字符隔开。
至今，博伊尔仍对凶杀案发生六个月后的那场新闻发布会记忆犹新，他向格兰维尔的居民承诺，尽管调查陷入僵局，但他们不会放弃任何希望，凶手一定会被抓获。博伊尔的结论是：“那个人是跑不掉的。只有一种结局，没有平局。只有将军。”之后的几个月，这句话似乎一直在提醒着他，不过，苍天有眼，它终于得到了证实。有关费兰被捕的每一篇报道，其标题当然都是：将军。
曾经有一段时间，博伊尔会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否认自己是在幸灾乐祸地看着一个倒下的敌人，更是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但是现在，他心中还有一个疑问：费兰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对一名手无寸铁的妇女痛下杀手，并逃避警察追捕近一年？这是博伊尔办过的最棘手的案子，他曾多次感到绝望，觉得自己不可能找到凶手。但是，上苍保佑，他赢了。所以，他到这里来，多多少少也有欣赏他的战利品的意思。
“……是我杀了她……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博伊尔说，“你不会介意吧？”
“说吧，有点儿无聊。不都是过去了的真相吗？”
“有些真相并没有……”
“有些真相？你开枪杀过人吗？”
博伊尔杀过人，有两次，且有一次还一连杀了两个。
“我们要说的是你。”
“我在这里，因为我被抓住了。你是来谈论我的。”
费兰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锁链发出轻轻的叮当声。这让博伊尔想起了走进审讯室走廊时听到的铃声。
博伊尔低头看着打开的文件夹。
“那么，你想知道什么？”费兰问道。
“只有一件事，”博伊尔边说边打开文件，“你为什么要杀她？”
“为什么？”费兰慢慢地重复着，“是的，每个人都问我动机。好吧，我告诉你，动机是——那是个很大的词。一个十美元的单词，我父亲会这么说。如果问‘为什么’，那我就直言不讳了。”
“说吧。”
“为什么这么重要？”
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一般情况下，只有在案件进入审判程序或者供词没有确凿证据和物证支持的情况下才需要确认动机。但是，警察在犯罪现场发现了费兰的指纹，且DNA测试证明，安娜·德弗里奥克斯那完美无瑕、玫瑰般的指甲里的残留组织属于费兰的皮肤。因此，法官可以在没有陈述任何动机的情况下接受费兰的供词，尽管他曾向犯人表示，他有义务解释他为什么犯了这一可怕的罪行。费兰一直保持沉默，静静地听着法官宣读有罪判决书。
“我们只是想完成结案报告。”
“完成结案报告？好吧，如果这不是官僚主义的废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
事實上，博伊尔希望得到这个答案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是职业原因。似乎，只有这样他才可以睡一会儿。为什么这个流浪汉、这个卑微的罪犯要杀害一位三十六岁的妻子兼母亲，这个谜团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像一个肿瘤一样生长。有时候，他一觉醒来就会想起这件事。就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费兰马上要被送去戒备最严的卡托纳监狱了，可他一直没同意和博伊尔见面。为此，警长早上醒来常会大汗淋漓，被他所谓的“费兰噩梦”搞得焦头烂额。这些梦境与安娜·德弗里奥克斯的凶杀案毫无关系，它们是一系列令人揪心的场景，譬如，囚犯对博伊尔低声耳语，而这些话是警长急切地想听到却总听不到的。
博伊尔平静地说：“在这一点上，你的动机对量刑没有影响，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
“我们？”费兰扭捏地问道，博伊尔觉得自己像被他抓住了什么把柄。费兰继续说，“好像你们有什么想法。”
“没有。”
“没有吗？”
费兰把锁链甩到桌子上，用他那古怪的眼神看着博伊尔。博伊尔感到很不舒服。囚犯们总会咒骂他，他们偶尔朝他吐口水，有些人甚至会攻击他。可是费兰脸上却流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他在微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一直在审视着自己？
“这声音很奇怪，不是吗，警长？嘿，你喜欢恐怖片吗？”
“还行。但不是那些血淋淋的。”
“《三个水龙头》看过吗？”费兰笑了，“斯蒂芬·金的电影音效不错，你不觉得吗？还有，克莱夫·巴克的《夜晚的锁链》。”
“我们再把事实回放一遍怎么样？那天发生了什么？也许能唤起你的记忆。”
“你是说我的供词？可以考虑，审判之后就没看过了。”
“我没有视频，不如我直接读一下笔录吧？”
“洗耳恭听。”
“9月13日，格兰维尔，你骑着一辆偷来的本田夜鹰摩托车。”
“没错。”
博伊尔低下头，用他那好听的男中音继续读着：“我在兜风，只是想看看那里有什么。我听说他们举办了一个集市或节日之类的活动，于是把油门关小，听着音乐，来到了市中心的这个公园。
“那里有骑马活动，还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和手工艺品出售。我把车停好，想看看人们都买了些什么。唉，太无聊了，于是，我沿着一条小河往前走。没走多远，小河进入了一片树林，我看到一道白色的闪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女人坐在一根木头上，望着河水。我记得她是城里人，在市中心的一家慈善商店工作。你知道，他们经常在那里募捐，然后把东西卖掉，把钱捐给医院。我记得她叫安妮，或者安娜什么的。”
“安娜·德弗里奥克斯。”
“她当时正在抽烟，像是偷着溜出来的。她曾向所有人保证自己不会抽烟，但有时非抽一支不可。当她听到有人走近时，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香烟扔在地上，把它踩灭，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跟她打招呼，她点了点头，然后看看手表，好像要去什么地方似的。对，她想走开。当她从我身边经过时，我重重地打了她的脖子，她摔倒了。然后，我骑在她身上，抓住她戴的那条围巾，用力勒，直到她不能动为止。我从她身上下来，找到香烟，它还在燃烧，她没有把它踩碎。我抽完烟，走回集市买了个冰激凌，樱桃口味的。然后，骑上我的摩托车离开了。
“不管怎么说，是我杀了她。我把她那条漂亮的蓝围巾拿在手里，用它杀了她。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同样的话博伊尔已经听过不下百遍了，但他现在有了多年未曾听过的感觉。一股冰冷的寒意从他的脊背掠过。
“就是这些吗，詹姆斯？”
“是的，我说的都是真实的。每一个字。”
“我拿着放大镜仔细看过供词，也看过你对警探们的陈述，包括那个采访——你和电视记者做的那个……”
“她是一只狐狸。”
“但是你从来没有提到动机。”
铃声又响了，是费兰腰上的锁链像钟摆一样碰撞着金属桌腿发出的声音。
“你为什么要杀她，詹姆斯？”博伊尔低声说。
费兰摇了摇头：“我不完全……唉，脑子里一片混乱。”
“你肯定想过这个问题。” 之前，警察对他进行过专业测试，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有启发性的东西。心理医生得出的结论是：囚犯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反社会倾向。
“你知道，”费兰缓缓地说道，“我有时候觉得我身上有些东西失控了。”他苍白的眼睑遮住了那双茫然的蓝眼睛。
“你这是什么意思，詹姆斯？”警长心跳加速，他感到，他们真的快要抓到这个十年来屡次作案的罪犯了。
“其中一些可能与我的家庭有关，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垃圾。”
“有多糟糕？”
“真的很糟糕。我父親坐过牢，偷窃、酗酒和扰乱秩序，诸如此类。他经常打我，而他和我母亲被认为是一对模范夫妻，很恩爱。你结婚了吗，警长？”费兰瞥了一眼博伊尔的左手，没有婚戒。
博伊尔从来没有戴过，作为一项规定，他试图将自己的私人生活与工作分开。
“是的，我结婚了。”
“多久了？”费兰问。
“二十年。”
“伙计，”费兰笑着说，“时间够长的。”
“我在警校的时候认识了我太太朱蒂丝。”
“你当了一辈子警察，我看过你的简历。”他笑了，“在你抓住我之后，报纸上出了个头条叫《将军》，这很有趣。”然后笑容消失了，“你看，我母亲去世后，父亲没有再婚，部分原因是他无法保住工作。我们一直在搬家，我的意思是，我们在二十个州住过。文章里说，你大半辈子都住在这附近。”
他终于肯多说了，博伊尔兴奋地想，让他继续。
“住在离这里三英里的马利蒙特，已经二十一年了。
“我去过那里，那地方真漂亮。我在许多小城镇住过，很艰难。最糟糕的算是上学了，作为班上的新同学，我总是被人打得头破血流。有个警察爸爸可是优势，没人会找你的碴儿。”
博伊尔说：“这可能是真的，但是，也有别的问题。你可以想象，我也树敌不少，所以经常得不断地把孩子们从一个学校转移到另一个学校，且尽量不让他们进公立学校。”
“你把他们送到私立学校去了？”
“我们是天主教徒，他们可以上教区学校。”
“格兰维尔的那个？那地方看起来像个大学校园。一定花了你不少钱吧，伙计。”
“不，他们在埃奇蒙特。虽然规模小了点儿，但还是要花一大笔钱。你有孩子吗？”
费兰摆出一副强硬的表情。博伊尔可以感觉到，他们正在接近某种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过。”
继续鼓励他，稳一点儿，稳一点儿。博伊尔心里想，小心翼翼地做着引导。
“怎么回事？”
“我妈妈在我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对不起，詹姆斯。”
“我有两个妹妹，双胞胎。她们比我小四岁，我不得不照顾她们。我父亲，就像我说的，经常跑来跑去。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大概了解了做父亲的滋味。”
博伊尔点点头。儿子乔纳森出生时博伊尔已经三十六岁了，但他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知道做父亲的滋味。当他把这件事告诉费兰这个囚犯时，费兰笑了。
“你的孩子多大了？”
“乔纳森，他才十岁。艾丽丝九岁了。”博伊尔忍住了一种荒唐的冲动，没有亮出自己钱包里的照片。
费兰突然变得忧郁起来，锁链叮当作响。
“瞧，那对双胞胎总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玩具、时间和我的注意力。我成天辅导她们读这个，读那个，这意味着什么……天啊。”
博伊尔注意到了他脸上的愤怒。接着说呀，他默默地催促着。他没有记任何笔记，生怕打断了他的思路。
“伙计，这几乎把我逼疯了。我不得不独自一个人承担，因为父亲总是在约会——好吧，是他称之为‘约会’——或者是喝得酩酊大醉。”他猛地抬起头来，“见鬼，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是吧？”
博伊尔被囚犯突然冷淡的声音刺痛了。
“我当然知道。”警长诚恳地说，“朱蒂丝也有工作，很多次都是我在陪孩子们。我爱他们，就像你爱你的妹妹们一样。伙计，这需要你付出很多。”
费兰的眼神游离了一会儿，眼睛像安娜·德弗里奥克斯那般呆滞。“你妻子有工作，是吗？我妈妈也想出去工作，但父亲不让。”
他称他的母亲用的是“妈妈”，对他的父亲却用了更正式的称谓。我该怎么理解呢？
“他们一直在为此争吵。有一次，当父亲发现妈妈在看招聘广告时，气愤地打碎了她的下巴。你妻子是做什么的？”费兰问道。
“她是个护士，在圣玛丽医院工作。”
“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费兰说，“我妈妈对病人有爱心，喜欢帮助他们，也曾是个好护士。”他的脸又变黑了，“我一直在想父亲打她的那些日子……这就是她开始吃药的原因。她从来没有停止服药，直到她去世。”他向前探了探身子，小声说，“但你知道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吗？”他竭力避开博伊尔的眼睛。
“是什么，詹姆斯？告诉我。”
“你瞧，有时候我有这种感觉……我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我妈妈。如果她不抱怨找不到工作，如果她只是喜欢待在家里……待在家里和我还有妹妹们在一起，爸爸就不用打她了。
“她就不会酗酒，也不用服用那些药物，她现在还会好好地活着。”他哽咽起来，“有时想到他打她，我感觉很好。”
他从肺里呼出一口长长的热气，说：“这话说得不好听，是不是？”
“生活有时并不美好，詹姆斯。”
费兰抬头看着天花板，似乎在数隔音砖。“见鬼，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提这些。”他仿佛要开始说些别的什么，却默不作声，博伊尔不敢打断他的思路。当费兰再次开口说话时，他才安下心来，“警长，你和你的家人一起做事吗？我觉得这是最难的，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做过任何事情，从不休假，从不去看球赛。”
“如果我现在不是在这里和你说话，我就会和他们一起去野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