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文献中的科学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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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谶纬”是兴起于西汉末年,盛行于东汉的一种重要社会时潮,是当时社会之显学,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学上,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谶纬是经学神学化的产物:谶是神的预言,即所谓“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相对于经书而言,先有经后有纬,是配合并围绕儒家经典来阐释经传的,经与纬相辅相成,互相发明,不可或缺。《四库全書总目提要》就说:“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谶与纬本不相同,但由于纬书中有谶语,而谶也依附经书,故后来二者渐渐合流,统称“谶纬”。
  谶纬凭借宗教神权的力量来预示吉凶祸福,又和方术、迷信、神学、愚昧联系在一起。因而,长期以来人们对谶纬文献多持贬抑、批评的态度,认为谶纬是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是十分荒诞、浅薄的。这种说法固然有其合理的方面,谶纬也确是多迷信附会的内容,把经书神秘化,把儒家思想宗教化,应该否定、批判,但也不可否认,谶纬文献中保留了一些科学知识和思想,亦为我们了解、探寻汉代科学打开了一扇窗户,提供了新的视野。
  汉代大一统的专制王朝,不仅为儒家经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特定的环境,同时也为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使我国的自然科学在统一广袤的土地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对世界科学史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在汉代尚无独立的学科门类,自然科学是与哲学、宗教、神学混合杂糅在一起的,同时也与哲学和神学的发展程度相适应,汉代谶纬与科学的关系即是如此。谶纬文献中包含有大量医学、天文学、地理、物候、气象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为我们全面认识汉代科学的发展水平提供了路径。

一、谶纬与医学、生理学


  汉代医学、生理学是与道、气、阴阳五行说以及汉代哲学相互杂糅结合的产物,当然,这种结合并不是突然形成的,它经过了许多环节和过程,而谶纬文献中的医学、生理学思想和理念就是其中的桥梁和纽带,起着过渡的作用。
  谶纬文献中保留有许多原始宗教、神学与医学、生理学相混合的痕迹,反映了汉代人在医学与生理学知识方面的一些认识和思考。如《春秋·元命苞》中说“头者神所居,上员象天,气之府也”,“脑之为言在也,人精在脑”。《尔雅·释诂》解释“在”曰:“在,察也。”这就是说人的神、精、气在大脑,大脑能洞察或认识事物。这与中国传统的认识观念截然相反,传统的说法是“心之官则思”,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而纬书断称人的大脑才是精神的所在,大脑可以进行思维活动,所以能够察辨事物。从现代医学、生理学的角度看,这一论断无疑比“心之官则思”的认识更科学、更正确。再如,《春秋·元命苞》中说:“胃者脾之府,主禀气。胃者谷之委,故脾禀气也。”“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断决,膀胱亦常张有势。”“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胃、脾、肺、膀胱、肝、目、鼻这些都是人体的重要器官,纬书吸收了古代医学、生理学的内容,在认识上都具有一定科学性。譬如,认为胃和脾互为表里,其作用在消化食物。《灵枢经·本输》中就有“脾合胃,胃者五谷之府”的说法。
  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推动人们对医学与生理学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二、谶纬与天文、地理学


  有汉一代,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疆土的开拓,在天文与地理学方面较前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尽管谶纬文献中的天文、地理学思想荒诞不经,具有迷信色彩,但作为先民对人类生活环境的认识,是一种伟大的尝试与探索,仍具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如《春秋·元命苞》中说:“天左旋,地右动。”这说明天地都是运动而非静止的。《尚书·考灵曜》中也说:“地常动移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上,闭牗而坐,舟行不觉也。”先民认识到地是“常动移”的,且用舟行而人未觉来作比喻,形象生动,说明先民已经猜测到了地球的自转运动,这在当时来说具有重大的认识价值,同时与我们现代科学的天体运动理论也是相一致的。
  此外,《春秋·运斗枢》载:“地动则见于天象。”这说明要观测地球的运动状况,可以通过日月星辰等天象的变化来获得。这其中所反映的天文学知识是运动的相对性,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是测验地球运动的科学方法。《春秋·元命苞》亦载:“月为阴精,体自无光,藉日照之乃明。”明确指出月亮本身不能发光,月光是由日光照在月球上反射而形成的。这在巫卜迷信的古代社会,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
  《太平御览》引《春秋说·题词》中载:“土地四极,八方具灵,十野异泽,八荒殊情。高口为山,深谷为陵,低昂异势,莫可以序详。”这是纬书对不同地理环境和条件造成不同自然生态的生动描写,反映了汉代人对自然地理学的一些理性认识。还有关于农作物和自然环境关系的记载,如“高而平者为原,平者和者故宜粟。粟助阳扶阴,粟之为言续也”。这都是纬书中合理的因素,反映出了当时先进的科学水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此不赘举。

三、谶纬与物候、气象学


  我国古代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社会,节气、时令、雨水、风、湿度等物候和气象学知识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因而从古至今,我国人民都很重视物候与气象观测,长期积累了丰富的物候和气象学知识,这早在汉代的谶纬文献中就有体现。
  《易纬·通卦验》载:“冬至,广莫风至,诛有罪,断大刑。立春,条风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风至,正封疆,修田畴。立夏,清明风至,出币帛,礼诸侯……八风以时,则阴阳合,王道成,万物得以育生,王当顺八风,行八政,当八卦也。”春、夏、冬三季各会出现什么风,应主要办什么事,讲得非常清楚,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物候时令规律的总结和运用,是与汉代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具有科学意义。《春秋·元命苞》也载:“阴阳聚而为云”,“阴阳和而为雨”,“阴阳凝而为雪”,“阴阳合而为雷,阴阳激而为电”,“阴阳……怒而为风,乱而为雾”。这都是纬书用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来解释自然界的云、雨、雪、雷、电、风、雾等物候气象,这些认识都是古人在长期从事农业生产,观测气象变化的实践中产生的,纬书在此基础上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今天我们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审视纬书中的这种阐释,确有许多合理的因素,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从生活实际出发探索解释自然现象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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