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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青城山，披着一层薄雾，山色朦胧而寂静。
距成都70多公里，沿着蜿蜒起伏的山路，在青城山与青城后山之间，有个茶坪村。茶坪村幅员3.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90%，在这里有漫山遍野的银杏和桂花，还有岷江的一条支流味江河绕山而过。
在这大山深处，茶坪人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他们在山上劳作，山上居住，不论外界有怎样的时代更替，他们的生活鲜有改变。
正是这个不起眼的边远小寨，却被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另眼相看，并在很多场合提及。
引起周其仁关注的，是茶坪村的民间“金本位”现象，为了应对货币的可能性变动，茶坪人以黄金平价的方式签订承包合同，这被周其仁视为“宝贝”。
有趣味的是，同样是这个僻静偏远的小村落，在没有任何外界力量支助下，还有着中国第一个村级“科协”。
也是这里，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只用短短两年时间，便让村子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茶坪人说“两年发展了几十年”。
大山里的“金本位”
茶坪村有147户人家，589人。村民原本大多住在山顶和山腰，因为地在山上，劳作在山上，山有多高人就住的就有多高。村民也下山，卖家里出的，买家里用的。下山时，人们总是背着竹篓。封闭使得这里总是比外面迟钝，村民得到的消息多来自模样古老的收音机和只能收到地方台的电视。
在茶坪人心目中，老支书刘明福是一位颇有威信的村庄魁首人物，“黄金合同”便出自他手。
刘明福五十多岁，头发早已花白。汶川地震前，他和村里很多人一样，在山上居住。但现在老刘的家是个“仙地儿”，处于山脚下。
在群山环抱中，味江河拐了一个弯，从一个二三十米高的大青石板上斜着冲下，青石板上方有一座古老的石桥，他的家就在石桥边。冲下来的水在他家的楼前汇成了一个碧绿的深潭，然后往西折去，汇入岷江。
1999年，还是平头百姓的刘明福想承包青峰山背后莫家坡的100亩山地种植银杏。这片坡地常年没人管理，一片荒芜。茶坪村有7个生产小组，老刘想承包的这块便属于吴先智任小组长的组里。吴先智和老刘一样也是村里的“精明人”，20岁就被推选为生产小组的组长。
双方约定承包期从2000年到2049年共50年，承包费总金额为3.5万元，支付方式是前10年每年交费500元，后40年每年750元。
“50年太长了。”吴先智总觉得不稳妥。小时候他就知道山外面的物价是变化的，大米从4毛多涨到7毛多。10年或50年之后，今天的100元到底相当于多少钱？双方现在议定的承包费，如何经受得住长达半个世纪的考验？满怀疑虑的吴先智找到刘明福，说合同上不直接写钱的数目，以实物来约定合同支付价格。
其实这种做法在农村并不鲜见。凡是涉及未来多少年的土地转让合同，大都以粮食标价，比如每年每亩土地转让的对价是800斤到1000斤的黄谷，或600斤到800斤的中等大米等等。为了避免交实物的不便，这类合同一般也写明，以秋后某一时日的市场价格把实物折成货币。
吴先智提出用大米来约定合同的支付价格。但刘明福的心里又有了计较，“大米有等级，有七毛钱一斤的，有一块五一斤的，不行。”思来想去，老刘提出了一个让村民都觉得意外的提议，用黄金，“黄金就是黄金。而且黄金在国际上通用，大米不通用。”
就这样，一份以黄金标价的承包合同签订了。11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吴先智和刘明福有时还会争论：是黄金涨得快还是大米涨得快？用黄金合理还是用大米合理？刘明福还煞有介事地提了他刚在电视看的，2月18日央行又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他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分析着人民币升值和贬值的可能。
“公平”不被效仿
应对通胀，民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智慧，在周其仁眼中，刘明福的合同就是一个精巧的办法。
合同的第六条写道：“承包费贬值率与升值率按1999年12月份24K黄金价通俗工艺品115元/克为尺度，今后黄金价按银行售价浮沉在20%以上时才计算等值24K黄金量计算当年的承包费。”
这里，“通俗工艺品115元/克”几个字是手写的，是合同打印好后，在签字当日查询了黄金市价后补上的。这项条款的意思是，每年缴纳的承包费，要按金价的变动给予“贬值或升值”的调整。具体的办法，就是以1999年签订合同时的金价为准，确保未来承包费的黄金平价不变。1999年的金价如合同所载明的，每克115元人民币，故500元可购黄金4.348克（=500/115）。
要保证未来的承包费不贬值，无非就是确保今后每年的承包费也能购得等量的黄金。比如2010年，吴先智说，按照原来是500块钱，实际交了1800块钱。“如果2010年仍是只交500元，那出让山地的那一方吃亏就大了。”
签好合同，刘明福和吴先智还去都江堰市公证处去公证，对茶坪村来说，这也是一件新鲜事。“公证处也觉得很公道。”刘明福说，对此，他还有点小得意，“我的想法还是有点前卫的，历史也检验是正确的吧。”
实际上，对这个日常生活主要靠自给的村寨来说，通货膨胀的影响远没有像大城市那么严重。刘明福说通过电视他知道通货膨胀给人们带来的担忧，他自己觉得土地和粮食最重要，但是城里人这两样都没有。
但不管怎样，周其仁视这份合同为可观察的民间“金本位”， 周其仁这几年在成都考察城乡统筹时，看过与土地相关的合同也算不少，以黄金平价来应对货币币值可能变动的合同模式并不多见。“这也正是我们对这个包括了黄金条款的承包合同刮目相看的地方。”他说。
但问题是，刘明福是要交承包费的一方，按黄金平价调节未来每年要交的承包费，只能让老刘每年多出钱。老刘自己对此却不以为然，“交易可是要讲公平的呀，再说，以后我也可能再转让，那时我就要收别人的转包费啦。”
周其仁说这比很多公式化的“合约经济学”说得还明白：一是合约公平，二是买家也可能当卖家，“能明明白白说出这两点的农民凤毛麟角。”
老刘的这个黄金条款的合同，周其仁在饭桌上经常和人提起。他关心的是，无论法定的货币制度为何物，民间总会冒出自发的努力来维系币值的稳定。“毕竟，‘黄金条款’也还是合约过程中的麻烦，如果法定货币的币值稳定，这种麻烦还是能少则少、能免则免。”
“有智慧的人”
但是，这个被周其仁视为“宝贝”的合同，在茶坪村却没有被更多村民效仿。“主要是怕自己吃亏，宁愿少交钱也不愿意图个什么公平。”刘明福说。
刘明福也没想到“这两年（金价）波动会这么大”，对这些年来自己因为这个合同而吃的“亏”，刘明福心里有另外一种盘算：这样签了合同，老百姓觉得公平，“要不老百姓会造反的，我的树苗子岂不是白买了，他们不造反就是保证了我的利益。”
在茶坪村，刘明福被视为是“有智慧的人”。五年前，他从山上搬到山脚下，两万多块钱买了一个二层的小楼，老刘的媳妇开了个小卖部，卖些大米和油盐。
老刘个子不高，很瘦，见到记者时，他刚从山上跑下来，浑身是土，拿着挡草的拴镰，匆匆用四川话打招呼“要地，要地”，便跑进屋换了一身体面的行头：一双黑皮鞋，一条牛仔裤。很难想象在茶坪村，很多点子都出在这个不起眼、有点驼背的人身上。
老刘小时候和父母及七个兄妹住在山顶，100多平米的茅草房，有灶房、猪栏、松木搭的床。山上种地不能用犁，都是用锄头挖出来的，产量也不高。“菜自己种，全年吃玉米，半年吃不到一餐肉，需要买衣服和盐就下来背一回，衣服都是稀巴烂，好凄惨的。”老刘说他这一生都很穷，穷怕了。在这个封闭的村庄，直到28岁，他才娶到老婆，但儿子十来岁的时候，去河里游泳淹死了。
山上的农活是杂乱无章的，自己种菜，种苞米、小麦、红薯，农闲的时候，准备柴火，还养猪和鸡鸭。“从初一干到除夕，干都干不完。”“晚上没人敢出来，除了蚊子厉害，山里蛇多，还有很多毒蛇。”
在茶坪，老刘显得很特别，别人下山买油盐，他总要去买书，或者去邮局订报刊，或者跟出版社邮购最新出版的关于农业和科技的书。
站在大山上，老刘经常望着另一座山，山和山之间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和一片厚厚的暮霭，零星开着的白梅和红梅相间其间。老刘说对面就是天府之国——川西平原，那是他心中的富饶之地。面色还红润，但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刘，眼角有像贝壳纹路一样的鱼尾纹，总像是在笑。
早在签订“黄金合同”以前，1991年，老刘就在村里成立了一个科学技术协会，专门教农民们如何选择种子、如何提高种植技术、怎样推销自己的农产品。成都市科协党组书记陈嘉泰说，当他知道在这样基层、偏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科协存在的时候特别感动。
老刘成立科协想法很简单。卖粮食、卖猪肉的利润太低，“一年养一头大肥猪那会儿才几十块钱”，老刘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禾把斗装满需要科技。”
村民王全也是科协的重要一员。城里人爱吃瘦肉，他们就一起研究跑山猪、跑山鸡的养殖方法。茶坪村的猪一直是放养，任由猪满山遍野地跑，晚上自动归圈。但是2008年那场地震后，连下了两三天雨，上百头猪死在了山上。
养殖不成，又开始带动村民种桃子，遍山植桃，红火了一阵子，农民把桃子一筐筐从山上背下来，每天发10车。但是，由于茶坪雨水多，看见太阳的时候少，长出来的桃子没有竞争力。刘明福觉得“科技还是没解决问题”。
现在，老刘和科协的人调查了市场以后，发现各地在绿化时对桂花树苗与银杏树苗的需求量很大，于是他们开始引进这两种树苗。买了很多银杏种植的书，满山坡都是桂花和银杏，桂花开的时候，老刘说，整个茶坪村就是个“香山”。
桂花树苗与银杏树苗在当地市场上价格不菲，一株胸径10公分以上的桂花树可以卖1000多元，看着是效益不菲，但是种植年限长，村里的银杏还不能卖。
“两年穿越朝代”
在连接茶坪的山路上，可以看见很多乡镇大巴车通过，都是通往汶川和映秀的。2008年那场地震，茶坪也是重灾区，茶坪离震中汶川直线距离仅有20公里。地震几乎毁掉了大半个村，全村147户农户中，倒塌和严重受损的有95户。
但是，地震后的一个新政策，却让茶坪村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而这个机遇，再次让刘明福和村民们动上了脑筋，而随之带来的改变，也是茶坪人数百年来从未有过的。
地震后，山上的房子大多毁掉，绝大部分农户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即使有政府的补贴，也盖不起新房。
2008年6月26日，震后一个月，成都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灾后城乡住房重建工作的实施意见》，允许农民和城里人合作建房，而且联建房建成后，国土部门对农户和联建方都予以合法确认。
刘明福虽然初中没毕业，他可是对农村有一等一的了解。他知道这个政策意味着什么。城里人从来不允许购买农村宅基地，外村人来买都很难，但是宅基地是农民手里没有被盘活的宝。“光有政策不行，还要领会。政策就是钱。”老刘说。他和村干部马上组织开会，觉得这事有文章可作。
王全是年轻人里想法较多的，不爱说话，但什么心里都有数。他马上就给彭州商人张忠贵打了个电话，之前两人的交往仅限于张忠贵每年去王全那里采购一次腊肉。凭着记忆中张忠贵说过“茶坪村风景真好”，王全就想把他发展为“联建方”。
张忠贵说，“茶坪村的地值钱，有9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呢。”他自己也想在有“青城天下幽”之称的青城后山有个夏天避暑的好去处。
于是，张忠贵投了50多万，修了两幢紧挨着的二层别墅。大的一套，建筑面积242平米，给了王全；小的一套，建筑面积170平米，张忠贵留给了自己。两个别墅白墙黑瓦，清一色塑钢窗。王全的客厅铺着实木地板，墙线包了红木，3组深红色的真皮沙发特别抢眼。二楼屋顶有一个宽敞的大阳台，配备了一个跟踪式太阳能设备，停电时能够提供应急用电。房子刚建好时，厨房用的还是烧柴的大锅，屋角堆满了干柴，屋顶挂着腊肉，与洋房显得不太协调。现在，厨房的屋顶用了铝扣板，还搭建出隔间，成了餐厅厨房的样式。
其他的村民也大致如此。村里听从了周其仁教授的建议，坚决不超过原来的宅基地建设指标，也不污染环境。橘黄色的欧式建筑掩映在山林中，最高都不过三层，“超过三层就是城市了，房要在林中，人要在树中。”很多阳台上挂满灯笼和腊肉，还有老人在阳台的椅子上晒太阳。老刘说，这个像上海的房子，他去过一次上海。
有的房子前还流动着从山上引下来的山泉水，里面有灰色的河鱼，也有人在里面养着鲜红的金鱼。一进村民的屋，老刘就激动，“你看这电视大不大？”“现在我们也有天然气，你看还有抽油烟机。”时不时，还回头咧着嘴问记者：“这房子，在北京你要买，得工作30年（才能买得起）不？”
“人在山旁就是仙”
王全说，地震后这两年，茶坪往前发展了30年。刘明福说，是穿越了朝代。
老刘非要带记者去看他的刚刚有个轮廓的三层独栋别墅，外面的装修还没完，但老刘早已规划好了每个房间的用处。“这个是音乐室，听音乐的。”“这里是打麻将的。”“这是小的观景阳台，楼顶是大的观景阳台。”老刘还策划着，要养鸡下蛋吃，养狗看家，养猫逮老鼠，还要养猪……老刘既希望和村民享受现代文明，还要活得像个纯粹的农民。
站在刘明福家新别墅的楼顶，对面层峦叠嶂，满眼尽是绿色，脚下是奔流的河水，迎面吹来的是青城山特有的湿润、休闲的山风。他说：“人住在山旁，就是仙。”
老刘家旁边的山没变，味江河由于这两年灾后重建，变得浑浊了，但是老刘说今年夏天，河水再泛一次洪就清亮了。王全家新别墅前的那座上百年历史的钢绳桥也没变，拉动桥的还是一根很粗的钢筋。
但对搬下来住的茶坪村民来说，心里也有种情结没变。新盖的楼房前，村民用帆布搭了小棚子，里面摆些竹椅子，用砖头搭个四方小灶，七八个人经常围过来像在山上一样烤火，七嘴八舌地讨论着你家的电费、我家的水费。
牙齿掉了几颗、说不清自己姓名的杨老头八十多岁了，还没有习惯下山的生活，现在一家四口住在200多平米的新居里，还是觉得没山上宽敞。现在数字电视看得多了，加上家用电器也多了，电钱猛涨，以前喝山泉水变成了喝自来水，要花水费，以前烧柴火，现在是天然气。“人均每月增加了150到200元，很恼火。”以前经常跋山，现在不经常跋山，老头围着围腰总是到处乱走。老太太则为闲着发愁，想要到山上搭个小帐篷养鸡鸭和种菜。
山上仍有恋旧的人，甚至恋自己家旁边的每棵树。山上一片冷清和宁静，只剩下了一些很老的老人，游荡的狗和飘渺的暮霭，在孤独的宁静生活中等待，等待花开，等待草长。
“下山好，下山好，山上苦啊，”杨老头说话总是漏风，但是尚未习惯变化的笑容与迷茫都藏在这有过他们老房的群山和现在欧式别墅中，等待着新的政策或是有怪点子的刘明福们再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距成都70多公里，沿着蜿蜒起伏的山路，在青城山与青城后山之间，有个茶坪村。茶坪村幅员3.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90%，在这里有漫山遍野的银杏和桂花，还有岷江的一条支流味江河绕山而过。
在这大山深处，茶坪人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他们在山上劳作，山上居住，不论外界有怎样的时代更替，他们的生活鲜有改变。
正是这个不起眼的边远小寨，却被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另眼相看，并在很多场合提及。
引起周其仁关注的，是茶坪村的民间“金本位”现象，为了应对货币的可能性变动，茶坪人以黄金平价的方式签订承包合同，这被周其仁视为“宝贝”。
有趣味的是，同样是这个僻静偏远的小村落，在没有任何外界力量支助下，还有着中国第一个村级“科协”。
也是这里，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只用短短两年时间，便让村子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茶坪人说“两年发展了几十年”。
大山里的“金本位”
茶坪村有147户人家，589人。村民原本大多住在山顶和山腰，因为地在山上，劳作在山上，山有多高人就住的就有多高。村民也下山，卖家里出的，买家里用的。下山时，人们总是背着竹篓。封闭使得这里总是比外面迟钝，村民得到的消息多来自模样古老的收音机和只能收到地方台的电视。
在茶坪人心目中，老支书刘明福是一位颇有威信的村庄魁首人物，“黄金合同”便出自他手。
刘明福五十多岁，头发早已花白。汶川地震前，他和村里很多人一样，在山上居住。但现在老刘的家是个“仙地儿”，处于山脚下。
在群山环抱中，味江河拐了一个弯，从一个二三十米高的大青石板上斜着冲下，青石板上方有一座古老的石桥，他的家就在石桥边。冲下来的水在他家的楼前汇成了一个碧绿的深潭，然后往西折去，汇入岷江。
1999年，还是平头百姓的刘明福想承包青峰山背后莫家坡的100亩山地种植银杏。这片坡地常年没人管理，一片荒芜。茶坪村有7个生产小组，老刘想承包的这块便属于吴先智任小组长的组里。吴先智和老刘一样也是村里的“精明人”，20岁就被推选为生产小组的组长。
双方约定承包期从2000年到2049年共50年，承包费总金额为3.5万元，支付方式是前10年每年交费500元，后40年每年750元。
“50年太长了。”吴先智总觉得不稳妥。小时候他就知道山外面的物价是变化的，大米从4毛多涨到7毛多。10年或50年之后，今天的100元到底相当于多少钱？双方现在议定的承包费，如何经受得住长达半个世纪的考验？满怀疑虑的吴先智找到刘明福，说合同上不直接写钱的数目，以实物来约定合同支付价格。
其实这种做法在农村并不鲜见。凡是涉及未来多少年的土地转让合同，大都以粮食标价，比如每年每亩土地转让的对价是800斤到1000斤的黄谷，或600斤到800斤的中等大米等等。为了避免交实物的不便，这类合同一般也写明，以秋后某一时日的市场价格把实物折成货币。
吴先智提出用大米来约定合同的支付价格。但刘明福的心里又有了计较，“大米有等级，有七毛钱一斤的，有一块五一斤的，不行。”思来想去，老刘提出了一个让村民都觉得意外的提议，用黄金，“黄金就是黄金。而且黄金在国际上通用，大米不通用。”
就这样，一份以黄金标价的承包合同签订了。11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吴先智和刘明福有时还会争论：是黄金涨得快还是大米涨得快？用黄金合理还是用大米合理？刘明福还煞有介事地提了他刚在电视看的，2月18日央行又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他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分析着人民币升值和贬值的可能。
“公平”不被效仿
应对通胀，民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智慧，在周其仁眼中，刘明福的合同就是一个精巧的办法。
合同的第六条写道：“承包费贬值率与升值率按1999年12月份24K黄金价通俗工艺品115元/克为尺度，今后黄金价按银行售价浮沉在20%以上时才计算等值24K黄金量计算当年的承包费。”
这里，“通俗工艺品115元/克”几个字是手写的，是合同打印好后，在签字当日查询了黄金市价后补上的。这项条款的意思是，每年缴纳的承包费，要按金价的变动给予“贬值或升值”的调整。具体的办法，就是以1999年签订合同时的金价为准，确保未来承包费的黄金平价不变。1999年的金价如合同所载明的，每克115元人民币，故500元可购黄金4.348克（=500/115）。
要保证未来的承包费不贬值，无非就是确保今后每年的承包费也能购得等量的黄金。比如2010年，吴先智说，按照原来是500块钱，实际交了1800块钱。“如果2010年仍是只交500元，那出让山地的那一方吃亏就大了。”
签好合同，刘明福和吴先智还去都江堰市公证处去公证，对茶坪村来说，这也是一件新鲜事。“公证处也觉得很公道。”刘明福说，对此，他还有点小得意，“我的想法还是有点前卫的，历史也检验是正确的吧。”
实际上，对这个日常生活主要靠自给的村寨来说，通货膨胀的影响远没有像大城市那么严重。刘明福说通过电视他知道通货膨胀给人们带来的担忧，他自己觉得土地和粮食最重要，但是城里人这两样都没有。
但不管怎样，周其仁视这份合同为可观察的民间“金本位”， 周其仁这几年在成都考察城乡统筹时，看过与土地相关的合同也算不少，以黄金平价来应对货币币值可能变动的合同模式并不多见。“这也正是我们对这个包括了黄金条款的承包合同刮目相看的地方。”他说。
但问题是，刘明福是要交承包费的一方，按黄金平价调节未来每年要交的承包费，只能让老刘每年多出钱。老刘自己对此却不以为然，“交易可是要讲公平的呀，再说，以后我也可能再转让，那时我就要收别人的转包费啦。”
周其仁说这比很多公式化的“合约经济学”说得还明白：一是合约公平，二是买家也可能当卖家，“能明明白白说出这两点的农民凤毛麟角。”
老刘的这个黄金条款的合同，周其仁在饭桌上经常和人提起。他关心的是，无论法定的货币制度为何物，民间总会冒出自发的努力来维系币值的稳定。“毕竟，‘黄金条款’也还是合约过程中的麻烦，如果法定货币的币值稳定，这种麻烦还是能少则少、能免则免。”
“有智慧的人”
但是，这个被周其仁视为“宝贝”的合同，在茶坪村却没有被更多村民效仿。“主要是怕自己吃亏，宁愿少交钱也不愿意图个什么公平。”刘明福说。
刘明福也没想到“这两年（金价）波动会这么大”，对这些年来自己因为这个合同而吃的“亏”，刘明福心里有另外一种盘算：这样签了合同，老百姓觉得公平，“要不老百姓会造反的，我的树苗子岂不是白买了，他们不造反就是保证了我的利益。”
在茶坪村，刘明福被视为是“有智慧的人”。五年前，他从山上搬到山脚下，两万多块钱买了一个二层的小楼，老刘的媳妇开了个小卖部，卖些大米和油盐。
老刘个子不高，很瘦，见到记者时，他刚从山上跑下来，浑身是土，拿着挡草的拴镰，匆匆用四川话打招呼“要地，要地”，便跑进屋换了一身体面的行头：一双黑皮鞋，一条牛仔裤。很难想象在茶坪村，很多点子都出在这个不起眼、有点驼背的人身上。
老刘小时候和父母及七个兄妹住在山顶，100多平米的茅草房，有灶房、猪栏、松木搭的床。山上种地不能用犁，都是用锄头挖出来的，产量也不高。“菜自己种，全年吃玉米，半年吃不到一餐肉，需要买衣服和盐就下来背一回，衣服都是稀巴烂，好凄惨的。”老刘说他这一生都很穷，穷怕了。在这个封闭的村庄，直到28岁，他才娶到老婆，但儿子十来岁的时候，去河里游泳淹死了。
山上的农活是杂乱无章的，自己种菜，种苞米、小麦、红薯，农闲的时候，准备柴火，还养猪和鸡鸭。“从初一干到除夕，干都干不完。”“晚上没人敢出来，除了蚊子厉害，山里蛇多，还有很多毒蛇。”
在茶坪，老刘显得很特别，别人下山买油盐，他总要去买书，或者去邮局订报刊，或者跟出版社邮购最新出版的关于农业和科技的书。
站在大山上，老刘经常望着另一座山，山和山之间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和一片厚厚的暮霭，零星开着的白梅和红梅相间其间。老刘说对面就是天府之国——川西平原，那是他心中的富饶之地。面色还红润，但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刘，眼角有像贝壳纹路一样的鱼尾纹，总像是在笑。
早在签订“黄金合同”以前，1991年，老刘就在村里成立了一个科学技术协会，专门教农民们如何选择种子、如何提高种植技术、怎样推销自己的农产品。成都市科协党组书记陈嘉泰说，当他知道在这样基层、偏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科协存在的时候特别感动。
老刘成立科协想法很简单。卖粮食、卖猪肉的利润太低，“一年养一头大肥猪那会儿才几十块钱”，老刘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禾把斗装满需要科技。”
村民王全也是科协的重要一员。城里人爱吃瘦肉，他们就一起研究跑山猪、跑山鸡的养殖方法。茶坪村的猪一直是放养，任由猪满山遍野地跑，晚上自动归圈。但是2008年那场地震后，连下了两三天雨，上百头猪死在了山上。
养殖不成，又开始带动村民种桃子，遍山植桃，红火了一阵子，农民把桃子一筐筐从山上背下来，每天发10车。但是，由于茶坪雨水多，看见太阳的时候少，长出来的桃子没有竞争力。刘明福觉得“科技还是没解决问题”。
现在，老刘和科协的人调查了市场以后，发现各地在绿化时对桂花树苗与银杏树苗的需求量很大，于是他们开始引进这两种树苗。买了很多银杏种植的书，满山坡都是桂花和银杏，桂花开的时候，老刘说，整个茶坪村就是个“香山”。
桂花树苗与银杏树苗在当地市场上价格不菲，一株胸径10公分以上的桂花树可以卖1000多元，看着是效益不菲，但是种植年限长，村里的银杏还不能卖。
“两年穿越朝代”
在连接茶坪的山路上，可以看见很多乡镇大巴车通过，都是通往汶川和映秀的。2008年那场地震，茶坪也是重灾区，茶坪离震中汶川直线距离仅有20公里。地震几乎毁掉了大半个村，全村147户农户中，倒塌和严重受损的有95户。
但是，地震后的一个新政策，却让茶坪村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而这个机遇，再次让刘明福和村民们动上了脑筋，而随之带来的改变，也是茶坪人数百年来从未有过的。
地震后，山上的房子大多毁掉，绝大部分农户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即使有政府的补贴，也盖不起新房。
2008年6月26日，震后一个月，成都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灾后城乡住房重建工作的实施意见》，允许农民和城里人合作建房，而且联建房建成后，国土部门对农户和联建方都予以合法确认。
刘明福虽然初中没毕业，他可是对农村有一等一的了解。他知道这个政策意味着什么。城里人从来不允许购买农村宅基地，外村人来买都很难，但是宅基地是农民手里没有被盘活的宝。“光有政策不行，还要领会。政策就是钱。”老刘说。他和村干部马上组织开会，觉得这事有文章可作。
王全是年轻人里想法较多的，不爱说话，但什么心里都有数。他马上就给彭州商人张忠贵打了个电话，之前两人的交往仅限于张忠贵每年去王全那里采购一次腊肉。凭着记忆中张忠贵说过“茶坪村风景真好”，王全就想把他发展为“联建方”。
张忠贵说，“茶坪村的地值钱，有9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呢。”他自己也想在有“青城天下幽”之称的青城后山有个夏天避暑的好去处。
于是，张忠贵投了50多万，修了两幢紧挨着的二层别墅。大的一套，建筑面积242平米，给了王全；小的一套，建筑面积170平米，张忠贵留给了自己。两个别墅白墙黑瓦，清一色塑钢窗。王全的客厅铺着实木地板，墙线包了红木，3组深红色的真皮沙发特别抢眼。二楼屋顶有一个宽敞的大阳台，配备了一个跟踪式太阳能设备，停电时能够提供应急用电。房子刚建好时，厨房用的还是烧柴的大锅，屋角堆满了干柴，屋顶挂着腊肉，与洋房显得不太协调。现在，厨房的屋顶用了铝扣板，还搭建出隔间，成了餐厅厨房的样式。
其他的村民也大致如此。村里听从了周其仁教授的建议，坚决不超过原来的宅基地建设指标，也不污染环境。橘黄色的欧式建筑掩映在山林中，最高都不过三层，“超过三层就是城市了，房要在林中，人要在树中。”很多阳台上挂满灯笼和腊肉，还有老人在阳台的椅子上晒太阳。老刘说，这个像上海的房子，他去过一次上海。
有的房子前还流动着从山上引下来的山泉水，里面有灰色的河鱼，也有人在里面养着鲜红的金鱼。一进村民的屋，老刘就激动，“你看这电视大不大？”“现在我们也有天然气，你看还有抽油烟机。”时不时，还回头咧着嘴问记者：“这房子，在北京你要买，得工作30年（才能买得起）不？”
“人在山旁就是仙”
王全说，地震后这两年，茶坪往前发展了30年。刘明福说，是穿越了朝代。
老刘非要带记者去看他的刚刚有个轮廓的三层独栋别墅，外面的装修还没完，但老刘早已规划好了每个房间的用处。“这个是音乐室，听音乐的。”“这里是打麻将的。”“这是小的观景阳台，楼顶是大的观景阳台。”老刘还策划着，要养鸡下蛋吃，养狗看家，养猫逮老鼠，还要养猪……老刘既希望和村民享受现代文明，还要活得像个纯粹的农民。
站在刘明福家新别墅的楼顶，对面层峦叠嶂，满眼尽是绿色，脚下是奔流的河水，迎面吹来的是青城山特有的湿润、休闲的山风。他说：“人住在山旁，就是仙。”
老刘家旁边的山没变，味江河由于这两年灾后重建，变得浑浊了，但是老刘说今年夏天，河水再泛一次洪就清亮了。王全家新别墅前的那座上百年历史的钢绳桥也没变，拉动桥的还是一根很粗的钢筋。
但对搬下来住的茶坪村民来说，心里也有种情结没变。新盖的楼房前，村民用帆布搭了小棚子，里面摆些竹椅子，用砖头搭个四方小灶，七八个人经常围过来像在山上一样烤火，七嘴八舌地讨论着你家的电费、我家的水费。
牙齿掉了几颗、说不清自己姓名的杨老头八十多岁了，还没有习惯下山的生活，现在一家四口住在200多平米的新居里，还是觉得没山上宽敞。现在数字电视看得多了，加上家用电器也多了，电钱猛涨，以前喝山泉水变成了喝自来水，要花水费，以前烧柴火，现在是天然气。“人均每月增加了150到200元，很恼火。”以前经常跋山，现在不经常跋山，老头围着围腰总是到处乱走。老太太则为闲着发愁，想要到山上搭个小帐篷养鸡鸭和种菜。
山上仍有恋旧的人，甚至恋自己家旁边的每棵树。山上一片冷清和宁静，只剩下了一些很老的老人，游荡的狗和飘渺的暮霭，在孤独的宁静生活中等待，等待花开，等待草长。
“下山好，下山好，山上苦啊，”杨老头说话总是漏风，但是尚未习惯变化的笑容与迷茫都藏在这有过他们老房的群山和现在欧式别墅中，等待着新的政策或是有怪点子的刘明福们再来解决他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