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剧是抗战类型剧的衍生品。从《暗算》到《潜伏》,虽创作者构思迥异,但剧作主旨似乎从未改变:我党为何胜利,国民党缘何崩盘。将国家命题加诸小人物身上,以个人命运证明,我成你败是必然,形成一种典型的抗战剧创作思维模式。
　　《黎明之前》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模式,但至少跳出了谍战剧创作的桎梏——摒弃权术争斗,弱化情感纠葛。它呈现的,是国共双方特工在既定历史命运之下、谍战最专业的技术手段基础之上,关乎信仰与忠诚的精神鏖战。
　　《黎明之前》从开始就搬出精神对决的概念。它没有像一般的电视剧,将主人公极力排除在嫌疑之外。故事伊始,刘新杰就处于被怀疑的漩涡中心。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意念,潜伏者很难支撑到最后。就如国民党军情第八局局长谭忠恕所说:潜伏者一开始有的是兴奋和欺骗对手的自豪感,但继续下去便是对危险的恐惧。刘新杰面对的不只是恐惧,当战友直接或间接死于己手而自己只能眼含热泪敲打摩斯密码时,强烈的罪恶感和沮丧感才是最容易使人丧失心智的。这时,信仰便凸显出强大的力量,使他从痛苦中一次次爬起来。随着牺牲战友的痛苦的增加,这种信仰的力量愈发强大,使他在最后关头敢于以必死之心实现乾坤逆转。
　　《潜伏》中余则成因情而生信仰,《黎明之前》里刘新杰却是因信仰而成长信仰。信仰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植根在温暖的土壤里。这种温暖,是刘新杰身旁那些不知真实姓名的战友们,为了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新世界,用青春和鲜血浇灌出来的热量。死去的人肉体泯灭,信仰的力量便嫁植到活的人身上。这种信仰的嫁植,是刘新杰痛苦的源泉,因为每一次嫁植,都必须以感情的撕扯和削减为代价。这样的痛苦,同样也发生在“水手”身上。
　　无数剧评诟病结局的仓促:精妙的编剧,怎会让“水手”以生命设局,却只为一场欺骗?明察秋毫的谭忠恕,何以在最接近真相的地方溃败?正方战胜反方这样一个结局,难道就是如此错综复杂的剧情给我们的交代?
　　“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如果理解了惠特曼的这句话,你就会发现这样的结局恰恰是《黎明之前》值得称道的地方。谭忠恕数次提及,只有自己和刘新杰在那场惨烈悲壮的战争中活了下来。他们的信仰在战火的淬炼后变得无比坚挺。谭忠恕是一个纯粹的军人而非政客,他的终极信仰与刘新杰,甚至与共产党人是一致的——国家、民族。国民党节节败退并不足以让谭忠恕丧失信仰,但是当“水手”提及刘新杰这个名字时,谭忠恕修建的信仰长城开始出现裂痕。与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竟然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去效忠这个信仰,而且看起来这种选择确实是对的。谭忠恕发现自己被信仰遗弃了,这是他无法接受刘新杰就是卧底的最深动因。
　　信仰因温暖而成长,也因寒冷而枯萎。当欧阳秉耀和李伯涵上演了一出争权夺位的闹剧,谭忠恕彻底心灰意冷,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忠诚献给党国,把信仰转给新杰。所以,谭忠恕明知刘新杰是卧底,却依旧帮刘开脱,并不是出于所谓兄弟情义,而是为了将自己对国家民族的信仰托付于刘。
　　之前的谍战剧,最终往往演变到信仰的较量,胜负的天平也往往是因为信仰的高下而倾斜的。在这一点上,《黎明之前》做得更纯粹:它抛开“信仰高低”的论断,将谭忠恕和刘新杰——如同《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立青与立仁,没有所谓“主义”的沟壑,却信念不一、势均力敌——设定在一个尴尬的历史时刻,进行一场精神保卫战。对刘新杰而言,他走投无路又无可奈何,在迷失和死亡的恐惧中拼命挣扎,因为这是一名潜伏特工的职责;对谭忠恕而言,他原本占尽了天时地利,又坐拥八局的精英集团,却也不得不在历史的滚滚车轮面前低头。在谭忠恕与刘新杰之间,没有失败者,也没有胜利者。
　　分别之后,两人再未谋面,谭忠恕被软禁终生,却并不悲哀,他的信仰,在祭奠“水手”的那个早上,已经移交到刘新杰这个出生入死的兄弟心中,并且一直成长,从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