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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哲学作为新兴学科，其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廓清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立足点是以人的需要为本的实践逻辑，它的发展需要哲学和经济学的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的需要；实践逻辑；关系；互动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Ａ
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经济哲学都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在经济哲学基本理论方面仍存在不少争议之处，甚至经济哲学的定义本身就是问题。问题的出现往往表明现实中有了新的需要，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人类正是通过对问题的不断解决向更高境界发展。对经济哲学进行界定和发展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样既可以为经济哲学夯实基础，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坚持和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断和现实“结合”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立足点是以人的需要为本的实践逻辑。
一、经济哲学何以可能
在人类认识史上，往往是先有事实后有逻辑。先是实践中出现了某些新现象，人们对这些现象有了初步的描述和看法，然后才揭示出这些现象内在的规律和逻辑。这些规律被发现后又为人所用，围绕着人的需要催生出新的实践，这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所以，实践是理论发展的真正源泉和动力。历史上的事实、理论，往往根据当下实践的需要被重新理解，所以，现在不是过去意义的延续，相反，过去的意义要由现在的实践所赋予。
哲学是寻求普遍性、整体性规律的知识，但普遍与整体必定和特殊与部分相联系而存在。一切具体科学在历史上都源自哲学。哲学虽然在各门知识中表现得或隐或显，但必定存在。萨特曾说过，“你有选择的权利，却没有不选择的权利”。当我们面对经济现象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哲学前提。经济学和哲学的密切关系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如：人类原始经济思想中的哲学观念；古希腊柏拉图的两种财富观，亚里士多德论财富的目的和有限性；近代马基雅维里把政治哲学与经济学结合，洛克有关财富与幸福的关系思想，休谟对经济学与伦理学、历史学关系的探讨，斯密的道德哲学对其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的贡献。马克思在哲学与经济学的互动中实现对两者的伟大革命等。进入20世纪后，现代科学哲学和道德哲学都对经济学产生了新影响。所以，经济哲学的相关思想早已存在，不过这个维度长期没有被揭示出来，它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可以说它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问。
既然经济学和哲学从来没有分离过，为什么又会出现经济哲学这门新兴学科呢？一门新学科往往代表一个新视角。经济哲学就是对哲学和经济学关系重新认识的视角，它的出现是因为哲学和经济学存在着关系不合理的状况。当前，哲学变得越来越飘忽和孤立，而经济学又出现了严重的唯科学倾向。经济哲学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学人文倾向的复归，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哲学向实践的复归。这也是今天实践和理论，不同学科之间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表现。
经济哲学究竟是经济的哲学还是哲学的经济？其理论性质如何界定？有人认为，经济哲学“处于哲学和经济学交叉地带”，研究的是各个经济形态“共有的、基本的规律和问题”， [1]与此相反者则认为，经济哲学“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而是一门部门哲学。所谓部门哲学，就是对世界的某一部门或某一领域的哲学问题的哲学思考”， [2]还有的认为，“经济哲学是用哲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或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具有哲学性质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 [3]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从本质上说，经济哲学主要体现了经济与哲学领域间的互动结合性，即两者不是相互孤立、冲突或相互混合、取代的，而是互动共进的。经济学探讨的是以价值为媒介、满足人需要的方式问题；哲学探讨的是以普遍性和整体性规律为内容的满足人需要的知识问题；而经济哲学则是探讨人们经济领域需要和哲学领域需要间关系合理化问题的学科。经济哲学可以界定为经济本质论、经济方法论、经济价值论的多位一体，尤其侧重解决经济现象和理论前提问题的学科。经济哲学一系列基础问题的廓清和解决要靠马克思主义，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平台才能整合经济哲学丰富的思想材料。
二、马克思主义为经济哲学奠定了真正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哲学领域具有天然的优势，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现代经济哲学的鼻祖。马克思本人兼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双重身份，他的著作大多也是两者内容的融合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和经济学研究分不开的，而其哲学又为经济理论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这两方面的互动，最终使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事实上他已经为经济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范例。
今天，哲学和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它们在新时期的结合与互动不能再局限于过去得出的具体结论，而要从马克思主义更核心的本质层面去思考现代哲学和经济的合理关系。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能靠道德，因为道德只能发挥辅助作用，它的背后是利益，利益的背后是需要，所以，人的需要才是合理的整合平台。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强调从人的需要出发，从实践结构入手把握经济的地位和作用，避免经济决定论和唯心主义历史观。因此，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逻辑分析法，从人的需要出发才能打下经济哲学正确的基础。
1. 人的需要是经济哲学的出发点
关于人的需要，可以说它的复杂多变特性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人围绕着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活动，就是实践。马克思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 [4]“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5]人通过关系的处理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这是实践的根本立足点，社会关系集中体现了实践的根本特征。一切理论和现实问题都可以在人的需要及实践活动中找到答案。无论哲学还是经济学，思辨现象还是经济现象都是因人的需要而产生的。片面极端的理论和活动之所以错误，原因在于其满足人需要效力的弱化。它们把某个方面或角度绝对化，而不从整体和关系的角度去决策和行动。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和人复杂全面的需要相冲突，不少高度分化的部门学科常出现这种毛病。不同学科形成的结构应和人需要的结构相匹配，不然就是一种异化。同样，它们的结合与互动，也是人的需要的变化在背后所推动，经济哲学就是因应这个原理而出现的。
那么需要的本质是什么呢？需要是自然界长期进化所形成的人这种高级动物特有的精神特征。它的本质是人的精神中应有和现有的矛盾。矛盾就是动力，需要是矛盾，所以需要就是动力。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人的需要才是人（包括个体和人类）和社会存在发展的真正动力。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需要为本。人的需要和其他动物是不同的，其内部应有和现有的矛盾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旧的需要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需要，不断推动着人们去实践；动物的需要则不具备这种发展性，它们仅仅是适应。人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需要处理三种关系：一种是需要和自然的关系，一种是不同个体需要间的关系，还有一种是人的不同需要间的关系。处理这些关系要诉诸各种方式和媒介，它们在实践中具体化为利益。在需要和利益的驱使下，人形成了实践系统。人和自然关系的处理，表现为生产力；人际关系的处理，表现为交往关系。这两种关系相交织，又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所以，社会基本矛盾是需要的表现形式。这些关系构成的矛盾群，在范式的演进中有时体现出同一性，有时体现出斗争性，有时达到平衡，有时失去平衡。需要的增长和变化是无限的，而现实的满足是有限的，这二者间的矛盾决定了利益的稀缺性。对利益关系的处理，这就是经济活动的本质。经济哲学的产生、定位和发展必须放在这个视界中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
人需要的满足虽不仅限于生产，但主要靠生产。生产主要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四种，分别满足着不同类型的需要，各自有其特殊的规律。需要和现实的矛盾有时在经济领域爆发出来，有时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表现出来。今天的经济已不单涉及物质生产部门，而是和政治及文化相融合。所以，解决经济问题的切入点未必一定在经济领域。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就体现了这一点。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生产力影响的大小是不同的。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切入点和方式，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是不同的。影响最大的因素并非总是经济，政治在革命时期对解放生产力发挥着决定作用，当今知识经济的出现又使文化对生产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彼得·德鲁克就认为，在现代经济中，知识已成为真正的资本与首要的财富。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诉诸的领域和方式，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在传统的人身依附型社会，政治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在经济必然性基础上人的相对独立性这个阶段，经济的作用是根本性的；而在马克思设想的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文化和知识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很可能上升到基础地位。
人的需要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具有选择性和目的性，同时又有具体历史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主体需要的结构密切相关，因为经济活动毕竟是围绕着人的需要展开的。“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6]484“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6]505没有主体高层次的需要，就没有现代水平的经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具有质和量的双重含义。按需分配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而是指具体历史地满足人的需要并实现需要间关系的合理化。需要和实践都是历史性范畴，不同社会人们的“需”不同，满足需要的实践方式也不一样。当需要和实践在发展中达到相对平衡时，就是社会的健康状态。如果平衡被打破，就会出现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只是社会危机的一种。经济活动不同于政治和文化，它主要以价值为中介来满足和处理需要关系。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哲学研究的是关系，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思维在实践中诉诸价值生产和分配等领域关系的合理化。过去，人们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表层论述上，而没有突出这个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核。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要以诉诸实践的人的需要的具体历史性满足和需要间关系的合理化为本。
2. 实践逻辑是经济哲学的方法论基础
黑格尔说：“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 [7]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传统本体论，它的经济哲学也具有这一优秀基因。传统本体论有两个主要缺陷：一个是把某一个因素视为本质，而没有把各种因素有机联系的系统质作为灵魂；第二个缺陷是忽视了现象和本质的统一问题。本质和现象的分离只存在于人的思维中，在现实中它们从未分离过。对第二个缺陷的克服，现象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指出本质蕴含于现象中。而马克思主义则彻底克服了这两个缺陷：一方面，将关注的重点从某种因素转向全部因素和因素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正确地解决了理性具体问题。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现象学有类似之处，但现象学只完成了认识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则不但认识世界，而且强调改变世界。它用实践这个范畴扬弃和统一了认识与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超越以往哲学之处，主要在认识和现实的互动这个环节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博弈逻辑的精髓。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贡献，也是它的经济哲学不同于其他经济哲学的特征。它是从经济这个视角折射整个社会的内在联系，往往通过处理领域内和领域外关系的互动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既注意到关系的全面性，又注意到关系的重点性，并根据现实情况进行相应地转换。经济只有和人的需要及实践保持互动的张力平衡才能健康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基本立足点。
任何学科随着它自身逻辑体系的完善都会产生一种独立的趋势，这种趋势如果缺少和现实及其他学科的互动机制，就容易脱离人的需要和实践，陷入自我逻辑循环。沉迷于数学模型的建构是当下西方经济学的通病，过分迷信形式逻辑，而忽视了对理论前提的历史性批判。当下中国经济学也存在两种偏差，一种是辩证逻辑异化，沾染了实用主义倾向。另一种则和西方经济学犯了类似的毛病。经济学或失足于形式逻辑或失足于辩证逻辑异化，根本原因在于实践逻辑缺失，对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实践逻辑间的关系认识不清，没能从实践逻辑角度去认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有效范围和局限性。
那么何为实践逻辑呢？实践逻辑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揭示的，是指人在围绕其需要进行的具体历史性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联系发展的逻辑。它的立足点是因素和关系的互动，它的关键是人的需要及其关系的合理化。社会现象是由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个体共同活动的结果，其复杂多变远远超过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主体和主体的关系，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同，它所能揭示的主要是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趋势。社会科学的有效性常常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它的被获知率越高，结果的不确定性就越大，甚至和预期截然相反。原因在于人的本性不会甘受“现有”的束缚，而新的“应有”会使理论的前提发生改变，出现了一种认识和现实间“交替攀升”的现象。在这种现象的影响下，社会科学对规律的揭示往往带有很大的事后性。所以，实践逻辑既带有“铁的必然性”一面，又带有博弈建构性特征，它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
实践逻辑还具有内在的结构。合理的结构是趋向于均衡发展的结构，在现实中常常表现为围绕均衡态的波动。好的实践结构可以使不同因素实现良性互动，不好的结构则会起阻碍作用。同样内容的东西在不同关系中的性质可能截然相反，是具体的社会关系决定着它的功能和作用。比如一种思想的实现程度是由这个社会需要的发展程度决定的，并体现这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所以，同一事物若想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正确发挥作用，首先要完成一种结合和转化。这是因为社会结构变化使事物功能和意义发生了变化。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实践逻辑分析法。它包括实践现象学和实践博弈论两层内涵。实践现象学，即将实践作为现象和本质相结合的认识对象，形成理性具体；实践博弈论就是在理论和现实的结合方面，选择恰当的切入点，以合理的模式改造现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可称之为实践多维一体法，其中包括多个具体方面。这种方法的运用，有两个容易失真的环节。第一个容易“失真”的环节是现实实践到理性抽象的过程是否合理，抽象出的范畴种类是否全面，相互作用的比重关系是否符合现实。抽象之后，这些范畴间作用关系的层层演绎推进是不是能够真正反映现实运动，能否塑造一种中介模式来指导和干预实践，这是另一个容易“失真”的环节。只有克服这两个容易失真的环节，才能正确使用实践逻辑分析法，获得最为理想的结果。《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方法的使用范例。这种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它以经济实践作为认识的对象，揭示经济领域内在规律；同时在哲学和经济学的互动中塑造合理的中介模式来指导和干预经济实践，使之以恰如其分的方式满足人的需要。
三、经济哲学发展要靠实践基础上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与互动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实践逻辑是通过哲学、经济学和现实的互动结合实现的。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制约而发展的。某种单个因素不可能是社会的全部本质，单凭一个学科也不足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因为社会是多种因素和关系构成的有机体。当下在学科的交叉地带出现新的知识增长点，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关系本体意义的彰显。知识领域也存在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趋势，但这一次的“合”与古代诸科不分的“合”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包含着高度分的合。这种“合”在本质上是一种互动，不是消除各自的特点，是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这种局面使分更加走向深入，也使合达到了更高的层次。这就决定了各学科要相互支援、印证，甚至提供貌似相反的动力以汲取营养。哲学要走出“清高”的围城，需要和社会现实联系最紧密的经济学提供养料，所以，它需要经济学维度。经济学是部门科学，而需要在整体和普遍性中才能正确合理地发挥作用，需要新的视野和方法走出片面性，所以，它需要哲学维度。马克思当年就是在哲学和经济学的互动中，完成了对两门学科的革命。今天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很大程度上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结合的表现。长期以来，经济学的科学主义倾向过于突出，存在重实证，轻人文、重经济，轻伦理、重数学，轻思辨的片面性。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因为意识形态的干扰，使其科学性遭到阉割；另一方面受市场功利思潮的冲击而倍受冷落。哲学要想改变现实，需要诉诸经济学；经济学若想走出异化，需要哲学引领。这两者不是谁是谁的奴仆，而是双方需要在互动互补中实现共荣。
那么，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应当怎样互动呢？现代经济学对数学形式逻辑工具的使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并且在元理论方面也有一些真正的创新。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在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批判吸收其内容和方法。现代经济学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范式基础、价值取向和方法指导。由于认识误区和利益驱使，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很多严重后果，如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8]经济的发展不单指量的扩张，还包括质的提高；不单要看有多少自然物成为了人的加工对象，还要看有多少人化自然物被以新的方式重新认识和加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先进的以人为本的经济模式，这需要哲学的反思和引领，经济哲学就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它可以修正经济理论和活动的前提，解决其角色定位、价值取向、发展逻辑、范式转换等更广、更深的问题。经济哲学是哲学和经济学关系合理化的缓冲地带。
目前，哲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裂，互动模式并不合理。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哲学都是灵魂。但蕴涵于各具体学科之中的哲学和作为独立学科的哲学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在经济学貌似精致复杂的知识背后，常常是贫乏的哲学内涵，甚至只有“利润”两个字。而哲学又往往在自己封闭的逻辑中自我论证，在与现实的对话中陷于不被理解的孤立境地，这是精神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一个领域的发展，必须坚持“跳进去又跳出来”的方法。哲学和经济学的互动，其实也是实证方法和思辨方法的互动与互补。理论学科间的互动事实上主要是方法和视角的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取代变成不伦不类的东西。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不良倾向是哲学不像哲学，经济学不像经济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把互动当成了相互取代。互动是在保持相互独立的前提下，进行方法的借鉴和视角的转换，而不是内容的混杂和搬用。
法国学者博索特曾将跨学科的模式分为三类：一类是线性跨学科，就是把某一学科的原理运用到另一门学科中去；第二类是结构性跨学科，即把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结合成一门新的学科；第三类是约束性跨学科，即在某一个具体目标要求的约束下，实现多学科的协调与合作攻关。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到底属于那种模式呢？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哲学而言，在不同层面不同问题上，这三种结合方式都是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要运用到经济学中去，同时经济学的不少创新也可以升华为哲学范畴和原理，这属于第一种结合；如果从哲学和经济学结合生成的视角和研究领域的相对独立性而言，它又是一门新的学科，这属于第二种结合；但经济哲学毕竟是为实践和人的需要服务的，尤其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经济哲学理应承担对某些社会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理论攻关的责任，这又属于第三类结合。所以，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要放弃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树立多位一体的理解方式，并且从更广的视野看，理论和现实间也不是单向度关系，而是多向互动的共进关系。所以，不但不同学科间要互动，更根本的是这种互动要促成理论和现实间的良性互动。
四、中国经济哲学的发展及意义
当代中国的经济哲学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试图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哲学。经济哲学能否在中国蓬勃发展，根本决定因素还是实践基础上人的需要以及对这种需要的自觉性。因为理论问题的背后是现实问题，理论逻辑的背后是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不管是否自觉，它都处在实践逻辑场域之中。理论现象的出现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产生了对经济哲学的需要，这是它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真正动力。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矛盾。从整体上看，经济面临着自身转型和应对国际局势两个相互影响的方面。这两个方面背后，是以人民需要的满足为福祉的价值取向。改革发展已进入了攻坚阶段，有很多深层次矛盾需要解决。比如相当长一个时期，不少人将公平和效率简单对立，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之所以出现误读，是因为把公平当成了平均。公平不是平均、甚至某种意义上只有不平均才有公平。因为人与人在天赋和努力程度、劳动性质和数量方面普遍存在差异，由于这些差异带来分配上的适度差距是合理的，但现实当中的两极分化往往不是这种原因造成的，而是掌握社会资源支配权的既得利益者搞权力寻租造成的。这种不公是真正的不公，并且是对效率的损害。另外，由于国内两极分化加剧，投资形成的新生产力和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不足形成矛盾，造成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过大。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还需要政治和文化与之配合。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必须协调前进。“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9]所有这些矛盾的解决，仅靠经济学是不够的，因为人需要全面协调发展，社会也需要全面协调发展。不同领域和学科对社会的影响都是有效的，但也都是有限的。所以，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有效地摆正各因素关系，处理好公平和效率以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质要求。中国的经济哲学是应社会转型需要发展起来的，和西方经济哲学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现实国情决定了它和西方经济哲学在侧重点和问题域上会有很大不同，不能生搬硬套地追随西方经济哲学探讨所谓“前沿问题”，而应立足自身需要，解决本国发展的前沿和基础问题。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强调以运动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切社会现象。这种眼光包含历时性和共时性（结构性）两种内涵。社会领域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主要表现为范式的稳定和转换。西方经济学对社会持改良态度，在根本制度问题上是非历史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在革命和建设初期过分侧重于运动性。所以，中国经济哲学在与时俱进的发展中，需要两种意识：破除旧范式意识和建立新范式意识。破除旧范式不但包括破他人的，也包括破自己的。中国经济哲学新范式的锻造，需要不同经济哲学思想的有机结合，在扬弃的基础上打造出全新范式：既不是西方经济哲学整合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哲学，也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整合了西方经济哲学，而是扬弃双方，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建立新范式。这个平台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以人的需要为中心的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前提下，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传统社会主义的固有优势和资本主义某些合理因素，以及在实践中摸索的新做法辩证整合，打造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验。这个探索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哲学的发展过程，既是对偏离马克思本真原意的实践拨乱反正的过程，又是根据新的现实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发展的过程。在经济哲学上，中国人是有可能演奏第一小提琴的，而这条道路的探索必将反哺世界。
参考文献：
[1] 钟国兴.经济哲学的定位问题[N].光明日报，1998-4-3.
[2] 刘敬鲁.经济哲学需要研究的三类问题[N].光明日报，2001-10-23.
[3] 于文军.经济哲学的学科归属（观点）[N].人民日报，2000-3-9.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119.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246.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4.
（责任编辑 庆跃先）
关键词：人的需要；实践逻辑；关系；互动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Ａ
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经济哲学都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在经济哲学基本理论方面仍存在不少争议之处，甚至经济哲学的定义本身就是问题。问题的出现往往表明现实中有了新的需要，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人类正是通过对问题的不断解决向更高境界发展。对经济哲学进行界定和发展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样既可以为经济哲学夯实基础，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坚持和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断和现实“结合”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立足点是以人的需要为本的实践逻辑。
一、经济哲学何以可能
在人类认识史上，往往是先有事实后有逻辑。先是实践中出现了某些新现象，人们对这些现象有了初步的描述和看法，然后才揭示出这些现象内在的规律和逻辑。这些规律被发现后又为人所用，围绕着人的需要催生出新的实践，这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所以，实践是理论发展的真正源泉和动力。历史上的事实、理论，往往根据当下实践的需要被重新理解，所以，现在不是过去意义的延续，相反，过去的意义要由现在的实践所赋予。
哲学是寻求普遍性、整体性规律的知识，但普遍与整体必定和特殊与部分相联系而存在。一切具体科学在历史上都源自哲学。哲学虽然在各门知识中表现得或隐或显，但必定存在。萨特曾说过，“你有选择的权利，却没有不选择的权利”。当我们面对经济现象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哲学前提。经济学和哲学的密切关系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如：人类原始经济思想中的哲学观念；古希腊柏拉图的两种财富观，亚里士多德论财富的目的和有限性；近代马基雅维里把政治哲学与经济学结合，洛克有关财富与幸福的关系思想，休谟对经济学与伦理学、历史学关系的探讨，斯密的道德哲学对其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的贡献。马克思在哲学与经济学的互动中实现对两者的伟大革命等。进入20世纪后，现代科学哲学和道德哲学都对经济学产生了新影响。所以，经济哲学的相关思想早已存在，不过这个维度长期没有被揭示出来，它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可以说它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问。
既然经济学和哲学从来没有分离过，为什么又会出现经济哲学这门新兴学科呢？一门新学科往往代表一个新视角。经济哲学就是对哲学和经济学关系重新认识的视角，它的出现是因为哲学和经济学存在着关系不合理的状况。当前，哲学变得越来越飘忽和孤立，而经济学又出现了严重的唯科学倾向。经济哲学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学人文倾向的复归，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哲学向实践的复归。这也是今天实践和理论，不同学科之间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表现。
经济哲学究竟是经济的哲学还是哲学的经济？其理论性质如何界定？有人认为，经济哲学“处于哲学和经济学交叉地带”，研究的是各个经济形态“共有的、基本的规律和问题”， [1]与此相反者则认为，经济哲学“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而是一门部门哲学。所谓部门哲学，就是对世界的某一部门或某一领域的哲学问题的哲学思考”， [2]还有的认为，“经济哲学是用哲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或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具有哲学性质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 [3]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从本质上说，经济哲学主要体现了经济与哲学领域间的互动结合性，即两者不是相互孤立、冲突或相互混合、取代的，而是互动共进的。经济学探讨的是以价值为媒介、满足人需要的方式问题；哲学探讨的是以普遍性和整体性规律为内容的满足人需要的知识问题；而经济哲学则是探讨人们经济领域需要和哲学领域需要间关系合理化问题的学科。经济哲学可以界定为经济本质论、经济方法论、经济价值论的多位一体，尤其侧重解决经济现象和理论前提问题的学科。经济哲学一系列基础问题的廓清和解决要靠马克思主义，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平台才能整合经济哲学丰富的思想材料。
二、马克思主义为经济哲学奠定了真正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哲学领域具有天然的优势，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现代经济哲学的鼻祖。马克思本人兼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双重身份，他的著作大多也是两者内容的融合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和经济学研究分不开的，而其哲学又为经济理论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这两方面的互动，最终使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事实上他已经为经济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范例。
今天，哲学和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它们在新时期的结合与互动不能再局限于过去得出的具体结论，而要从马克思主义更核心的本质层面去思考现代哲学和经济的合理关系。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能靠道德，因为道德只能发挥辅助作用，它的背后是利益，利益的背后是需要，所以，人的需要才是合理的整合平台。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强调从人的需要出发，从实践结构入手把握经济的地位和作用，避免经济决定论和唯心主义历史观。因此，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逻辑分析法，从人的需要出发才能打下经济哲学正确的基础。
1. 人的需要是经济哲学的出发点
关于人的需要，可以说它的复杂多变特性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人围绕着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活动，就是实践。马克思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 [4]“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5]人通过关系的处理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这是实践的根本立足点，社会关系集中体现了实践的根本特征。一切理论和现实问题都可以在人的需要及实践活动中找到答案。无论哲学还是经济学，思辨现象还是经济现象都是因人的需要而产生的。片面极端的理论和活动之所以错误，原因在于其满足人需要效力的弱化。它们把某个方面或角度绝对化，而不从整体和关系的角度去决策和行动。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和人复杂全面的需要相冲突，不少高度分化的部门学科常出现这种毛病。不同学科形成的结构应和人需要的结构相匹配，不然就是一种异化。同样，它们的结合与互动，也是人的需要的变化在背后所推动，经济哲学就是因应这个原理而出现的。
那么需要的本质是什么呢？需要是自然界长期进化所形成的人这种高级动物特有的精神特征。它的本质是人的精神中应有和现有的矛盾。矛盾就是动力，需要是矛盾，所以需要就是动力。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人的需要才是人（包括个体和人类）和社会存在发展的真正动力。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需要为本。人的需要和其他动物是不同的，其内部应有和现有的矛盾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旧的需要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需要，不断推动着人们去实践；动物的需要则不具备这种发展性，它们仅仅是适应。人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需要处理三种关系：一种是需要和自然的关系，一种是不同个体需要间的关系，还有一种是人的不同需要间的关系。处理这些关系要诉诸各种方式和媒介，它们在实践中具体化为利益。在需要和利益的驱使下，人形成了实践系统。人和自然关系的处理，表现为生产力；人际关系的处理，表现为交往关系。这两种关系相交织，又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所以，社会基本矛盾是需要的表现形式。这些关系构成的矛盾群，在范式的演进中有时体现出同一性，有时体现出斗争性，有时达到平衡，有时失去平衡。需要的增长和变化是无限的，而现实的满足是有限的，这二者间的矛盾决定了利益的稀缺性。对利益关系的处理，这就是经济活动的本质。经济哲学的产生、定位和发展必须放在这个视界中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
人需要的满足虽不仅限于生产，但主要靠生产。生产主要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四种，分别满足着不同类型的需要，各自有其特殊的规律。需要和现实的矛盾有时在经济领域爆发出来，有时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表现出来。今天的经济已不单涉及物质生产部门，而是和政治及文化相融合。所以，解决经济问题的切入点未必一定在经济领域。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就体现了这一点。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生产力影响的大小是不同的。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切入点和方式，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是不同的。影响最大的因素并非总是经济，政治在革命时期对解放生产力发挥着决定作用，当今知识经济的出现又使文化对生产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彼得·德鲁克就认为，在现代经济中，知识已成为真正的资本与首要的财富。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诉诸的领域和方式，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在传统的人身依附型社会，政治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在经济必然性基础上人的相对独立性这个阶段，经济的作用是根本性的；而在马克思设想的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文化和知识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很可能上升到基础地位。
人的需要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具有选择性和目的性，同时又有具体历史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主体需要的结构密切相关，因为经济活动毕竟是围绕着人的需要展开的。“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6]484“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6]505没有主体高层次的需要，就没有现代水平的经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具有质和量的双重含义。按需分配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而是指具体历史地满足人的需要并实现需要间关系的合理化。需要和实践都是历史性范畴，不同社会人们的“需”不同，满足需要的实践方式也不一样。当需要和实践在发展中达到相对平衡时，就是社会的健康状态。如果平衡被打破，就会出现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只是社会危机的一种。经济活动不同于政治和文化，它主要以价值为中介来满足和处理需要关系。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哲学研究的是关系，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思维在实践中诉诸价值生产和分配等领域关系的合理化。过去，人们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表层论述上，而没有突出这个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核。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要以诉诸实践的人的需要的具体历史性满足和需要间关系的合理化为本。
2. 实践逻辑是经济哲学的方法论基础
黑格尔说：“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 [7]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传统本体论，它的经济哲学也具有这一优秀基因。传统本体论有两个主要缺陷：一个是把某一个因素视为本质，而没有把各种因素有机联系的系统质作为灵魂；第二个缺陷是忽视了现象和本质的统一问题。本质和现象的分离只存在于人的思维中，在现实中它们从未分离过。对第二个缺陷的克服，现象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指出本质蕴含于现象中。而马克思主义则彻底克服了这两个缺陷：一方面，将关注的重点从某种因素转向全部因素和因素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正确地解决了理性具体问题。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现象学有类似之处，但现象学只完成了认识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则不但认识世界，而且强调改变世界。它用实践这个范畴扬弃和统一了认识与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超越以往哲学之处，主要在认识和现实的互动这个环节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博弈逻辑的精髓。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贡献，也是它的经济哲学不同于其他经济哲学的特征。它是从经济这个视角折射整个社会的内在联系，往往通过处理领域内和领域外关系的互动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既注意到关系的全面性，又注意到关系的重点性，并根据现实情况进行相应地转换。经济只有和人的需要及实践保持互动的张力平衡才能健康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基本立足点。
任何学科随着它自身逻辑体系的完善都会产生一种独立的趋势，这种趋势如果缺少和现实及其他学科的互动机制，就容易脱离人的需要和实践，陷入自我逻辑循环。沉迷于数学模型的建构是当下西方经济学的通病，过分迷信形式逻辑，而忽视了对理论前提的历史性批判。当下中国经济学也存在两种偏差，一种是辩证逻辑异化，沾染了实用主义倾向。另一种则和西方经济学犯了类似的毛病。经济学或失足于形式逻辑或失足于辩证逻辑异化，根本原因在于实践逻辑缺失，对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实践逻辑间的关系认识不清，没能从实践逻辑角度去认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有效范围和局限性。
那么何为实践逻辑呢？实践逻辑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揭示的，是指人在围绕其需要进行的具体历史性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联系发展的逻辑。它的立足点是因素和关系的互动，它的关键是人的需要及其关系的合理化。社会现象是由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个体共同活动的结果，其复杂多变远远超过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主体和主体的关系，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同，它所能揭示的主要是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趋势。社会科学的有效性常常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它的被获知率越高，结果的不确定性就越大，甚至和预期截然相反。原因在于人的本性不会甘受“现有”的束缚，而新的“应有”会使理论的前提发生改变，出现了一种认识和现实间“交替攀升”的现象。在这种现象的影响下，社会科学对规律的揭示往往带有很大的事后性。所以，实践逻辑既带有“铁的必然性”一面，又带有博弈建构性特征，它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
实践逻辑还具有内在的结构。合理的结构是趋向于均衡发展的结构，在现实中常常表现为围绕均衡态的波动。好的实践结构可以使不同因素实现良性互动，不好的结构则会起阻碍作用。同样内容的东西在不同关系中的性质可能截然相反，是具体的社会关系决定着它的功能和作用。比如一种思想的实现程度是由这个社会需要的发展程度决定的，并体现这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所以，同一事物若想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正确发挥作用，首先要完成一种结合和转化。这是因为社会结构变化使事物功能和意义发生了变化。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实践逻辑分析法。它包括实践现象学和实践博弈论两层内涵。实践现象学，即将实践作为现象和本质相结合的认识对象，形成理性具体；实践博弈论就是在理论和现实的结合方面，选择恰当的切入点，以合理的模式改造现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可称之为实践多维一体法，其中包括多个具体方面。这种方法的运用，有两个容易失真的环节。第一个容易“失真”的环节是现实实践到理性抽象的过程是否合理，抽象出的范畴种类是否全面，相互作用的比重关系是否符合现实。抽象之后，这些范畴间作用关系的层层演绎推进是不是能够真正反映现实运动，能否塑造一种中介模式来指导和干预实践，这是另一个容易“失真”的环节。只有克服这两个容易失真的环节，才能正确使用实践逻辑分析法，获得最为理想的结果。《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方法的使用范例。这种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它以经济实践作为认识的对象，揭示经济领域内在规律；同时在哲学和经济学的互动中塑造合理的中介模式来指导和干预经济实践，使之以恰如其分的方式满足人的需要。
三、经济哲学发展要靠实践基础上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与互动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实践逻辑是通过哲学、经济学和现实的互动结合实现的。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制约而发展的。某种单个因素不可能是社会的全部本质，单凭一个学科也不足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因为社会是多种因素和关系构成的有机体。当下在学科的交叉地带出现新的知识增长点，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关系本体意义的彰显。知识领域也存在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趋势，但这一次的“合”与古代诸科不分的“合”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包含着高度分的合。这种“合”在本质上是一种互动，不是消除各自的特点，是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这种局面使分更加走向深入，也使合达到了更高的层次。这就决定了各学科要相互支援、印证，甚至提供貌似相反的动力以汲取营养。哲学要走出“清高”的围城，需要和社会现实联系最紧密的经济学提供养料，所以，它需要经济学维度。经济学是部门科学，而需要在整体和普遍性中才能正确合理地发挥作用，需要新的视野和方法走出片面性，所以，它需要哲学维度。马克思当年就是在哲学和经济学的互动中，完成了对两门学科的革命。今天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很大程度上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结合的表现。长期以来，经济学的科学主义倾向过于突出，存在重实证，轻人文、重经济，轻伦理、重数学，轻思辨的片面性。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因为意识形态的干扰，使其科学性遭到阉割；另一方面受市场功利思潮的冲击而倍受冷落。哲学要想改变现实，需要诉诸经济学；经济学若想走出异化，需要哲学引领。这两者不是谁是谁的奴仆，而是双方需要在互动互补中实现共荣。
那么，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应当怎样互动呢？现代经济学对数学形式逻辑工具的使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并且在元理论方面也有一些真正的创新。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在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批判吸收其内容和方法。现代经济学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范式基础、价值取向和方法指导。由于认识误区和利益驱使，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很多严重后果，如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8]经济的发展不单指量的扩张，还包括质的提高；不单要看有多少自然物成为了人的加工对象，还要看有多少人化自然物被以新的方式重新认识和加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先进的以人为本的经济模式，这需要哲学的反思和引领，经济哲学就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它可以修正经济理论和活动的前提，解决其角色定位、价值取向、发展逻辑、范式转换等更广、更深的问题。经济哲学是哲学和经济学关系合理化的缓冲地带。
目前，哲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裂，互动模式并不合理。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哲学都是灵魂。但蕴涵于各具体学科之中的哲学和作为独立学科的哲学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在经济学貌似精致复杂的知识背后，常常是贫乏的哲学内涵，甚至只有“利润”两个字。而哲学又往往在自己封闭的逻辑中自我论证，在与现实的对话中陷于不被理解的孤立境地，这是精神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一个领域的发展，必须坚持“跳进去又跳出来”的方法。哲学和经济学的互动，其实也是实证方法和思辨方法的互动与互补。理论学科间的互动事实上主要是方法和视角的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取代变成不伦不类的东西。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不良倾向是哲学不像哲学，经济学不像经济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把互动当成了相互取代。互动是在保持相互独立的前提下，进行方法的借鉴和视角的转换，而不是内容的混杂和搬用。
法国学者博索特曾将跨学科的模式分为三类：一类是线性跨学科，就是把某一学科的原理运用到另一门学科中去；第二类是结构性跨学科，即把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结合成一门新的学科；第三类是约束性跨学科，即在某一个具体目标要求的约束下，实现多学科的协调与合作攻关。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到底属于那种模式呢？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哲学而言，在不同层面不同问题上，这三种结合方式都是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要运用到经济学中去，同时经济学的不少创新也可以升华为哲学范畴和原理，这属于第一种结合；如果从哲学和经济学结合生成的视角和研究领域的相对独立性而言，它又是一门新的学科，这属于第二种结合；但经济哲学毕竟是为实践和人的需要服务的，尤其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经济哲学理应承担对某些社会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理论攻关的责任，这又属于第三类结合。所以，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要放弃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树立多位一体的理解方式，并且从更广的视野看，理论和现实间也不是单向度关系，而是多向互动的共进关系。所以，不但不同学科间要互动，更根本的是这种互动要促成理论和现实间的良性互动。
四、中国经济哲学的发展及意义
当代中国的经济哲学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试图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哲学。经济哲学能否在中国蓬勃发展，根本决定因素还是实践基础上人的需要以及对这种需要的自觉性。因为理论问题的背后是现实问题，理论逻辑的背后是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不管是否自觉，它都处在实践逻辑场域之中。理论现象的出现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产生了对经济哲学的需要，这是它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真正动力。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矛盾。从整体上看，经济面临着自身转型和应对国际局势两个相互影响的方面。这两个方面背后，是以人民需要的满足为福祉的价值取向。改革发展已进入了攻坚阶段，有很多深层次矛盾需要解决。比如相当长一个时期，不少人将公平和效率简单对立，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之所以出现误读，是因为把公平当成了平均。公平不是平均、甚至某种意义上只有不平均才有公平。因为人与人在天赋和努力程度、劳动性质和数量方面普遍存在差异，由于这些差异带来分配上的适度差距是合理的，但现实当中的两极分化往往不是这种原因造成的，而是掌握社会资源支配权的既得利益者搞权力寻租造成的。这种不公是真正的不公，并且是对效率的损害。另外，由于国内两极分化加剧，投资形成的新生产力和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不足形成矛盾，造成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过大。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还需要政治和文化与之配合。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必须协调前进。“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9]所有这些矛盾的解决，仅靠经济学是不够的，因为人需要全面协调发展，社会也需要全面协调发展。不同领域和学科对社会的影响都是有效的，但也都是有限的。所以，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有效地摆正各因素关系，处理好公平和效率以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质要求。中国的经济哲学是应社会转型需要发展起来的，和西方经济哲学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现实国情决定了它和西方经济哲学在侧重点和问题域上会有很大不同，不能生搬硬套地追随西方经济哲学探讨所谓“前沿问题”，而应立足自身需要，解决本国发展的前沿和基础问题。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强调以运动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切社会现象。这种眼光包含历时性和共时性（结构性）两种内涵。社会领域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主要表现为范式的稳定和转换。西方经济学对社会持改良态度，在根本制度问题上是非历史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在革命和建设初期过分侧重于运动性。所以，中国经济哲学在与时俱进的发展中，需要两种意识：破除旧范式意识和建立新范式意识。破除旧范式不但包括破他人的，也包括破自己的。中国经济哲学新范式的锻造，需要不同经济哲学思想的有机结合，在扬弃的基础上打造出全新范式：既不是西方经济哲学整合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哲学，也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整合了西方经济哲学，而是扬弃双方，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建立新范式。这个平台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以人的需要为中心的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前提下，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传统社会主义的固有优势和资本主义某些合理因素，以及在实践中摸索的新做法辩证整合，打造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验。这个探索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哲学的发展过程，既是对偏离马克思本真原意的实践拨乱反正的过程，又是根据新的现实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发展的过程。在经济哲学上，中国人是有可能演奏第一小提琴的，而这条道路的探索必将反哺世界。
参考文献：
[1] 钟国兴.经济哲学的定位问题[N].光明日报，1998-4-3.
[2] 刘敬鲁.经济哲学需要研究的三类问题[N].光明日报，2001-10-23.
[3] 于文军.经济哲学的学科归属（观点）[N].人民日报，2000-3-9.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119.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246.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4.
（责任编辑 庆跃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