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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晚清中西交锋的时刻，西洋的器与物大量涌入中国，成为中国人认识西方最主要的媒介。琳琅满目的西方器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树起了一个奇技淫巧、物质丰富的西方形象，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于西方乃至现代的认识中的“物质主义”倾向。晚清那些对于“现代”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作家通过小说揭示了西方物质对于中国的征服，批判了崇拜西洋器物所导致的对于西方文明和现代性的肤浅理解，以及因此而导致的现代化和维新运动的形式主义。
关键词：器物；物化的西方；拜物主义；现代化
据统计，1897年之后，晚清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西方器物描写，仅仅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及《新上海》等小说中就发现了诸如：墨晶眼睛、外国色袍子、外国缎鞋、外国缎裤儿等洋货、洋物六十余种。[1]数量庞大的西方器物骤然涌入中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树起了一个奇技淫巧、物质丰富的西方形象，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于西方乃至现代的认识中的“物质主义”倾向。
晚清是中西方碰撞、交流、融合最为激烈的时代，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直接接触西方、全面认识西方的机会，即使是那些周游列国的外交使臣、外出求学的留学生、与外国人有接触的官员、商人、买办等等，对西方的认识也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晚清大多数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对西方的认识首先、往往也仅仅是通过“物”。
在晚清小说中出现了一大批“游历者”的形象，作为初次接触西方的人物，他们首先要接受的是一场盛大的西方器物的洗礼，他们对西方器物的新奇体验、复杂感受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西方从陌生到熟悉，从排斥到接受的态度的转变。晚清小说《新西游记》宣统元年（1909）由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作者为陈景韩。小说通过续写唐僧师徒被派往西牛贺洲求取新经引出一段故事，记述了唐僧师徒在新文明地上海所经历的种种奇遇，师徒四人对西方器物的惊异体验正是晚清中国人对西方器物体验的生动写照。小说的第一主角仍然是能够斩妖除魔、保护唐僧的孙悟空，然而在《新西游记》中孙悟空却因其抗拒诱惑的清醒、不知变通的固执、不轻易随众坚持而屡屡受挫，反而是入乡随俗、灵活变通的猪八戒处处得意、顺风顺水，很快适应了新上海的时髦生活。作者也正是巧妙地运用了孙悟空的这种性格，让他作为一个主要的游历者，从其陌生化的眼光中透视那个光怪陆离、千变万化的新上海。
在小说中，作者始终借孙悟空的视角来展开叙事，而此时的孙悟空已经不是那个见多识广、无所不知的齐天大圣了，在众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西方器物面前，他已有的知识体系彻底贬值，成了一个对现代科学、西方文明一无所知的三岁小儿。他既不知道上海地界不能当街撒尿，也不认识通行的洋钱，把隆隆运转的印报机当作了铁灶和风箱，把迅驰如飞的自有车当成是哪咤三太子的风火轮，而电车、电话、电报、电灯也把他弄得头昏脑胀，到底“电”是什么呢？作者不但借孙悟空的游历，向他展现了各式各样的西方器物，也总是借小说中其他角色之口为其答疑解惑。小说中的猪八戒担当了向导的角色，而当街的路人、阅历丰富的老者也时时出现进行补充介绍。整个游历的过程成了一场现代科普之旅，更新的不仅是大圣的知识，应该还有小说读者们的经验体系。而在《新石头记》中，重历人世的宝玉的经历也与孙悟空极为相似，先是在庙中偶然发现了过期的报纸和被遗弃的洋火，接着又见识了西餐和小火轮，然后在上海的客栈偶遇了混世魔王薛蟠，精通于吃喝玩乐的薛蟠无疑是最佳的旅行导游，带领宝玉逛张园、吃番菜，游览制造局……小说的前半部分与《新西游记》非常相似，宝玉所参观的大上海正像一场陈列满了各色西洋器物的博览会，作为晚清中国人代表的悟空和宝玉就在这物的狂欢中认知了陌生西方、感受了现代生活。可以说，“物”是中国人看到西方的第一张面孔，也是中国人认识西方最直接的途径。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2]，中国自古就有重“道”轻“器”的传统。传统伦理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自省、轻外求，儒家思想中有崇尚“义理”和鄙薄“技艺”的一面，宋明理学更是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对器物的欲求和对技艺的重视被作为追求“大道”、“天理”的对立面而遭到否定。晚清小说中处处充斥着将西方器物成为“奇技淫巧”的言论也是这种世代沿袭的伦理意识的反映。而近代以来，面对西强中弱的格局，这种传统的伦理意识不断遭到冲击，晚清小说中人物对西方器物的认可、接受、甚至迷恋正反映出对传统“重道轻器”观念的一种颠覆。
以《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为例，他先是把满街飞驰的自由车当作了哪咤三太子的风火轮，之后在去警察局保释唐僧时，听人说这里有个龙华寺，就以为是自己曾赴过的龙华会，文中写到，孙悟空便想：“明日老孙倒要借了三太子的风火轮，倒要前去看看。”[3]这不经意的一个念头就表现了孙悟空对见过的“风火轮”速度的羡慕，忍不住想要借来一用。因技不如人而心生羡慕，也就暗示出其对脚踏车所代表的西方器物的接受和欣羡。
类似的例子出现在小说《新石头记》中，这部小说是晚清小说大家吴趼人受西方科幻小说译本，尤其是《八十日环游记》、《海底旅行》等儒勒·凡尔纳作品的影响创作出的乌托邦小说。小说借贾宝玉重历人世铺演出一段故事，小说开头先写宝玉正在青埂峰下打坐，忽然又起了凡念，想到自己补天之愿未酬，还要在来世间建一番经邦济世的伟业，好不容易续起了头发下得山来，在一个庙里避雨时遇到了以前的小厮焙茗，之后二人寻找贾府，游历了南京、上海，并在上海客栈中巧遇了大舅子薛蟠，在此，薛蟠扮演了宝玉游历上海这个新世界的向导者，带领他一路见识了上海的各种新鲜事物；然后小说的镜头又从上海拉到了北京、武汉等地，写到了拳匪之乱、两宫出逃的重大事件，这部分内容基本上属于实写。小说的后半部分主要写宝玉走访“文明境界”，“文明境界”是古老中国的传统内核与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从政治、经济到科技文化等方面都表现出超越式的先进性，正是作者对未来中国的想象性建构。小说中主要人物之一薛蟠身上所表现出的，就不仅是对西方器物的接受和欣羡，而是对各种洋货的迷恋以及狂热了。薛蟠是西方器物最早的接受者和最狂热的追捧者，文中写宝玉在上海碰到他时，他就是靠贩卖洋货赚钱的，他自己对各种洋玩意儿也爱不释手。在遇到宝玉时，先是迫不及待地向宝玉展示他高价收买的留声机，接着又带宝玉游逛了洋货铺里琳琅满目的洋货商品，还从柏耀明那里花大价钱买来了打璜表，对于各种新奇的洋玩意儿，他总要想方设法弄到手。对于宝玉西洋器物多奇技淫巧的保守论断，他答道：“此刻这东西销流大得很呢。看见了不喜欢的只有你一个。”小说中薛蟠的行为和态度实际上代表了晚清大多数人对西方器物的喜爱和欢迎。 当复杂、多面甚至矛盾的西方被简化为具体可感的“物”时，“西方”就成了一个被物化的存在，而与“西方”概念孪生并存的“现代”的涵义也不可避免地被单一化和片面化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现代”的首要甚至唯一标志便是对于西洋器物的享用。
小说《文明小史》开场就写了一起由洋人引起的风波。高升店小二哥的父亲不小心打破了洋人的一个洋瓷茶碗，地保慌忙跑来禀报知府：“今天早上，西门外高升店里的店小二哥，跑到小的家里来说，他店里昨儿晚上来了三个外国人，还跟着几个有辫子的。”知府道：“那一定是中国人了。”地报道：“不是中原人。如果是我们中原人，为什么带着外国帽子呢？”[4]
带着外国帽子便是外国人，对于分不清中原人和西洋人的地保来说，服装无疑是最准确的辨别特征，对西方的判别被等同于对西装辨识，穿了西装的人就是西方人。小说第二十三回写到湖南效法学堂的卒业生黎定辉去拜见湖北抚台万大帅，也因一身外国打扮被门上误认作外国人。一身西装打扮走到哪里都会引人注目，人因物显，在长袍马褂的年代，紧身的西装代表着西方，成为权力和身份的标志，面对西方的莅临，人们的态度温和了，行为恭顺了。黎定辉能顺利地见到万大帅，全仗一身西装革履的行头。
把穿西装的中国人误认为外国人，这样的情节在晚清小说中不胜枚举，既是被小说家当作轶闻笑话收入小说之内，也真实地反映了一种常见的认知惯性，对西方的认识仅仅简化为一身陌生而又奇怪的西装，凡是穿着西装的人就被认作是外国人，理所当然地会受到礼遇，在一片笑声中小说家含蓄地讽刺了人们认识的浅薄。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人们对西餐的认识和态度。《文明小史》第十八回《一灯呼吸竟说维新，半价招来谬称克己》写到姚文通到上海拜会朋友胡中立，遇到了一群维新通达的朋友，这几位开通人士聚首，必然是吃西餐，姚文通是头一回，所以不认得牛排。当他说出“兄弟自高高祖一直传到如今，已经好几代不吃牛肉了，这个免了罢”的话时，就被胡中立大大地笑话了：“老同年！亏你是个讲新学的，连个牛肉都不吃，岂不惹维新朋友笑话你吗？”维新就是要向西方靠拢，西餐和牛排是西方生活方式最重要的体现，维新和吃牛排在崇尚西方的意义上被联系起来，维新的朋友自然都是吃牛排的，而姚文通的不吃牛排就成了迂腐保守的表现，必然要被同类人笑话了。席间，姚文通还认识了只顾躺在炕上呼呼吃烟的郭之问，文中写到郭之问的穿着打扮是“外国打扮，穿了一身毡衣、毡裤、草帽、皮鞋”，“帽子没戴，搁在一边，露出一头的短头发，毵毵可爱”。郭不但衣着时新，饮食起居也处处维新，他把吃烟看做自己的自由权利，就是父母亦不能干涉。评及姚文通的不吃牛肉，则说道：“周二公叫你吃牛肉，他那话很有道理，凡人一饮一食，只要自己有利益，那里管得许多顾忌？你祖先不吃，怎么能够禁住你也不吃？你倘若不吃，便是自己放弃你的自由权，新学家所最不取的。”[4]以吃鸦片为自由，以吃牛肉为维新，维新人士用对物的接受来表现对西方的欢迎，如果不吃鸦片，不吃牛排，不穿洋服，似乎就意味着不了解西方、不够西式、不够新潮。但试问，是否穿了西装、吃了西餐就一定了解西方，一定高人一等呢？事实上，那些所谓的维新人士只是把对西方的逢迎与对西方器物的追捧结合在一起，以标榜自己的新潮和开放而已。晚清小说以讽刺的笔触批判了只注重物质表面和形式主义的思维惯性，以及对于西方与现代化的肤浅认识，漫画式地再现了将西装、西餐等等作为西方和现代身份标志的可笑景观。
晚清小说中的许多场景——出门坐亨斯美马车、吃番菜、旅行坐小火轮，有事打德律风等等，千篇一律地出现在几乎每部小说中，既表现了晚清人们对西方的接受和痴迷，也潜在地透露出人们对西方和现代的肤浅化理解。《新石头记》中薛蟠直截了当地对宝玉说：“我老实告诉你：这里上海与别处不同，除却跑马车、逛花园、听戏、逛窑子，没有第五件事。纵使有，也不过是附庸在这四件事上头的了。”[5]他请贾宝玉在上海吃的第一顿大餐就是“一家春”大菜馆的番菜，最有名的老字号。小说《黄绣球》中也说，上海的新派女子无非是“坐着橡皮马车逛张家花园，到四马路一品香吃大菜，上丹桂、天仙、春仙各戏园看戏，看戏还要拣个末包的厢楼，紧紧的靠住戏台。”[6]《负曝闲谈》中陈毓俊的表兄冯正帆来上海投奔他，陈毓俊要尽地主之谊带他在上海逛逛，就先就带他去了跑马厅，而后又领他去“金谷香”吃了回西餐，最后是去戏园子看戏。
《新石头记》中第四回《看猴戏老孙受调侃，听猪谈小子学时髦》中也通过八戒和悟空言行的对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八戒所认识的西方和现代，并展示了他对模仿现代生活的结果。八戒洋化最初的标志就是学会了新式礼仪，文中写到：
才说完了话，不料八戒举着前蹄，向行者作了一个揖。行者忙道：“我们熟人何必多礼。”……八戒也不答话，忽又跑了过来，伸起前蹄来执行者的手。行者一时不及留意，不觉被他一吓，连声喝道：“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八戒道：“我不做什么，我和你再行个西礼。”行者笑道：“有什么东礼西礼，这样捻手捻脚的，你看你的猪蹄，这般粗硬，捻在人手上好不难过。”八戒道：“你如何嫌我，我是带着手壳子来的。”行者笑道：“怪道这般粗硬。”不料笑声未了，八戒又在前掬着莲蓬嘴，向行者嘴边送了过来。行者喝道：“你又来做甚么来！如此青天白日，又在街上，被人看见算甚么？难道这又是你和我行礼？这个礼你只好和你高太公的女儿行去。”八戒摇头道：“可笑，可笑！你是个乖觉人，如何连这个礼都不知道？这就叫作接吻。”[3]
八戒一会跟悟空行拉手礼，一会又是接吻礼。让悟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八戒已在上海这个大染缸的熏陶下，对各式洋货、西礼甚至西法捻熟于心，对各种西学名词也是运用自如。在行过西礼之后，他又带悟空见识了蒙着眼会跑的赛马，掩着耳朵能听的电话，还带悟空逛了西法管理的戏园；第五回中他更是将从西方学来的立章程玩弄于股掌之间，将纪律严明的西方章程变成了唐僧他们抽食大烟、享福作乐的保护屏障，他还将叉麻雀和立宪政治拉在了一起，让各色西学名词“立宪”“外交”“主权”“同胞”“团体”成为了炫耀自己乃新式人物的资本。小说用讽刺的笔调写出了像八戒一样的假维新者对现代化的形式主义理解和投机取巧的做法。 同样，《文明小史》中的洋元帅不但衣着服饰改为洋装，就连作息习惯也统统洋化了。小说中写到，他出场时是“穿了一身外国衣裳，远看像是黑呢的，近看变成了染黑了麻线织的，头上还戴了一顶草编的外国帽子，脚上穿了一双红不红、黄不黄的皮鞋，手里拿着一根棍子。”[4]而且“自从改了洋装，一切饮食起居，通统仿照外国人的法子，一天到晚，只吃两顿饭，每日正午一顿饭，晚上七点钟一顿饭，平时是不吃东西的。”[4]而从东洋回来的刘学深出场时也是“戴了一顶外国草帽，着了一双皮靴，身上却穿着一件黑布棉袍，连腰带都没有札，背后仍旧梳了一条辫子，一摇一摆的摇了过来。”[4]《负曝闲谈》第十四回《安垲第改装论价值》中也写到沈自由想学着黄子文改洋装，只是考虑到费用过高，才不得不作罢。而小说中有钱的阔公子陈毓俊在上海的公馆里早已过起了现代式的生活。文中有一段对他生活场景的描写：“他伸手便从桌子上抓过一张新闻纸来，又在怀内掏出一支麻色的雪茄烟来。家人们赶着点上火来。他一面吸雪茄烟，一面看那新闻纸。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子，把新闻纸搁下。他家人早端上半夜餐来。陈毓俊用毕，便在书房里踱了几个圈子，伸手摸出一只打璜金表。一拧早听得滴滴的报了两下，又打了三下，便知道是两点三刻了。随即上楼安睡。”[6]新闻纸、雪茄烟提供了新的生活和休闲方式，打璜表则为人们按点作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小说通过对陈毓俊的西化的生活场景的详加描述，讽刺了所谓的现代生活方式。
晚清那些对于“现代”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作家通过小说揭示了西方物质对于中国的征服，批判了崇拜西洋器物所导致的对于西方文明和现代性的肤浅理解，以及因此而导致的现代化和维新运动的形式主义。
参考文献：
[1] 王洁群.晚清小说中的西方器物形象[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46.
[2]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17.
[3] 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卷）[C].上海：上海书店，1991：373，394，395.
[4] 李伯元（清）.文明小史[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9：6，98，110，108109.
[5] 我佛山人（清）.新石头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3435.
[6] 蘧园，颐琐.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负曝闲谈 黄绣球[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252，33.
作者简介：安然（1987—），女，河南南阳人，上海大学中文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文学关系。
关键词：器物；物化的西方；拜物主义；现代化
据统计，1897年之后，晚清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西方器物描写，仅仅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及《新上海》等小说中就发现了诸如：墨晶眼睛、外国色袍子、外国缎鞋、外国缎裤儿等洋货、洋物六十余种。[1]数量庞大的西方器物骤然涌入中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树起了一个奇技淫巧、物质丰富的西方形象，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于西方乃至现代的认识中的“物质主义”倾向。
晚清是中西方碰撞、交流、融合最为激烈的时代，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直接接触西方、全面认识西方的机会，即使是那些周游列国的外交使臣、外出求学的留学生、与外国人有接触的官员、商人、买办等等，对西方的认识也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晚清大多数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对西方的认识首先、往往也仅仅是通过“物”。
在晚清小说中出现了一大批“游历者”的形象，作为初次接触西方的人物，他们首先要接受的是一场盛大的西方器物的洗礼，他们对西方器物的新奇体验、复杂感受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西方从陌生到熟悉，从排斥到接受的态度的转变。晚清小说《新西游记》宣统元年（1909）由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作者为陈景韩。小说通过续写唐僧师徒被派往西牛贺洲求取新经引出一段故事，记述了唐僧师徒在新文明地上海所经历的种种奇遇，师徒四人对西方器物的惊异体验正是晚清中国人对西方器物体验的生动写照。小说的第一主角仍然是能够斩妖除魔、保护唐僧的孙悟空，然而在《新西游记》中孙悟空却因其抗拒诱惑的清醒、不知变通的固执、不轻易随众坚持而屡屡受挫，反而是入乡随俗、灵活变通的猪八戒处处得意、顺风顺水，很快适应了新上海的时髦生活。作者也正是巧妙地运用了孙悟空的这种性格，让他作为一个主要的游历者，从其陌生化的眼光中透视那个光怪陆离、千变万化的新上海。
在小说中，作者始终借孙悟空的视角来展开叙事，而此时的孙悟空已经不是那个见多识广、无所不知的齐天大圣了，在众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西方器物面前，他已有的知识体系彻底贬值，成了一个对现代科学、西方文明一无所知的三岁小儿。他既不知道上海地界不能当街撒尿，也不认识通行的洋钱，把隆隆运转的印报机当作了铁灶和风箱，把迅驰如飞的自有车当成是哪咤三太子的风火轮，而电车、电话、电报、电灯也把他弄得头昏脑胀，到底“电”是什么呢？作者不但借孙悟空的游历，向他展现了各式各样的西方器物，也总是借小说中其他角色之口为其答疑解惑。小说中的猪八戒担当了向导的角色，而当街的路人、阅历丰富的老者也时时出现进行补充介绍。整个游历的过程成了一场现代科普之旅，更新的不仅是大圣的知识，应该还有小说读者们的经验体系。而在《新石头记》中，重历人世的宝玉的经历也与孙悟空极为相似，先是在庙中偶然发现了过期的报纸和被遗弃的洋火，接着又见识了西餐和小火轮，然后在上海的客栈偶遇了混世魔王薛蟠，精通于吃喝玩乐的薛蟠无疑是最佳的旅行导游，带领宝玉逛张园、吃番菜，游览制造局……小说的前半部分与《新西游记》非常相似，宝玉所参观的大上海正像一场陈列满了各色西洋器物的博览会，作为晚清中国人代表的悟空和宝玉就在这物的狂欢中认知了陌生西方、感受了现代生活。可以说，“物”是中国人看到西方的第一张面孔，也是中国人认识西方最直接的途径。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2]，中国自古就有重“道”轻“器”的传统。传统伦理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自省、轻外求，儒家思想中有崇尚“义理”和鄙薄“技艺”的一面，宋明理学更是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对器物的欲求和对技艺的重视被作为追求“大道”、“天理”的对立面而遭到否定。晚清小说中处处充斥着将西方器物成为“奇技淫巧”的言论也是这种世代沿袭的伦理意识的反映。而近代以来，面对西强中弱的格局，这种传统的伦理意识不断遭到冲击，晚清小说中人物对西方器物的认可、接受、甚至迷恋正反映出对传统“重道轻器”观念的一种颠覆。
以《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为例，他先是把满街飞驰的自由车当作了哪咤三太子的风火轮，之后在去警察局保释唐僧时，听人说这里有个龙华寺，就以为是自己曾赴过的龙华会，文中写到，孙悟空便想：“明日老孙倒要借了三太子的风火轮，倒要前去看看。”[3]这不经意的一个念头就表现了孙悟空对见过的“风火轮”速度的羡慕，忍不住想要借来一用。因技不如人而心生羡慕，也就暗示出其对脚踏车所代表的西方器物的接受和欣羡。
类似的例子出现在小说《新石头记》中，这部小说是晚清小说大家吴趼人受西方科幻小说译本，尤其是《八十日环游记》、《海底旅行》等儒勒·凡尔纳作品的影响创作出的乌托邦小说。小说借贾宝玉重历人世铺演出一段故事，小说开头先写宝玉正在青埂峰下打坐，忽然又起了凡念，想到自己补天之愿未酬，还要在来世间建一番经邦济世的伟业，好不容易续起了头发下得山来，在一个庙里避雨时遇到了以前的小厮焙茗，之后二人寻找贾府，游历了南京、上海，并在上海客栈中巧遇了大舅子薛蟠，在此，薛蟠扮演了宝玉游历上海这个新世界的向导者，带领他一路见识了上海的各种新鲜事物；然后小说的镜头又从上海拉到了北京、武汉等地，写到了拳匪之乱、两宫出逃的重大事件，这部分内容基本上属于实写。小说的后半部分主要写宝玉走访“文明境界”，“文明境界”是古老中国的传统内核与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从政治、经济到科技文化等方面都表现出超越式的先进性，正是作者对未来中国的想象性建构。小说中主要人物之一薛蟠身上所表现出的，就不仅是对西方器物的接受和欣羡，而是对各种洋货的迷恋以及狂热了。薛蟠是西方器物最早的接受者和最狂热的追捧者，文中写宝玉在上海碰到他时，他就是靠贩卖洋货赚钱的，他自己对各种洋玩意儿也爱不释手。在遇到宝玉时，先是迫不及待地向宝玉展示他高价收买的留声机，接着又带宝玉游逛了洋货铺里琳琅满目的洋货商品，还从柏耀明那里花大价钱买来了打璜表，对于各种新奇的洋玩意儿，他总要想方设法弄到手。对于宝玉西洋器物多奇技淫巧的保守论断，他答道：“此刻这东西销流大得很呢。看见了不喜欢的只有你一个。”小说中薛蟠的行为和态度实际上代表了晚清大多数人对西方器物的喜爱和欢迎。 当复杂、多面甚至矛盾的西方被简化为具体可感的“物”时，“西方”就成了一个被物化的存在，而与“西方”概念孪生并存的“现代”的涵义也不可避免地被单一化和片面化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现代”的首要甚至唯一标志便是对于西洋器物的享用。
小说《文明小史》开场就写了一起由洋人引起的风波。高升店小二哥的父亲不小心打破了洋人的一个洋瓷茶碗，地保慌忙跑来禀报知府：“今天早上，西门外高升店里的店小二哥，跑到小的家里来说，他店里昨儿晚上来了三个外国人，还跟着几个有辫子的。”知府道：“那一定是中国人了。”地报道：“不是中原人。如果是我们中原人，为什么带着外国帽子呢？”[4]
带着外国帽子便是外国人，对于分不清中原人和西洋人的地保来说，服装无疑是最准确的辨别特征，对西方的判别被等同于对西装辨识，穿了西装的人就是西方人。小说第二十三回写到湖南效法学堂的卒业生黎定辉去拜见湖北抚台万大帅，也因一身外国打扮被门上误认作外国人。一身西装打扮走到哪里都会引人注目，人因物显，在长袍马褂的年代，紧身的西装代表着西方，成为权力和身份的标志，面对西方的莅临，人们的态度温和了，行为恭顺了。黎定辉能顺利地见到万大帅，全仗一身西装革履的行头。
把穿西装的中国人误认为外国人，这样的情节在晚清小说中不胜枚举，既是被小说家当作轶闻笑话收入小说之内，也真实地反映了一种常见的认知惯性，对西方的认识仅仅简化为一身陌生而又奇怪的西装，凡是穿着西装的人就被认作是外国人，理所当然地会受到礼遇，在一片笑声中小说家含蓄地讽刺了人们认识的浅薄。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人们对西餐的认识和态度。《文明小史》第十八回《一灯呼吸竟说维新，半价招来谬称克己》写到姚文通到上海拜会朋友胡中立，遇到了一群维新通达的朋友，这几位开通人士聚首，必然是吃西餐，姚文通是头一回，所以不认得牛排。当他说出“兄弟自高高祖一直传到如今，已经好几代不吃牛肉了，这个免了罢”的话时，就被胡中立大大地笑话了：“老同年！亏你是个讲新学的，连个牛肉都不吃，岂不惹维新朋友笑话你吗？”维新就是要向西方靠拢，西餐和牛排是西方生活方式最重要的体现，维新和吃牛排在崇尚西方的意义上被联系起来，维新的朋友自然都是吃牛排的，而姚文通的不吃牛排就成了迂腐保守的表现，必然要被同类人笑话了。席间，姚文通还认识了只顾躺在炕上呼呼吃烟的郭之问，文中写到郭之问的穿着打扮是“外国打扮，穿了一身毡衣、毡裤、草帽、皮鞋”，“帽子没戴，搁在一边，露出一头的短头发，毵毵可爱”。郭不但衣着时新，饮食起居也处处维新，他把吃烟看做自己的自由权利，就是父母亦不能干涉。评及姚文通的不吃牛肉，则说道：“周二公叫你吃牛肉，他那话很有道理，凡人一饮一食，只要自己有利益，那里管得许多顾忌？你祖先不吃，怎么能够禁住你也不吃？你倘若不吃，便是自己放弃你的自由权，新学家所最不取的。”[4]以吃鸦片为自由，以吃牛肉为维新，维新人士用对物的接受来表现对西方的欢迎，如果不吃鸦片，不吃牛排，不穿洋服，似乎就意味着不了解西方、不够西式、不够新潮。但试问，是否穿了西装、吃了西餐就一定了解西方，一定高人一等呢？事实上，那些所谓的维新人士只是把对西方的逢迎与对西方器物的追捧结合在一起，以标榜自己的新潮和开放而已。晚清小说以讽刺的笔触批判了只注重物质表面和形式主义的思维惯性，以及对于西方与现代化的肤浅认识，漫画式地再现了将西装、西餐等等作为西方和现代身份标志的可笑景观。
晚清小说中的许多场景——出门坐亨斯美马车、吃番菜、旅行坐小火轮，有事打德律风等等，千篇一律地出现在几乎每部小说中，既表现了晚清人们对西方的接受和痴迷，也潜在地透露出人们对西方和现代的肤浅化理解。《新石头记》中薛蟠直截了当地对宝玉说：“我老实告诉你：这里上海与别处不同，除却跑马车、逛花园、听戏、逛窑子，没有第五件事。纵使有，也不过是附庸在这四件事上头的了。”[5]他请贾宝玉在上海吃的第一顿大餐就是“一家春”大菜馆的番菜，最有名的老字号。小说《黄绣球》中也说，上海的新派女子无非是“坐着橡皮马车逛张家花园，到四马路一品香吃大菜，上丹桂、天仙、春仙各戏园看戏，看戏还要拣个末包的厢楼，紧紧的靠住戏台。”[6]《负曝闲谈》中陈毓俊的表兄冯正帆来上海投奔他，陈毓俊要尽地主之谊带他在上海逛逛，就先就带他去了跑马厅，而后又领他去“金谷香”吃了回西餐，最后是去戏园子看戏。
《新石头记》中第四回《看猴戏老孙受调侃，听猪谈小子学时髦》中也通过八戒和悟空言行的对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八戒所认识的西方和现代，并展示了他对模仿现代生活的结果。八戒洋化最初的标志就是学会了新式礼仪，文中写到：
才说完了话，不料八戒举着前蹄，向行者作了一个揖。行者忙道：“我们熟人何必多礼。”……八戒也不答话，忽又跑了过来，伸起前蹄来执行者的手。行者一时不及留意，不觉被他一吓，连声喝道：“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八戒道：“我不做什么，我和你再行个西礼。”行者笑道：“有什么东礼西礼，这样捻手捻脚的，你看你的猪蹄，这般粗硬，捻在人手上好不难过。”八戒道：“你如何嫌我，我是带着手壳子来的。”行者笑道：“怪道这般粗硬。”不料笑声未了，八戒又在前掬着莲蓬嘴，向行者嘴边送了过来。行者喝道：“你又来做甚么来！如此青天白日，又在街上，被人看见算甚么？难道这又是你和我行礼？这个礼你只好和你高太公的女儿行去。”八戒摇头道：“可笑，可笑！你是个乖觉人，如何连这个礼都不知道？这就叫作接吻。”[3]
八戒一会跟悟空行拉手礼，一会又是接吻礼。让悟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八戒已在上海这个大染缸的熏陶下，对各式洋货、西礼甚至西法捻熟于心，对各种西学名词也是运用自如。在行过西礼之后，他又带悟空见识了蒙着眼会跑的赛马，掩着耳朵能听的电话，还带悟空逛了西法管理的戏园；第五回中他更是将从西方学来的立章程玩弄于股掌之间，将纪律严明的西方章程变成了唐僧他们抽食大烟、享福作乐的保护屏障，他还将叉麻雀和立宪政治拉在了一起，让各色西学名词“立宪”“外交”“主权”“同胞”“团体”成为了炫耀自己乃新式人物的资本。小说用讽刺的笔调写出了像八戒一样的假维新者对现代化的形式主义理解和投机取巧的做法。 同样，《文明小史》中的洋元帅不但衣着服饰改为洋装，就连作息习惯也统统洋化了。小说中写到，他出场时是“穿了一身外国衣裳，远看像是黑呢的，近看变成了染黑了麻线织的，头上还戴了一顶草编的外国帽子，脚上穿了一双红不红、黄不黄的皮鞋，手里拿着一根棍子。”[4]而且“自从改了洋装，一切饮食起居，通统仿照外国人的法子，一天到晚，只吃两顿饭，每日正午一顿饭，晚上七点钟一顿饭，平时是不吃东西的。”[4]而从东洋回来的刘学深出场时也是“戴了一顶外国草帽，着了一双皮靴，身上却穿着一件黑布棉袍，连腰带都没有札，背后仍旧梳了一条辫子，一摇一摆的摇了过来。”[4]《负曝闲谈》第十四回《安垲第改装论价值》中也写到沈自由想学着黄子文改洋装，只是考虑到费用过高，才不得不作罢。而小说中有钱的阔公子陈毓俊在上海的公馆里早已过起了现代式的生活。文中有一段对他生活场景的描写：“他伸手便从桌子上抓过一张新闻纸来，又在怀内掏出一支麻色的雪茄烟来。家人们赶着点上火来。他一面吸雪茄烟，一面看那新闻纸。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子，把新闻纸搁下。他家人早端上半夜餐来。陈毓俊用毕，便在书房里踱了几个圈子，伸手摸出一只打璜金表。一拧早听得滴滴的报了两下，又打了三下，便知道是两点三刻了。随即上楼安睡。”[6]新闻纸、雪茄烟提供了新的生活和休闲方式，打璜表则为人们按点作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小说通过对陈毓俊的西化的生活场景的详加描述，讽刺了所谓的现代生活方式。
晚清那些对于“现代”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作家通过小说揭示了西方物质对于中国的征服，批判了崇拜西洋器物所导致的对于西方文明和现代性的肤浅理解，以及因此而导致的现代化和维新运动的形式主义。
参考文献：
[1] 王洁群.晚清小说中的西方器物形象[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46.
[2]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17.
[3] 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卷）[C].上海：上海书店，1991：373，394，395.
[4] 李伯元（清）.文明小史[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9：6，98，110，108109.
[5] 我佛山人（清）.新石头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3435.
[6] 蘧园，颐琐.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负曝闲谈 黄绣球[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252，33.
作者简介：安然（1987—），女，河南南阳人，上海大学中文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文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