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太多人希望别人为自己承担责任，也有太多人总是想为别人承担责任”，责任主体失去了责任界限和意识，我们经常因被/为别人过度负责而苦恼不堪。其实，不要总担心别人“没有能力”或“管不好自己”而“替别人决策或操心”，成熟的社会是让该负责任的主体负自己的责任，并以严肃的法律体系防范违规和违法行为对其他公民权益的侵害。
　　为别人负责是利他，利他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但进入别人领地的利他，一定要征得主人的同意，否则就可能演化为侵略。计划经济及其积习下的政府，“杞人忧天”进而“喧宾夺主”，什么都管让民众失去了很多自由和空间。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谈及社会组织发展和政府改革时曾说，“一要大力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与此同时，还要通过积极引导和依法监管，将社会组织引入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中来。”
　　政府向下级或社会组织放权是行政上的进步，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让人家自己去管，即使该政府管的，也必须依法接受社会监管。所以，需要厘清哪些权利该放、哪些不该放，还要界定清楚责权利关系，避免出现问题时相互推诿或以放权来推卸责任。习李政府简政放权、推行负面清单管理的努力从改革方向上来说就是一大进步。李克强总理最近强调：“要通过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坚持依法行政，逐步建立起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让大家在一种可施展才能的公平环境中各自负自己的责任。
　　有人调侃，天底下的事，可归为三件：一是“自己的事”，二是“别人的事”，三是“老天爷的事”。烦恼的人“忘了自己的事，爱管别人的事，担心老天爷的事”，洒脱的人“打理好自己的事，不去管别人的事，不操心老天爷的事”。但是，别人遇到危急，力所能及的施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帮自己，因为我们也很可能会遇到类似的情景；现在与你我不相干的事如环境的保护等“老天爷的事”，迟早也可能成为“自己的事”。
　　亚当 · 斯密的《国富论》主要讲的是利己，描述的是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而《道德情操论》则讲的是利他，分析富有同情心的“道德人”。亚当斯密的两部皇皇巨著是在其“道德哲学”的统一框架下完成的，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的”，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与指引，实现了利他的目的。因此，任何一个人都同时兼有（至少形式上）利己和利他两面，而利己与利他的平衡就构成了我们的社会。
　　施振荣先生说得好，“我提倡企业王道精神，无论是管理企业，或是经营人生，只有利他才能永续地利己，在成就众人之际，也创造出自己的最高价值。这种共存共荣的成就之道，创造了最佳的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