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放假的时候，我从学校返回家中，兴冲冲地打算过十天快乐逍遥的日子。我知道我的妈妈非常想念我，我知道她会为我做很多很多好吃的，会把我宠到天上去。
　　我是一名美术系学生，再过两个月就要大学毕业了，而且，我已经获得英国一所大学深造两年的奖学金。可以说，这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星期五晚上，我和妈妈还有哥哥一起看一部喜剧电影。我们一直看到很晚还没有睡，把肚皮都笑痛了。回家真好。
　　星期六早晨，我一觉醒来，发现我的右眼看不见了。
　　“妈妈，我的眼睛出问题了!”我说。我并不太惊慌，因为我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点儿简单的感染，或是对什么东西的过敏反应。
　　妈妈带我去看眼科医生。他检查了一下我的眼睛，就要求我们搭飞机去几百里外的一家医院治疗。他说他会提前打电话，预约一位专家为我做检查。他不肯告诉我们病情。我妈妈说也许是一片玻璃或是什么东西进到了我的眼睛里，医生们会把碎片取出来，我的病就会好了。
　　几小时后，在五位医生为我做了检查之后，其中一位告诉我们那个坏消息。
　　“你得的是网状内皮细胞真菌病。这种真菌会危害到你的视网膜后面的血管。这种病无法治疗，也无法治愈。你可能会在一个星期后失明或死亡。”
　　我震惊极了，因害怕而浑身发颤。我妈妈用胳膊搂着我，我能感到她也在颤抖。
　　“我女儿才22岁。她是一个艺术家。她不能失明，也不能死!我愿意把我的一只眼睛或是两只都移植给她。”我妈妈说。
　　“这种病不能做移植，”医生说，“我们现在只能用激光治疗来阻止她的视网膜出血。”
　　我被火速送往急救病房，进行一次痛苦而持久的治疗。这种治疗我还得忍受15次。我很痛苦，因为我必须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待7天。
　　看起来，我注定要失明或死去了。
　　我不能毕业了。我不能去英国了。我再也不能画画了。我的一生结束了。
　　我和妈妈从医院打电话给我的大哥亚伦，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他。
　　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能移植一只眼睛给你吗?”
　　我们告诉他我的眼睛不能接受移植。
　　我们打电话给我的二哥沙恩，也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他。
　　“我能把我的一只眼睛给你吗?”他说。
　　当我们打电话给我的弟弟时，他的第一反应也是一样。
　　“我能把我的一只眼睛捐给你以保住你的视力吗?”他问。
　　我的妈妈和我的三个兄弟在听到我可能会失明的消息后，没有丝毫的犹豫，都要把自己的一只眼睛给我，甘愿自己以后只有一半的视力。
　　我一直知道我的家人爱我，但我还是很沮丧。
　　“我想我应该辍学了，”我说，“并且通知英国的那所大学我不去了。”
　　“你还有一只眼睛是好的，你还有呼吸，”我的妈妈说，“不要放弃。这对你来说不容易——你必须有勇气面对比常人难得多的事情。你是一个艺术家。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你活着一刻就要好好活着。你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放弃，就趴下，就想死!”
　　十天后，我回到学校，完成了学业。我去了英国，进了苏塞克斯大学，得到了硕士学位。
　　我右眼的视力永久地损坏了。我的病没有治愈，不过已有所缓和。也许明天它会突然发作，也许十天二十天之后我会失明或死掉，也许几十年都不会进一步恶化。
　　从我发现自己得了网状内皮细胞真菌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也是我全家人愿意为我牺牲一半视力的一天。那天，我发现了以前我从不知道自己具备的勇气，以及我的家人对我的永无止境的爱。我找到了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梦想。虽然我比常人少了一半视力，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它只意味着我必须更加努力。
　　从那天开始，我画了几百幅作品。我的画曾在十多次的艺术展示和展览中获得了认可和奖励。我还设计了自己的贺卡样式。
　　在一次艺术展示中，我的所有作品一幅不剩地全部售出了，这让我结结实实地发了一笔横财。“这笔钱我应该拿来做什么呢?”我问我的妈妈。
　　“用这笔钱去巴黎吧，看看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她说。
　　我听从了她的建议。当我站在那些杰出的艺术家，如凡·高，莫奈、达·芬奇和其他一些天才画家的优秀作品中间的时候，一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我从来没有自暴自弃过一天。在那个疾病夺走我的一半视力之前，我是一个艺术家。现在，我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