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民族志:呈现“事实”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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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民族志”应该成为人类学有关民族志书写以及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隐喻。“雕刻”这一概念打破了物质与象征、思想与身体等诸多二元论藩篱,显示出了创作(写作)这一事实本身得以呈现的过程。这一过程作为知识得以发生的本源和重要的体验方式,理应成为社会人文科学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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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民俗学的整体转向,学界对“民俗”的理解由民俗诸物的“事象”转为民俗实践的“事件”。因为“事件”是可以建构语境(即构境)的“行为”,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等人“言即是行”的立场,“行为构境”即是“语言构境”,故“文本”作为“语言性”的存在,也便由此具有了建构语境的能力,成为一种具有构境能力的语言事件(行为)。晚近的美国民俗学界对于“文本构境”的讨论与人类学、语言学、哲学领域“语言本质观”的重大转折(从反映论到建构论)密切相关,并从诠释学中获得了最为深刻的理论支持,为我们重新思考“文本”的
《光明日报》第六版头条套彩大篇幅(约四分之三版面)刊发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叶小钢教授文章《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与方向》。该文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研究的最新最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之一,将为中国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未来发展提供重要行动指引与实践参考。
少数民族古代文学是丰富多样的文学宝库,是中华文学宝贵的资源。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置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当代学术格局之中,形成以多民族文学史观统领,由族别文学、经典作家作品、文学关系比较研究渐次展开的研究进程,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知识体系的建构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
《儿女英雄传》通过大量运用八股句法,特别是八股文的“股对”,将八股文长于说理的特点移植到小说之中。这种运用集中于叙事者的直接议论、心理分析以及小说人物语言的议论部分,其效果是使小说主题呈现得更加明晰。作为明清士人自家本色在小说中的流露,八股句法的大量运用,反映着文康改造“平民的消闲文学”、拓展主题开掘艺术手段的努力。这种努力使《儿女英雄传》成为一部极具正统士大夫气质的教育小说,也表明中国传统小说在“小说界革命”兴起之前仍持续进行着艺术探索。
爱新觉罗·溥绪为末代庄亲王,民国后改名庄清逸。因为时代、身分等原因,溥绪的家世生平鲜为人知,《爱新觉罗宗谱》中仅有简要记载,《中国京剧史》中对于溥绪的简介出现错误,应当修正。庄清逸集一流编剧、文武生票友、京戏研究于一身,为杨小楼、尚小云、高庆奎等创编了数十出优秀剧本,塑造了一系列英勇忠义、豪爽侠义的艺术形象,对成就尚派、高派艺术厥功至伟。此外,清逸还为《国剧画报》等报刊撰写了数十篇戏曲文章,为京剧艺术的发展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样一位杰出的满族剧学家,应当在中国京剧史、满族文艺史上留下永恒的篇章。
吉狄马加的诗歌在公共性与个人性之间腾挪跳接,从个体“我”的情感与经验出发抵达国家、世界和人类层面,既有对公共性的建构,亦注重个人性,并将二者进行交融抵达“普视性”,从而形成独特的书写策略。
清末笔记小说中存在大量有关戏曲的史料,这些史料对各个地区演员的结构、演出情况等均有翔实的记载,为我们了解不同地区戏曲发展的状况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文献资料。文章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从对昆曲改编、戏曲演员班底、优伶社会地位的不同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清末笔记小说中戏曲地域差异的表现及形成原因。
在“文学藏地”视阈下,“轻游记”表现出叙写对象上“他者”与“自我”融合、艺术效果上雅正之美与流调之趣兼备等特点。“轻游记”的产生与后现代社会语境下“轻文化”与严肃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创作主体对微观视野的坚守、“轻游记”与接受主体期待视野的契合等因素有关。
越南汉喃研究院藏越南文人吟咏女性的诗集———范廷煜的《百战妆台》(又一版本名《妆台百咏》)和阮盎庄的《增补妆台百咏》受徐陵《玉台新咏》的影响,但它们并非直接源于《玉台新咏》,而是来自对晚清壮族诗人黎申产《妆台百咏》的模仿。考索发现,黎申产仿《玉台新咏》而作《妆台百咏》,并通过与越使的积极交往,实现了《玉台新咏》在越南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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