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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1980年代初，《叶剑英传记》编写组搜集这位政治家诗人的作品，得读作于1954年题为《青岛》的五言律诗：
小楼明一角，深隐绿丛中。
海阔天如盖，山遥岛似熊。
轻波垂钓叟，旭日弄潮童。
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尾联颇突兀，似与全篇情调不甚谐协，不易理解，编写组遂就教于作者：“刘亭长”是否另有所指？叶剑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毛主席。”闻者愕然。
这真是一个有意味的历史细节。
这首五律在收入《叶剑英诗词选集》（以下简称《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之前未曾公开发表。既有这等寓意，当不难理解写作当年何以秘不示人。作于同年的七绝《北戴河休养》则于1957年交由上海《文汇报》发表：
大陆回环海一湾，望中迢递起层澜。
双凫碌碌沙鸥懒，病卧东山惜岁年。
《选集》编者释末句为“东山，北戴河疗养胜地的一处”。不过从诗的意蕴看，“东山”可能是双关语，典出东晋谢安。诗人当年行踪自北而南，故先有“病卧东山惜岁年”的喟叹，继有“忽忆刘亭长”的感慨。叶剑英早年即投身革命，《选集》开卷为18岁时所作七绝《油岩题壁》，抒发“也曾拔剑角群雄”的豪情，其后所作多系“移宫换羽关时局”之作。
1954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至少有两件大事不可不察：一是2月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二是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七届四中全会以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公诸世人，实质以整肃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载入史册。这是开国后中共高层的首次“路线斗争”。叶剑英虽与高饶并无纠葛，却在两年前已遭坎坷。1952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相当于中共“八大”之后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与会者有周恩来、邓子恢、叶剑英、方方、陶铸等相关人员，议题是解决广东的“地方主义”。其时叶剑英主政广东，方方辅佐，在土改等问题上与陶铸等发生分歧。因叶、方均系广东籍，在人事安排上与陶铸等不免互有侧重。这便是所谓“地方主义”的由来。毛泽东点名批评方方“土改右倾”，“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毛泽东未点叶剑英的名，算是给了面子，说是叶“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但仍强调：“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叶剑英当然明白弦外之音，不能不在会上作“总结教训”的检讨。返回广东后，迅即主持召开中共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一再检讨在“土改右倾”与“地方主义”错误上“应负主要责任”。后来，叶剑英还在部属面前以“主帅无能，累及三军”自责，可知他内心的苦痛、抑郁。这年8月中旬，竟至胸部疼痛，有时心律失常。中共中央得到叶的病情报告，即派专家赴穗治疗，稍后又以专机接到北京治疗和休养。次年春，叶剑英上书毛泽东，要求返穗工作。孰料中央另有安排，虽名义上仍保留叶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一职，实际已让叶转入军界，当年10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对于这次调任，叶剑英认为是“有人告了我的御状”，“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方方、冯白驹、古大存等广东籍老革命家，后来无一不以“地方主义”的罪名遭到贬黜，处境每况愈下。对于党内斗争的“无情打击”，这位历经沧桑而又史识深邃的老革命家看得分明；对于波谲云诡的高饶事件，这位始为封疆大吏，又以遭“告御状”而折返军界的老臣，绝不糊涂。“苍凉唱大风”，着一“苍凉”，意蕴自见。史载汉高祖刘邦平英布之乱，归途经故乡沛，作《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诛杀了韩信、彭越等开国功臣，刘邦却不能不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犯难。毛泽东称道的封建帝王，秦始皇以降，当数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不无巧合的是，这两位开国君主既须依赖“猛士”守四方，又因其“猛”而恐桀骜不驯，故心生忌惮，致有“藏弓烹狗的‘德政’”（郭沫若语）。饱读史书的叶剑英当然熟知这些史实。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在人事安排上，后来授予元帅的十位军事领导人中，朱德任共和国副主席，彭德怀、林彪、贺龙、陈毅、聂荣臻任副总理，刘伯承、罗荣桓任副委员长，徐向前与叶剑英未进入国家领导人之列。还要再过十年，在人大和政协两度换届时徐、叶两帅方能受任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严格地说，政协副主席在当年尚未列为国家领导人，故叶剑英确实可以称得上“大器晚成”。
1955年9月，叶剑英与朱德、彭德怀等元戎被授予元帅衔。仪式隆重，毛泽东亲自授衔。十位元帅中，林彪、刘伯承以病疗居青岛未返，叶剑英则以擘划行将在辽东半岛举行大型军事演习为由，告假缺席。叶之低调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如此，还是经历了一场有惊无险的政治风波。1958年5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有一千四百多人与会的扩大会议，主题是“埋葬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锋芒主要针对刘伯承元帅及其副手萧克、李达两位上将。曾出任过解放军监察部部长的叶剑英不赞成“军事科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责难，认为虽有教条成分，但“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一度也被点名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在6月下旬的两次汇报会上，毛泽东评论刘伯承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说出了重话。刘伯承不得不抱病检讨，随即辞去军事科学院院长之职，从此投闲置散。萧克、李达调离军界，分别改任农垦部副部长和体委副主任。与此同时，总参谋长粟裕大将以莫须有的罪名遭撤职。叶剑英向未独自领军征战，因而未能成为红军时期三个方面军的军事领袖，也并非抗日时期第十八集团军下辖三个师的首长，更非内战时期四大野战军的统帅，始终是一位“参座”。正是这样的“弱势”，增加了逢凶化吉的安全系数。
以元帅的资质，叶剑英既未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之后进入政治局，也未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如同林彪、柯庆施、谭震林、李井泉获得晋升，乃至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上，未获得副委员长、副总理和政协副主席中的任何一个职衔。引人注目的是，作为大将的罗瑞卿在二届人大出任副总理。 整肃刘伯承、粟裕仅一年，昔日出手凌厉的彭德怀竟重蹈覆辙，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接替粟裕出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则成为“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
世事洞明的叶剑英自然明白，这又是一桩莫须有的冤案。在整肃的严威之下，很少有人敢于不识时务。德高望重的朱德仅仅说了句“彭总艰苦朴素无人能及”，便遭到“隔靴搔痒”的当众羞辱，后来因“同情”而被迫检讨，检讨书下达至县团级党委。8月16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的当天，叶剑英写了这样一首七绝：
庐山云雾弄阴晴，伐木丁丁听有声。
五老峰头偏向右，东方红后见分明。
这是《选集》之外的一首佚诗，征引者的解读是：“最后两句，是暗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些老帅、老臣，曾经赞同过彭德怀的意见书呢，还是‘东方红后’偏右的‘五老’的忏悔呢？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解释的空间。”《选集》未选此诗，多半是缘于后两句的“主流”意识罢。《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说到毛泽东于1959年7月23日发表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长篇讲话之后，有这样一段文字：
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上午，有两个同志（引者注：即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位老帅）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了意见没有？我说：“除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我准备写封信（没谈到内容）给主席外，没有同其他同志提起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
不合情理地以“要抛开信的本身”相劝，不就是因为彭致毛的信本身并无可以指责的内容吗。所谓“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不就是要维护领袖的权威吗。聂、叶两位老帅如此相劝，多半出于奉命行事的无奈。（老帅中陈毅留守北京，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病疗告假未上庐山，林彪等批彭火力凶猛。）“热泪盈眶而别”确实是“感人至深”的一幕，彼此的苦衷心照不宣。彭德怀“决心从严检讨自己”，透露出多少委曲，不能不为“全局利益”而作违心的检讨。
叶剑英这种难于直言的心情，在9月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目睹追逼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的情景，尤为痛切，乃借他人之杯酒，浇胸中之块垒，于13日这天，“借用杜公诗句，改过最后二字”以抒怀：
当歌欲一放，泪下恐莫收。
浊醪有妙理，庶用慰离愁。
这是杜甫作于安史之乱时的《晦日寻崔戢李封》一诗中的最末四句。原诗末句最后二字为“沉浮”，叶剑英遂以改过的“离愁”二字为题。这首杜诗系廿韵卌句的古风，是最能体现“诗史”风格的体式。诗中有“思见农器陈，何日甲兵休”的慨叹，更有“至今阮籍等，熟醉为身谋”的悲凉。最后四句可谓“篇终接浑茫”，表达了诗人对酒当歌，长歌当哭的忧国忧民情怀。叶剑英以“离愁”结句，当为点睛之笔。
这年11月7日，叶剑英在庐山会议期间拍摄的照片上题写了两行诗句：
斯人老去心犹壮，独立高崖有所思。
照片上叶剑英站立于“豁然贯通”的石板之上，拄杖远眺。身后是一棵松树，崖壁镌刻着“纵览云飞”四个大字。所思者何，耐人寻味。
“一读骚经一肃然”
1960年参观杜甫草堂，叶剑英写下这样的诗句：
杜陵笔落伤豺虎，爱国孤泛斗牛。
叶剑英推崇杜诗，确是出于诗人的心灵交应。“爱国孤”在杜诗中在在皆是，而“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的情结，在杜甫，又将爱国与忠君结为一体；在叶剑英，追随领袖，当是政治家本色使然。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判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作为军事科学院院长，叶剑英“这几年”公开发表的有关军事方面的文字是《伟大的战略决战》，系为配合1960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而撰写。“搞了部著作”则未见发表。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除了配合毛选的出版，更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从1960年4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开始，针对苏共的“反修”逐渐公开化。这一斗争既缘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涉及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赫鲁晓夫于1960年夏季以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相胁迫，实是适得其反。毛泽东坚决抗衡，中共高层亦同仇敌忾。随着“反修”的日趋激烈，借助批判苏共的“反对个人迷信”，对毛的个人崇拜也在升温。1963年3月，叶剑英赋《观光韶山》：
六亿同胞呼万岁，五洲志士称导师。
欲溯河源到星宿，韶山风物耐人思。
也是在这一年，叶剑英在欣赏了上海昆剧演员的表演之后，兴之所至，写出两首绝句赠勉演员，其中一首是：
一笛横陈响太空，英雄高奏大江东。
移宫换羽关时局，吹彻东方万古红。
1964年秋赫鲁晓夫下台后，毛泽东坚持要将反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进行到底，亲自安排发表胡乔木、赵朴初的“反修”诗词和散曲。1965年恰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林彪署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发表。这年9月4日，叶剑英赋七律一首：
百万倭奴压海陬，神州沉陆使人愁。
内行内战资强虏，敌后敌前费运筹。
唱罢凯歌来灞上，集中全力破石头。 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
后来，作者将发表时的原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改为《重读毛主席〈论持久战〉》。在同一时段，叶剑英写出了为毛泽东所激赏的七律《望远》：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
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此诗发表于当年10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东风”文艺副刊。12月26日，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将此诗写赠前来看望的毛岸青夫妇。毛泽东不但书写出登载的报刊和日期，而且将诗题改为《远望》，并在诗题下加写“在大连棒棰岛”六字，表明知悉写作的处所乃至缘起。
毛泽东在吟赏书写“旋转还凭革命功”的同一个月里，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12月上中旬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撤销其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之职。叶剑英接任军委秘书长，并在次年3月罗跳楼自杀未遂之后的一次讲话中，引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中的名句“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将“百战”改为“一跳”，以切跳楼一事。仅就所引的诗句而言，除开罗的感受，是否多少含有悲叹之意，容有不同理解的空间。叶以元帅之尊，接任罗大将的军委秘书长一职，而总参谋长一职则由仅授上将衔的杨成武副总长代任，只能说是有限的信用。叶剑英面临仕途出现重大转机的时刻，在怀抱“斯人老去心犹壮”的事功意识的同时，未敢淡忘“刘亭长”的“荒凉唱大风”。
整肃罗瑞卿，直接的受益者看似是叶剑英和杨成武，其实更大的受益者乃是并未与会的林彪。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罗瑞卿的专案审查报告中，将罗“反对林彪同志”列为仅次于“反对毛主席”的重大罪状，报告行文多处将林彪与毛泽东相提并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真是呼之欲出。
林彪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多年来鼓吹个人崇拜，以“高举”和“突出”治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指定林取代刘少奇成为第二号人物，并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老帅一并进入政治局。毛多年前发出“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已使军队成为左右中国走向的最重要的力量。叶剑英在九、十月间两次接见解放军的讲话中，表态拥护林彪成为接班人。
除了开国之初的二三年间，叶剑英主政广东有过全面工作的经历，十余年来负责军队的训练和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故对林彪的军事才能心悦诚服。然而，对陈伯达、江青这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并无好感，只是不能不应付周旋。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并且不加掩饰地指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叶剑英即应答：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临到江青出面将矛头指向军队高级领导人，终于激成1967年2月的“怀仁堂事件”。此前，陈毅和叶剑英在接见军队院校赴京人员大会上两次讲话，严辞抨击冲击军事机关的错误行径，遭到中央文革的攻击。叶剑英赋《虞美人》慰勉遭受攻击而依然仗义执言的陈毅，其上阕是：
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陈毅接读后，即在诗笺上书写“剑公绝妙好词，陈毅拜读”的赞语。在1967年2月14日的怀仁堂会议上，叶剑英、谭震林、陈毅等老革命家严词斥责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一伙乱政乱军的行径。徐向前竟至按捺不住激愤，擂桌喝问：军队难道要让蒯大富一伙来指挥吗？平心而论，这些耿耿老臣的发难，除了陈毅有涉嫌影射林彪的言辞，均十分鲜明地指向“中央文革”。在严辞质问张春桥之后欲拂袖而去的谭震林，甚至在会后还特意写信给林彪，揭露江青是“当代的武则天”。
叶剑英等人多少误读了此前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也许是激愤难捺，抑或尚未如周恩来那样参悟“疏不间亲”的古训，终因斥责江青而招致毛泽东的雷霆震怒。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被迫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屡屡检讨，政治局会议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叶剑英等老臣被诬指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而遭到贬黜，谭震林甚至以莫须有的“叛徒”罪名而被打倒。
1969年4月开过中共“九大”，背负“二月逆流”恶名的一干老臣多被逐出政治局，仅李先念和叶剑英留任。如果说李以副总理主管财经，是辅佐周恩来管理经济不可或缺的助手，则叶多具象征意义，虽仍与陈毅等老帅保留军委副主席的头衔，然实际主持军委事务的是以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故1969年10月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外敌突然袭击，李先念仍留守北京，叶剑英则与朱德、陈云等元老以“疏散备战”为名被贬出京门，放逐到长沙。
叶剑英毕竟夙具“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忧国忧民情怀，1970年端午节这天，叶抚今叹昔，写下七绝《怀屈原》：
泽畔行吟放屈原， 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 一读骚经一肃然。
时令、地望、处境，这一切使深怀屈原情结的叶剑英穿越两千年的时间隧道，与这位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爱国主义诗人产生心灵交应。
作为“大事不糊涂”的政治家，叶剑英景慕屈原“行廉志洁泥无滓”的人格，然于逆境中选择的是等待。这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影响历史走向的时代转机悄然降临。
叶剑英远离中枢多时，对修改宪法时张春桥与吴法宪在存删三个副词所涉及的“天才”之争执，对于国家主席的设置与废弃这些问题的细节，未必十分清楚，但在涉及“文革”的切身感受上，不会轻易改观。林彪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据当事者回忆，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的政治局成员许世友、陈锡联等均以握手的方式表示对讲话的拥护，叶剑英亦在其列。陈伯达弄出“称天才”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语录，又在华北组讨论林彪讲话的发言时言辞激烈。虽然同一组的汪东兴发言内容更为激烈，后来检讨时却能轻易过关。陈伯达注定要成为新一轮整肃的突破口。毛泽东在不数日后写下《我的一点意见》，称陈伯达是欲将庐山“炸平”的“野心广大”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并决定设立专案组，审查这个“形迹可疑”的“反共分子”。 外人很难知晓，作为当年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二把手，陈伯达与江青早已貌合神离乃至反唇相讥，恶语相向。反对江青、张春桥的实质，在某种程度上确乎意在否定“文革”，这正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至于“军事官僚专政”的坐大，也不能不是毛泽东的殷忧。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与林彪一拍即合，大概就此注定了日后的命运。
抑彼扬此，毛泽东决定任命叶剑英为负责审查陈伯达的专案组长。毛当然不会淡忘当年叶在怀仁堂会议上当面对陈的嘲讽。叶自然也明白，专案审查不过是要“坐实”这些罪名而已。于他而言，随着林彪部属黄永胜主持的军委办事组的式微，命运之神再次眷顾。
1971年夏季，叶剑英襄助周恩来，参与对秘密访华的基辛格的接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成为取代军委办事组的军委办公会议的主持者。在11月中旬接见军队干部时，毛泽东指着叶剑英对与会者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叶剑英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怀仁堂之举已非“逆流”。对于林彪的出走，有着屈原情结的叶剑英自然予以斥责，这就有了《斥林彪》：
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末句用典，读过《史记》和《汉书》的人，对李陵的悲剧结局应感慨良深。5年前，叶剑英引辛词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恰是典出李陵，历史仿佛来了个轮回。傅高义认为，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知道可以依靠叶剑英元帅去团结军队，因为叶有把握大局的能力和出色的判断力，人很忠诚，没有个人野心。1972年2月，叶剑英主持召开会议对林彪的错误进行清算并向军队发出新的指示，列举林彪领导军队12年间所犯的错误，以及开展军队整顿的内容和步骤。
“一孔明灯万古明”
1973年8月，因林彪事件而提前召开中共“十大”。叶剑英与周恩来、王洪文、康生、李德生一起成为中央副主席。这显然是对他主持军委的首肯。与此同时，造反起家，年仅39岁的王洪文为毛泽东所青睐，出人意料地擢升为仅次于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
这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王洪文受命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锋芒所及，连带着参与同基辛格会谈的叶剑英。1974年春，毛泽东批转王洪文、江青联名推荐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成为这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批林批孔”运动就此在全国展开，矛头所向正是被江青目为“现代大儒”的周恩来，与之声气相求的叶剑英自然亦被波及。江青以整刚刚辞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为突破口，鼓噪对总政“放火烧荒”，并以批“走后门”为借口，再次将锋芒指向军队高级领导人。这一次叶剑英没有重演当年怀仁堂面斥的一幕，而是以向毛泽东写信作“自我批评”的方式，禀报实情，于是引出毛泽东否定江青“三箭齐发”（指“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的回应。叶剑英清楚，周恩来的忍辱负重、以柔克刚才是应对“四人帮”唯一得当的谋略。还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叶剑英目睹周恩来为解放老干部与“四人帮”周旋，7月下旬，乃作《会场素描》：
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
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
各种因素产生的合力，促成邓小平于1973年4月复出。当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连续五次召见政治局、中央军委成员及各大军区司令员，发表讲话，开门见山第一句是：“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十届二中全会报告追认。”早已心力交瘁、沉疴在身的周恩来自然乐观其成，亲笔起草任命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的中央文件。12月22日，中共中央以44号文宣布：邓小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在信用邓小平的同时，毛泽东作出另一个重要决策，当着诸多高级将领的面，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并一再强调叶剑英对此“是赞成的”，“我赞成你（叶）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这多少表示借重这位主持军委的老帅的声望，减少可能产生的阻力。
1975年初展开整顿，及至岁末发起“反击”，时局的跌宕仿佛走了一回过山车。1976年2月，叶剑英被宣布“病休”，再度失却信用。“四五”事件之后，邓小平被宣布撤销一切职务，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在有限的接触中，叶剑英感觉此人务实沉稳，作风民主，含而不露，故认为毛泽东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情势下选中声望和资历并不出众的华国锋，是“巨眼识英雄”。正是对华有这样的好感，为后来的惊天合作埋下伏笔。
1976年10月6日晚，拘捕“四人帮”之后即刻于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华国锋建议叶剑英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叶剑英当即明确表示：毛主席在世时指定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这就表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生前安排的接班人。叶同时强调，毛主席生前多次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是实现了毛主席的遗愿。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也是毛主席的遗愿，国锋同志是当之无愧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我长期在军事部门工作，愿意辅佐国锋同志。叶剑英还表示，自己今年已经79岁，国锋同志才55岁，正是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时期。我们应当在国锋同志的领导下，为实现毛主席的遗志而奋斗。叶剑英后来还对熊向晖说，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总理在世不会这样干，小平也不会这样干，只有国锋同志才能干出来。据此，叶首先称华是“英明领袖”。
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愫，叶剑英在1977年5月赋《八十抒怀》，首联即是：“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释“来人”，时人多以泛指解。诗无达诂，笔者则以为有称赞华国锋之意存焉。颔联为：“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四句合解，意谓庆幸毛主席选好了接班人，故“老夫”虽年届八十，能力有限，已不必为事业之兴废而劬劳忧心了。
拘捕“四人帮”，叶剑英强调这是实现毛泽东的遗愿。世人多理解为维护时局之稳定而采取的“师出有名”的策略。这诚然合乎当年的实情，但也不应忽视以下历史细节：毛泽东在1973年12月召见诸多高级将领时引经据典，言及汉高祖刘邦的重臣周勃“厚重少文”，对许世友说：你也“少文”，你就做周勃嘛。这番话的语境是在表示“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的殷忧时所说，许世友以“把它消灭，不怕”应答。这番对话似与7年前毛指“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叶剑英以“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不怕”应答如出一辙。“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的慨叹，在22年之后居然成为敢于出手施以致命一击的心理慰藉。仿效盟刑白马翦灭诸吕的周勃、陈平，似乎成了毋须犹疑的选择。 真心拥立新领袖，叶剑英确乎怀有“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诸葛孔明情结。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治国方略。与此同时，权力中心开始由华国锋逐步向1977年7月复出的邓小平转移。81岁高龄的叶剑英在此前为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希望会议所实行的“这样充分的民主”“一定要永久坚持、发扬下去”。同时，面对权力中心的逐步转移，似未改孔明情结。1979年9月，叶剑英将作于大约半年前的《下三峡过白帝城》（《选集》之外的另一首佚诗）书赠时任书记处书记兼副总理的谷牧：
走向隆中五丈原，驱驰奋斗即终身。
托孤不作成都主，一孔明灯万古明。
“文革”初期，成都破“四归”者欲捣毁武侯祠。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放出狠话：谁敢损毁武侯祠就杀谁的头。武侯祠遂完好无损。笔者在初不解，何以毁坏曲阜孔庙不见有狠话制止？后方明白，这是要表明“板荡识诚臣”的心迹。周恩来是叶剑英最心仪的政治家。一个有意味的细节：在自林彪以降一律佩戴毛泽东像章的年头，叶剑英挑选与周恩来一样的缀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款式。显然，这不仅是审美趣味的趋同，更是人格与信念的景从。周恩来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勉，叶剑英则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表达拥戴新领袖的心迹。这两段名言均出自诸葛亮的《出师表》。若以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言，自然可以目为未脱中国传统文化之局限；若以道德继承论乃至政治家的智慧而言，则似乎又难一言以蔽之。傅高义如此评论毛泽东去世后的叶剑英：在逮捕“四人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后来成为一个拥立新领袖的人，一个为华国锋出谋划策的可敬元老。在为邓小平1977年复出铺路方面他也起了关键作用。
叶剑英确实希望邓小平如同自己一样辅佐华国锋。然而出任过1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以1975年雷厉风行的整顿而深孚民望。在人心所向的情势下，具有安邦治国才能的邓小平（叶剑英语）自然不会坐失历史的机遇。1980年12月，在决定华国锋去留的高层会议上，叶剑英动情地回忆当年与毛泽东诀别的情景：握别时，毛已无法言语，离开病榻到室外片刻，工作人员即命返回，再度相握，见毛凝视良久，喉头滚动，欲言而不能，唯以加力相握示意。叶剑英意会，这似乎是托付身后之事。当然，在当年的情势下，叶剑英的自我批评是，在对待华国锋的问题上，有封建意识的影响。
叶剑英，这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又饱读史书的政治家诗人，以留存的两百首左右的诗词，展示了跌宕多采的人生历程。一部《叶剑英诗词选集》，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实录。刘邦、屈原、孔明，这些名垂史册的历史人物，依然身着中山装乃至西装行走在中华大地。自然，后世的人们，会在这历史人物的长廊中，添加毛泽东、华国锋、叶剑英……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信然。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1980年代初，《叶剑英传记》编写组搜集这位政治家诗人的作品，得读作于1954年题为《青岛》的五言律诗：
小楼明一角，深隐绿丛中。
海阔天如盖，山遥岛似熊。
轻波垂钓叟，旭日弄潮童。
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尾联颇突兀，似与全篇情调不甚谐协，不易理解，编写组遂就教于作者：“刘亭长”是否另有所指？叶剑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毛主席。”闻者愕然。
这真是一个有意味的历史细节。
这首五律在收入《叶剑英诗词选集》（以下简称《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之前未曾公开发表。既有这等寓意，当不难理解写作当年何以秘不示人。作于同年的七绝《北戴河休养》则于1957年交由上海《文汇报》发表：
大陆回环海一湾，望中迢递起层澜。
双凫碌碌沙鸥懒，病卧东山惜岁年。
《选集》编者释末句为“东山，北戴河疗养胜地的一处”。不过从诗的意蕴看，“东山”可能是双关语，典出东晋谢安。诗人当年行踪自北而南，故先有“病卧东山惜岁年”的喟叹，继有“忽忆刘亭长”的感慨。叶剑英早年即投身革命，《选集》开卷为18岁时所作七绝《油岩题壁》，抒发“也曾拔剑角群雄”的豪情，其后所作多系“移宫换羽关时局”之作。
1954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至少有两件大事不可不察：一是2月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二是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七届四中全会以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公诸世人，实质以整肃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载入史册。这是开国后中共高层的首次“路线斗争”。叶剑英虽与高饶并无纠葛，却在两年前已遭坎坷。1952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相当于中共“八大”之后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与会者有周恩来、邓子恢、叶剑英、方方、陶铸等相关人员，议题是解决广东的“地方主义”。其时叶剑英主政广东，方方辅佐，在土改等问题上与陶铸等发生分歧。因叶、方均系广东籍，在人事安排上与陶铸等不免互有侧重。这便是所谓“地方主义”的由来。毛泽东点名批评方方“土改右倾”，“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毛泽东未点叶剑英的名，算是给了面子，说是叶“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但仍强调：“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叶剑英当然明白弦外之音，不能不在会上作“总结教训”的检讨。返回广东后，迅即主持召开中共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一再检讨在“土改右倾”与“地方主义”错误上“应负主要责任”。后来，叶剑英还在部属面前以“主帅无能，累及三军”自责，可知他内心的苦痛、抑郁。这年8月中旬，竟至胸部疼痛，有时心律失常。中共中央得到叶的病情报告，即派专家赴穗治疗，稍后又以专机接到北京治疗和休养。次年春，叶剑英上书毛泽东，要求返穗工作。孰料中央另有安排，虽名义上仍保留叶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一职，实际已让叶转入军界，当年10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对于这次调任，叶剑英认为是“有人告了我的御状”，“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方方、冯白驹、古大存等广东籍老革命家，后来无一不以“地方主义”的罪名遭到贬黜，处境每况愈下。对于党内斗争的“无情打击”，这位历经沧桑而又史识深邃的老革命家看得分明；对于波谲云诡的高饶事件，这位始为封疆大吏，又以遭“告御状”而折返军界的老臣，绝不糊涂。“苍凉唱大风”，着一“苍凉”，意蕴自见。史载汉高祖刘邦平英布之乱，归途经故乡沛，作《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诛杀了韩信、彭越等开国功臣，刘邦却不能不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犯难。毛泽东称道的封建帝王，秦始皇以降，当数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不无巧合的是，这两位开国君主既须依赖“猛士”守四方，又因其“猛”而恐桀骜不驯，故心生忌惮，致有“藏弓烹狗的‘德政’”（郭沫若语）。饱读史书的叶剑英当然熟知这些史实。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在人事安排上，后来授予元帅的十位军事领导人中，朱德任共和国副主席，彭德怀、林彪、贺龙、陈毅、聂荣臻任副总理，刘伯承、罗荣桓任副委员长，徐向前与叶剑英未进入国家领导人之列。还要再过十年，在人大和政协两度换届时徐、叶两帅方能受任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严格地说，政协副主席在当年尚未列为国家领导人，故叶剑英确实可以称得上“大器晚成”。
1955年9月，叶剑英与朱德、彭德怀等元戎被授予元帅衔。仪式隆重，毛泽东亲自授衔。十位元帅中，林彪、刘伯承以病疗居青岛未返，叶剑英则以擘划行将在辽东半岛举行大型军事演习为由，告假缺席。叶之低调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如此，还是经历了一场有惊无险的政治风波。1958年5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有一千四百多人与会的扩大会议，主题是“埋葬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锋芒主要针对刘伯承元帅及其副手萧克、李达两位上将。曾出任过解放军监察部部长的叶剑英不赞成“军事科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责难，认为虽有教条成分，但“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一度也被点名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在6月下旬的两次汇报会上，毛泽东评论刘伯承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说出了重话。刘伯承不得不抱病检讨，随即辞去军事科学院院长之职，从此投闲置散。萧克、李达调离军界，分别改任农垦部副部长和体委副主任。与此同时，总参谋长粟裕大将以莫须有的罪名遭撤职。叶剑英向未独自领军征战，因而未能成为红军时期三个方面军的军事领袖，也并非抗日时期第十八集团军下辖三个师的首长，更非内战时期四大野战军的统帅，始终是一位“参座”。正是这样的“弱势”，增加了逢凶化吉的安全系数。
以元帅的资质，叶剑英既未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之后进入政治局，也未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如同林彪、柯庆施、谭震林、李井泉获得晋升，乃至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上，未获得副委员长、副总理和政协副主席中的任何一个职衔。引人注目的是，作为大将的罗瑞卿在二届人大出任副总理。 整肃刘伯承、粟裕仅一年，昔日出手凌厉的彭德怀竟重蹈覆辙，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接替粟裕出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则成为“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
世事洞明的叶剑英自然明白，这又是一桩莫须有的冤案。在整肃的严威之下，很少有人敢于不识时务。德高望重的朱德仅仅说了句“彭总艰苦朴素无人能及”，便遭到“隔靴搔痒”的当众羞辱，后来因“同情”而被迫检讨，检讨书下达至县团级党委。8月16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的当天，叶剑英写了这样一首七绝：
庐山云雾弄阴晴，伐木丁丁听有声。
五老峰头偏向右，东方红后见分明。
这是《选集》之外的一首佚诗，征引者的解读是：“最后两句，是暗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些老帅、老臣，曾经赞同过彭德怀的意见书呢，还是‘东方红后’偏右的‘五老’的忏悔呢？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解释的空间。”《选集》未选此诗，多半是缘于后两句的“主流”意识罢。《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说到毛泽东于1959年7月23日发表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长篇讲话之后，有这样一段文字：
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上午，有两个同志（引者注：即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位老帅）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了意见没有？我说：“除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我准备写封信（没谈到内容）给主席外，没有同其他同志提起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
不合情理地以“要抛开信的本身”相劝，不就是因为彭致毛的信本身并无可以指责的内容吗。所谓“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不就是要维护领袖的权威吗。聂、叶两位老帅如此相劝，多半出于奉命行事的无奈。（老帅中陈毅留守北京，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病疗告假未上庐山，林彪等批彭火力凶猛。）“热泪盈眶而别”确实是“感人至深”的一幕，彼此的苦衷心照不宣。彭德怀“决心从严检讨自己”，透露出多少委曲，不能不为“全局利益”而作违心的检讨。
叶剑英这种难于直言的心情，在9月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目睹追逼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的情景，尤为痛切，乃借他人之杯酒，浇胸中之块垒，于13日这天，“借用杜公诗句，改过最后二字”以抒怀：
当歌欲一放，泪下恐莫收。
浊醪有妙理，庶用慰离愁。
这是杜甫作于安史之乱时的《晦日寻崔戢李封》一诗中的最末四句。原诗末句最后二字为“沉浮”，叶剑英遂以改过的“离愁”二字为题。这首杜诗系廿韵卌句的古风，是最能体现“诗史”风格的体式。诗中有“思见农器陈，何日甲兵休”的慨叹，更有“至今阮籍等，熟醉为身谋”的悲凉。最后四句可谓“篇终接浑茫”，表达了诗人对酒当歌，长歌当哭的忧国忧民情怀。叶剑英以“离愁”结句，当为点睛之笔。
这年11月7日，叶剑英在庐山会议期间拍摄的照片上题写了两行诗句：
斯人老去心犹壮，独立高崖有所思。
照片上叶剑英站立于“豁然贯通”的石板之上，拄杖远眺。身后是一棵松树，崖壁镌刻着“纵览云飞”四个大字。所思者何，耐人寻味。
“一读骚经一肃然”
1960年参观杜甫草堂，叶剑英写下这样的诗句：
杜陵笔落伤豺虎，爱国孤泛斗牛。
叶剑英推崇杜诗，确是出于诗人的心灵交应。“爱国孤”在杜诗中在在皆是，而“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的情结，在杜甫，又将爱国与忠君结为一体；在叶剑英，追随领袖，当是政治家本色使然。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判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作为军事科学院院长，叶剑英“这几年”公开发表的有关军事方面的文字是《伟大的战略决战》，系为配合1960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而撰写。“搞了部著作”则未见发表。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除了配合毛选的出版，更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从1960年4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开始，针对苏共的“反修”逐渐公开化。这一斗争既缘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涉及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赫鲁晓夫于1960年夏季以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相胁迫，实是适得其反。毛泽东坚决抗衡，中共高层亦同仇敌忾。随着“反修”的日趋激烈，借助批判苏共的“反对个人迷信”，对毛的个人崇拜也在升温。1963年3月，叶剑英赋《观光韶山》：
六亿同胞呼万岁，五洲志士称导师。
欲溯河源到星宿，韶山风物耐人思。
也是在这一年，叶剑英在欣赏了上海昆剧演员的表演之后，兴之所至，写出两首绝句赠勉演员，其中一首是：
一笛横陈响太空，英雄高奏大江东。
移宫换羽关时局，吹彻东方万古红。
1964年秋赫鲁晓夫下台后，毛泽东坚持要将反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进行到底，亲自安排发表胡乔木、赵朴初的“反修”诗词和散曲。1965年恰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林彪署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发表。这年9月4日，叶剑英赋七律一首：
百万倭奴压海陬，神州沉陆使人愁。
内行内战资强虏，敌后敌前费运筹。
唱罢凯歌来灞上，集中全力破石头。 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
后来，作者将发表时的原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改为《重读毛主席〈论持久战〉》。在同一时段，叶剑英写出了为毛泽东所激赏的七律《望远》：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
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此诗发表于当年10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东风”文艺副刊。12月26日，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将此诗写赠前来看望的毛岸青夫妇。毛泽东不但书写出登载的报刊和日期，而且将诗题改为《远望》，并在诗题下加写“在大连棒棰岛”六字，表明知悉写作的处所乃至缘起。
毛泽东在吟赏书写“旋转还凭革命功”的同一个月里，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12月上中旬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撤销其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之职。叶剑英接任军委秘书长，并在次年3月罗跳楼自杀未遂之后的一次讲话中，引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中的名句“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将“百战”改为“一跳”，以切跳楼一事。仅就所引的诗句而言，除开罗的感受，是否多少含有悲叹之意，容有不同理解的空间。叶以元帅之尊，接任罗大将的军委秘书长一职，而总参谋长一职则由仅授上将衔的杨成武副总长代任，只能说是有限的信用。叶剑英面临仕途出现重大转机的时刻，在怀抱“斯人老去心犹壮”的事功意识的同时，未敢淡忘“刘亭长”的“荒凉唱大风”。
整肃罗瑞卿，直接的受益者看似是叶剑英和杨成武，其实更大的受益者乃是并未与会的林彪。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罗瑞卿的专案审查报告中，将罗“反对林彪同志”列为仅次于“反对毛主席”的重大罪状，报告行文多处将林彪与毛泽东相提并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真是呼之欲出。
林彪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多年来鼓吹个人崇拜，以“高举”和“突出”治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指定林取代刘少奇成为第二号人物，并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老帅一并进入政治局。毛多年前发出“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已使军队成为左右中国走向的最重要的力量。叶剑英在九、十月间两次接见解放军的讲话中，表态拥护林彪成为接班人。
除了开国之初的二三年间，叶剑英主政广东有过全面工作的经历，十余年来负责军队的训练和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故对林彪的军事才能心悦诚服。然而，对陈伯达、江青这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并无好感，只是不能不应付周旋。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并且不加掩饰地指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叶剑英即应答：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临到江青出面将矛头指向军队高级领导人，终于激成1967年2月的“怀仁堂事件”。此前，陈毅和叶剑英在接见军队院校赴京人员大会上两次讲话，严辞抨击冲击军事机关的错误行径，遭到中央文革的攻击。叶剑英赋《虞美人》慰勉遭受攻击而依然仗义执言的陈毅，其上阕是：
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陈毅接读后，即在诗笺上书写“剑公绝妙好词，陈毅拜读”的赞语。在1967年2月14日的怀仁堂会议上，叶剑英、谭震林、陈毅等老革命家严词斥责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一伙乱政乱军的行径。徐向前竟至按捺不住激愤，擂桌喝问：军队难道要让蒯大富一伙来指挥吗？平心而论，这些耿耿老臣的发难，除了陈毅有涉嫌影射林彪的言辞，均十分鲜明地指向“中央文革”。在严辞质问张春桥之后欲拂袖而去的谭震林，甚至在会后还特意写信给林彪，揭露江青是“当代的武则天”。
叶剑英等人多少误读了此前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也许是激愤难捺，抑或尚未如周恩来那样参悟“疏不间亲”的古训，终因斥责江青而招致毛泽东的雷霆震怒。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被迫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屡屡检讨，政治局会议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叶剑英等老臣被诬指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而遭到贬黜，谭震林甚至以莫须有的“叛徒”罪名而被打倒。
1969年4月开过中共“九大”，背负“二月逆流”恶名的一干老臣多被逐出政治局，仅李先念和叶剑英留任。如果说李以副总理主管财经，是辅佐周恩来管理经济不可或缺的助手，则叶多具象征意义，虽仍与陈毅等老帅保留军委副主席的头衔，然实际主持军委事务的是以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故1969年10月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外敌突然袭击，李先念仍留守北京，叶剑英则与朱德、陈云等元老以“疏散备战”为名被贬出京门，放逐到长沙。
叶剑英毕竟夙具“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忧国忧民情怀，1970年端午节这天，叶抚今叹昔，写下七绝《怀屈原》：
泽畔行吟放屈原， 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 一读骚经一肃然。
时令、地望、处境，这一切使深怀屈原情结的叶剑英穿越两千年的时间隧道，与这位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爱国主义诗人产生心灵交应。
作为“大事不糊涂”的政治家，叶剑英景慕屈原“行廉志洁泥无滓”的人格，然于逆境中选择的是等待。这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影响历史走向的时代转机悄然降临。
叶剑英远离中枢多时，对修改宪法时张春桥与吴法宪在存删三个副词所涉及的“天才”之争执，对于国家主席的设置与废弃这些问题的细节，未必十分清楚，但在涉及“文革”的切身感受上，不会轻易改观。林彪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据当事者回忆，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的政治局成员许世友、陈锡联等均以握手的方式表示对讲话的拥护，叶剑英亦在其列。陈伯达弄出“称天才”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语录，又在华北组讨论林彪讲话的发言时言辞激烈。虽然同一组的汪东兴发言内容更为激烈，后来检讨时却能轻易过关。陈伯达注定要成为新一轮整肃的突破口。毛泽东在不数日后写下《我的一点意见》，称陈伯达是欲将庐山“炸平”的“野心广大”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并决定设立专案组，审查这个“形迹可疑”的“反共分子”。 外人很难知晓，作为当年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二把手，陈伯达与江青早已貌合神离乃至反唇相讥，恶语相向。反对江青、张春桥的实质，在某种程度上确乎意在否定“文革”，这正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至于“军事官僚专政”的坐大，也不能不是毛泽东的殷忧。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与林彪一拍即合，大概就此注定了日后的命运。
抑彼扬此，毛泽东决定任命叶剑英为负责审查陈伯达的专案组长。毛当然不会淡忘当年叶在怀仁堂会议上当面对陈的嘲讽。叶自然也明白，专案审查不过是要“坐实”这些罪名而已。于他而言，随着林彪部属黄永胜主持的军委办事组的式微，命运之神再次眷顾。
1971年夏季，叶剑英襄助周恩来，参与对秘密访华的基辛格的接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成为取代军委办事组的军委办公会议的主持者。在11月中旬接见军队干部时，毛泽东指着叶剑英对与会者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叶剑英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怀仁堂之举已非“逆流”。对于林彪的出走，有着屈原情结的叶剑英自然予以斥责，这就有了《斥林彪》：
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末句用典，读过《史记》和《汉书》的人，对李陵的悲剧结局应感慨良深。5年前，叶剑英引辛词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恰是典出李陵，历史仿佛来了个轮回。傅高义认为，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知道可以依靠叶剑英元帅去团结军队，因为叶有把握大局的能力和出色的判断力，人很忠诚，没有个人野心。1972年2月，叶剑英主持召开会议对林彪的错误进行清算并向军队发出新的指示，列举林彪领导军队12年间所犯的错误，以及开展军队整顿的内容和步骤。
“一孔明灯万古明”
1973年8月，因林彪事件而提前召开中共“十大”。叶剑英与周恩来、王洪文、康生、李德生一起成为中央副主席。这显然是对他主持军委的首肯。与此同时，造反起家，年仅39岁的王洪文为毛泽东所青睐，出人意料地擢升为仅次于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
这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王洪文受命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锋芒所及，连带着参与同基辛格会谈的叶剑英。1974年春，毛泽东批转王洪文、江青联名推荐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成为这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批林批孔”运动就此在全国展开，矛头所向正是被江青目为“现代大儒”的周恩来，与之声气相求的叶剑英自然亦被波及。江青以整刚刚辞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为突破口，鼓噪对总政“放火烧荒”，并以批“走后门”为借口，再次将锋芒指向军队高级领导人。这一次叶剑英没有重演当年怀仁堂面斥的一幕，而是以向毛泽东写信作“自我批评”的方式，禀报实情，于是引出毛泽东否定江青“三箭齐发”（指“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的回应。叶剑英清楚，周恩来的忍辱负重、以柔克刚才是应对“四人帮”唯一得当的谋略。还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叶剑英目睹周恩来为解放老干部与“四人帮”周旋，7月下旬，乃作《会场素描》：
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
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
各种因素产生的合力，促成邓小平于1973年4月复出。当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连续五次召见政治局、中央军委成员及各大军区司令员，发表讲话，开门见山第一句是：“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十届二中全会报告追认。”早已心力交瘁、沉疴在身的周恩来自然乐观其成，亲笔起草任命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的中央文件。12月22日，中共中央以44号文宣布：邓小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在信用邓小平的同时，毛泽东作出另一个重要决策，当着诸多高级将领的面，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并一再强调叶剑英对此“是赞成的”，“我赞成你（叶）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这多少表示借重这位主持军委的老帅的声望，减少可能产生的阻力。
1975年初展开整顿，及至岁末发起“反击”，时局的跌宕仿佛走了一回过山车。1976年2月，叶剑英被宣布“病休”，再度失却信用。“四五”事件之后，邓小平被宣布撤销一切职务，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在有限的接触中，叶剑英感觉此人务实沉稳，作风民主，含而不露，故认为毛泽东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情势下选中声望和资历并不出众的华国锋，是“巨眼识英雄”。正是对华有这样的好感，为后来的惊天合作埋下伏笔。
1976年10月6日晚，拘捕“四人帮”之后即刻于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华国锋建议叶剑英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叶剑英当即明确表示：毛主席在世时指定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这就表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生前安排的接班人。叶同时强调，毛主席生前多次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是实现了毛主席的遗愿。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也是毛主席的遗愿，国锋同志是当之无愧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我长期在军事部门工作，愿意辅佐国锋同志。叶剑英还表示，自己今年已经79岁，国锋同志才55岁，正是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时期。我们应当在国锋同志的领导下，为实现毛主席的遗志而奋斗。叶剑英后来还对熊向晖说，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总理在世不会这样干，小平也不会这样干，只有国锋同志才能干出来。据此，叶首先称华是“英明领袖”。
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愫，叶剑英在1977年5月赋《八十抒怀》，首联即是：“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释“来人”，时人多以泛指解。诗无达诂，笔者则以为有称赞华国锋之意存焉。颔联为：“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四句合解，意谓庆幸毛主席选好了接班人，故“老夫”虽年届八十，能力有限，已不必为事业之兴废而劬劳忧心了。
拘捕“四人帮”，叶剑英强调这是实现毛泽东的遗愿。世人多理解为维护时局之稳定而采取的“师出有名”的策略。这诚然合乎当年的实情，但也不应忽视以下历史细节：毛泽东在1973年12月召见诸多高级将领时引经据典，言及汉高祖刘邦的重臣周勃“厚重少文”，对许世友说：你也“少文”，你就做周勃嘛。这番话的语境是在表示“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的殷忧时所说，许世友以“把它消灭，不怕”应答。这番对话似与7年前毛指“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叶剑英以“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不怕”应答如出一辙。“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的慨叹，在22年之后居然成为敢于出手施以致命一击的心理慰藉。仿效盟刑白马翦灭诸吕的周勃、陈平，似乎成了毋须犹疑的选择。 真心拥立新领袖，叶剑英确乎怀有“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诸葛孔明情结。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治国方略。与此同时，权力中心开始由华国锋逐步向1977年7月复出的邓小平转移。81岁高龄的叶剑英在此前为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希望会议所实行的“这样充分的民主”“一定要永久坚持、发扬下去”。同时，面对权力中心的逐步转移，似未改孔明情结。1979年9月，叶剑英将作于大约半年前的《下三峡过白帝城》（《选集》之外的另一首佚诗）书赠时任书记处书记兼副总理的谷牧：
走向隆中五丈原，驱驰奋斗即终身。
托孤不作成都主，一孔明灯万古明。
“文革”初期，成都破“四归”者欲捣毁武侯祠。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放出狠话：谁敢损毁武侯祠就杀谁的头。武侯祠遂完好无损。笔者在初不解，何以毁坏曲阜孔庙不见有狠话制止？后方明白，这是要表明“板荡识诚臣”的心迹。周恩来是叶剑英最心仪的政治家。一个有意味的细节：在自林彪以降一律佩戴毛泽东像章的年头，叶剑英挑选与周恩来一样的缀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款式。显然，这不仅是审美趣味的趋同，更是人格与信念的景从。周恩来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勉，叶剑英则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表达拥戴新领袖的心迹。这两段名言均出自诸葛亮的《出师表》。若以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言，自然可以目为未脱中国传统文化之局限；若以道德继承论乃至政治家的智慧而言，则似乎又难一言以蔽之。傅高义如此评论毛泽东去世后的叶剑英：在逮捕“四人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后来成为一个拥立新领袖的人，一个为华国锋出谋划策的可敬元老。在为邓小平1977年复出铺路方面他也起了关键作用。
叶剑英确实希望邓小平如同自己一样辅佐华国锋。然而出任过1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以1975年雷厉风行的整顿而深孚民望。在人心所向的情势下，具有安邦治国才能的邓小平（叶剑英语）自然不会坐失历史的机遇。1980年12月，在决定华国锋去留的高层会议上，叶剑英动情地回忆当年与毛泽东诀别的情景：握别时，毛已无法言语，离开病榻到室外片刻，工作人员即命返回，再度相握，见毛凝视良久，喉头滚动，欲言而不能，唯以加力相握示意。叶剑英意会，这似乎是托付身后之事。当然，在当年的情势下，叶剑英的自我批评是，在对待华国锋的问题上，有封建意识的影响。
叶剑英，这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又饱读史书的政治家诗人，以留存的两百首左右的诗词，展示了跌宕多采的人生历程。一部《叶剑英诗词选集》，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实录。刘邦、屈原、孔明，这些名垂史册的历史人物，依然身着中山装乃至西装行走在中华大地。自然，后世的人们，会在这历史人物的长廊中，添加毛泽东、华国锋、叶剑英……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信然。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