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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年应玻利维亚和智利有关方面的邀请，对这两个南美国家进行了考察。在我到达玻利维亚圣克鲁斯的当晚，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以当地为中心的玻利维亚东部地区动乱，这一不期而遇的情况，使我能在第一时间对该国的经济社会进行观察。离开玻利维亚后，我又赴智利考察。以上的亲身经历和考察引起我对南美经济体制模式的思考，最深的体会是：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应努力寻求社会公正与经济市场化之间的最佳均衡点。
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两条路都走不通
通常，人们把南美看成“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典型。我感到这个界定是不够准确的。从我所了解的几个国家经济体制的变迁看，南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行的不是一般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有的国家甚至是“刺刀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另外，还实行过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这样，20世纪人类两种极端的体制——计划经济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南美都先后尝试过。结果如何？实践表明，两条路都走不通。
（一）计划经济体制，死路一条
南美有的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效法苏联，一度实行过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方面，苏联曾树立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典型——智利，是突出的代表。
在南美期间，我来到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中心的总统府地区，看到了阿连德总统当年演讲的阳台。1970年，阿连德领导的社会党联合共产党，组成人民联盟参加竞选获胜，同年11月上台执政。在前苏联的指挥下，智利采取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包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疾风暴雨式的国有化”路线；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实行严格的政府价格管制和计划供应；分配方面，实行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体制等。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打击了大资本家和大庄园主的利益，短期内也取得一些成效，但在随后的实践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一是国有工商企业管理混乱，连年亏损；二是国营农场和农村合作社缺乏激励，生产效率下降；三是商品匮乏，供应紧张，导致物价上涨。这种情况最终导致广大中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政府不满，给军队发动政变提供了口实。1973年9月11日，军人发动政变，轰炸总统府，阿连德总统遇难身亡。
在阿连德生前发表演说的阳台前，我久久不愿离去，内心深处尤感疼痛：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人类20 世纪的“幽灵”，不仅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而且对智利这样的拉美国家和它的人民、它的领导者，都是“死路一条”。
（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难解社会公平之结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智利皮诺切特政府接受“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并与政治上的集权主义结合在一起。据介绍，皮诺切特军政府统治时期，先后有13万人被捕，6.5万政治犯失踪，上万人流亡国外，我把它称为“刺刀下的自由市场经济”。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对已经收归国有的企业、矿山、银行实行“全盘私有化”，已建立的农村合作社也实行“土地私有化”；在价格体制方面，取消价格控制和政府补贴，据有关资料，政府控制价格的日用商品由计划体制时期的两万多种减少到只剩8种；在金融体制方面，实行“银行私有化”，金融机构的利率完全自由化。此外，在财政体制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强力缩减公共支出的措施。
这种政治强权加经济自由的体制，使智利急速地成为拉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对于这种极端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我参加的国际企业会议上，玻利维亚前总统兼历史学家卡洛斯·梅萨曾作过分析，他指出：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自由市场改革，在强化市场作用的同时，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向左转”过程中未能平衡新的利益矛盾：出现社会动乱
为解决“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拉美有的国家近年来“向左转”，在这方面玻利维亚比较典型。
2005年12月，贫困土著农民出身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莫拉莱斯赢得总统选举，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原住民总统。莫拉莱斯上台后采取 “向左转”的政策，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再国有化”；分配方面实行“抽肥补瘦”和用“抽肥”的资金建立全民养老保险等，并称之为“在民主制度下推行社会主义运动”。
那么，这场“运动”进展如何？我在圣克鲁斯期间，正好赶上支持总统的土著农民与反对总统的中产阶级之间发生冲突，亲眼看到利益冲突演变成社会骚乱并实行戒严。我当晚在酒店听到爆炸声，起初以为是鞭炮声，后来确认是枪声。开会期间，在由住处前往会议中心的大街上，我见到手握冲锋枪的军人（我在车内悄悄照了相）。由于参加会议的玻利维亚方面的代表大多来自东部，基本上是反对总统者，所以军方对会议严加管制，在开会的酒店大堂外有军人持枪巡视，还一度传出军方将关闭圣克鲁斯机场的消息。
圣克鲁斯动乱的原因是什么？经多方了解，原因相当复杂，但从经济转型角度研究，深层根源是决策者“向左转”后，未能协调好经济利益矛盾，导致几个方面利益失衡。
第一，在“国有化”过程中，未能摆平“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利益关系。
玻利维亚是南美洲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巴西和阿根廷在玻有能源利益，为此，两国在玻投资建设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并曾支持莫拉莱斯担任总统。莫拉莱斯上台后，强力推进天然气和石油企业的“国有化”，但没有处理好被“收回”外资企业的经济利益问题，从而酿成两个邻国的不满。同时电信国有化也有此类问题。抗议者冲击国有电视公司和国有电信公司，导致圣克鲁斯市许多地方电话服务短暂中断，以表明他们对“强制国有”的不满情绪。
这里的深刻教训是，在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国有化”过程中的“非国有资本”问题，不能照搬前苏联等计划经济国家“强制实行国有化”的办法，而应采取当今世界通行的“产权交易”的商业原则，要讲资产评估，要讲价格合理，要讲资金到位。至于有些经济领域是否有必要实行“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运动”，则需要根据产业的特性而定。
第二，围绕对自然资源的配置，未能摆平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
玻利维亚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四省。现任总统主要代表玻西部人口占多数的土著农民的利益，而比较富裕的东部四省地方政府，则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在中央政府与东部发达省份政府之间，围绕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和收益权问题，未能协调好利益关系。本来资源税归地方所有，但新政府上台后，将资源税强制“收归”中央政府所有，从而引起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紧张。可见，执政党及中央政府应统筹好中央与地方、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利益，在资源的占有和分配问题上，反复磋商，寻找“利益攸关方”大体都能接受的合理方案。 第三，通过强制性的“抽肥补瘦”建立“养老保险”，未能摆平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利益关系。
动乱的前一年，玻利维亚国会批准政府计划，为每位超过60岁的公民每月提供26美元养老金。这本是一件好事，而且就人均资金来说数量也不大（相当于人民币170～180 元），问题是国家太穷，中央政府“有其心，无其力”。怎么办？便从东部省级政府的天然气税收中抽取金额，建立国家退休基金。这种强制性的做法激怒了东部省份。抗议者之所以冲击国家税务局多间办公室，就是发泄对此的不满。
综上所述，玻利维亚出现的动乱是中央政府与发达省份之间、资源富集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之间、土著印第安人与外来移民后裔之间、低收入人群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利益矛盾。玻利维亚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已有清醒认识。他们说，玻需要建立“民族和解政府”，实行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政策。实践启示我们，在纠正贫富差距拉大的利益失衡时，应采取统筹协调的做法，避免新的利益失衡。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也具有借鉴意义。
出路：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两个鸡蛋上跳舞”
拉丁美洲向何处去？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应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两种模式，拉丁美洲国家都采取过，但都不成功；近年来，某些国家“向左转”又带来了另一种利益失衡，出现社会动乱。于是它们在寻找新的体制模式。拉丁美洲有的思想家已有新的思考，例如，我在玻利维亚会议上听到拉美著名政治分析家（阿根廷籍）安德鲁斯说：出路在于超越单一模式，采取综合的方式，把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我在考察中发现，智利在平衡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两方面进行的探索，值得重视。
智利是南美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我在智利考察时，恰逢该国建国198周年，首都举行各种国庆纪念活动。从我了解的情况看，一是该国近几年经济稳步增长，发展水平较高，全国1600多万人口，2010年人均GDP1万多美元，在世界180个排名国家中居第49位。二是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类似玻利维亚的骚乱。从电视中看到，女总统巴切莱特和民众在街上一起载歌载舞，气氛和谐。第三，政治比较廉洁，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印象排行榜”，智利是拉美地区唯一进入世界“相对清廉”前20位的国家。
智利是如何做到上述诸点的呢？从调查情况看，这与该国近年来在改革中所遵循的价值取向有关。2006年，社会党人巴切莱特带领“中左联盟”执政，成为智利历史上首位女总统。巴切莱特是具有社会公正思想的女政治家，在少女时代（19岁）即加入社会党，20多岁曾遭军政府拘捕，获释后到马克思的故乡留学。她在上台时表示，一定要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其执政的基本价值取向，是试图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两个鸡蛋上跳舞”，再加上在政治领域推行廉政建设，努力打造“市场—扶贫—反腐”的金三角体制结构。
第一个“金角”，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
一是在所有制方面，发展包括国有和非公有共存的混合经济。二是在市场运行机制方面，土地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转，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确保要素的供求双方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直接谈判。特别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严格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政府管理部门不直接参与土地流转，只作为市场监管者对流转过程进行监管。在确需征用农地建设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时，由建设单位与农户谈判价格，谈不拢价格则必须另选地址，从而使市场的自由交易原则得到充分体现。此外，作为一种特殊的要素价格，智利实行灵活浮动汇率制度。三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智利年出口值为500亿～600亿美元，其中铜出口量占世界第一位，木材占拉美第一位。此外，黄金、银、葡萄酒以及水果、水产品等也是该国的主要出口产品，进出口比较发达。
第二个“金角”，是在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实行向公平方面倾斜的社会政策。
从了解的情况看，智利在维护民众的基本权利和减少贫困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保护原住民的土地权利。智利有7个少数民族，其中马普切族的地位最为重要。法律规定，马普切人拥有的土地只能在马普切族内部流转。如果想使用马普切人拥有的土地，建设单位就必须出资先购买比现有土地更好的土地，建设比原来更好的新居住区，才能动员马普切人搬迁。
其次，扶持处在弱势地位的小农户。鉴于在土地流转自由的情况下，智利小农户在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该国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尽量向小农户（耕地面积12公顷以下者，约占农户总数的85%）倾斜，向其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包括提供农业生产服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引导建立农民协会，提供贴息贷款等，还专门成立了为小农户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政府机构。
第三个“金角”，是切实建立反腐机制。
鉴于南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智利近年来注重反腐败，特别注重建立防范腐败的制度和机制。座谈中，不论政府部门还是事业单位，都在强调这一点。
一是加强反腐立法，倚重制度来预防和遏制腐败。二是打造“阳光政府”。巴切莱特总统执政以来，实施了包括“官员财产据实申报制度”和“确保公民获得信息权利”在内的5项反腐措施。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也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相关信息，与公民互动。三是加大权力制衡。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探索建立严格的权力制衡机制，还通过公民参与、新闻媒体等方式实行社会监督。
上述举措使智利的清廉度明显提高。近几年来，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中，该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排名和得分。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也表明，智利的腐败“控制指数”甚至高于瑞士和意大利等国，这在南美是颇为难得的。
当然，智利也有自己发展中的问题，街谈巷议中也有对社会治安、收入差距等问题的非议，但智利尝试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两个鸡蛋上跳舞”，努力打造“市场—扶贫—反腐”金三角体制结构的做法，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不无参考价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两条路都走不通
通常，人们把南美看成“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典型。我感到这个界定是不够准确的。从我所了解的几个国家经济体制的变迁看，南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行的不是一般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有的国家甚至是“刺刀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另外，还实行过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这样，20世纪人类两种极端的体制——计划经济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南美都先后尝试过。结果如何？实践表明，两条路都走不通。
（一）计划经济体制，死路一条
南美有的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效法苏联，一度实行过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方面，苏联曾树立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典型——智利，是突出的代表。
在南美期间，我来到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中心的总统府地区，看到了阿连德总统当年演讲的阳台。1970年，阿连德领导的社会党联合共产党，组成人民联盟参加竞选获胜，同年11月上台执政。在前苏联的指挥下，智利采取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包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疾风暴雨式的国有化”路线；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实行严格的政府价格管制和计划供应；分配方面，实行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体制等。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打击了大资本家和大庄园主的利益，短期内也取得一些成效，但在随后的实践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一是国有工商企业管理混乱，连年亏损；二是国营农场和农村合作社缺乏激励，生产效率下降；三是商品匮乏，供应紧张，导致物价上涨。这种情况最终导致广大中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政府不满，给军队发动政变提供了口实。1973年9月11日，军人发动政变，轰炸总统府，阿连德总统遇难身亡。
在阿连德生前发表演说的阳台前，我久久不愿离去，内心深处尤感疼痛：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人类20 世纪的“幽灵”，不仅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而且对智利这样的拉美国家和它的人民、它的领导者，都是“死路一条”。
（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难解社会公平之结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智利皮诺切特政府接受“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并与政治上的集权主义结合在一起。据介绍，皮诺切特军政府统治时期，先后有13万人被捕，6.5万政治犯失踪，上万人流亡国外，我把它称为“刺刀下的自由市场经济”。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对已经收归国有的企业、矿山、银行实行“全盘私有化”，已建立的农村合作社也实行“土地私有化”；在价格体制方面，取消价格控制和政府补贴，据有关资料，政府控制价格的日用商品由计划体制时期的两万多种减少到只剩8种；在金融体制方面，实行“银行私有化”，金融机构的利率完全自由化。此外，在财政体制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强力缩减公共支出的措施。
这种政治强权加经济自由的体制，使智利急速地成为拉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对于这种极端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我参加的国际企业会议上，玻利维亚前总统兼历史学家卡洛斯·梅萨曾作过分析，他指出：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自由市场改革，在强化市场作用的同时，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向左转”过程中未能平衡新的利益矛盾：出现社会动乱
为解决“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拉美有的国家近年来“向左转”，在这方面玻利维亚比较典型。
2005年12月，贫困土著农民出身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莫拉莱斯赢得总统选举，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原住民总统。莫拉莱斯上台后采取 “向左转”的政策，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再国有化”；分配方面实行“抽肥补瘦”和用“抽肥”的资金建立全民养老保险等，并称之为“在民主制度下推行社会主义运动”。
那么，这场“运动”进展如何？我在圣克鲁斯期间，正好赶上支持总统的土著农民与反对总统的中产阶级之间发生冲突，亲眼看到利益冲突演变成社会骚乱并实行戒严。我当晚在酒店听到爆炸声，起初以为是鞭炮声，后来确认是枪声。开会期间，在由住处前往会议中心的大街上，我见到手握冲锋枪的军人（我在车内悄悄照了相）。由于参加会议的玻利维亚方面的代表大多来自东部，基本上是反对总统者，所以军方对会议严加管制，在开会的酒店大堂外有军人持枪巡视，还一度传出军方将关闭圣克鲁斯机场的消息。
圣克鲁斯动乱的原因是什么？经多方了解，原因相当复杂，但从经济转型角度研究，深层根源是决策者“向左转”后，未能协调好经济利益矛盾，导致几个方面利益失衡。
第一，在“国有化”过程中，未能摆平“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利益关系。
玻利维亚是南美洲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巴西和阿根廷在玻有能源利益，为此，两国在玻投资建设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并曾支持莫拉莱斯担任总统。莫拉莱斯上台后，强力推进天然气和石油企业的“国有化”，但没有处理好被“收回”外资企业的经济利益问题，从而酿成两个邻国的不满。同时电信国有化也有此类问题。抗议者冲击国有电视公司和国有电信公司，导致圣克鲁斯市许多地方电话服务短暂中断，以表明他们对“强制国有”的不满情绪。
这里的深刻教训是，在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国有化”过程中的“非国有资本”问题，不能照搬前苏联等计划经济国家“强制实行国有化”的办法，而应采取当今世界通行的“产权交易”的商业原则，要讲资产评估，要讲价格合理，要讲资金到位。至于有些经济领域是否有必要实行“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运动”，则需要根据产业的特性而定。
第二，围绕对自然资源的配置，未能摆平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
玻利维亚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四省。现任总统主要代表玻西部人口占多数的土著农民的利益，而比较富裕的东部四省地方政府，则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在中央政府与东部发达省份政府之间，围绕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和收益权问题，未能协调好利益关系。本来资源税归地方所有，但新政府上台后，将资源税强制“收归”中央政府所有，从而引起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紧张。可见，执政党及中央政府应统筹好中央与地方、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利益，在资源的占有和分配问题上，反复磋商，寻找“利益攸关方”大体都能接受的合理方案。 第三，通过强制性的“抽肥补瘦”建立“养老保险”，未能摆平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利益关系。
动乱的前一年，玻利维亚国会批准政府计划，为每位超过60岁的公民每月提供26美元养老金。这本是一件好事，而且就人均资金来说数量也不大（相当于人民币170～180 元），问题是国家太穷，中央政府“有其心，无其力”。怎么办？便从东部省级政府的天然气税收中抽取金额，建立国家退休基金。这种强制性的做法激怒了东部省份。抗议者之所以冲击国家税务局多间办公室，就是发泄对此的不满。
综上所述，玻利维亚出现的动乱是中央政府与发达省份之间、资源富集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之间、土著印第安人与外来移民后裔之间、低收入人群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利益矛盾。玻利维亚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已有清醒认识。他们说，玻需要建立“民族和解政府”，实行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政策。实践启示我们，在纠正贫富差距拉大的利益失衡时，应采取统筹协调的做法，避免新的利益失衡。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也具有借鉴意义。
出路：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两个鸡蛋上跳舞”
拉丁美洲向何处去？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应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计划经济体制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两种模式，拉丁美洲国家都采取过，但都不成功；近年来，某些国家“向左转”又带来了另一种利益失衡，出现社会动乱。于是它们在寻找新的体制模式。拉丁美洲有的思想家已有新的思考，例如，我在玻利维亚会议上听到拉美著名政治分析家（阿根廷籍）安德鲁斯说：出路在于超越单一模式，采取综合的方式，把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我在考察中发现，智利在平衡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两方面进行的探索，值得重视。
智利是南美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我在智利考察时，恰逢该国建国198周年，首都举行各种国庆纪念活动。从我了解的情况看，一是该国近几年经济稳步增长，发展水平较高，全国1600多万人口，2010年人均GDP1万多美元，在世界180个排名国家中居第49位。二是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类似玻利维亚的骚乱。从电视中看到，女总统巴切莱特和民众在街上一起载歌载舞，气氛和谐。第三，政治比较廉洁，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印象排行榜”，智利是拉美地区唯一进入世界“相对清廉”前20位的国家。
智利是如何做到上述诸点的呢？从调查情况看，这与该国近年来在改革中所遵循的价值取向有关。2006年，社会党人巴切莱特带领“中左联盟”执政，成为智利历史上首位女总统。巴切莱特是具有社会公正思想的女政治家，在少女时代（19岁）即加入社会党，20多岁曾遭军政府拘捕，获释后到马克思的故乡留学。她在上台时表示，一定要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其执政的基本价值取向，是试图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两个鸡蛋上跳舞”，再加上在政治领域推行廉政建设，努力打造“市场—扶贫—反腐”的金三角体制结构。
第一个“金角”，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
一是在所有制方面，发展包括国有和非公有共存的混合经济。二是在市场运行机制方面，土地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转，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确保要素的供求双方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直接谈判。特别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严格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政府管理部门不直接参与土地流转，只作为市场监管者对流转过程进行监管。在确需征用农地建设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时，由建设单位与农户谈判价格，谈不拢价格则必须另选地址，从而使市场的自由交易原则得到充分体现。此外，作为一种特殊的要素价格，智利实行灵活浮动汇率制度。三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智利年出口值为500亿～600亿美元，其中铜出口量占世界第一位，木材占拉美第一位。此外，黄金、银、葡萄酒以及水果、水产品等也是该国的主要出口产品，进出口比较发达。
第二个“金角”，是在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实行向公平方面倾斜的社会政策。
从了解的情况看，智利在维护民众的基本权利和减少贫困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保护原住民的土地权利。智利有7个少数民族，其中马普切族的地位最为重要。法律规定，马普切人拥有的土地只能在马普切族内部流转。如果想使用马普切人拥有的土地，建设单位就必须出资先购买比现有土地更好的土地，建设比原来更好的新居住区，才能动员马普切人搬迁。
其次，扶持处在弱势地位的小农户。鉴于在土地流转自由的情况下，智利小农户在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该国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尽量向小农户（耕地面积12公顷以下者，约占农户总数的85%）倾斜，向其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包括提供农业生产服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引导建立农民协会，提供贴息贷款等，还专门成立了为小农户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政府机构。
第三个“金角”，是切实建立反腐机制。
鉴于南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智利近年来注重反腐败，特别注重建立防范腐败的制度和机制。座谈中，不论政府部门还是事业单位，都在强调这一点。
一是加强反腐立法，倚重制度来预防和遏制腐败。二是打造“阳光政府”。巴切莱特总统执政以来，实施了包括“官员财产据实申报制度”和“确保公民获得信息权利”在内的5项反腐措施。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也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相关信息，与公民互动。三是加大权力制衡。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探索建立严格的权力制衡机制，还通过公民参与、新闻媒体等方式实行社会监督。
上述举措使智利的清廉度明显提高。近几年来，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中，该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排名和得分。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也表明，智利的腐败“控制指数”甚至高于瑞士和意大利等国，这在南美是颇为难得的。
当然，智利也有自己发展中的问题，街谈巷议中也有对社会治安、收入差距等问题的非议，但智利尝试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两个鸡蛋上跳舞”，努力打造“市场—扶贫—反腐”金三角体制结构的做法，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不无参考价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