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东亮，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曾参加过第八届全国青创会。
　　邵丽的中篇小说《黄河故事》，大概会让人有一种“命题作文”式的期待：邵丽所讲述的故事该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黄河面目呢？怀着这样的期待读罢全篇，约略感到几分困惑，因为在小说中，除了几个人物出生于黄河边上的村庄、“我”的父亲曹曾光“生于黄河、死于黄河”之外，作品中的黄河元素并不多。但回头一想，《黄河故事》并不是命题作文呀，我们不能要求它突出中心思想、明确段落大意、做好前后照应。《黄河故事》里的故事，有黄河的韵味、黄河流域或者说北中国的韵味，这就够了。
　　《黄河故事》与邵丽之前的几篇小说《天台上的父亲》《大河》《小舅舅死了》一样，写的是家族中亲人们的故事。邵丽的写作，从呈现个人化特征鲜明的女性情感经验，到描摹斑驳繁杂的社会世相，再到书写自我家族中亲人们的命运遭际，颇有“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意味。一番回环往复，作者的生命体验渐趋开阔而沉实。
　　《黄河故事》中的故事并不复杂，结构也十分明晰。“我”的父亲生于富足的书香门第、中医世家，满腹学识却用于钻研美食。父亲在烹饪研创方面的显著成效却没有得到乡邻的真正认可，更为严重的是母亲对于父亲的热衷美食极为反感，视之为不成器、不入流，认为其所作所为彻底颠覆了她的生活理想——期望自己的丈夫成为像自己父亲那样威震一方的体面人物。母亲对父亲的冷遇、不间断的斥责促使父亲在悲愤中葬身黄河。父亲的烹饪绝技没有使他在乡间赢得尊重，在家庭中也逐渐无奈地让渡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强势的母亲将自己对父亲的鄙视、对体面生活的追求有力地表达出来，并蛮横地影响到自己的儿女身上。这使得包括“我”在内的儿女们对父亲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种鄙夷并因之而羞惭的情感。但在被动的潜移默化中，五个儿女都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一手好厨艺，并以此获得不错的生计，进而克服生活中的不顺和世事的无常。因为和父亲斩不断、理还乱的恩怨，再加上时势转换而必然改变的对父亲的认知，五个儿女和母亲之间也有着复杂的情感纠葛。这难以言说的情感纠葛，在邵丽的笔下却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展现可能是小说最为出彩、最为动人的所在。这种情感经验的质地，是朴素的、爽直的、浑厚的，也是激烈的、奔涌不止的。这很难说来自于黄河的馈赠，却也迥异于南方的那种含蓄的、细腻的、浪漫的情感经验。如果说这种情感经验在黄河流域的人群中最能得到有效感知的话，大概是不会得到强烈质疑的吧。
　　《黄河故事》所讲的故事，可以归纳为一个“吃”的故事。提到关于“吃”的文学书写，很自然地想起陆文夫先生的名篇《美食家》。《美食家》中的美食家“朱自冶”与《黄河故事》中的父亲“曹曾光”一样，将美食作为毕生的寄托;所不同的除了一南一北之外，还有就是“朱自冶”的幸运与“曹曾光”的不幸。“吃”的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尚称不上主流，但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江南——“朱自冶”的诞生地，却蔚为大观。“苏湖熟、天下足”培育了包括“吃”在内的享乐的文化，盐商的活动则促进了饮食文化的融汇，诞生了淮扬菜等著名菜系。《美食家》中，朱自冶所受到的极左政治的压抑是暂时的，他在民国时期的苏州如鱼得水，在改革开后的苏州则大放异彩;而生活在黄河边上的曹曾光所受到的压抑则是终生的，即便早年生活优渥，他钟情美食的癖好也没有得到父辈的鼓励，而到了生活困难的时期，他的这点特长则被家人视为难以启齿的毛病，偶尔的发挥只能留下斑斑劣迹而被自己踌躇满志的妻子咒骂。曹曾光几乎没有曾经光荣过，留给当时家庭的唯有洗刷不尽的耻辱。近代以来，黄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分缓慢，两岸的人民多灾多难，经常遭逢饥荒。这种历史境遇使得在传统文化中本来就不被看重的饮食文化备受压抑，而有意无意承载这种文化的人，比如“父亲”曹曾光，就生活得灰头土脸，死也死得潦潦草草，而他所有可能振兴的豫菜也受这一压抑饮食的文化影响，不能不延迟辉煌时刻的来临。
　　小说中，母亲所顽强持有的生活理念表征了近代以来黄河流域的文化，这一文化简单地说就是官本位。在母亲及主流人群的心目中，做官或者说考学、从政、进入体制内，才是正途，而做厨子、开饭馆等则是不折不扣的下九流。这种生活观念太强大了，几乎是覆盖性的，也几乎是与生俱来、从娘胎里就传下来的。在这里，“黄河—母亲”这一泛化的隐喻再次显示了它的实在感和力量。然而，母亲竭尽全力对于儿女们的控制遭遇到了纷至沓来的失败，母亲为儿女们打造的婚姻均为儿女们所逆转，更具戏剧性的是，五个儿女均有意无意地继承父业，以从事饮食业过上无虞的生活，父亲也在这种改换中逐渐被儿女们、被母亲所正视，游荡的孤魂最终被安顿于寸土寸金的邙山墓园，父亲终于追回属于自己的尊严。在家庭状况的巨大转换中，母亲虽然没有反思文化的能力，却也在困惑中生出了对父亲的歉疚。母亲的歉疚显示了作为她生存背景的黄河文化的变迁。那种安土重迁的文化、那种节衣缩食的文化、那种单一的官本位文化，在新时代中是该得到反思了。
　　小说中，“我”的家庭的巨大变化是从父亲死后、儿女们长大成人开始的，这大约对应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变化。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饮食业等服务性产业迅速崛起，“我”的兄弟姐妹们不同程度地在这一产业振兴中受益，母亲则在强烈的刺激中转变观念、反思自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最显著的表征发生于“我”所谋生、打拼并取得成功的深圳——这一典型的南方城市。不仅“我”在这里安居，遇见童话般的爱情，而且母亲这一黄河边生长的人也随我迁居来此，过得乐不思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最为显著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而黄河流域的表现相对平庸。但无论如何，在浩浩荡荡的潮流中，黄河流域人民的生活还是发生了巨大变化，饮食文化尤其是豫菜也有了振兴的契机，于是，最先逃离黄河故园、在南方似乎脱胎换骨的“我”，重回郑州之后产生了振兴豫菜的雄心壮志。和豫菜一样，黄河流域的许多文化都会在现代化转换中得到再审视、进而得到振兴。这想必也是《黄河故事》的题中应有之义。
　　《黄河故事》中，面对郑东新区的日新月异，从深圳归来的“我”忍不住喟叹岁月的神奇，也心生感悟：“试图忘掉历史的人，恰恰都是有故事的人”。“我”终于有了別致的心情讲述家庭中纷纷扰扰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虽然寻常，却长久地纠结于心，塑造了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今天看来，这样的故事似乎有些遥远了，在小家庭模式遍布天下的当下几乎不可能再生，因而《黄河故事》中的家庭叙事又具有黄河流域风俗人情志的意义，其对既往人情世故的书写也定然会呈现出黄河的几分魂魄来。
　　黄河是一条大河，黄河也是一个大词。对于黄河，我们很难寻找到一个本质性的描述。对于黄河流域的人甚至所有中国人来说，黄河都是与我们的生命经验相连接的，或近或远，或生动或抽象。等闲识得“黄河”面，我们的“黄河故事”一定是寻常中蕴藏着恒常的深情，让我们念念不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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