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经济增长目标、2020年财政赤字率等都将会给出一个总目标，中国也将由此开始进入“后疫情”时代。
　　 那么，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在“后疫情”时代将会如何演绎？本周，《红周刊》面对面栏目专访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他认为，中国经济在今年四季度会恢复到正常水平，恢复速度和增速都会好于其他主要国家。中国资本市场会更加受到海内外资金的认可，而A股、黄金会是比较好的配置资产。

中国经济大概率“V形”反弹到四季度恢复至正常水平

　　 《红周刊》：您对我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有何看法？
　　 鲁政委：从总体走势上看，2020年的GDP增长轨迹应该是“V型”反弹。我认为最迟到今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速就会恢复到正常水平上，而这个反弹预期会一直持续到明年上半年。
　　 《红周刊》：在经历了几年去杠杆后，您认为稳增长和稳杠杆的关系该怎么平衡？会有明显加杠杆过程吗？
　　 鲁政委：杠杆率水平不仅要纵向看，更重要的是横向对比。在此轮疫情之后，其他主要经济体财政大幅扩張，杠杆率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我国的杠杆率水平在横向比较下是比较低的，低于其他主要国家。对于国际投资人来说也一样，他们是横向比较的思维，当看到中国的杠杆率水平低于其他很多国家后，就会觉得中国的风险没那么大。对企业来说也是一样，如果一家企业高于行业平均杠杆率水平，那它是比较危险的;反之那就稳健一些。所以杠杆率不是一个静态概念，当全球主要国家的杠杆率都在上升的时候，中国的杠杆率也有所上升不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地看待杠杆率水平。
　　 目前市场预测中国2002年的广义财政赤字率将达到10%左右，当然预算内的财政赤字率不会达到这么高，具体的数字会在5月份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公布。货币政策方面，短端利率（1年期以下）绝大部分已经基本调整到位了，未来下降的空间不是很大;贷款利率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但整体上下一阶段会以财政政策为主。
　　 《红周刊》：从拉动经济增长的资产来看，政策方面是否会“重拾”房地产投资？
　　 鲁政委：我们要用平常心去看待房地产业，既不能认为房地产是洪水猛兽，也不能说要大规模刺激房地产，因为中央已经明确表示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希望在“三稳”的方向之下，房地产行业实现平稳健康发展。这也应该是大家所期待的。
　　 《红周刊》：从制造业来说，当前有国家希望跨国企业能搬回本国，您怎么看？
　　 鲁政委：逆全球化不是因为疫情而产生的，而是从2008年以来一直存在的一股潮流，只不过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影响。有媒体报道，美国、日本等有给企业搬家费、让企业搬回本国的言论，但我认为这其中有一定的炒作因素。因为从企业的角度看，搬家费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持续的运营成本才是最重要的。即便美国和日本有些企业把产业链搬出去了，只要中国的商业环境好、运营效率高，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效率就会比搬回美国和日本的企业高。跨国企业搬与不搬，关键看效率。
　　 当然，疫情后，还是会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比如一些国家会将重点医药企业纳入战略储备物资的产业链中，要求这类医药企业可能会在国内建设一条生产线，但这并不排斥在国外继续保留一个平行产业链。
　　 在欧美，除非是采取立法的方式，否则，政府官员的言论对企业家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企业主要还是会按照市场规律和竞争逻辑来进行选择。

全球经济“机理”是健康的预计到明年上半年恢复正常

　　 《红周刊》：市场依然担心此次疫情引发的危机会比2008年或1929年危机更严重。
　　 鲁政委：有观点认为此次危机超过2008年和1929年，是因为一个重要指标——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2008年和1929年时的水平，美国目前的失业人数为2600万，1929年时失业人数为1300万，2008年时失业人数为870万。
　　目前来看，疫情还没有结束，失业人数还可能增加，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预测，美国失业率最终会达到16%，远超2008年时水平。
　　 但如果从原因来看，这次经济活动停摆是由于疫情的爆发，就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突然被迫趴下一样，生理机能本身是没问题的;而2008年和1929年的危机是经济本身出现了问题，是“器官衰竭”导致“人”趴下了。所以，同样是严重的失业，但机理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只要疫情导致的停工时间不会太长，就不会出现像之前一样的危机情况。
　　 而实际上，无论疫苗何时投入使用，我也认为停工的时间其实不会特别长。因为大家在家待的时间越长，复工复产的意愿就越强烈，所以我认为不会出现经济危机和大萧条，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应该已经过去了。虽然国外患病人数还在增加，但感染人数爆发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未来会逐步回落。我判断全球经济的低点会在今年二季度出现，三季度经济增速会好于二季度，一直恢复到明年上半年，之后可能恢复到之前的正常水平。
　　 《红周刊》：那么怎么出现了原油期货负价格现象呢？
　　 鲁政委：从交易细节来看，这是一次由于库容不足所导致的对于无法进行实物交割者的“逼多”行为，但从实质上看，这也表明美国原油期货市场机制存在严重缺陷。考虑此次负油价事件，让人们意识到很多国外交易者实际上是很难在其内陆的库欣地区（WTI期货合约交割地）进行实物交割的。因此，我认为，未来WTI这个市场对全球的影响力会逐渐下降，全球投资人会产生寻找更为合适的新定价锚市场的潜在诉求。
　　 必须特别提醒的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展一下视野，短期来看，负油价是个奇葩。但从长期来看，我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警示，因为原油、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使用是温室气体增加的主要来源，会造成全球气候变暖，而碳一旦排放出来就很难被消弭、捕捉。人类在地球上生存所能容忍的温度升高是有上限的，这就意味着地球对碳的库容也是有极限的。一旦越过某一个边界，石油、煤炭最终很可能都要变成负资产，到那时就会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红周刊》：还有美联储释放巨量流动性的问题，这可能正埋下新的重大隐患？
　　 鲁政委：我认为还好，美联储从2008年释放大量流动性之后，然后从2011年前后便开始为退出做准备，最终一直到2018年到达了加息周期的顶部，所以他们已有了QE退出的经验。
　　 另外，大家不能机械地看货币发行量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货币量和人们的心理有关系，不能因为我们看到直接从美联储那里释放了很多所谓的“水”出来，就认为经济里面的“水”很多。实际上，影响“水”的多少的是双层机制，一层是央行，另外一层是经济本身，后者对应货币的流通速度。而流通速度跟经济增长情况有关，以前实体经济正常运转时，央行释放的1块钱，可以变成5块钱，但疫情导致了很多企业停工，货币流动速度变慢了，1块钱只能变成3块钱，另外2块钱需要靠央行来补足，所以美联储释放的流动性没有我们感受到的那么多。近期美元指数一直在走强，也是这个原因。

全球“水漫金山”股市、黄金是“方舟”

　　 《红周刊》：现在各个国家的投资人都在担心自己国家的货币贬值，您认为全球资产的“锚”是什么？
　　 鲁政委：在危机中，大家都在寻找稳定的“锚”，但问题是我们有过“锚”吗？黄金价格的波动性极高，已经从昔日的货币王座上跌落了下来。货币有两个价格，在国内表现为利率，在国外表现为汇率，任何一个下降都是一种货币条件的放松，国内降息能舒缓经济，所以不应该认为人民币走弱对经济不利。
　　 还有观点认为，一些优质企业可以当作资产“锚”，因为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这些企业依然赚钱。但实际上，有两重因素导致了这些企业股价的上涨：第一重因素，是这些企业业绩增长带来了股价上涨，跟货币没有任何关系;第二重因素，是货币因素，如果一家企业盈利没有增长，股价还在上涨，这就和发行货币有关系了。
　　 《红周刊》：在大类资产配置上，哪些是能够避险的资产？
　　 鲁政委：在全球“水漫金山”的时候，只能投资于“实物资产”以规避风险，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经济学上的“实物资产”，第一类是股票，第二类是房子，第三类是黄金这样的资产。我认为，目前股票是在长期最值得增加配置的资产，但要做组合投资;贵金属未来也还会有较好的增长空间;矿产也是比较好的配置方向，但要做区分。
　　 《红周刊》：A股的估值会水涨船高吗？
　　 鲁政委：估值水涨船高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共同规律，但估值的上涨也需要经济和企业盈利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货币政策偏宽松，中国经济前景更明朗，企业复工也在稳步推进，我们现在这两个条件都具备。
　　 但海外投資人对我国A股熟悉程度仍有待深入，在我们谈中国资产的吸引力的时候，我们真正需要使用的是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差异。我国的规则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越高，海外投资人越熟悉，风险调整因子的影响就越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