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
2013年12月27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北京市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梦·深化改革与转型发展——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主题进行理论学习和深入探讨，体现了首都社会科学界和“百人工程”学者高度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8位“百人工程”学者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北京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为培养造就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中青年社科理论拔尖人才而实施的人才培养计划。自1995年启动以来，积极培养首都中青年社科理论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业已成为首都社科理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品牌，在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社科理论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起，联合部分在京高校主办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历届的积淀已经具有较大影响力。
从政治文明角度解读中国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程美东教授）
政治文化主要指政治情感、政治认知、政治价值观等有关政治运行内在层次的问题。任何时空范围内，对于特定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选择是否具有生命力最终决定于其是否符合所在时空内的政治文化的要求。任何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科学性与否最终都取决于其内容是否符合特定的政治文化的要求。中国梦是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提出的重要的政治理念，它对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必然会起到很大的影响。如何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中国梦？
第一，超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理解上的差异，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保持持续的活力注入了新鲜的政治资源。30多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有关意识形态认识上的差异是不可能简单消除的，最好的办法是超越。中国梦既内在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力，又给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符合中国习惯、心理的、无限宽广的外在形式。中国梦对于中国人凝聚共识、消除各种认识差异无疑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
第二，这是增强中国政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掌握政治话语主导权的有力尝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互联网、手机时代的到来，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社会舆论的丰富性，利益群体的重新组合，社会环境的不断开放等新情况的出现，使得党和政府的话语主导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削弱。面对这种情况，简单地通过行政方式来扩大话语权是不行的，必须要通过话语体系本身的转换才能获得成功。中国梦作为一种政治语汇空前地获得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认可，就充分地说明了其在政治话语主导权方面获得了成功。
第三，凸显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驱动、基本轨迹和走向，为现实和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走向提供了历史文化资鉴。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是在西方的挑战中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激励中国人走出这崎岖不平、九曲回肠道路的是民族复兴的愿望，是基于中国梦的不懈追求。所以，运用中国梦可以把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脉络打通，可以将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过进步作用的各种思潮、流派、人物的共性凸显出来，这对于我们当下和谐社会建设、未来中国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资鉴作用。
第四，反映了当前中国人整体对于民族文化越来越强烈的自我认同的情感和愿望，中国梦从政治设计上适时地回应了这种情感和愿望。近代中国在屡战屡败、积贫积弱的中外对比中，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卑情结。20世纪以来，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中国文化魅力凸显。中国道路得到人们文化的认同，中国精神得到了激发。打出这张关键牌，就可以使中国共产党在未来获得政治组织力，更增强了党的群众基础。任何政治理论、政治实践如果不懂得尊重民众文化上的自我认同的情感和愿望，那么它就一定会失去民心，政治秩序和效率必然会受到根本的动摇。
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杨德山教授）
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涉及 16 个方面的改革、60 个大的问题、306 个小的问题，基本上每一句话都涉及到许多人的命运。加强党对深化改革的全面领导，党在改革当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次我们党对功能定位有了一个重新认识。在社会矛盾当中，党不能成为矛盾的一方，更不能成为矛盾的焦点，而应该驾驭矛盾，统领全局，协调各方。改革当中有冲在前面的，有落在后面的，要找到一个契合点。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人民的成熟程度结合在一起。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怎样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这才是把三者抓起来的总开关。“三型方向”：“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这个问题实际讲的是全党的集中统一，集中统一就有一个机构，你怎么领导？就是设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它的任务、目标就是要总体设计、总揽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它强调了各级党委对改革的领导责任，尤其强调了领导班子的能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话，发扬钉钉子的精神，抓铁留痕、踏石有印。我认为，他的讲话中有五个重要的方面，理想、信念、信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改革开放；第三个方面是群众路线；第四个方面是反腐败；第五个方面是真抓实干。
在全党的集中统一上：一是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上来，二是中央层面的领导机制调整，三是各级党委的领导责任，四是领导班子的能力建设，五是基层组织的目标要求。在组织保证与人才支撑上：一是改进选人用人机制，二是改革干部选任工作，三是完善干部和公务员制度，四是健全聚才用才机制。关键还要调动人民群众改革的积极性，要在改革中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的力量，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和创新。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调整对外金融政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教授）
《决定》对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了全面部署，同时在金融领域改革，也做了一些阐述。我们看到，这次主要是内外改革开放协调推进，而且基于现实，对外开放要先于国内改革。大家知道如果规划改革，一般是用描绘蓝图的方式，这样才能增强改革的吸引力。但改革的落实，主要是基于现实条件，也就是问题导向。 从 2004 年 ～ 2012 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与收益表看，中国是以倒贴的方式输出国际储蓄，反映我们对外开放严重的低效率，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究其原因 ：一是国际的规则体系 ；二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中国将来对外金融政策怎么调整呢？首先要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其次要看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我们有 5.17 万亿元的资产，却有 3.44 万亿元的负债。这可以反映中国过去在对外开放模式中是债权国， 截至2012 年底， 1.74 万亿元的净债权是贸易顺差，是多出口、少进口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出口导向战略，重要的支撑因素就是对出口的优惠或者补贴。中国汇率的低估遏制了中国出口的升级。在人民币升值，特别是当前情况下，升值反而促进出口。我们对外负债里面，有 2.16 万亿元是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外资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模式，为了吸引外资，我们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这使得我们利用外资的成本高企，外国人在中国有了更多赚钱的机会。中国过去的对外开放模式以出口和利用资本为主，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开放效益低下的问题。还有一点，3.39 万亿元的外汇储备占到中国海外资产的 2/3 左右，这部分资产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国际储蓄，就是顺差；另一部分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是所有负债里面成本最高的。所有资产里面收益最低的是外汇储备。高成本的负债与低收益的资产进行匹配，这样肯定亏损，严重的低效益。为什么中国外汇资产都由政府来持有呢？反映了外汇管理体制宽进严出的问题。资本进来，可以，但你要说中国企业、个人要想拿外汇，政府对你限制很多，最后都集中到国家手里。基于这样一个现状，我们要建立新的开放型经济体制，要走出去、引进来同时进行。第一，汇率要市场化。第二，资本管制要取消，让企业、个人、机构成为海外资产的持有主体。
中国对外输出的储蓄是以倒贴的方式，谁来承担这部分成本呢？最初可能是政府央行，或者说我们的商业银行，但是通过外汇储备这个货币化的方式转嫁到实体经济，即由储蓄者、借款人承担了。这造成中国作为高储蓄的国家，在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度排世界第一的情况下，中国利率和利差的高企。我一直在呼吁，如果我们不进行对外开放模式的调整，单独推进利率市场化，那中国利率和利差就会越来越高。我们首先被外国资本剪一道羊毛，再被中国银行剪一道羊毛，那中国实体经济将无法获得发展的空间。
文化中国：文化强国的价值坐标（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杨生平）
为什么我们提出文化强国？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当中首次提出文化强国的概念，十八大再次提出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究竟如何理解文化强国？文化强国应该是什么模式？
最关键的问题是弄清文化中国的基本含义。当前中国很重要的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发展到一定阶段，现在表明的是政治问题，所以公平正义是目前人们非常重视的热点话题。但在这些问题进一步解决的过程中，未来中国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文化问题。西方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洛斯曾经讲过，所有经济学家必须承认，像意识形态这样的东西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或者说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美籍日本人提出历史终结论，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许70%取决于物质驱动，但至少有20%取决于价值驱动、精神驱动，或者说没有精神，这个国家的经济绝对发展不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一位教授针对这个问题提得更明白，文化是软实力。我们讲，文化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文化表现为价值观的时候，它是吸引力、魅力、软实力；当文化变成经济产业，它便成为硬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重要的指向应该是靠文化来驱动。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一个概念，靠文化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能不能用一个感性的符号来表达？也许可以称为文化中国。文化中国的基本含义就是中国人利用文化、创造文化来表现自己的行为和发展自身的一种感性形象。
文化中国应该有三种图式。第一是理论图式，第二是知识图式，第三是意义图式。当经济发展以后，第二个问题便马上出现，即人的精神问题、人的价值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有人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取得了发展，但我们的精神严重失落，信仰严重缺失。我认为，这个观点也不能完全赞同，谈到精神、信念，当然就谈到理想。如果说3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还没有让相当多的人找到中国真正的社会理想是什么，我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共同的社会理想。但是，作为老百姓，我们更加关心个人理想，更加关心人格理想，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理想的确有缺失。而中国传统文化相当多的理论可以弥补这个问题的一些损失。所以，杜维明等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意义中国”。我们跟他最大的差别是，意义中国建立的前提，必须在科学理论指导之下。文化中国应该是三个图式：理论、知识和意义。
当前中国政治建设完全靠政治意识形态建设，当然很重要，但是要想做好社会的全方位稳定，不发挥文化资源绝对不行。一种政治理论要想真正落地，被这个民族的老百姓认可，必须跟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融合。“中国梦”激发的是百年渴望，但它更是千年回响。百年渴望不用解释，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怎么追求富强的。但是“中国梦”让人想起中国古代《礼记》中的这个思想，能不能独老其老、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如何加强文化中国的建设？第一，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即建立科学的制度保障。第二，一定要注意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起来。第三，要加强文化创新，特别是营造意义的氛围。
法治思维与法治国家建设（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晨光教授）
法治中国是中国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法治中国不仅仅涉及中国人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治理规则的选择，而且还涉及国家发展及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因此，它是结合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一种综合性的制度和价值体系。
法治中国作为一个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在党的文件和国家方针政策当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但如果不更换思维，没有一个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法治中国就可能停留在一个空洞的口号上，或者停留在非常表面的具体制度程序层面上。因此，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的一个核心内涵，也是它的一个根本的价值取向。法治思维的提出，特别是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提出，要求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在建立法治中国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建立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在于治理公权力的运行，很多学者谈到法治主要是治官的，而不是治民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治的关键所在，即把公权力纳入制度的框架。当前一个突破口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我们的法治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执行。从中央的一些提法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法治中国已经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提出来了。同时，还提出了法治中国建设离不开根本价值观的改变和思维方式的更新，也就是法治思维的建立。
2013年12月27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北京市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梦·深化改革与转型发展——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主题进行理论学习和深入探讨，体现了首都社会科学界和“百人工程”学者高度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8位“百人工程”学者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北京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为培养造就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中青年社科理论拔尖人才而实施的人才培养计划。自1995年启动以来，积极培养首都中青年社科理论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业已成为首都社科理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品牌，在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社科理论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起，联合部分在京高校主办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历届的积淀已经具有较大影响力。
从政治文明角度解读中国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程美东教授）
政治文化主要指政治情感、政治认知、政治价值观等有关政治运行内在层次的问题。任何时空范围内，对于特定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选择是否具有生命力最终决定于其是否符合所在时空内的政治文化的要求。任何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科学性与否最终都取决于其内容是否符合特定的政治文化的要求。中国梦是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提出的重要的政治理念，它对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必然会起到很大的影响。如何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中国梦？
第一，超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理解上的差异，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保持持续的活力注入了新鲜的政治资源。30多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有关意识形态认识上的差异是不可能简单消除的，最好的办法是超越。中国梦既内在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力，又给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符合中国习惯、心理的、无限宽广的外在形式。中国梦对于中国人凝聚共识、消除各种认识差异无疑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
第二，这是增强中国政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掌握政治话语主导权的有力尝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互联网、手机时代的到来，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社会舆论的丰富性，利益群体的重新组合，社会环境的不断开放等新情况的出现，使得党和政府的话语主导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削弱。面对这种情况，简单地通过行政方式来扩大话语权是不行的，必须要通过话语体系本身的转换才能获得成功。中国梦作为一种政治语汇空前地获得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认可，就充分地说明了其在政治话语主导权方面获得了成功。
第三，凸显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驱动、基本轨迹和走向，为现实和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走向提供了历史文化资鉴。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是在西方的挑战中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激励中国人走出这崎岖不平、九曲回肠道路的是民族复兴的愿望，是基于中国梦的不懈追求。所以，运用中国梦可以把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脉络打通，可以将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过进步作用的各种思潮、流派、人物的共性凸显出来，这对于我们当下和谐社会建设、未来中国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资鉴作用。
第四，反映了当前中国人整体对于民族文化越来越强烈的自我认同的情感和愿望，中国梦从政治设计上适时地回应了这种情感和愿望。近代中国在屡战屡败、积贫积弱的中外对比中，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卑情结。20世纪以来，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中国文化魅力凸显。中国道路得到人们文化的认同，中国精神得到了激发。打出这张关键牌，就可以使中国共产党在未来获得政治组织力，更增强了党的群众基础。任何政治理论、政治实践如果不懂得尊重民众文化上的自我认同的情感和愿望，那么它就一定会失去民心，政治秩序和效率必然会受到根本的动摇。
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杨德山教授）
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涉及 16 个方面的改革、60 个大的问题、306 个小的问题，基本上每一句话都涉及到许多人的命运。加强党对深化改革的全面领导，党在改革当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次我们党对功能定位有了一个重新认识。在社会矛盾当中，党不能成为矛盾的一方，更不能成为矛盾的焦点，而应该驾驭矛盾，统领全局，协调各方。改革当中有冲在前面的，有落在后面的，要找到一个契合点。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人民的成熟程度结合在一起。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怎样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这才是把三者抓起来的总开关。“三型方向”：“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这个问题实际讲的是全党的集中统一，集中统一就有一个机构，你怎么领导？就是设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它的任务、目标就是要总体设计、总揽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它强调了各级党委对改革的领导责任，尤其强调了领导班子的能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话，发扬钉钉子的精神，抓铁留痕、踏石有印。我认为，他的讲话中有五个重要的方面，理想、信念、信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改革开放；第三个方面是群众路线；第四个方面是反腐败；第五个方面是真抓实干。
在全党的集中统一上：一是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上来，二是中央层面的领导机制调整，三是各级党委的领导责任，四是领导班子的能力建设，五是基层组织的目标要求。在组织保证与人才支撑上：一是改进选人用人机制，二是改革干部选任工作，三是完善干部和公务员制度，四是健全聚才用才机制。关键还要调动人民群众改革的积极性，要在改革中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的力量，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和创新。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调整对外金融政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教授）
《决定》对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了全面部署，同时在金融领域改革，也做了一些阐述。我们看到，这次主要是内外改革开放协调推进，而且基于现实，对外开放要先于国内改革。大家知道如果规划改革，一般是用描绘蓝图的方式，这样才能增强改革的吸引力。但改革的落实，主要是基于现实条件，也就是问题导向。 从 2004 年 ～ 2012 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与收益表看，中国是以倒贴的方式输出国际储蓄，反映我们对外开放严重的低效率，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究其原因 ：一是国际的规则体系 ；二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中国将来对外金融政策怎么调整呢？首先要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其次要看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我们有 5.17 万亿元的资产，却有 3.44 万亿元的负债。这可以反映中国过去在对外开放模式中是债权国， 截至2012 年底， 1.74 万亿元的净债权是贸易顺差，是多出口、少进口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出口导向战略，重要的支撑因素就是对出口的优惠或者补贴。中国汇率的低估遏制了中国出口的升级。在人民币升值，特别是当前情况下，升值反而促进出口。我们对外负债里面，有 2.16 万亿元是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外资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模式，为了吸引外资，我们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这使得我们利用外资的成本高企，外国人在中国有了更多赚钱的机会。中国过去的对外开放模式以出口和利用资本为主，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开放效益低下的问题。还有一点，3.39 万亿元的外汇储备占到中国海外资产的 2/3 左右，这部分资产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国际储蓄，就是顺差；另一部分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是所有负债里面成本最高的。所有资产里面收益最低的是外汇储备。高成本的负债与低收益的资产进行匹配，这样肯定亏损，严重的低效益。为什么中国外汇资产都由政府来持有呢？反映了外汇管理体制宽进严出的问题。资本进来，可以，但你要说中国企业、个人要想拿外汇，政府对你限制很多，最后都集中到国家手里。基于这样一个现状，我们要建立新的开放型经济体制，要走出去、引进来同时进行。第一，汇率要市场化。第二，资本管制要取消，让企业、个人、机构成为海外资产的持有主体。
中国对外输出的储蓄是以倒贴的方式，谁来承担这部分成本呢？最初可能是政府央行，或者说我们的商业银行，但是通过外汇储备这个货币化的方式转嫁到实体经济，即由储蓄者、借款人承担了。这造成中国作为高储蓄的国家，在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度排世界第一的情况下，中国利率和利差的高企。我一直在呼吁，如果我们不进行对外开放模式的调整，单独推进利率市场化，那中国利率和利差就会越来越高。我们首先被外国资本剪一道羊毛，再被中国银行剪一道羊毛，那中国实体经济将无法获得发展的空间。
文化中国：文化强国的价值坐标（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杨生平）
为什么我们提出文化强国？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当中首次提出文化强国的概念，十八大再次提出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究竟如何理解文化强国？文化强国应该是什么模式？
最关键的问题是弄清文化中国的基本含义。当前中国很重要的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发展到一定阶段，现在表明的是政治问题，所以公平正义是目前人们非常重视的热点话题。但在这些问题进一步解决的过程中，未来中国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文化问题。西方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洛斯曾经讲过，所有经济学家必须承认，像意识形态这样的东西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或者说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美籍日本人提出历史终结论，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许70%取决于物质驱动，但至少有20%取决于价值驱动、精神驱动，或者说没有精神，这个国家的经济绝对发展不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一位教授针对这个问题提得更明白，文化是软实力。我们讲，文化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文化表现为价值观的时候，它是吸引力、魅力、软实力；当文化变成经济产业，它便成为硬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重要的指向应该是靠文化来驱动。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一个概念，靠文化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能不能用一个感性的符号来表达？也许可以称为文化中国。文化中国的基本含义就是中国人利用文化、创造文化来表现自己的行为和发展自身的一种感性形象。
文化中国应该有三种图式。第一是理论图式，第二是知识图式，第三是意义图式。当经济发展以后，第二个问题便马上出现，即人的精神问题、人的价值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有人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取得了发展，但我们的精神严重失落，信仰严重缺失。我认为，这个观点也不能完全赞同，谈到精神、信念，当然就谈到理想。如果说3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还没有让相当多的人找到中国真正的社会理想是什么，我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共同的社会理想。但是，作为老百姓，我们更加关心个人理想，更加关心人格理想，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理想的确有缺失。而中国传统文化相当多的理论可以弥补这个问题的一些损失。所以，杜维明等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意义中国”。我们跟他最大的差别是，意义中国建立的前提，必须在科学理论指导之下。文化中国应该是三个图式：理论、知识和意义。
当前中国政治建设完全靠政治意识形态建设，当然很重要，但是要想做好社会的全方位稳定，不发挥文化资源绝对不行。一种政治理论要想真正落地，被这个民族的老百姓认可，必须跟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融合。“中国梦”激发的是百年渴望，但它更是千年回响。百年渴望不用解释，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怎么追求富强的。但是“中国梦”让人想起中国古代《礼记》中的这个思想，能不能独老其老、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如何加强文化中国的建设？第一，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即建立科学的制度保障。第二，一定要注意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起来。第三，要加强文化创新，特别是营造意义的氛围。
法治思维与法治国家建设（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晨光教授）
法治中国是中国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法治中国不仅仅涉及中国人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治理规则的选择，而且还涉及国家发展及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因此，它是结合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一种综合性的制度和价值体系。
法治中国作为一个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在党的文件和国家方针政策当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但如果不更换思维，没有一个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法治中国就可能停留在一个空洞的口号上，或者停留在非常表面的具体制度程序层面上。因此，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的一个核心内涵，也是它的一个根本的价值取向。法治思维的提出，特别是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提出，要求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在建立法治中国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建立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在于治理公权力的运行，很多学者谈到法治主要是治官的，而不是治民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治的关键所在，即把公权力纳入制度的框架。当前一个突破口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我们的法治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执行。从中央的一些提法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法治中国已经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提出来了。同时，还提出了法治中国建设离不开根本价值观的改变和思维方式的更新，也就是法治思维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