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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人。胡适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正因为胡适作为中国文化界泰斗型的人物，他理所当然一直是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
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期间，董必武曾受毛泽东委托，希望胡适在战后民主建国过程中支持中共。7月，毛泽东再次通过傅斯年向远在美国的胡适转达问候，争取他对共产党的支持。对此，胡适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向重庆发了电报，托人面呈毛泽东。他在电报中规劝毛泽东和共产党向英国工党学习，放弃武力，走议会政治之路。这对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和共产党来说，显然是不可能接受的。9月，胡适被国民政府认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倒向”国民党大势已定。
不过，中共并没有放弃胡适。
1948年底，中共在内战中逐渐取得优势的时候，国共两党在人才资源上也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当时，毛泽东曾表示：“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12月15日，北平南宛机场，蒋介石派专机把胡适运出被共产党军队重重包围的北平城。随后，中共中央宣布胡适是“战犯”。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之时，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1948年12月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闻讯两次亲自打电报摧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如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同时，胡适还力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陈垣不走，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留在亲戚家。当时胡适想小飞机也带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传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转天中午，蒋介石便在宫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六天，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梅贻琦对记者抱怨机场跑道太软，似是有可以多载几人而不能之意。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他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成了国民党历史上最短命的教育部长，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份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但更多的是强烈的爱国之情。
当然，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毛泽东显示了大政治家的胸怀，也是表示对胡适已无争取的可能。
但是后来，胡适还是决定走了！其实，对于胡适的南飞，北平城外的共产党早有意料。
按照共产党的习惯，知识分子被区分为同情革命的左派和反对革命的右派。一向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式改良的胡适自然是一位十足的右派，属于反革命的阵营。要把这样一位“阶级敌人”挽留下来，不啻为天方夜谭。
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北平城内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作为“抢救学人”计划头号人物的胡适，共产党自然一再挽留，不仅通过电台宣传，而且通过城内的地下党做其工作。时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的中共地下党员汪子嵩，承担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汪子嵩仅仅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与身居北大校长职位的胡适并不熟悉。为了方便工作，汪子嵩首先找到了同情革命的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郑昕与胡适同为安徽人，彼此向来以老乡相称。当郑昕得知共产党有意挽留胡适的消息后，利用打麻将的机会，向胡适转达了共产党的意见。但胡适始终没有表态。此时，汪子嵩就已经意识到，留下胡适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在胡适面前失败的并不仅仅是汪子嵩一个人。在围城之初，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得意门生昊晗曾两次登门劝其留下，并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却劝告吴晗：“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师徒二人因此不欢而散。
1948年12月15日夜，也就是解放军围城第3天，胡适与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等人登上了蒋介石派来的专机，于16日抵达南京。
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在中原动荡、江山易手之际，蒋介石仍对其百般礼遇和敬重，令其深受感动。有人私下问他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说：“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到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也许正是出于对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所谓知遇与感恩，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尽管他本人对国民党似乎是始终没有过好感。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吴两次劝胡适留下，但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不禁潸然泪下。他哀伤的不仅是国民党政权的败亡，还有他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
尽管有不少学者选择了南下，但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决定留了下来。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个以外，其他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胡适当时大哭一场，心中很不是滋味。
1949年1月21日，胡适得知蒋介石已下野离开南京，李宗仁任代总统。第二天早晨，他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昊忠信的来信：“总统府资政”的聘书。1月24日早晨，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吴忠信，恳切地表示：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2月12日，胡适对好友雷震说，蒋介石有意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在野党，但他觉得自己“个性不适合”，做不了这件事。
2月13日，胡适接到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陈雪屏的来电，说外交部部长昊铁城希望他来做驻美大使。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一直比较清醒。2月14日，他就复电：“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
就在这段岁月里，胡适重提了“和比战难”的口号，胡适正是意识到和平是不可能的，也就接受了蒋介石请他去美国的要求。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达旧金山，还未进港口，海关人员就带来一批新闻记者，挟着报纸来访问他。胡适忙接过报纸，他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他意识到：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
国民党政权即将在大陆崩溃，美国朋友问胡适的态度，他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
5月28日，蒋介石给胡适写了一封密信：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
胡适大致上就是按照蒋介石的这一思路，开展他最后的外交努力，所以有人说他是“不是大使的‘大使’”。然而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使他深感抬不起头，精神上苦闷极了。
7月16日，胡适在美国展开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无效，他通知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蒋介石对胡适的期盼随之落空。
尽管如此，中共仍然没有停止对胡适的“统战”。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此信首先介绍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感受：“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最后“劝胡适回到新社会”。但胡适一直坚信此信是“伪作”。
1952年，胡适回忆了当年的复杂心情：
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正是我们的国家。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
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乘军用飞机仓皇逃往台湾。
胡适为了生计，在美国任葛恩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员。1950年12月17日，胡适59岁生日那天，收到蒋介石从台湾寄来的亲笔信，为他祝寿，还邀请他去台湾，胡适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不断传来的有关台湾腐败的消息，已使他心灰意冷。
此时美国政府已对蒋介石彻底绝望，但又不甘心美国策略在中国的失败，于是制定了一个暗杀蒋介石由胡适取而代之的计划。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腊斯克约胡适长谈了一个半小时，但遭到胡适的坚决拒绝。他说：“鉴于蒋公对自己的真情礼遇，决不干乘人之危之事。”
胡适在总结了国民党惨败的原因及教训后，于1951年5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达4000余字的信，在信中建议蒋介石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有效地改革国民党，而这种改革的首要一条是“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这触及到蒋介石的根本利益，但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动怒，反而觉得这个远在美国的诤臣仍然关心党国。“由他说去”，是蒋介石多年来调整他和胡适关系的法宝。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介石派蒋经国代表他到机场迎接。次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返美饯行，胡适又抓住机会尖锐地抨击台湾没有言论自由，蒋介石竟然表示“这问题当为戒”。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蒋公约我吃晚饭。谈了两个钟点，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胡适离开台湾的时候，对前来机场送行的蒋经国说：“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
1958年4月2日，胡适结束了漂泊的寓公生活，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逝世。
正因为胡适作为中国文化界泰斗型的人物，他理所当然一直是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
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期间，董必武曾受毛泽东委托，希望胡适在战后民主建国过程中支持中共。7月，毛泽东再次通过傅斯年向远在美国的胡适转达问候，争取他对共产党的支持。对此，胡适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向重庆发了电报，托人面呈毛泽东。他在电报中规劝毛泽东和共产党向英国工党学习，放弃武力，走议会政治之路。这对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和共产党来说，显然是不可能接受的。9月，胡适被国民政府认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倒向”国民党大势已定。
不过，中共并没有放弃胡适。
1948年底，中共在内战中逐渐取得优势的时候，国共两党在人才资源上也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当时，毛泽东曾表示：“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12月15日，北平南宛机场，蒋介石派专机把胡适运出被共产党军队重重包围的北平城。随后，中共中央宣布胡适是“战犯”。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之时，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1948年12月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闻讯两次亲自打电报摧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如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同时，胡适还力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陈垣不走，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留在亲戚家。当时胡适想小飞机也带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传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转天中午，蒋介石便在宫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六天，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梅贻琦对记者抱怨机场跑道太软，似是有可以多载几人而不能之意。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他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成了国民党历史上最短命的教育部长，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份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但更多的是强烈的爱国之情。
当然，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毛泽东显示了大政治家的胸怀，也是表示对胡适已无争取的可能。
但是后来，胡适还是决定走了！其实，对于胡适的南飞，北平城外的共产党早有意料。
按照共产党的习惯，知识分子被区分为同情革命的左派和反对革命的右派。一向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式改良的胡适自然是一位十足的右派，属于反革命的阵营。要把这样一位“阶级敌人”挽留下来，不啻为天方夜谭。
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北平城内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作为“抢救学人”计划头号人物的胡适，共产党自然一再挽留，不仅通过电台宣传，而且通过城内的地下党做其工作。时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的中共地下党员汪子嵩，承担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汪子嵩仅仅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与身居北大校长职位的胡适并不熟悉。为了方便工作，汪子嵩首先找到了同情革命的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郑昕与胡适同为安徽人，彼此向来以老乡相称。当郑昕得知共产党有意挽留胡适的消息后，利用打麻将的机会，向胡适转达了共产党的意见。但胡适始终没有表态。此时，汪子嵩就已经意识到，留下胡适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在胡适面前失败的并不仅仅是汪子嵩一个人。在围城之初，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得意门生昊晗曾两次登门劝其留下，并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却劝告吴晗：“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师徒二人因此不欢而散。
1948年12月15日夜，也就是解放军围城第3天，胡适与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等人登上了蒋介石派来的专机，于16日抵达南京。
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在中原动荡、江山易手之际，蒋介石仍对其百般礼遇和敬重，令其深受感动。有人私下问他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说：“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到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也许正是出于对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所谓知遇与感恩，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尽管他本人对国民党似乎是始终没有过好感。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吴两次劝胡适留下，但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不禁潸然泪下。他哀伤的不仅是国民党政权的败亡，还有他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
尽管有不少学者选择了南下，但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决定留了下来。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个以外，其他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胡适当时大哭一场，心中很不是滋味。
1949年1月21日，胡适得知蒋介石已下野离开南京，李宗仁任代总统。第二天早晨，他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昊忠信的来信：“总统府资政”的聘书。1月24日早晨，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吴忠信，恳切地表示：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2月12日，胡适对好友雷震说，蒋介石有意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在野党，但他觉得自己“个性不适合”，做不了这件事。
2月13日，胡适接到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陈雪屏的来电，说外交部部长昊铁城希望他来做驻美大使。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一直比较清醒。2月14日，他就复电：“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
就在这段岁月里，胡适重提了“和比战难”的口号，胡适正是意识到和平是不可能的，也就接受了蒋介石请他去美国的要求。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达旧金山，还未进港口，海关人员就带来一批新闻记者，挟着报纸来访问他。胡适忙接过报纸，他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他意识到：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
国民党政权即将在大陆崩溃，美国朋友问胡适的态度，他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
5月28日，蒋介石给胡适写了一封密信：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
胡适大致上就是按照蒋介石的这一思路，开展他最后的外交努力，所以有人说他是“不是大使的‘大使’”。然而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使他深感抬不起头，精神上苦闷极了。
7月16日，胡适在美国展开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无效，他通知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蒋介石对胡适的期盼随之落空。
尽管如此，中共仍然没有停止对胡适的“统战”。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此信首先介绍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感受：“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最后“劝胡适回到新社会”。但胡适一直坚信此信是“伪作”。
1952年，胡适回忆了当年的复杂心情：
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正是我们的国家。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
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乘军用飞机仓皇逃往台湾。
胡适为了生计，在美国任葛恩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员。1950年12月17日，胡适59岁生日那天，收到蒋介石从台湾寄来的亲笔信，为他祝寿，还邀请他去台湾，胡适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不断传来的有关台湾腐败的消息，已使他心灰意冷。
此时美国政府已对蒋介石彻底绝望，但又不甘心美国策略在中国的失败，于是制定了一个暗杀蒋介石由胡适取而代之的计划。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腊斯克约胡适长谈了一个半小时，但遭到胡适的坚决拒绝。他说：“鉴于蒋公对自己的真情礼遇，决不干乘人之危之事。”
胡适在总结了国民党惨败的原因及教训后，于1951年5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达4000余字的信，在信中建议蒋介石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有效地改革国民党，而这种改革的首要一条是“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这触及到蒋介石的根本利益，但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动怒，反而觉得这个远在美国的诤臣仍然关心党国。“由他说去”，是蒋介石多年来调整他和胡适关系的法宝。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介石派蒋经国代表他到机场迎接。次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返美饯行，胡适又抓住机会尖锐地抨击台湾没有言论自由，蒋介石竟然表示“这问题当为戒”。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蒋公约我吃晚饭。谈了两个钟点，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胡适离开台湾的时候，对前来机场送行的蒋经国说：“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
1958年4月2日，胡适结束了漂泊的寓公生活，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