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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乡里
他的老家在河北香河县河北屯乡石庄。石庄很小，只有四五十户，其中一户姓张，他就生在这个张家。他家的老宅，推想是祖父辈所建。临街偏东为街门，宽大，为的是能够存放畜力拉的大车，车旁还能容人来往。偏西是南房，可住人，可储物。其北为东西房各两间，他们家乡称之为盝顶。后来在街西端买了一大块空地，在空地的东南部建了房。他十岁的时候，老宅东邻的石家穷困，不得不卖住房，依传统习惯，近邻有优先权，他们家就买了。这新宅在东，称为东院，老宅称为西院。不久之后，父亲与叔父分家，房、地、什物均分为两份，用碰运气的抓阄法决定取舍，父亲抓到东院，此后张中行就离开老宅，把这新宅院看做家。专就这个宅院说，先是陆续增建、改建房屋，到功德圆满已经是30年代末。其后迎来40年代后期的土改，房屋瓜分，又迎来70年代的唐山大地震，坍塌为一片瓦砾。瓦砾由生产队清除，房址改为通道，于是这早年的家就只能存于记忆中了。
他小时候住在农村，杂活多，粗茶淡饭，几乎没有娱乐，唯一的机会就是过年看会。看会，月光灯影之下，可以看扮演人的戏耍，还可以看看会之人。这人，主要是农村所谓大姑娘小媳妇，平时深居中门之内，是难得见到的。其时，他自然还没有“人约黄昏后”的机遇，甚至想法，可是人终归是人，现在回想，彼时愿意随着锣鼓声串街串巷，看红妆翠袖，也许心中已经闪动幽梦之影了吧？
他的家乡是个小地方，当时这里人能想到的大地方是天津和北京，北京在西北行二百里以外，很少有人去。来往，买来农村少见的东西，夸说都市的繁华，都使他身拘于近而心飞到远方。其时已经有点灯，有时入夜站在村野南望，能见一片微亮的光，心想那就是天津，街市上，玉楼中，人都在做什么呢？他的石庄，甚至河北屯镇，究竟太小了！
蒙学内外
蒙学是入小学，那时农村没有幼儿园。张中行入学前不很久，是连小学也没有。其时是刚刚易代之后。人们都知道，易代是会给各色人等带来困难的，旧的一些失落了，新的路经常是迷离恍惚。不得已，只好暂仍旧贯，如女人就还是缠小脚；男人呢，知道考秀才、女人的路已经未必能通，却还是只能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他几岁上学，以及在那座药王庙里开辟的学校一共蹲了几年，因为无日记可查，说不准了。小学前后七年或八年，都学了什么呢？像是初高两级宜于分开说，因为初级接近过去，高级接近将来，所学和气氛都大有分别。先说初级。读的是共和国教科书，主要是国文，还有算术，此外也许还有一两种，他记不清了。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黄色纸皮书，石印手写大字。现在想起来，其时的所学主要是识字。也写，写大字多，小楷少，没有其他读物。上课，听讲，或在老师监督下大声读。下课，乘老师不在眼前之时，到教室外玩一会。每天由家中到学校，往返两次，一切如刻板，很简单。
是蒙学使他走向喜读能写的路，并为走出家门，到通县、北京过十年寒窗生活打了个小小的基础。是不是错了呢？可以暂借用西方某哲学家的话，“凡是已然的都是应然的”，光阴不能倒流，欢迎也罢，不欢迎也罢，事实是如同他的一位老故友刘佛谛设想的妙喻，“鱼在水管子里”，只能往前游了。
人生南北多歧路
《儒林外史》以词曰开篇，第一句是“人生南北多歧路”。其意是人生走向那条路，都有偶然性。自然，这是常人之见。张中行在小学里蹲了七八年，到1924年，他已经周岁十五，与现在的六年制小学相比，结业整整迟了三年。何以这样迟迟其行？最主要的原因是面前有歧路，走上哪条举棋不定。最后是他长兄去上学的路子和主张起了决定性作用，三条路，学徒，继续上学，家里蹲，即务农，选了上学一条路。其时，师范学校比普通中学数量少。原因大概是：一、走读书的路，入师范，毕业之后当孩子王，是下策；二、小学的数量也有限，不需要造就过多的人。靠学校，当然愿意选离家近的，于是心目中就定了两处，校址在通县的京兆师范学校和校址在北京的北京师范学校。通县离家近，推想考期也靠前，所以决定先到通县。考三四门课当然有国文和算术。考完之后不久，尚未发榜，长兄已经得到确信，他录取了。因八九月才开学，所以就先回了家。回家，虽还够不上是衣锦还乡，但身份有了小的变化。一是到比县城大的城市考学校，居然录取了，这表示自己不是毫无所能。二是歧路徘徊的情况已成过去，尤其在家乡人的眼里，他脱离庄稼地，成为唯有读书高的读书人。三是就是在家里住，日出而作也成为临时的，因为绝大部分时间要到外面的学校去过。这变化使母亲高兴。时光铁面无私，一转眼到了开学的日子。他晨六时前启程，中午到了学校。终于进了校门，在人生的歧路上，走上了某一确定的路。
上学，正经事是从师，学些新知识和新技能。学，依规定，只有上课，教师讲、学生听一种形式，下课后如何，没有规定。这没有规定有优越性，其荦荦大者有两项：一是学生有了自由，就既可以不务正业，又可以务正业；二是专说读书，就不像50年代到70年代，有些不和教义的书不许看，甚至小红书之外都不许看。由此还可得出一些结论：一，最好是多给学生一些自由阅读的时间，以便他们能够多吸收，自由发展。由这个角度看，三味书屋式的教法也不无好处。二、课堂内多种讲授八股以及课堂下多种作业八股最好都像扔破鞋那样扔掉，以免教师费力不讨好，学生思路受束缚，日久天长，连到教义外驰骋的野性也丧尽。
进 京
到1931年6月，六年的师范学校生活结束了。最后一个学期，也许很早，有些人的出路就定了；还有些，大概是少数，经过奔走，到学期终了，也终于有了容身之地。他呢，也许在这类事情上总是退缩吧，是直到该卷铺盖卷离去的时候，还是没有地方要。形势是只能回家或找另一个食宿之地。真就回家，投笔从农吗？不好看，也不甘心。于是四面八方挤，就挤到仍旧在学校里混日子的路。幸而“师范学校毕业至少要教学一年始能升学”的规定并不执行，他就背负被卷，怀揣证书西行入京，去投考高等学校了。报考要选择，考虑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学校好，或说有较高的地位和名声；另一个是费用低，因为高，如燕京，就念不起。两个条件相加，很容易就筛出两个学校来，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考期在前，记得门类有国文、数学、英语、史地。数学考得很坏，几何还略有所知，代数简直不成，后来不知从哪个渠道得来消息，是40分。英语不佳，刚刚及格。上天保佑，国文出了四书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这两句出于《论语·季世》，他不知道，但心里还存有半部《孟子》，而且受小学刘阶明老师之惠，知道寡是指人口少，于是拿起笔，就拉孟老夫子来助阵，推想这位阅卷先生开卷遇到《孟子·梁惠王上》，必是相视一笑，莫逆于心，于是据说，就大笔一挥，给了80分。一天傍晚，所住公寓的伙计送来一张明信片，问是不是他的，说在院里放几天了。他接过来看，是同学赵君寄来的报喜片，说他住在沙滩，看见贴在二院门口的榜，他录取了。 在北大的生活
北大不愧为大，单说活动场所就多到若干处。在活动场所内要活动，最重要的活动当然是，由学生方面说是“学”，由教师方面说是教，地点主要是在课堂上。所教和所学都不止一种，可以总称为课程。系名“中国语言文学”，意思是课程可以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类，如文字学、音韵学、方言之类是语言，秦汉文、唐诗、元明小说之类是文学。课程分必修和选修，如冯沅君先生的中国文学史，钱玄同先生的中国音韵沿革，记得都是必修课。还有一类是政治性质的，文是（国民）党义，武是军训，是全校学生普修。课程多，人兴趣有别，精力有限，学校的要求有定，上多少，上哪种不上哪种，有个下限，用学分制来调节。
教法，即师范学校教学法课所讲求的。然而，红楼讲台之上口讲指画的诸多人物，大概都是没学过甚至未想到还有什么教学法的，于是表现在课堂之上就成为各行其是，五花八门。一堂课五十分钟，上课下课都有钟声报时，绝大多数老师遵守规定；但也有例外，据说讲目录学的伦明先生就不知道，上课要工友通知，下课要学生通知。上课，走入课堂，绝大多数教师是头上空空，记得只有也是讲目录学的余嘉锡先生总是戴着瓜皮小帽。讲课时立或坐也不一样，绝大多数是立着讲，可是刘文典先生不然，总是坐着，而且目半闭，像沉思的样子。有的人口才好，如胡适先生，谈笑风生，有的人口才很差，如顾颉刚先生，有时嗫嚅一会儿，急的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课程内容，多数有讲义，少数没有讲义；讲义有详有略；详的，绝大多数也即兴发挥，只有孟森先生例外，总是照讲义宣读，一字不差。即兴发挥，绝大多数有条理，有规矩，如钱玄同先生，讲义只是个纲要，上课讲，往广、深处发挥，范围不离开纲要；林损先生就不同，比如课是唐诗，上课前喝葡萄酒半瓶，脸红红走上讲台，也许由骂胡适之的新式标点开场，半堂过去还回不到唐诗。
课程的进行，要由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参加，教师当然是一位，至于学生多少，就可以相差很多，多可以多到两三百，少可以少到一个。据说胡适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第二院大讲堂可容两百多人，总是坐得满满的；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课，据说常常只有一两个人选。上课人数多少，决定的因素有多种。一是课程性质。有来于外的。如必修，尤其普修，人就不会少，选修就不成，要取决于愿者上钩。还有来于内的，如果偏，多数人不感兴趣，听课的人就少，反之就多。另一种是讲课之人是不是名角，有没有叫座能力，如胡适先生，人有大名，登上讲台，风度和言谈都风流潇洒，听课的人就多，反之就少。还有一种，或者说也决定于课程性质和讲课之人，是旁听者的多少。北大，除女生宿舍外，门（包括教室的门）都是敞着的，非本校学生，愿意听，可以推门进去，找个空座坐下，听，没有人管，也没有人因惊异而看一眼。这样，显然，某门课旁听者多，上课的人就多，反之就少。
那段惹眼的婚事
关于女性，他其时的实况是，他正在由旧走向新。其一，他念男师范，通县还有女师范，名称对等，人呢，有时足踏长街会狭路相逢，剪发，粉面，着淡雅旗袍，大脚，走路不扭而潇洒，觉得很可爱。其二，就在这个时期，他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包括不少新翻译过来的世界名著的小说、戏剧，其中或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人生，几乎都认为男女结合，应该始于浪漫主义，终于“死生契阔”。其三，还不只是浪漫或幻想，已经见到，同样出入于师范学校之门的，有少数，1928年秋革新之后，经过相识，情书，而终于与剪发、大脚的成为眷属。其四，是他由小城市走入大城市，而且是站在文明前列的北京大学。他有时也就忘乎所以，或说兼为环境所染，至少是心里想，以前没有的，能够变为有才好。
世间确是复杂的，或说兼有点神秘，比如说，你想什么，以为必不成，也许一梦醒来，成了。一日，他长兄同学来找，其表妹的同学，名杨成业，反对包办婚姻，离家不再上学，谋自立，希望他帮忙介绍工作。过一两天，他见到了那位女生，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她原籍湖南湘阴，北京生人。父亲杨震华，据说中过举人。母亲姓丁，湖南平江人，世家小姐。除了亲属之外，他没有同年轻女性有过交往，对某女性印象好，就想亲近，并有所想就实行。后来，他们又见了几次，离开时都有惜别之意，约定以后常写信。记得是1932年的春天，杨同学回来，就住在他那里。
此后，他们的生活由交织的两种因素支配着。一种是贫困，因为他还在上学，就只好仍是她到外面去工作。另一种是希望常相聚，因而只要可能，就在沙滩一带租一两间民房，用小煤火炉做饭，过穷苦日子。这样的日子，有接近理想的一面，但都努力读书，单说她，是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去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致远。也有远离理想的一面，是他们的性格都偏于躁，因而有时为一点点琐事而争吵，闹得都不愉快。这样，随着不愉快的隔阂增多，延续到1936年的9月，他有了远走的机会，理智终于当了家，为人，也为己，领悟藕断，必须丝也断，就毅然舍掉北京，到保定去了。
她参加革命，没有扔掉文学，建国前写了《苇塘纪事》，署名杨沫。50年代她出版了《青春之歌》，因而出了名。不少知道张中行的读者认为其中有些事是影射他，更有人说，是意在丑化他。他却没有在意，因为：一、影射是高位人的常有想法，他觉着自己无位，就不该这样想；二、可能也见于小说教程，是为了强调某种教义，是可以改造甚至编造大小情节的；更重要的是三，要明确认识，这是小说，以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与入史部的著作是不同的。一晃大革命过去，迎来80年代，据好心人相告，她追述昔年常提到张中行，言及分手之事，总是明说或暗示，是他负心，兼落后，所以她由幽谷迁于乔木，相告完，并想知道他有什么想法。他说，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至于由幽谷迁于乔木，他祝愿她能够这样，但据他所闻，也未能天衣无缝。但她有名，为了名，举事证明迁得好，也是应该的，至少是可谅解的。有的好事者好得出了圈，一定问他为什么总是沉默。他说，理由不少。其一，这类过去的事，在心里转转无妨，翻来覆去说就没有意思。其二，他没有兴趣，也不愿意为爱听张家长、李家短的闲人供应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三最重要，是人生大不易，不如意事常十八九，老了，余年无几，幸而尚有一点点忆昔时的力量，还是想想那十一二为是。也就是本着这样的信念，他昔年写《沙滩的住》，末尾述走过大丰公寓时的心情，是：“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茂盛，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恒大司马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迎 新
在1949年，随着学校师生运动，他参加了两次政治史上占重要地位的集会：一是2月3日的欢迎解放军入城，二是10月1日的庆祝建国大典。
之后，他便离开贝满女中，最先接触的三人，都是开明书店的。第一位是叶圣陶先生。对于叶先生，张中行在通县师范读新文学作品时期就有所知，其时所写多为小说和童话。读后的印象是，与郁达夫比，像是规矩有余而才华不足。见面之后，又觉不怎么像写小说和童话的文人，而是儒门的躬行长者，律己严而待人厚。第二位是宋云彬先生。人也温厚，与叶先生比，还要加上潇洒。仍保留旧社会的名士风度，记得在编辑室，常常叼着烟斗走来走去，做沉思的样子。第三位是卢芷芬先生。他长得比较丰满，对人客气，说话总是面带微笑。张中行对他的印象深，是因为三反五反运动中，张中行挨整，被判定为贪污分子的时候，有时碰到卢先生，说什么，他更加客气，目光中还带着一丝怜悯，像是用无声的话说：“我相信你是好人。”
悠悠岁月长
“文革”中，他吃苦不少。1968年，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内扫厕所，干零活。他虽然出身清贫，成分却定为“富农”，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干校劳动改造。期间，他挨过批斗，缘由是因他夜里看星空，别人就说他想变天。一次，挑水时，水桶掉到井里，没捞上来，被认为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他喜欢唐诗宋词，不钻研“红宝书”，也为此挨批。
1971年5月底，他刚从凤阳干校回到北京，就接到命令，要他回河北香河老家。此时，老家早就没地方住了。本来这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不去。但他仍旧一个人回到香河。那时，他已经60多岁。老家人并不要求他干活，但他自己出门常捡粪，再送到生产队积肥。他一个人住在农村老家，生活非常艰难。尽管如此，他还写了不少诗词。他以平常心看待一切，无论怎样，均接受和顺应。
1978年，他回到北京。与老伴李芝銮长年借住燕园二女儿家。直到1994年85岁时，他才分配到一套三居室房。这套房没进行任何装修，白墙灰地。他特为自己的简朴住所起名“都市柴门”，津津乐道与祝贺乔迁的友人说：“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张，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全楼一百多户，没装修的只此一家。他说，那地面若是变得软腾腾的（铺了地毯），那墙壁、屋顶若是变得亮星星的（安了吊灯），怕是白日写不出文章，睡觉梦不见周公。
家中家具简单，桌椅板凳均为旧物，破藤椅腿上还打着绷带，门厅上有一个老式挂钟。他说：这钟要每7天上一次弦，大概和我的年龄差不多。
由建国而后，张中行就与语文教材编写有关，先后出版专著多部，终成大家，而在佛学等领域，也多有建树。他谨言慎行，少说甚至不说，即使如此，“文革”中仍未能幸免，还被放逐。但学识、阅历、人生，他积累颇多，并被化作文思。在散文写作上，80岁才“暴得大名”，被称为“文坛老旋风”，著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流年碎影》等。他文风古朴，大有“五四”遗风，所撰写的杂文一度被称作“新世说新语”。他一生经历丰富，阅读广泛，其散文随笔也是天马行空包罗万象。顾炎武诗云：“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这可作为张中行晚霞灿烂的生动写照。他女儿回忆道：“父亲晚年主要的生活就是写作，写作已经成为他最大的兴趣，甚至不写就难受。他经常早上散步，打完太极拳就回来写作，中午吃完饭休息一会，下午就接着写。”他散文写作，不拘形式，自然率真，视野开阔，纵横捭阖，信笔写来，妙趣横生。季羡林先生说：“中行先生的文章是极富特色的……他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谈禅论佛，评儒论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文章，只须读上几段便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罕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自我论定
经验世界，事皆有首尾。人的一生也是这样，锦衣玉食，或居陋巷，食不饱，也都要有个结尾。可能为人所独有，到结尾，回头看看，还不免想到是非功过，曰定论。有多少人曾想到自己的是非功过呢？因为很少人如昔之张宗子，写《自为墓志铭》，今之启功先生，写《自撰墓志铭》，也就难于知道。
张中行先生在所写《自祭文之类》中说，“还有其三，量可能最大，是仙逝突如其来，想拿比已经来不及。来不及，悼词之类就只好任凭有成竹在胸的人写了。其结果，本来自己是想说‘多不是’的，悼词中却变为全身优点；本来自己是想说一生懒散的，悼词中却变为一贯积极。好听是好听了，遗憾的是，人生只此一次，最终不能以真面目对人，总当是无法弥补的缺陷吧？为了避免这样的憾事，还有个或应算做下策的补救之道，是弥留之际，写或说遗嘱，于分香卖履诸事之后，再加一条，是：走时仓促，来不及自己论定，但一生得失，尚有自知之明，敢情有成人之美的善意的诸君不必费神代笔；如固辞不得，仍越俎代庖，依时风而好话多说，本人绝不承认云云。”
他的老家在河北香河县河北屯乡石庄。石庄很小，只有四五十户，其中一户姓张，他就生在这个张家。他家的老宅，推想是祖父辈所建。临街偏东为街门，宽大，为的是能够存放畜力拉的大车，车旁还能容人来往。偏西是南房，可住人，可储物。其北为东西房各两间，他们家乡称之为盝顶。后来在街西端买了一大块空地，在空地的东南部建了房。他十岁的时候，老宅东邻的石家穷困，不得不卖住房，依传统习惯，近邻有优先权，他们家就买了。这新宅在东，称为东院，老宅称为西院。不久之后，父亲与叔父分家，房、地、什物均分为两份，用碰运气的抓阄法决定取舍，父亲抓到东院，此后张中行就离开老宅，把这新宅院看做家。专就这个宅院说，先是陆续增建、改建房屋，到功德圆满已经是30年代末。其后迎来40年代后期的土改，房屋瓜分，又迎来70年代的唐山大地震，坍塌为一片瓦砾。瓦砾由生产队清除，房址改为通道，于是这早年的家就只能存于记忆中了。
他小时候住在农村，杂活多，粗茶淡饭，几乎没有娱乐，唯一的机会就是过年看会。看会，月光灯影之下，可以看扮演人的戏耍，还可以看看会之人。这人，主要是农村所谓大姑娘小媳妇，平时深居中门之内，是难得见到的。其时，他自然还没有“人约黄昏后”的机遇，甚至想法，可是人终归是人，现在回想，彼时愿意随着锣鼓声串街串巷，看红妆翠袖，也许心中已经闪动幽梦之影了吧？
他的家乡是个小地方，当时这里人能想到的大地方是天津和北京，北京在西北行二百里以外，很少有人去。来往，买来农村少见的东西，夸说都市的繁华，都使他身拘于近而心飞到远方。其时已经有点灯，有时入夜站在村野南望，能见一片微亮的光，心想那就是天津，街市上，玉楼中，人都在做什么呢？他的石庄，甚至河北屯镇，究竟太小了！
蒙学内外
蒙学是入小学，那时农村没有幼儿园。张中行入学前不很久，是连小学也没有。其时是刚刚易代之后。人们都知道，易代是会给各色人等带来困难的，旧的一些失落了，新的路经常是迷离恍惚。不得已，只好暂仍旧贯，如女人就还是缠小脚；男人呢，知道考秀才、女人的路已经未必能通，却还是只能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他几岁上学，以及在那座药王庙里开辟的学校一共蹲了几年，因为无日记可查，说不准了。小学前后七年或八年，都学了什么呢？像是初高两级宜于分开说，因为初级接近过去，高级接近将来，所学和气氛都大有分别。先说初级。读的是共和国教科书，主要是国文，还有算术，此外也许还有一两种，他记不清了。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黄色纸皮书，石印手写大字。现在想起来，其时的所学主要是识字。也写，写大字多，小楷少，没有其他读物。上课，听讲，或在老师监督下大声读。下课，乘老师不在眼前之时，到教室外玩一会。每天由家中到学校，往返两次，一切如刻板，很简单。
是蒙学使他走向喜读能写的路，并为走出家门，到通县、北京过十年寒窗生活打了个小小的基础。是不是错了呢？可以暂借用西方某哲学家的话，“凡是已然的都是应然的”，光阴不能倒流，欢迎也罢，不欢迎也罢，事实是如同他的一位老故友刘佛谛设想的妙喻，“鱼在水管子里”，只能往前游了。
人生南北多歧路
《儒林外史》以词曰开篇，第一句是“人生南北多歧路”。其意是人生走向那条路，都有偶然性。自然，这是常人之见。张中行在小学里蹲了七八年，到1924年，他已经周岁十五，与现在的六年制小学相比，结业整整迟了三年。何以这样迟迟其行？最主要的原因是面前有歧路，走上哪条举棋不定。最后是他长兄去上学的路子和主张起了决定性作用，三条路，学徒，继续上学，家里蹲，即务农，选了上学一条路。其时，师范学校比普通中学数量少。原因大概是：一、走读书的路，入师范，毕业之后当孩子王，是下策；二、小学的数量也有限，不需要造就过多的人。靠学校，当然愿意选离家近的，于是心目中就定了两处，校址在通县的京兆师范学校和校址在北京的北京师范学校。通县离家近，推想考期也靠前，所以决定先到通县。考三四门课当然有国文和算术。考完之后不久，尚未发榜，长兄已经得到确信，他录取了。因八九月才开学，所以就先回了家。回家，虽还够不上是衣锦还乡，但身份有了小的变化。一是到比县城大的城市考学校，居然录取了，这表示自己不是毫无所能。二是歧路徘徊的情况已成过去，尤其在家乡人的眼里，他脱离庄稼地，成为唯有读书高的读书人。三是就是在家里住，日出而作也成为临时的，因为绝大部分时间要到外面的学校去过。这变化使母亲高兴。时光铁面无私，一转眼到了开学的日子。他晨六时前启程，中午到了学校。终于进了校门，在人生的歧路上，走上了某一确定的路。
上学，正经事是从师，学些新知识和新技能。学，依规定，只有上课，教师讲、学生听一种形式，下课后如何，没有规定。这没有规定有优越性，其荦荦大者有两项：一是学生有了自由，就既可以不务正业，又可以务正业；二是专说读书，就不像50年代到70年代，有些不和教义的书不许看，甚至小红书之外都不许看。由此还可得出一些结论：一，最好是多给学生一些自由阅读的时间，以便他们能够多吸收，自由发展。由这个角度看，三味书屋式的教法也不无好处。二、课堂内多种讲授八股以及课堂下多种作业八股最好都像扔破鞋那样扔掉，以免教师费力不讨好，学生思路受束缚，日久天长，连到教义外驰骋的野性也丧尽。
进 京
到1931年6月，六年的师范学校生活结束了。最后一个学期，也许很早，有些人的出路就定了；还有些，大概是少数，经过奔走，到学期终了，也终于有了容身之地。他呢，也许在这类事情上总是退缩吧，是直到该卷铺盖卷离去的时候，还是没有地方要。形势是只能回家或找另一个食宿之地。真就回家，投笔从农吗？不好看，也不甘心。于是四面八方挤，就挤到仍旧在学校里混日子的路。幸而“师范学校毕业至少要教学一年始能升学”的规定并不执行，他就背负被卷，怀揣证书西行入京，去投考高等学校了。报考要选择，考虑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学校好，或说有较高的地位和名声；另一个是费用低，因为高，如燕京，就念不起。两个条件相加，很容易就筛出两个学校来，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考期在前，记得门类有国文、数学、英语、史地。数学考得很坏，几何还略有所知，代数简直不成，后来不知从哪个渠道得来消息，是40分。英语不佳，刚刚及格。上天保佑，国文出了四书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这两句出于《论语·季世》，他不知道，但心里还存有半部《孟子》，而且受小学刘阶明老师之惠，知道寡是指人口少，于是拿起笔，就拉孟老夫子来助阵，推想这位阅卷先生开卷遇到《孟子·梁惠王上》，必是相视一笑，莫逆于心，于是据说，就大笔一挥，给了80分。一天傍晚，所住公寓的伙计送来一张明信片，问是不是他的，说在院里放几天了。他接过来看，是同学赵君寄来的报喜片，说他住在沙滩，看见贴在二院门口的榜，他录取了。 在北大的生活
北大不愧为大，单说活动场所就多到若干处。在活动场所内要活动，最重要的活动当然是，由学生方面说是“学”，由教师方面说是教，地点主要是在课堂上。所教和所学都不止一种，可以总称为课程。系名“中国语言文学”，意思是课程可以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类，如文字学、音韵学、方言之类是语言，秦汉文、唐诗、元明小说之类是文学。课程分必修和选修，如冯沅君先生的中国文学史，钱玄同先生的中国音韵沿革，记得都是必修课。还有一类是政治性质的，文是（国民）党义，武是军训，是全校学生普修。课程多，人兴趣有别，精力有限，学校的要求有定，上多少，上哪种不上哪种，有个下限，用学分制来调节。
教法，即师范学校教学法课所讲求的。然而，红楼讲台之上口讲指画的诸多人物，大概都是没学过甚至未想到还有什么教学法的，于是表现在课堂之上就成为各行其是，五花八门。一堂课五十分钟，上课下课都有钟声报时，绝大多数老师遵守规定；但也有例外，据说讲目录学的伦明先生就不知道，上课要工友通知，下课要学生通知。上课，走入课堂，绝大多数教师是头上空空，记得只有也是讲目录学的余嘉锡先生总是戴着瓜皮小帽。讲课时立或坐也不一样，绝大多数是立着讲，可是刘文典先生不然，总是坐着，而且目半闭，像沉思的样子。有的人口才好，如胡适先生，谈笑风生，有的人口才很差，如顾颉刚先生，有时嗫嚅一会儿，急的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课程内容，多数有讲义，少数没有讲义；讲义有详有略；详的，绝大多数也即兴发挥，只有孟森先生例外，总是照讲义宣读，一字不差。即兴发挥，绝大多数有条理，有规矩，如钱玄同先生，讲义只是个纲要，上课讲，往广、深处发挥，范围不离开纲要；林损先生就不同，比如课是唐诗，上课前喝葡萄酒半瓶，脸红红走上讲台，也许由骂胡适之的新式标点开场，半堂过去还回不到唐诗。
课程的进行，要由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参加，教师当然是一位，至于学生多少，就可以相差很多，多可以多到两三百，少可以少到一个。据说胡适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第二院大讲堂可容两百多人，总是坐得满满的；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课，据说常常只有一两个人选。上课人数多少，决定的因素有多种。一是课程性质。有来于外的。如必修，尤其普修，人就不会少，选修就不成，要取决于愿者上钩。还有来于内的，如果偏，多数人不感兴趣，听课的人就少，反之就多。另一种是讲课之人是不是名角，有没有叫座能力，如胡适先生，人有大名，登上讲台，风度和言谈都风流潇洒，听课的人就多，反之就少。还有一种，或者说也决定于课程性质和讲课之人，是旁听者的多少。北大，除女生宿舍外，门（包括教室的门）都是敞着的，非本校学生，愿意听，可以推门进去，找个空座坐下，听，没有人管，也没有人因惊异而看一眼。这样，显然，某门课旁听者多，上课的人就多，反之就少。
那段惹眼的婚事
关于女性，他其时的实况是，他正在由旧走向新。其一，他念男师范，通县还有女师范，名称对等，人呢，有时足踏长街会狭路相逢，剪发，粉面，着淡雅旗袍，大脚，走路不扭而潇洒，觉得很可爱。其二，就在这个时期，他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包括不少新翻译过来的世界名著的小说、戏剧，其中或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人生，几乎都认为男女结合，应该始于浪漫主义，终于“死生契阔”。其三，还不只是浪漫或幻想，已经见到，同样出入于师范学校之门的，有少数，1928年秋革新之后，经过相识，情书，而终于与剪发、大脚的成为眷属。其四，是他由小城市走入大城市，而且是站在文明前列的北京大学。他有时也就忘乎所以，或说兼为环境所染，至少是心里想，以前没有的，能够变为有才好。
世间确是复杂的，或说兼有点神秘，比如说，你想什么，以为必不成，也许一梦醒来，成了。一日，他长兄同学来找，其表妹的同学，名杨成业，反对包办婚姻，离家不再上学，谋自立，希望他帮忙介绍工作。过一两天，他见到了那位女生，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她原籍湖南湘阴，北京生人。父亲杨震华，据说中过举人。母亲姓丁，湖南平江人，世家小姐。除了亲属之外，他没有同年轻女性有过交往，对某女性印象好，就想亲近，并有所想就实行。后来，他们又见了几次，离开时都有惜别之意，约定以后常写信。记得是1932年的春天，杨同学回来，就住在他那里。
此后，他们的生活由交织的两种因素支配着。一种是贫困，因为他还在上学，就只好仍是她到外面去工作。另一种是希望常相聚，因而只要可能，就在沙滩一带租一两间民房，用小煤火炉做饭，过穷苦日子。这样的日子，有接近理想的一面，但都努力读书，单说她，是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去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致远。也有远离理想的一面，是他们的性格都偏于躁，因而有时为一点点琐事而争吵，闹得都不愉快。这样，随着不愉快的隔阂增多，延续到1936年的9月，他有了远走的机会，理智终于当了家，为人，也为己，领悟藕断，必须丝也断，就毅然舍掉北京，到保定去了。
她参加革命，没有扔掉文学，建国前写了《苇塘纪事》，署名杨沫。50年代她出版了《青春之歌》，因而出了名。不少知道张中行的读者认为其中有些事是影射他，更有人说，是意在丑化他。他却没有在意，因为：一、影射是高位人的常有想法，他觉着自己无位，就不该这样想；二、可能也见于小说教程，是为了强调某种教义，是可以改造甚至编造大小情节的；更重要的是三，要明确认识，这是小说，以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与入史部的著作是不同的。一晃大革命过去，迎来80年代，据好心人相告，她追述昔年常提到张中行，言及分手之事，总是明说或暗示，是他负心，兼落后，所以她由幽谷迁于乔木，相告完，并想知道他有什么想法。他说，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至于由幽谷迁于乔木，他祝愿她能够这样，但据他所闻，也未能天衣无缝。但她有名，为了名，举事证明迁得好，也是应该的，至少是可谅解的。有的好事者好得出了圈，一定问他为什么总是沉默。他说，理由不少。其一，这类过去的事，在心里转转无妨，翻来覆去说就没有意思。其二，他没有兴趣，也不愿意为爱听张家长、李家短的闲人供应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三最重要，是人生大不易，不如意事常十八九，老了，余年无几，幸而尚有一点点忆昔时的力量，还是想想那十一二为是。也就是本着这样的信念，他昔年写《沙滩的住》，末尾述走过大丰公寓时的心情，是：“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茂盛，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恒大司马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迎 新
在1949年，随着学校师生运动，他参加了两次政治史上占重要地位的集会：一是2月3日的欢迎解放军入城，二是10月1日的庆祝建国大典。
之后，他便离开贝满女中，最先接触的三人，都是开明书店的。第一位是叶圣陶先生。对于叶先生，张中行在通县师范读新文学作品时期就有所知，其时所写多为小说和童话。读后的印象是，与郁达夫比，像是规矩有余而才华不足。见面之后，又觉不怎么像写小说和童话的文人，而是儒门的躬行长者，律己严而待人厚。第二位是宋云彬先生。人也温厚，与叶先生比，还要加上潇洒。仍保留旧社会的名士风度，记得在编辑室，常常叼着烟斗走来走去，做沉思的样子。第三位是卢芷芬先生。他长得比较丰满，对人客气，说话总是面带微笑。张中行对他的印象深，是因为三反五反运动中，张中行挨整，被判定为贪污分子的时候，有时碰到卢先生，说什么，他更加客气，目光中还带着一丝怜悯，像是用无声的话说：“我相信你是好人。”
悠悠岁月长
“文革”中，他吃苦不少。1968年，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内扫厕所，干零活。他虽然出身清贫，成分却定为“富农”，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干校劳动改造。期间，他挨过批斗，缘由是因他夜里看星空，别人就说他想变天。一次，挑水时，水桶掉到井里，没捞上来，被认为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他喜欢唐诗宋词，不钻研“红宝书”，也为此挨批。
1971年5月底，他刚从凤阳干校回到北京，就接到命令，要他回河北香河老家。此时，老家早就没地方住了。本来这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不去。但他仍旧一个人回到香河。那时，他已经60多岁。老家人并不要求他干活，但他自己出门常捡粪，再送到生产队积肥。他一个人住在农村老家，生活非常艰难。尽管如此，他还写了不少诗词。他以平常心看待一切，无论怎样，均接受和顺应。
1978年，他回到北京。与老伴李芝銮长年借住燕园二女儿家。直到1994年85岁时，他才分配到一套三居室房。这套房没进行任何装修，白墙灰地。他特为自己的简朴住所起名“都市柴门”，津津乐道与祝贺乔迁的友人说：“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张，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全楼一百多户，没装修的只此一家。他说，那地面若是变得软腾腾的（铺了地毯），那墙壁、屋顶若是变得亮星星的（安了吊灯），怕是白日写不出文章，睡觉梦不见周公。
家中家具简单，桌椅板凳均为旧物，破藤椅腿上还打着绷带，门厅上有一个老式挂钟。他说：这钟要每7天上一次弦，大概和我的年龄差不多。
由建国而后，张中行就与语文教材编写有关，先后出版专著多部，终成大家，而在佛学等领域，也多有建树。他谨言慎行，少说甚至不说，即使如此，“文革”中仍未能幸免，还被放逐。但学识、阅历、人生，他积累颇多，并被化作文思。在散文写作上，80岁才“暴得大名”，被称为“文坛老旋风”，著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流年碎影》等。他文风古朴，大有“五四”遗风，所撰写的杂文一度被称作“新世说新语”。他一生经历丰富，阅读广泛，其散文随笔也是天马行空包罗万象。顾炎武诗云：“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这可作为张中行晚霞灿烂的生动写照。他女儿回忆道：“父亲晚年主要的生活就是写作，写作已经成为他最大的兴趣，甚至不写就难受。他经常早上散步，打完太极拳就回来写作，中午吃完饭休息一会，下午就接着写。”他散文写作，不拘形式，自然率真，视野开阔，纵横捭阖，信笔写来，妙趣横生。季羡林先生说：“中行先生的文章是极富特色的……他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谈禅论佛，评儒论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文章，只须读上几段便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罕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自我论定
经验世界，事皆有首尾。人的一生也是这样，锦衣玉食，或居陋巷，食不饱，也都要有个结尾。可能为人所独有，到结尾，回头看看，还不免想到是非功过，曰定论。有多少人曾想到自己的是非功过呢？因为很少人如昔之张宗子，写《自为墓志铭》，今之启功先生，写《自撰墓志铭》，也就难于知道。
张中行先生在所写《自祭文之类》中说，“还有其三，量可能最大，是仙逝突如其来，想拿比已经来不及。来不及，悼词之类就只好任凭有成竹在胸的人写了。其结果，本来自己是想说‘多不是’的，悼词中却变为全身优点；本来自己是想说一生懒散的，悼词中却变为一贯积极。好听是好听了，遗憾的是，人生只此一次，最终不能以真面目对人，总当是无法弥补的缺陷吧？为了避免这样的憾事，还有个或应算做下策的补救之道，是弥留之际，写或说遗嘱，于分香卖履诸事之后，再加一条，是：走时仓促，来不及自己论定，但一生得失，尚有自知之明，敢情有成人之美的善意的诸君不必费神代笔；如固辞不得，仍越俎代庖，依时风而好话多说，本人绝不承认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