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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论认为实现了交际目的的翻译就是成功的翻译，而在国内译学界享有盛誉的功能对等理论却认为翻译的标准是实现与原文的等效。前者对翻译本质的把握和对翻译现象的解释都优于后者，而学界对该理论的关注却集中于特定文本的翻译上，仍视等效为普遍翻译原则，这种现象必然妨碍译学发展和翻译教学改革，应该引起充分注意。
关键词： 目的论 等效论 翻译本质 解释力
一、引言
当我们考察国内学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接受和研究时，不难发现有一理论“独压群芳”，获得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偏爱和认同，那就是尤金·奈达的翻译思想，而同样来自西方并兼有纯理论和应用理论性质的目的论却仅在一些特定文本的翻译中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本文将目的论与奈达的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进行对比研究，旨在揭示这两种理论主要观点和解释力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当前翻译研究和教学的启示。
二、两种理论的发展脉络
（一）目的论：源于等值（效）而颠覆等值（效）。
1971年凯瑟林娜·赖斯《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诞生。有趣的是赖斯本是一位等值理论的信奉者，主张理想的翻译应该与原文在概念内容、语言形式、交际功能方面与原文对等，然而她在翻译实践和译员培训过程中发现等值是不可能的或不必要的，因为翻译活动必须符合“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典型的例子就是将Gulliver’s Travels译成适合非英语国家儿童阅读的作品，由此可见赖斯至少透过一些特例发现等值原则并不适合所有翻译活动。
德国功能派译论主要人物汉斯·弗米尔在行动理论（theory of action）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的“目的论”。这一理论认为，行动皆有目的，行动者参照实际环境选择一种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以求达到预期目标；既然翻译是一种行动，译者就会在翻译目的的指引下，尽量考虑一切有关因素，进而决定适合的行动方式，即翻译策略。基于这种对实际情况的描述，可以得出一条规范性的基本规则：“（翻译）行动的目的决定达到预期目标的策略”[1]，也就是说译文应对预定的读者发挥预期的功能。
（二）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实现等值（效）的方法创新。
奈达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先后用语言学、交际学、符号学阐释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将翻译研究从一个高度推向另一个高度。那么作为其翻译研究最新成果的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何联系和创新呢？
奈达翻译理论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以描写语言学为基础的。他认为：“翻译就是在译语中再造出首先意义上，其次在风格上与原语信息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信息。”[2]可见此时奈达的翻译标准主要是语言或语码层面的对等，即等值。1981年奈达与威廉·瑞伯恩的合著《语义跨文化》出版，这标志着奈达已从语言学翻译法转向交际学翻译法。交际学翻译法认为译文必须起到与原文类似的交际作用，为此译者必须采取各种方式、手段使自己的译文被读者接受。简言之，译文与原文等效的前提是译文必须被读者接受。1993年奈达在《语言、文化与翻译》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社会符号学的翻译途径。他认为使用社会符号学来研究翻译能够做到最有深度，它比其他任何跨语符翻译方法都要优越的关键就在于社会符号学研究人类社会的一切代码和符码，并重点研究人类所使用的最综合、最复杂的符号系统——语言。因此，在解码和编码方面，没有哪一种翻译法有社会符号学翻译法那么全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1）提倡使社会用符号学这种最全面的解码（分析、理解）和编码（翻译、表达）方式；（2）仍然将实现与原文等效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例如，柯平就认为译者在译语句法和惯用法规范及具体接受者可以接受的限度之内，采取适当的变通与补偿手段，以保证特定上下文中最重要或最突出的语义优先传递为前提，尽可能充分传递原语信息所可能包含的多重意义，以争取原文和译文在指称、语用和言内三个层次上最大限度的等值[3]。
三、两种理论的翻译本质观
如前所述，目的论是针对以对等为基础的翻译理论提出来的，但弗米尔并不排斥等值或等效，只是反对把它视为所有翻译活动和译文评价的通用指导原则和标准。弗米尔认为尽量忠实地模仿原文是一个合法的翻译目的，但译者必须明了其行动的后果，也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译文在目标文化里会产生什么效果，与原文在原文化中的效果有多大差异[4]。由此可以推知目的论主张译者在翻译之前必须参照翻译的目的弄清楚：等值或等效是否必要；如果必要，就要确定在哪些方面和多大程度上实现等值（效）。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的主要理论贡献是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解码和编码机制，但其翻译原则仍旧停留在等值（效）上。那么两种理论的差异就集中体现在这一问题上，即等值（效）只是众多可能的翻译目的之一，还是一切翻译的共同目标呢？要想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考察两种理论对翻译现象的解释力，为此不妨举出几个翻译实例来说明。
例一：某地召开投资洽谈会，要将一位领导的讲话稿译成英文，供到场外籍人士参阅。该讲话稿中满是“在秋风送爽、硕果飘香之际……”“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在兄弟单位的大力协助之下，在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之下……”之类官腔。译者是尽力实现译文与原文的等效呢，还是与会议主办单位协商，将上述官腔省略或换上内容实际且为外籍与会者接受的文字呢？
例二：设若该领导走上会场，习惯地来了句“请坐”，而实际上台下的听众都已坐好。这种情况下，译员是忠实地将这位领导的口误译成“Be seated， please”，还是随机应变，用体现寒暄功能的“Good morning”来避免尴尬呢？
例三：一家小型纺织企业为开辟非洲某国家市场，请人为其翻译产品推介资料。而此人恰好知晓该国纺织品市场已为国内某大型企业所垄断，因此这家小企业打入该国市场近乎不可能。这时译者是等效翻译以赚取佣金，还是将真相告知厂家，根本不翻译呢？
这三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即译文的预期目的与原文或多或少有所差异。此时，不论解码和编码如何全面、深刻，只要译者固守等值（效）原则，其译文最终仍无法达到预期目的。目的论则可以解放译者的手脚，使其根据具体的翻译任务，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成功地实现交流目的。例如，译者可以采取各种合理可行的策略，如删（例一）、变（例二），甚至零翻译（例三）。 或许有人认为目的论不适合《圣经》、诗歌、散文和小说等文学翻译，因为这类原文都属于所谓的“神圣”文本，必须忠实翻译，以实现译文与原文的等值（效）。正如弗米尔所言，等值（效）是合法的翻译目的之一，因此只要符合翻译任务的要求，目的论并不反对用等值（效）原则指导上述文本的翻译，例如，将《圣经》翻译给中国教徒。至于能否最终实现译文与原文的等效，则依赖于译者的解码和编码水平，与目的论自身无涉。我们还必须承认这些“神圣”文本可能会被翻译成与原文交际目的不同的译文，如将《圣经》故事翻译给儿童阅读，将弥尔顿的《失乐园》翻译成语言文字学家的参考资料，等等。再者，今天非文学翻译的绝对优势已毋庸置疑，因此文学翻译的标准不能以偏概全，由此可见，目的论对翻译本质的认识要比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即奈达翻译思想）更具包容性，对于翻译现象也有非后者所能及的解释力。
四、两种理论的影响力
目前国内对目的论的研究多集中一些特定文本的翻译上，如广告、医药说明书、电影字幕和幽默等。这固然有国内学者译介时间尚短的原因，却也与国内翻译研究的实用主义倾向有关[4]，即只关注这一理论能解决哪些具体翻译问题，忽视了这种纯理论的认知功能，即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翻译本质的作用。对翻译本质的新认识会引发翻译研究和教学领域的根本性变革，能更为科学地指导翻译实践，因此我们对目的论理解和认识不应被“目的”二字所误导，而更应关注这一理论给翻译研究和教学带来的深层次影响。
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被国内学者认为是“比较全面的翻译方法”[5]，“学习和研究翻译的一个理想的切入口”[6]，以及是“比较合适的翻译研究和教学的核心理论”[3]。产生这种好评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的翻译原则与我国传统翻译理论标榜的“信”或“忠实”不谋而合，自然容易为国内翻译学者接受。陈宏薇认为“意义相似，功能相似”的翻译原则与传统翻译标准的核心“信”有着等同的内涵[6]，而劳陇则明确指出严复、奈达和纽马克的翻译理论殊途同归[7]。二是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在坚持等值（效）原则（即“信”）的同时，还为实现等效找到了全面的解码和编码方式。这种方式具有坚实的语言学、交际学、社会符号学基础，因而有别于“信达雅”、“神似”和“化境”等抽象空泛的传统译学术语。总之，奈达的翻译思想既暗合了中国传统翻译原则，又为贯彻该原则提供了传统译学无法提供的科学方法，自然格外受人青睐。
综上所述，国内译学界之所以轻目的论而重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并非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能说明翻译的本质，更符合翻译实践，而是由于我们忽略了前者的纯理论功能，迷信后者的解码、编码方式并抱守等值（效）为一般翻译原则，为此我们亟须重新考量这两种理论的价值和意义，以期促进翻译研究和教学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Vermeer，Hans J..A Skopos Theory of Translation[M].Heidelberg：TEXTconTEXT—Verlag，1996.
[2]Nida，E.A.，C.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J.Brill，1969.
[3]柯平.论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A].香港中文大学两岸三地翻译教学研讨会大会演讲论文集[C].1997.
[4]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5]Nida，E.A..Translating Meaning[M].San Ditmas，CA：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1982.
[6]陈宏薇.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研究[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6，（3）.
[7]劳陇.“殊途同归”——论严复、奈达和纽马克翻译理论的一致性[J].外国语，1990，（5）.
本文是山东万杰医学院教研项目《目的论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改革的契合性研究》（X10JY05）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目的论 等效论 翻译本质 解释力
一、引言
当我们考察国内学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接受和研究时，不难发现有一理论“独压群芳”，获得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偏爱和认同，那就是尤金·奈达的翻译思想，而同样来自西方并兼有纯理论和应用理论性质的目的论却仅在一些特定文本的翻译中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本文将目的论与奈达的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进行对比研究，旨在揭示这两种理论主要观点和解释力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当前翻译研究和教学的启示。
二、两种理论的发展脉络
（一）目的论：源于等值（效）而颠覆等值（效）。
1971年凯瑟林娜·赖斯《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诞生。有趣的是赖斯本是一位等值理论的信奉者，主张理想的翻译应该与原文在概念内容、语言形式、交际功能方面与原文对等，然而她在翻译实践和译员培训过程中发现等值是不可能的或不必要的，因为翻译活动必须符合“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典型的例子就是将Gulliver’s Travels译成适合非英语国家儿童阅读的作品，由此可见赖斯至少透过一些特例发现等值原则并不适合所有翻译活动。
德国功能派译论主要人物汉斯·弗米尔在行动理论（theory of action）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的“目的论”。这一理论认为，行动皆有目的，行动者参照实际环境选择一种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以求达到预期目标；既然翻译是一种行动，译者就会在翻译目的的指引下，尽量考虑一切有关因素，进而决定适合的行动方式，即翻译策略。基于这种对实际情况的描述，可以得出一条规范性的基本规则：“（翻译）行动的目的决定达到预期目标的策略”[1]，也就是说译文应对预定的读者发挥预期的功能。
（二）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实现等值（效）的方法创新。
奈达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先后用语言学、交际学、符号学阐释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将翻译研究从一个高度推向另一个高度。那么作为其翻译研究最新成果的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何联系和创新呢？
奈达翻译理论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以描写语言学为基础的。他认为：“翻译就是在译语中再造出首先意义上，其次在风格上与原语信息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信息。”[2]可见此时奈达的翻译标准主要是语言或语码层面的对等，即等值。1981年奈达与威廉·瑞伯恩的合著《语义跨文化》出版，这标志着奈达已从语言学翻译法转向交际学翻译法。交际学翻译法认为译文必须起到与原文类似的交际作用，为此译者必须采取各种方式、手段使自己的译文被读者接受。简言之，译文与原文等效的前提是译文必须被读者接受。1993年奈达在《语言、文化与翻译》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社会符号学的翻译途径。他认为使用社会符号学来研究翻译能够做到最有深度，它比其他任何跨语符翻译方法都要优越的关键就在于社会符号学研究人类社会的一切代码和符码，并重点研究人类所使用的最综合、最复杂的符号系统——语言。因此，在解码和编码方面，没有哪一种翻译法有社会符号学翻译法那么全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1）提倡使社会用符号学这种最全面的解码（分析、理解）和编码（翻译、表达）方式；（2）仍然将实现与原文等效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例如，柯平就认为译者在译语句法和惯用法规范及具体接受者可以接受的限度之内，采取适当的变通与补偿手段，以保证特定上下文中最重要或最突出的语义优先传递为前提，尽可能充分传递原语信息所可能包含的多重意义，以争取原文和译文在指称、语用和言内三个层次上最大限度的等值[3]。
三、两种理论的翻译本质观
如前所述，目的论是针对以对等为基础的翻译理论提出来的，但弗米尔并不排斥等值或等效，只是反对把它视为所有翻译活动和译文评价的通用指导原则和标准。弗米尔认为尽量忠实地模仿原文是一个合法的翻译目的，但译者必须明了其行动的后果，也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译文在目标文化里会产生什么效果，与原文在原文化中的效果有多大差异[4]。由此可以推知目的论主张译者在翻译之前必须参照翻译的目的弄清楚：等值或等效是否必要；如果必要，就要确定在哪些方面和多大程度上实现等值（效）。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的主要理论贡献是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解码和编码机制，但其翻译原则仍旧停留在等值（效）上。那么两种理论的差异就集中体现在这一问题上，即等值（效）只是众多可能的翻译目的之一，还是一切翻译的共同目标呢？要想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考察两种理论对翻译现象的解释力，为此不妨举出几个翻译实例来说明。
例一：某地召开投资洽谈会，要将一位领导的讲话稿译成英文，供到场外籍人士参阅。该讲话稿中满是“在秋风送爽、硕果飘香之际……”“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在兄弟单位的大力协助之下，在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之下……”之类官腔。译者是尽力实现译文与原文的等效呢，还是与会议主办单位协商，将上述官腔省略或换上内容实际且为外籍与会者接受的文字呢？
例二：设若该领导走上会场，习惯地来了句“请坐”，而实际上台下的听众都已坐好。这种情况下，译员是忠实地将这位领导的口误译成“Be seated， please”，还是随机应变，用体现寒暄功能的“Good morning”来避免尴尬呢？
例三：一家小型纺织企业为开辟非洲某国家市场，请人为其翻译产品推介资料。而此人恰好知晓该国纺织品市场已为国内某大型企业所垄断，因此这家小企业打入该国市场近乎不可能。这时译者是等效翻译以赚取佣金，还是将真相告知厂家，根本不翻译呢？
这三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即译文的预期目的与原文或多或少有所差异。此时，不论解码和编码如何全面、深刻，只要译者固守等值（效）原则，其译文最终仍无法达到预期目的。目的论则可以解放译者的手脚，使其根据具体的翻译任务，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成功地实现交流目的。例如，译者可以采取各种合理可行的策略，如删（例一）、变（例二），甚至零翻译（例三）。 或许有人认为目的论不适合《圣经》、诗歌、散文和小说等文学翻译，因为这类原文都属于所谓的“神圣”文本，必须忠实翻译，以实现译文与原文的等值（效）。正如弗米尔所言，等值（效）是合法的翻译目的之一，因此只要符合翻译任务的要求，目的论并不反对用等值（效）原则指导上述文本的翻译，例如，将《圣经》翻译给中国教徒。至于能否最终实现译文与原文的等效，则依赖于译者的解码和编码水平，与目的论自身无涉。我们还必须承认这些“神圣”文本可能会被翻译成与原文交际目的不同的译文，如将《圣经》故事翻译给儿童阅读，将弥尔顿的《失乐园》翻译成语言文字学家的参考资料，等等。再者，今天非文学翻译的绝对优势已毋庸置疑，因此文学翻译的标准不能以偏概全，由此可见，目的论对翻译本质的认识要比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即奈达翻译思想）更具包容性，对于翻译现象也有非后者所能及的解释力。
四、两种理论的影响力
目前国内对目的论的研究多集中一些特定文本的翻译上，如广告、医药说明书、电影字幕和幽默等。这固然有国内学者译介时间尚短的原因，却也与国内翻译研究的实用主义倾向有关[4]，即只关注这一理论能解决哪些具体翻译问题，忽视了这种纯理论的认知功能，即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翻译本质的作用。对翻译本质的新认识会引发翻译研究和教学领域的根本性变革，能更为科学地指导翻译实践，因此我们对目的论理解和认识不应被“目的”二字所误导，而更应关注这一理论给翻译研究和教学带来的深层次影响。
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被国内学者认为是“比较全面的翻译方法”[5]，“学习和研究翻译的一个理想的切入口”[6]，以及是“比较合适的翻译研究和教学的核心理论”[3]。产生这种好评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的翻译原则与我国传统翻译理论标榜的“信”或“忠实”不谋而合，自然容易为国内翻译学者接受。陈宏薇认为“意义相似，功能相似”的翻译原则与传统翻译标准的核心“信”有着等同的内涵[6]，而劳陇则明确指出严复、奈达和纽马克的翻译理论殊途同归[7]。二是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在坚持等值（效）原则（即“信”）的同时，还为实现等效找到了全面的解码和编码方式。这种方式具有坚实的语言学、交际学、社会符号学基础，因而有别于“信达雅”、“神似”和“化境”等抽象空泛的传统译学术语。总之，奈达的翻译思想既暗合了中国传统翻译原则，又为贯彻该原则提供了传统译学无法提供的科学方法，自然格外受人青睐。
综上所述，国内译学界之所以轻目的论而重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并非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能说明翻译的本质，更符合翻译实践，而是由于我们忽略了前者的纯理论功能，迷信后者的解码、编码方式并抱守等值（效）为一般翻译原则，为此我们亟须重新考量这两种理论的价值和意义，以期促进翻译研究和教学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Vermeer，Hans J..A Skopos Theory of Translation[M].Heidelberg：TEXTconTEXT—Verlag，1996.
[2]Nida，E.A.，C.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J.Brill，1969.
[3]柯平.论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A].香港中文大学两岸三地翻译教学研讨会大会演讲论文集[C].1997.
[4]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5]Nida，E.A..Translating Meaning[M].San Ditmas，CA：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1982.
[6]陈宏薇.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研究[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6，（3）.
[7]劳陇.“殊途同归”——论严复、奈达和纽马克翻译理论的一致性[J].外国语，1990，（5）.
本文是山东万杰医学院教研项目《目的论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改革的契合性研究》（X10JY0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