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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春天，李实参加了赵人伟教授牵头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成立的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并开始了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民间收人调查。从2002年第三次调查开始，李实已接棒赵人伟，成为项目主持人。
20年来，李实一直走在调查民间收入与分配的路上。
8月15日，北京市统计局也展开了空前的调查。这天开始，按照国家统计局统一部署，北京市统计局千名调查员开始人户调查3万户城镇住户基本情况。而且，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选取50万户样本，这是从来未有的调查规模。
在官方与民间展开收入调查的背后，是当前中国各阶层收入差距仍在逐步拉大的现实。其实早在去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时隔一年，国资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多家中央机构已开始行动。新一轮的收入分配改革似乎正在展开。
李实，51岁，山东人，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
在北师大经管学院的会议室里，录音机已经开启，他仍在解释自己不是合适的受访对象，并一再推荐老师赵人伟，“整个过程他更熟悉一些。”
他讲话时习惯性地低着头，微眯着眼睛，声音偶尔会被嗡嗡作响的空调盖过。
脑体倒挂的八九十年代
时间回到1987年。
在荷兰进修了一年的李实刚回到社科院经济所。当年刚刚登陆中国的福特基金会找到经济所，希望赞助一些课题研究。所长董辅扔感兴趣的是国企改革，而副所长赵人伟感兴趣的则是收入分配。
两个课题组分别成立，有感于当时“脑体倒挂”之严重的李实加入了后者。
1987年，十三大确定加快城市改革步伐。“一些企业实行承包制，完成了任务后就可以多发奖金，而一些研究部门、大学教授收入还是原地踏步。”
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1988年的中国，个体户收入超过大学教授也已经不是新鲜事。“收入分配开始引起社会关注和讨论。”
但当时国内的研究基本上还是议论性、描述性的，缺少应有的实证分析。
到1989年3月，问卷在全国28个省市的农村和10个省市的城镇下发，是为中国首次全国规模的民间收入调查。
5月，问卷陆续收回。这时，社科院的研究工作，却也旋即陷入停顿了。“到1990年才稍微好一点。”李实说。终于在1993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英文同时出版。
根据赵、李等人的估算，1988年，中国农村基尼系数是0.325，城市是0.233，全国的基尼系数则达到了0.382，逼近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有媒体描述，“这个数据令政府和学术界都大吃一惊。”
不过李实认为，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上半期，虽然基尼系数在增加，但整个社会对收入分配的看法“还不是那么强烈”。
经济改革的代价谁承担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及随后召开的“十四大”最终确定了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也开始发挥基本的作用。
“九十年代上半期收入差距扩大有个特点：大家看重的是机会上的均等，虽然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得很快，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也在上升，并没有出现绝对意义上的两极分化，低收入人群还有收入增加的机会。”李实解释。
到1995年第二次调查开始时，事情已经有了不同。
李实他们去东北做问卷调查，明显可以感受到社会空气的变化。那时下岗失业刚刚开始，李实记得锦州的一对夫妇，妻子下岗了，想“再就业”却因没有后门屡屡被拒，只好在街道做临时工，丈夫为了供女儿读书，去蹬三轮车，一天大概能挣10块钱，“身体不好，瞪五六个小时就达到极限了，当时锦州的三轮黄包车到处都是……”
有时候问着问着，被调查者开始生气、开始骂。当地一位陪同调查员感到害怕，劝他们这种家庭最好不要去，“你一调查把他们情绪勾起来，有时会失去控制。”
第二次调查显示，1995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45，7年间基尼系数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
李实在1999年还另外主持了一个城镇调查，主编了一本著作，名为《经济转型的代价》。他在书中探讨，改变原有企业经营模式，企业肯定要进行重组，职工要分流，部分人员要下岗失业，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要付代价的，但这个代价要由谁来付?是不是要全部由职工来付?政府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给下岗失业人员更多的经济补偿?如果国家没有财政能力，那你可以把这个过程适当延长一些，没必要搞得这么快……
“说到底还是当时政府不够谨慎，你可以逼迫下岗失业职工去再就业，但这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是很痛苦的过程。”
不断攀高的基尼系数
1996年，由于几年的农产品价格提高，增加了农民收入，全国基尼系数略有下降，之后又开始回升。“2000年回升到1995年的水平，到2002年又有所上升。”
根据第三次调查的估算，2002年全国基尼系数是0.454，李实说，尽管上升得不是很明显，但最大的问题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比1995年明显地扩大了。
2005年年底，李实在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发言，呼吁人们除了关注城乡收入差距外，对财产的差距给予更多的关注。“全国2002年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是0.55，比收入差距还要高出10个百分点。”
李实说他和印度学者探讨两国贫富差距的问题，“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如果单看收入差距指标，两国差不多，但如果你去过印度，这种差距从感官上看会更明显。”
他自己去印度时，也被紧邻高楼大厦的贫民窟所震撼，“夏天那个味儿啊!”但他说，中国的差距是“隐性”的，看不到不等于不存在。
所以他极力呼吁缩小由于政策因素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比如城乡分隔的政策。“印度的农民牵着毛驴就上大街了，他认为这是他的权利。”
2007年8月，广州。气温之高堪比当下的股市与楼市。学者孙立平在一个论坛上提出他的看法：现有制度无法容纳工人争取权益的行动，所以按劳动分配分不下去，“怎么办?这就按照资本来分，所以房地产和股市就是现在最现实的财富分配过程。”
“但如果说这两年我也没有买房子、也没有买股票，我就在建筑工地上当工头了，那你就一分也没有分到，你一分也没有分到，对不起，你还得承担这分的代价，什么代价?你得按照现在的价格买猪肉吧!……现在我们面临一个规模空前的财富分配的过程。”
同样是2007年8月，李实也出发了。这位实证学者在宁夏待了一周，考察剩余劳动力转移情况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这是第四次调查新增的一个研究题目，而之前的收入分配，也将持续研究下去。
“估计还会拉大。”他预测。
需要警惕的危险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缩小收入差距”的说法?
李实：在是否应该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上，我是认同左派的，但在如何缩小差距的问题上，我和一些左派是不同的。缩小差距不意味着要回到传统体制下的“大锅饭”，缩小差距是有选择的，怎么选择?应该消除那些由于不公平的因素而带来的收入差距，包括垄断、权力、腐败等因素带来的收入差距。另外，要想办法缩小由于政策因素而导致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分隔的政策，包括长期实行的重城轻乡的财政分配政策等。
人物周刊：就收入分配问题，你会给决策部门提什么意见?
李实：收入分配需要一个全盘的考虑和长期的规划，更重要的是，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要进行系统的监测，以对它变化的特点及时地加以把握，从而可以不失时机地调整我们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
人物周刊：我们社会对于收入差距的拉大还不够重视?
李实：对。我们还是把收入分配的问题理解为局部性问题，它其实涉及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和发展战略选择有关，和整个经济结构有关、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有关、和公共政策制定有关，等等。我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人物周刊：贫富差距方面，你比较担心什么问题?
李实：有两个问题比较担心，一个是等到这个问题影响到社会稳定，到时再采取一些政策，也许就来不及了；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现在不改变分配格局，一旦强势的利益集团形成，到时想改变都改变不了。从富人出现到富人集团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中国还没有明显出现一个富人集团，这个集团会公开地影响政府决策，像拉美国家一样。但如果我们不及早预防，这样一个过程是无法避免的。有一些领域已经有了苗头，需要格外警惕。
20年来，李实一直走在调查民间收入与分配的路上。
8月15日，北京市统计局也展开了空前的调查。这天开始，按照国家统计局统一部署，北京市统计局千名调查员开始人户调查3万户城镇住户基本情况。而且，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选取50万户样本，这是从来未有的调查规模。
在官方与民间展开收入调查的背后，是当前中国各阶层收入差距仍在逐步拉大的现实。其实早在去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时隔一年，国资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多家中央机构已开始行动。新一轮的收入分配改革似乎正在展开。
李实，51岁，山东人，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
在北师大经管学院的会议室里，录音机已经开启，他仍在解释自己不是合适的受访对象，并一再推荐老师赵人伟，“整个过程他更熟悉一些。”
他讲话时习惯性地低着头，微眯着眼睛，声音偶尔会被嗡嗡作响的空调盖过。
脑体倒挂的八九十年代
时间回到1987年。
在荷兰进修了一年的李实刚回到社科院经济所。当年刚刚登陆中国的福特基金会找到经济所，希望赞助一些课题研究。所长董辅扔感兴趣的是国企改革，而副所长赵人伟感兴趣的则是收入分配。
两个课题组分别成立，有感于当时“脑体倒挂”之严重的李实加入了后者。
1987年，十三大确定加快城市改革步伐。“一些企业实行承包制，完成了任务后就可以多发奖金，而一些研究部门、大学教授收入还是原地踏步。”
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1988年的中国，个体户收入超过大学教授也已经不是新鲜事。“收入分配开始引起社会关注和讨论。”
但当时国内的研究基本上还是议论性、描述性的，缺少应有的实证分析。
到1989年3月，问卷在全国28个省市的农村和10个省市的城镇下发，是为中国首次全国规模的民间收入调查。
5月，问卷陆续收回。这时，社科院的研究工作，却也旋即陷入停顿了。“到1990年才稍微好一点。”李实说。终于在1993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英文同时出版。
根据赵、李等人的估算，1988年，中国农村基尼系数是0.325，城市是0.233，全国的基尼系数则达到了0.382，逼近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有媒体描述，“这个数据令政府和学术界都大吃一惊。”
不过李实认为，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上半期，虽然基尼系数在增加，但整个社会对收入分配的看法“还不是那么强烈”。
经济改革的代价谁承担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及随后召开的“十四大”最终确定了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也开始发挥基本的作用。
“九十年代上半期收入差距扩大有个特点：大家看重的是机会上的均等，虽然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得很快，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也在上升，并没有出现绝对意义上的两极分化，低收入人群还有收入增加的机会。”李实解释。
到1995年第二次调查开始时，事情已经有了不同。
李实他们去东北做问卷调查，明显可以感受到社会空气的变化。那时下岗失业刚刚开始，李实记得锦州的一对夫妇，妻子下岗了，想“再就业”却因没有后门屡屡被拒，只好在街道做临时工，丈夫为了供女儿读书，去蹬三轮车，一天大概能挣10块钱，“身体不好，瞪五六个小时就达到极限了，当时锦州的三轮黄包车到处都是……”
有时候问着问着，被调查者开始生气、开始骂。当地一位陪同调查员感到害怕，劝他们这种家庭最好不要去，“你一调查把他们情绪勾起来，有时会失去控制。”
第二次调查显示，1995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45，7年间基尼系数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
李实在1999年还另外主持了一个城镇调查，主编了一本著作，名为《经济转型的代价》。他在书中探讨，改变原有企业经营模式，企业肯定要进行重组，职工要分流，部分人员要下岗失业，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要付代价的，但这个代价要由谁来付?是不是要全部由职工来付?政府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给下岗失业人员更多的经济补偿?如果国家没有财政能力，那你可以把这个过程适当延长一些，没必要搞得这么快……
“说到底还是当时政府不够谨慎，你可以逼迫下岗失业职工去再就业，但这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是很痛苦的过程。”
不断攀高的基尼系数
1996年，由于几年的农产品价格提高，增加了农民收入，全国基尼系数略有下降，之后又开始回升。“2000年回升到1995年的水平，到2002年又有所上升。”
根据第三次调查的估算，2002年全国基尼系数是0.454，李实说，尽管上升得不是很明显，但最大的问题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比1995年明显地扩大了。
2005年年底，李实在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发言，呼吁人们除了关注城乡收入差距外，对财产的差距给予更多的关注。“全国2002年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是0.55，比收入差距还要高出10个百分点。”
李实说他和印度学者探讨两国贫富差距的问题，“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如果单看收入差距指标，两国差不多，但如果你去过印度，这种差距从感官上看会更明显。”
他自己去印度时，也被紧邻高楼大厦的贫民窟所震撼，“夏天那个味儿啊!”但他说，中国的差距是“隐性”的，看不到不等于不存在。
所以他极力呼吁缩小由于政策因素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比如城乡分隔的政策。“印度的农民牵着毛驴就上大街了，他认为这是他的权利。”
2007年8月，广州。气温之高堪比当下的股市与楼市。学者孙立平在一个论坛上提出他的看法：现有制度无法容纳工人争取权益的行动，所以按劳动分配分不下去，“怎么办?这就按照资本来分，所以房地产和股市就是现在最现实的财富分配过程。”
“但如果说这两年我也没有买房子、也没有买股票，我就在建筑工地上当工头了，那你就一分也没有分到，你一分也没有分到，对不起，你还得承担这分的代价，什么代价?你得按照现在的价格买猪肉吧!……现在我们面临一个规模空前的财富分配的过程。”
同样是2007年8月，李实也出发了。这位实证学者在宁夏待了一周，考察剩余劳动力转移情况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这是第四次调查新增的一个研究题目，而之前的收入分配，也将持续研究下去。
“估计还会拉大。”他预测。
需要警惕的危险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缩小收入差距”的说法?
李实：在是否应该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上，我是认同左派的，但在如何缩小差距的问题上，我和一些左派是不同的。缩小差距不意味着要回到传统体制下的“大锅饭”，缩小差距是有选择的，怎么选择?应该消除那些由于不公平的因素而带来的收入差距，包括垄断、权力、腐败等因素带来的收入差距。另外，要想办法缩小由于政策因素而导致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分隔的政策，包括长期实行的重城轻乡的财政分配政策等。
人物周刊：就收入分配问题，你会给决策部门提什么意见?
李实：收入分配需要一个全盘的考虑和长期的规划，更重要的是，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要进行系统的监测，以对它变化的特点及时地加以把握，从而可以不失时机地调整我们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
人物周刊：我们社会对于收入差距的拉大还不够重视?
李实：对。我们还是把收入分配的问题理解为局部性问题，它其实涉及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和发展战略选择有关，和整个经济结构有关、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有关、和公共政策制定有关，等等。我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人物周刊：贫富差距方面，你比较担心什么问题?
李实：有两个问题比较担心，一个是等到这个问题影响到社会稳定，到时再采取一些政策，也许就来不及了；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现在不改变分配格局，一旦强势的利益集团形成，到时想改变都改变不了。从富人出现到富人集团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中国还没有明显出现一个富人集团，这个集团会公开地影响政府决策，像拉美国家一样。但如果我们不及早预防，这样一个过程是无法避免的。有一些领域已经有了苗头，需要格外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