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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出版史研究近年来体现出四个新动向：一是领域的拓展。时段研究开发出宋代和晚明的出版史研究领域，地域研究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中心扩展到了山东、四川以及边疆区域；二是视角的转变，历经了史料研究、文化研究到出版研究几种模式；三是理论的凸显，除了国内学界对编辑出版史原创理论的探索，对西方书史理论的引入成为一个热点；四是研究力量的多元。出版史的研究队伍由传统的藏书家、出版人和文史学者扩展到自然学科，同时形成了科研机构和高校教师为主的专职研究力量。
关键词：出版史；研究视角；书史理论
一、领域的拓展
近两年出版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趋势，应该说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内容的细化。
首先是研究时段上的拓展。我国的出版史研究中，印刷革命兴起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中之重。近两年的研究也不例外，《民国出版史》、《民国出版的特点探析》等为代表的专著和论文，占据着出版史研究的主要份额。对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张元济等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物的研究云蒸霞蔚，反映着民国出版史研究的盛况。但近两年的变化是民国之外其他时段的出版史也得到了集中的研究。
一是晚明时期。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晚明的图书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此，张献忠的《明中后期书商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策略》、许军的《明末纸价急降与大众图书市场的繁荣》、陈清慧的《明代藩府刻书研究》、章宏伟的《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和《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潘星星的《晚明杭州坊刻曲本研究》、罗志的《明清政治文化与内府刻书》等从图书市场、出版机构、出版物等方面对晚明图书业进行了审视。
另一个时段是宋代。宋代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关节点之一，不但出现了活字印刷的革新技术，而且宋代市民文化蓬勃兴起，为私刻的兴起准备了经济和读者基础。对此，杨玲的《宋代出版文化》、周宝荣的《走向大众：宋代的出版转型》、郭冰丽的《宋代私家刻书之贡献》等，立足于宋代的出版市场进行发言，重点探讨了出版业兴盛之后，以儒家经典和历书为核心的出版物，如何重建了新型的思想世界和都市文化秩序。繁盛的出版业同时催生了当时先进的出版制度，袁红军的《图书版权保护始于宋代》和杨春密的《宋代版权保护及其社会功能研究》，探讨了人文性凸显和制度性缺失的宋代版权保护；方宝璋、高月梅的《论宋代的出版管制》，则从另一侧面考察了宋代出版制度的局限一面。宋代开始，官刻大型图书兴盛，以《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为代表，系统整理了传统文化。苏勇强、陈久恩的《北宋经书子籍刊刻与“典籍中心主义”》、王建华的《唐宋时期道教典籍出版史研究》，张立园的《中国古代养生典籍出版史研究——以宋元养生典籍出版为中心》等，都从具体的典籍出版案例入手，探视了典籍的大量印刷传播与宋代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出版地域上的拓展。出版的繁盛，历来与经济、文化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出版史的研究地域也多集中于这些地方。譬如宋代的开封、杭州、苏州、南京，明代的杭州、建阳、眉山，近代的上海和北京等地。近两年的研究中，一些非中心区域也获得了不少关注。譬如山东地区的出版，近两年就有唐桂艳的《清代山东刻书史（一）》、任利荣的《清代山东坊刻举业书研究》、杨轶男的《清代运河城市聊城的坊刻出版业》和《市民文化视阈中的清代山东运河城市民间坊刻：以聊城书庄为中心的考察》、李红霞的《胶东书业与民国时期的济南出版业》等文章。作为一个在出版史上并未占据核心地位的出版区域，能得到如此关注，此前是不多见的。其他地域，尤其是一些非经济发达区域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关于四川的张忠《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关于山西的张苏梅的《民国时期阎锡山统治区的山西图书出版研究》、崔波的《1949年前山西境内新华书店的出版事业综述》，关于甘肃的白玉岱的《甘肃出版史略》、张晟国的《陕甘宁边区图书出版事业研究》，关于藏区的白冰、孙洋洋的《康巴藏族地区民族出版研究》，关于内蒙古的胡红梅的《民国时期呼和浩特蒙文编辑出版活动之概述》、哈顺通拉嘎的《“东蒙书局”之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只是地方出版史研究的吉光片羽，却反映出当前的出版史研究由中心地域向全方位区域的一个转换。
二、视角的转变
中国的出版史研究，经历过几次大的研究视角的转变。早期的研究，注重于史料的收集。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到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都延续着史料传统。直到当下，史料传统依然有着巨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之后，宋应离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袁亮先生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等，仅从书名就可看出编者的研究取向。这种研究模式是最为吃力的，也最见功夫和价值。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研究思潮的引入，把出版物视为影响社会变革的文化元素来进行探视的研究视角逐渐兴起。这一研究视角抛弃了在文本内容或者出版机构内部进行史料考辨的研究路数，把探究的重点放在了出版物和出版机构与某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上来。这些研究者大都来自于文史学界，他们从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使中国出版业的历史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近年来，随着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在国内影响越来越大，加之文化研究思潮、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等西方学说成为热潮，走这种文化研究思路的人越来越多。以近两年的研究来看，周其厚的《中华书局与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张世海的《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出版文化》、肖超的《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肖朗等人的《民国教育界与出版界的互动及其影响——以王云五的人际交游为考察中心》、王建辉的《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高奋的《辛亥革命前国内重要翻译机构的出版活动与西学的传播》、冯保善的《明清江南出版业与明清话本小说的兴衰》、刘天振的《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代晓冬的《“民族镜像”的认同之舞：试论〈新青年〉的出版史意义》、喻永庆的《〈中华教育界〉与民国时期教育改革》、张霞的《出版与近代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博玫的《中国近现代出版理念与知识分子现代性转型的内在关系》等一大批成果，都采用了一种文化研究的视角。换句话说，在近两年的研究成果中，某某书局、某某人物与某某文化现象的关系”这样的题目，已经成为出版史研究一个不胜枚举的研究现象。 史料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思路，构成了出版史研究的主线，至少在近十年内，出版史的主要成果是可以划分在这两大门类之下的。但近年来，随着出版学科的日渐成熟，出版史研究的另一视角——“出版”研究，开始成为学界逐渐考虑的一个问题。1982年，罗伯特·达恩顿发表开创性的论文《什么是书史》，从出版学意义上，为书史的研究画了一个循环的圆圈。圆圈从作者开始，经过编者—印刷商—运输商—书商—读者等多个环节，构成了图书出版的全过程。因此，“出版”意义上的出版史研究，似乎更应该从以上的几个关节点入手进行考察，而不仅仅是出版内容的审视。在这种思路之下，近年来的研究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2011年10月，赵健的《范式革命：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发端（1862—1937）》从书籍装帧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书籍设计的现代性如何发端这一问题。其采用了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在线装书到洋装书这一图书形制的转变之外，又探讨了平装书具有的现代化表征、版面结构与阅读习惯的革命等版本之外的问题，从而具有了现代出版学的特征。此外，近两年体现出版史研究中“出版”特征的，还有出版流通和出版制度的研究。出版流通方面，杜金的《明清民间商业运作下的“官箴书”传播——以坊刻与书肆为视角》和《清代高层官员推动下的“官箴书”传播——以陈宏谋、丁日昌为例》二文，从民间、官员两个层面分析了“官箴书”的传播方式，甘于黎的《中国古代的“佣书”业与图书流通》，则从古代出版业独特的“佣书”现象入手，分析了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图书流通渠道。出版制度方面，张运君的《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袁红军的《图书版权保护始于宋代》、杨春密的《宋代版权保护及其社会功能研究》、范军的《略论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三种形式》、张天星的《晚清报刊摘录转载的实践与中国现代版权制度的建立》、王昌善的《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吴科达的《近代中国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历史反思》、罗执廷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民国出版机制》等等，从不同方面审视古代版权、出版审查等制度因素，也反映了出版业改制后出版史研究的一个自觉回应。
三、理论的凸显
出版史，在欧美学界的对应产物，应为“书史”（book history）。欧美学界的书史研究，起步很早，也更为成熟。尤其是书史理论方面，产生了罗杰·夏尔提埃《文本、印刷、阅读》、罗伯特·达恩顿《什么是书史》、戴维·芬克尔斯坦等《书史导论》和《书史理论读本》、媒介环境学派瓦尔特·翁、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和理论著作。近两年，随着出版文化成为学术热点，一些学者也开始涉猎出版史元理论的研究。
对于出版史理论来说，首先要提到的是刘光裕发表在《出版史料》上的《关于出版史料学》和《关于出版史料学（续）》。刘先生提出“出版诞生是出版史的历史起点，出版诞生以前的历史是出版的史前时期”；“书商的作用与读者传写的作用，两者此消彼长，联系起来思考才能成功”；“从出版学分析，……读者传写兼有书籍生产与书籍流通两种功能”等等。诸如此类观点，都代表着老一代学人对出版史研究理论的拳拳之心。刘先生在综合学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出版史料学的建议，是本土学者试图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史理论的报春之燕，其意义是不能单纯用理论创新的尺度来衡量的。
其次是对西方书史研究的引介。2012年底，何朝晖先生翻译了英国学者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合著的《书史导论》。两位作者多年从事书史的研究和教学，编过知名的《书史理论读本》，涵括了西方学界的所有出版史理论。《书史导论》就按照《书史理论读本》中的分类，从书史理论、媒介技术、读者理论等多个方面，集中梳理了20世纪西方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变化趋势、学术流派和理论方法。理论介绍之外，西方书史的专题研究著作，近年来也翻译日盛。2011年8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荷兰H.L.皮纳的《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概括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图书的产生、发展与变化，读者范围和阅读习惯的演变，以及经典文献的传播过程。2012年12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上下两卷，系统研究了出版业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同时涉及英国、美国和爱尔兰的出版业。可以说，对于中国出版史研究理论的建设，如果要向西方学界寻求资源的话，书史理论的介绍和书史专题著作的译介，正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就此而言，近两年的出版史研究在这方面的步伐是明显加快了的，譬如商务印书馆的“书史译丛”，列了《书史导论》、《莎士比亚与书》等六本，而不再像此前那样把某一本放在“社会史”、“文明史”之中进行译介。
四、研究力量的多元
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最初是由古代藏书家们组成的。编制目录，考辨版本是藏书家们经常从事的工作。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开此源流，此后徐康《前尘梦影录》、钱曾《读书敏求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一直到清末民初叶德辉《书林清话》、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都是藏书家从事出版史研究的代表。到了当下，这个传统依然余脉流传。譬如近年来在期刊界异军突起的谢其章先生，就是国内民国期刊收藏的翘楚。他借助丰富的藏品，《创刊号剪影》、《终刊号丛话》、《书呆温梦录》等一批书话体的集子问世，保留了一些出版史的原始材料。此外，近年来出版史研究界的知名人物如收藏古籍的田涛先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陈子善先生、亦编亦作的姜德明先生等，也都有着藏书家的身份。
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新出版业的兴盛，出版家和编辑家成为出版史研究新的力量。张元济《校史随笔》、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杨家骆《出版学》、平襟亚（秋翁）《三十年前之期刊》等，都有出版家的切身关怀。此后赵家璧《编辑忆旧》系列、张静庐八卷本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延续了这一传统。当今出版史研究界的先进王仿子、宋应离、方厚枢、吴道弘、李瑞良等先生，都从事编务多年。新世纪以来，出版史界有两套大书，一是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一是原新闻出版总署领导领衔的《中国出版通史》，前者的主编宋原放早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后来又担任了出版界的领导；后者的作者群体中，好几位都是出版界的元老。中青年一辈的学人中，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范军先生、曾主持长江出版集团的王建辉先生，也是出版人从事出版史研究的典范。
但近年来新的变化，是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日趋多元。一是研究群体的多元。在藏书家和出版人之外，出版史的研究队伍首先加入了一批与出版学科关联密切的文史学者，并带来了前文所说的“文化研究”视角。此外，一些自然科学如医学、理学、农学等学科，也开始认识到作为一种主要媒介，出版业的变革，带给知识系统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值得所有学科去审视。二是专职研究群体的出现。对于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我们提及藏书家、出版家，或者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总有些旁敲侧击的意味。毕竟对于他们来说，无论出于什么初衷，出版史的研究都不是本职工作。近年来，则出现了一批专一从事出版史研究的学人。他们一方面来自研究机构，主要是社科院系统和原新闻出版总署下设的新闻出版研究院。另一方面来自大学，或是设在管理学门类的图书馆学科，如北京大学的王余光，南京大学的张志强、徐雁，武汉大学的吴永贵等；或是设于文学门类的编辑出版学科，如复旦大学的姚福申、河北大学田建平等。如果从广义的出版史来说，还可以加上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先生以及他的众多弟子。这些专职研究者，与其他学科旁敲侧击的研究者一起，构成了当下出版史研究力量百花齐放的局面。
（王鹏飞，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苏晓珍，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孤岛文学期刊研究”（项目编号：13YJC751056）和河南省社科项目“‘孤岛’文学研究——以文学期刊为中心”（项目编号：2011CWX007）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吴永贵.2000—2005年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J].出版科学，2006（6）.
[2]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309.
[3] 刘光裕.关于出版史料学[J].出版科学，2011（1）.
关键词：出版史；研究视角；书史理论
一、领域的拓展
近两年出版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趋势，应该说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内容的细化。
首先是研究时段上的拓展。我国的出版史研究中，印刷革命兴起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中之重。近两年的研究也不例外，《民国出版史》、《民国出版的特点探析》等为代表的专著和论文，占据着出版史研究的主要份额。对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张元济等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物的研究云蒸霞蔚，反映着民国出版史研究的盛况。但近两年的变化是民国之外其他时段的出版史也得到了集中的研究。
一是晚明时期。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晚明的图书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此，张献忠的《明中后期书商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策略》、许军的《明末纸价急降与大众图书市场的繁荣》、陈清慧的《明代藩府刻书研究》、章宏伟的《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和《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潘星星的《晚明杭州坊刻曲本研究》、罗志的《明清政治文化与内府刻书》等从图书市场、出版机构、出版物等方面对晚明图书业进行了审视。
另一个时段是宋代。宋代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关节点之一，不但出现了活字印刷的革新技术，而且宋代市民文化蓬勃兴起，为私刻的兴起准备了经济和读者基础。对此，杨玲的《宋代出版文化》、周宝荣的《走向大众：宋代的出版转型》、郭冰丽的《宋代私家刻书之贡献》等，立足于宋代的出版市场进行发言，重点探讨了出版业兴盛之后，以儒家经典和历书为核心的出版物，如何重建了新型的思想世界和都市文化秩序。繁盛的出版业同时催生了当时先进的出版制度，袁红军的《图书版权保护始于宋代》和杨春密的《宋代版权保护及其社会功能研究》，探讨了人文性凸显和制度性缺失的宋代版权保护；方宝璋、高月梅的《论宋代的出版管制》，则从另一侧面考察了宋代出版制度的局限一面。宋代开始，官刻大型图书兴盛，以《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为代表，系统整理了传统文化。苏勇强、陈久恩的《北宋经书子籍刊刻与“典籍中心主义”》、王建华的《唐宋时期道教典籍出版史研究》，张立园的《中国古代养生典籍出版史研究——以宋元养生典籍出版为中心》等，都从具体的典籍出版案例入手，探视了典籍的大量印刷传播与宋代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出版地域上的拓展。出版的繁盛，历来与经济、文化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出版史的研究地域也多集中于这些地方。譬如宋代的开封、杭州、苏州、南京，明代的杭州、建阳、眉山，近代的上海和北京等地。近两年的研究中，一些非中心区域也获得了不少关注。譬如山东地区的出版，近两年就有唐桂艳的《清代山东刻书史（一）》、任利荣的《清代山东坊刻举业书研究》、杨轶男的《清代运河城市聊城的坊刻出版业》和《市民文化视阈中的清代山东运河城市民间坊刻：以聊城书庄为中心的考察》、李红霞的《胶东书业与民国时期的济南出版业》等文章。作为一个在出版史上并未占据核心地位的出版区域，能得到如此关注，此前是不多见的。其他地域，尤其是一些非经济发达区域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关于四川的张忠《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关于山西的张苏梅的《民国时期阎锡山统治区的山西图书出版研究》、崔波的《1949年前山西境内新华书店的出版事业综述》，关于甘肃的白玉岱的《甘肃出版史略》、张晟国的《陕甘宁边区图书出版事业研究》，关于藏区的白冰、孙洋洋的《康巴藏族地区民族出版研究》，关于内蒙古的胡红梅的《民国时期呼和浩特蒙文编辑出版活动之概述》、哈顺通拉嘎的《“东蒙书局”之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只是地方出版史研究的吉光片羽，却反映出当前的出版史研究由中心地域向全方位区域的一个转换。
二、视角的转变
中国的出版史研究，经历过几次大的研究视角的转变。早期的研究，注重于史料的收集。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到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都延续着史料传统。直到当下，史料传统依然有着巨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之后，宋应离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袁亮先生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等，仅从书名就可看出编者的研究取向。这种研究模式是最为吃力的，也最见功夫和价值。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研究思潮的引入，把出版物视为影响社会变革的文化元素来进行探视的研究视角逐渐兴起。这一研究视角抛弃了在文本内容或者出版机构内部进行史料考辨的研究路数，把探究的重点放在了出版物和出版机构与某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上来。这些研究者大都来自于文史学界，他们从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使中国出版业的历史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近年来，随着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在国内影响越来越大，加之文化研究思潮、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等西方学说成为热潮，走这种文化研究思路的人越来越多。以近两年的研究来看，周其厚的《中华书局与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张世海的《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出版文化》、肖超的《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肖朗等人的《民国教育界与出版界的互动及其影响——以王云五的人际交游为考察中心》、王建辉的《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高奋的《辛亥革命前国内重要翻译机构的出版活动与西学的传播》、冯保善的《明清江南出版业与明清话本小说的兴衰》、刘天振的《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代晓冬的《“民族镜像”的认同之舞：试论〈新青年〉的出版史意义》、喻永庆的《〈中华教育界〉与民国时期教育改革》、张霞的《出版与近代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博玫的《中国近现代出版理念与知识分子现代性转型的内在关系》等一大批成果，都采用了一种文化研究的视角。换句话说，在近两年的研究成果中，某某书局、某某人物与某某文化现象的关系”这样的题目，已经成为出版史研究一个不胜枚举的研究现象。 史料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思路，构成了出版史研究的主线，至少在近十年内，出版史的主要成果是可以划分在这两大门类之下的。但近年来，随着出版学科的日渐成熟，出版史研究的另一视角——“出版”研究，开始成为学界逐渐考虑的一个问题。1982年，罗伯特·达恩顿发表开创性的论文《什么是书史》，从出版学意义上，为书史的研究画了一个循环的圆圈。圆圈从作者开始，经过编者—印刷商—运输商—书商—读者等多个环节，构成了图书出版的全过程。因此，“出版”意义上的出版史研究，似乎更应该从以上的几个关节点入手进行考察，而不仅仅是出版内容的审视。在这种思路之下，近年来的研究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2011年10月，赵健的《范式革命：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发端（1862—1937）》从书籍装帧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书籍设计的现代性如何发端这一问题。其采用了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在线装书到洋装书这一图书形制的转变之外，又探讨了平装书具有的现代化表征、版面结构与阅读习惯的革命等版本之外的问题，从而具有了现代出版学的特征。此外，近两年体现出版史研究中“出版”特征的，还有出版流通和出版制度的研究。出版流通方面，杜金的《明清民间商业运作下的“官箴书”传播——以坊刻与书肆为视角》和《清代高层官员推动下的“官箴书”传播——以陈宏谋、丁日昌为例》二文，从民间、官员两个层面分析了“官箴书”的传播方式，甘于黎的《中国古代的“佣书”业与图书流通》，则从古代出版业独特的“佣书”现象入手，分析了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图书流通渠道。出版制度方面，张运君的《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袁红军的《图书版权保护始于宋代》、杨春密的《宋代版权保护及其社会功能研究》、范军的《略论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三种形式》、张天星的《晚清报刊摘录转载的实践与中国现代版权制度的建立》、王昌善的《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吴科达的《近代中国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历史反思》、罗执廷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民国出版机制》等等，从不同方面审视古代版权、出版审查等制度因素，也反映了出版业改制后出版史研究的一个自觉回应。
三、理论的凸显
出版史，在欧美学界的对应产物，应为“书史”（book history）。欧美学界的书史研究，起步很早，也更为成熟。尤其是书史理论方面，产生了罗杰·夏尔提埃《文本、印刷、阅读》、罗伯特·达恩顿《什么是书史》、戴维·芬克尔斯坦等《书史导论》和《书史理论读本》、媒介环境学派瓦尔特·翁、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和理论著作。近两年，随着出版文化成为学术热点，一些学者也开始涉猎出版史元理论的研究。
对于出版史理论来说，首先要提到的是刘光裕发表在《出版史料》上的《关于出版史料学》和《关于出版史料学（续）》。刘先生提出“出版诞生是出版史的历史起点，出版诞生以前的历史是出版的史前时期”；“书商的作用与读者传写的作用，两者此消彼长，联系起来思考才能成功”；“从出版学分析，……读者传写兼有书籍生产与书籍流通两种功能”等等。诸如此类观点，都代表着老一代学人对出版史研究理论的拳拳之心。刘先生在综合学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出版史料学的建议，是本土学者试图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史理论的报春之燕，其意义是不能单纯用理论创新的尺度来衡量的。
其次是对西方书史研究的引介。2012年底，何朝晖先生翻译了英国学者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合著的《书史导论》。两位作者多年从事书史的研究和教学，编过知名的《书史理论读本》，涵括了西方学界的所有出版史理论。《书史导论》就按照《书史理论读本》中的分类，从书史理论、媒介技术、读者理论等多个方面，集中梳理了20世纪西方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变化趋势、学术流派和理论方法。理论介绍之外，西方书史的专题研究著作，近年来也翻译日盛。2011年8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荷兰H.L.皮纳的《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概括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图书的产生、发展与变化，读者范围和阅读习惯的演变，以及经典文献的传播过程。2012年12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上下两卷，系统研究了出版业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同时涉及英国、美国和爱尔兰的出版业。可以说，对于中国出版史研究理论的建设，如果要向西方学界寻求资源的话，书史理论的介绍和书史专题著作的译介，正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就此而言，近两年的出版史研究在这方面的步伐是明显加快了的，譬如商务印书馆的“书史译丛”，列了《书史导论》、《莎士比亚与书》等六本，而不再像此前那样把某一本放在“社会史”、“文明史”之中进行译介。
四、研究力量的多元
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最初是由古代藏书家们组成的。编制目录，考辨版本是藏书家们经常从事的工作。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开此源流，此后徐康《前尘梦影录》、钱曾《读书敏求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一直到清末民初叶德辉《书林清话》、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都是藏书家从事出版史研究的代表。到了当下，这个传统依然余脉流传。譬如近年来在期刊界异军突起的谢其章先生，就是国内民国期刊收藏的翘楚。他借助丰富的藏品，《创刊号剪影》、《终刊号丛话》、《书呆温梦录》等一批书话体的集子问世，保留了一些出版史的原始材料。此外，近年来出版史研究界的知名人物如收藏古籍的田涛先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陈子善先生、亦编亦作的姜德明先生等，也都有着藏书家的身份。
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新出版业的兴盛，出版家和编辑家成为出版史研究新的力量。张元济《校史随笔》、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杨家骆《出版学》、平襟亚（秋翁）《三十年前之期刊》等，都有出版家的切身关怀。此后赵家璧《编辑忆旧》系列、张静庐八卷本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延续了这一传统。当今出版史研究界的先进王仿子、宋应离、方厚枢、吴道弘、李瑞良等先生，都从事编务多年。新世纪以来，出版史界有两套大书，一是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一是原新闻出版总署领导领衔的《中国出版通史》，前者的主编宋原放早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后来又担任了出版界的领导；后者的作者群体中，好几位都是出版界的元老。中青年一辈的学人中，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范军先生、曾主持长江出版集团的王建辉先生，也是出版人从事出版史研究的典范。
但近年来新的变化，是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日趋多元。一是研究群体的多元。在藏书家和出版人之外，出版史的研究队伍首先加入了一批与出版学科关联密切的文史学者，并带来了前文所说的“文化研究”视角。此外，一些自然科学如医学、理学、农学等学科，也开始认识到作为一种主要媒介，出版业的变革，带给知识系统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值得所有学科去审视。二是专职研究群体的出现。对于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我们提及藏书家、出版家，或者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总有些旁敲侧击的意味。毕竟对于他们来说，无论出于什么初衷，出版史的研究都不是本职工作。近年来，则出现了一批专一从事出版史研究的学人。他们一方面来自研究机构，主要是社科院系统和原新闻出版总署下设的新闻出版研究院。另一方面来自大学，或是设在管理学门类的图书馆学科，如北京大学的王余光，南京大学的张志强、徐雁，武汉大学的吴永贵等；或是设于文学门类的编辑出版学科，如复旦大学的姚福申、河北大学田建平等。如果从广义的出版史来说，还可以加上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先生以及他的众多弟子。这些专职研究者，与其他学科旁敲侧击的研究者一起，构成了当下出版史研究力量百花齐放的局面。
（王鹏飞，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苏晓珍，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孤岛文学期刊研究”（项目编号：13YJC751056）和河南省社科项目“‘孤岛’文学研究——以文学期刊为中心”（项目编号：2011CWX007）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吴永贵.2000—2005年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J].出版科学，2006（6）.
[2]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309.
[3] 刘光裕.关于出版史料学[J].出版科学，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