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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出席峰会的外方代表时表示,“在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全球智库峰会,有利于集思广益。”“可以借助这个机会介绍中国应对危机和经济发展的情况,更希望全球智者们就中国发展攻略进行策对。”对此,嘉宾们积极回应,发表了诸多有价值的意见。
人民币会成为亚洲货币的雏形
刘遵义(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元和人民币会成为亚洲货币的雏形。欧元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形成的,所以在亚洲也需要多年之后才会形成一种统一的亚洲货币。
人民币汇率稳定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好事,人民币汇率稳定,要求中国销售美元,购买人民币,对美国是有好处的。但是对人民币成为一种更为广泛的货币,尤其在东亚国家替代美元成为东亚国家的货币,这是区域货币发展的趋势。可以建立替代性的结算体制,不能完全依赖美国或者其它国家来提供流动性,进行国际贸易。
这时候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区域性的结算体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以本国货币发行债券,拉丁美洲国家有这样的例子,他们在过去8～10年中一直这样在做,外国投资人就可以在那里进行投资。
人民币因为目前在东亚地区广泛被接受,有人认为人民币会成为一种新崛起的货币,比如在香港等地区。人民币也开始了自由兑换试点,这样在老挝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有可能让人民币成为更加国际化的货币,不过人民币首先要可自由兑换,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必须考虑的问题。
应在金融改革方面走得更快些
许思涛(世界经济学人集团中国区首席代表):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估计两三年,中国贸易总额会达到世界第一,超过德国。未来两年国际贸易将会受萎缩,中国做得最好的政策是放弃了传统的保护主义,加入到经济全球化方阵的前沿。通过本国振兴的产业结构来提振企业和国人信心,四万亿变成一个支点,就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像我们去医院打点滴一样,不能每天都打点滴,打完点滴以后,怎么样建立更平衡的饮食规划。
可喜的是,各产业受到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支持,比如钢铁,但是钢铁行业今年是全部亏损,因为铁矿石降的价钱远比钢材降价要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在金融改革方面走得更快一些。最近商务部批文,关于跨国公司在中国上市问题,这是非常好的做法,造成真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希望在全球真正形成让各国都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国钢铁业面临着四方面挑战
罗兰·威斯本(卢森堡安赛乐米塔尔公司全球副总裁):
无论是国家或者企业,对每一个危机都应该有反思。每次危机的循环都会有很多公司破产,我们公司在全球生产量下降了50%,这是很大的减产,因为我们是钢铁公司,占到全球钢铁市场的10%,每年钢产量是1.1亿吨到1.2亿吨左右,在欧洲、美国,有很多的业务和业务范围,因此这个削减量是很大的。金融危机后,对全球的计划进行了调整。因为钢铁是一种高科技产品,有很多消费需求。相信中国政府出台的刺激经济措施,将会进一步刺激中国钢铁产业有所增长。
中国钢铁产业面临着四方面挑战:第一,有很多很强大的中国钢铁企业,需要进行更多的研发和技术方面的发展。第二,需要很多的铁矿石,但资源缺少。第三,应该进一步加速钢铁业的整合,现在有一些进展,但是还不够,必须增加钢铁产品。特别是高端产品的附加值。第四,在环境保护方面,已成为中国钢铁等重工业的头件大事。
进一步加强在中国的研发投资
保罗·贺林(瑞士诺华公司集团研究总裁):
诺华是一个研发和创新的公司,在中国已有30多年的发展史,有很多业务部门在中国,最大的是制药企业,也有基因工程以及包括疫苗研发等,现在正在研制甲型H1N1流感疫苗。有近2万员工,30多亿人民币的销售,在中国的发展势头非常好。
目前,在中国已有的研发实验室和网络达650多个,为了更好地配合中国科学研发,从1998年开始和中国科学家进行互动,组织各种形式的论坛和研讨会。2007年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研发中心,有150多位科研人员。目标是把上海研发中心建成拥有1000多位科学专家的机构,能与欧美研发中心相提并论。
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将主要关注比较有特点的疾病的药品研究,比如说现在中国的癌症发病率比世界上其他地区要高很多,试图找到解决和治疗癌症的方法,如肝癌等其他疾病,希望专门为中国进行这方面的研发。诺华还会进一步继续在中国的投资,尤其在研发方面的投资,要把在中国的投资和开发作为诺华在全球战略的主战场。
中美能源问题的合作至关重要
罗恩(美国能源部研究中心主任):
当今世界,各国政府,还有企业,都正在努力致力于技术革新,来提供清洁能源,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来保护环境。就能源方面,希望美国能够与中国合作开发和利用,包括新技术、新能源、信息资源等领域的开发与合作。
中美需要尽快采取行动,因为全球气候正在变得越来越恶劣,两国要通力合作,在全球进行部署。
要借助国经中心这个平台创造中美间更美好的合作,达成中美能源问题等领域的合作共识。除了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还有私有企业方面的合作,希望企业与企业间在这方面建立合作关系。各国智库现在的工作就是让它变成现实。
全面推进中美经贸等领域合作
米勒·怀特(美国网络电视中心和美中伙伴关系
研究中心主席):
进入21世纪,国与国之间合作显得非常重要,特别是中美合作关系的不断升温,现在美国有一个新流派——称为中美关系新流派,主张新的中美关系,包括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等非常重要的内容。
美国中美关系新流派认为,化解金融危机只能通过长期的协作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误解是长期缺乏有效的沟通造成的。奥巴马总统非常看好中美之间的交流,奥巴马也希望能够寻找世界和平,包括美国和平新的基石。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举行了一系列的会晤,达成了合作伙伴共识,中美双方对合作伙伴关系制定了新的蓝图。在美国,实际上有许多政治家已经意识到中国与美国之间形成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多么重要。
中美关系共享蓝图已基本形成,包括一些外交的政策,包括中美之间的其他关系现在都在进行新一步的研究。我们要与国经中心进一步合作,来共同出版和撰写一些论文、书籍,促进中美之间在空间探索,包括科技、人道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建等方面进行合作。当然中国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发展模式,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对于美国而言,也不会完全走过去美国的路。双方会有更多分享与共识。
在中国的美企,双方经贸往来已深深扎根于民间的商业往来,包括政治高层的交流与互访,两国的友谊已经长存。美国在中国开设大量的合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可以在美国进行一系列并购,只要双方有利润、利益、互惠,才能真正建立友好的投资合作伙伴关系,像这样一种合资企业可以看成是中美双方“联姻”的爱情结晶。美国需要新的战略,在美元贬值之前需要建立大的战略,否则美元贬值对两国都会有很坏影响。中国也需要很大的战略,中美需要构建一个共同的蓝图。
全面推进中小企业贸易和融资
冯国经(国际商会主席):
在过去20年,世界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们生产商品的方式。我们曾在工厂里生产产品,这些工厂可能在一个国家,所有的生产环节都在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工厂进行。这样的制造过程在过去20年已经完全被分散化了,也就是生产过程的每一个部分现在已经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遍及世界的工厂当中。它使用信息技术和物流,将所有的东西进行整合和移动。最后到消费者手中时,看起来仍然是来自同一个工厂,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革新的生产方式。甚至可以把它称作是“供应链的解体”,把它分成很多部分。供应链的支解导致供应链的民主化,不同的部分现在都可以立即获得利益,就是全球的小企业,包括那些发达国家,更重要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小企业从中收益。
政府在出口信贷方面进行合作是今天国际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且还要将这方面的活动不断增大,需要把它增大到10倍,甚至更高,因为需要让全球的贸易都流动起来。中国只有让多边的贸易体系滚动起来,使之持续发展,以此推进中小企业贸易和融资。
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要走创新路
高瑞彬[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融危机下,中国是第一个走出低谷的国家,已经不容置疑,可是相对来说,不管是1%、8%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这个增长不能走旧路,必须要创新,而且是绿色的复苏。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不仅单纯只看GDP增长,同时也在社保、民生、节能减排环保等方面制定相对应的指标,这是一个能够比较长期、可持续的复苏的策略。从跨国公司的角度看,摩托罗拉一直非常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金融危机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应该把企业社会责任放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包括环保、节能、劳工和公司治理,这次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公司治理和监管上的问题造成的,都是值得借鉴的。在考虑这些因素的时候,可能会跟利润,包括跟增长有一定的矛盾。怎么样能够把平衡做好,来侧重这方面的考虑,取得更好的增长。比如,产能和需求都是相对的数,产能如何扩大需求,如何提高竞争力和效率,最终占领市场主导地位,这都需要通过创新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要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创新之路,同时要依靠产业科技革命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企业走出去应注意文化差异化
赵小兰(美国前劳工部长):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欧美国家的劳工法律也是企业最不熟悉、也最容易忽视的环节。比如在TCL收购法国汤姆逊的过程中就吃到了不少苦头,这就是中西文化差异所致。
中国企业在国外落脚,首先要考虑到并购风险,还要考虑到工厂厂址位置,国家政策走向,如何针对变化进行沟通等。美国需要公司的交易透明,公司还要考虑到美国对交易的期许,美国人需要什么,政府需要什么,联邦和地方政府需要什么,社区居民需要什么等。当一个公司进入新环境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底线在哪里?
主要是文化差异的问题。想要扩展海外业务的中国公司要十分了解自己投资的对象。他们是投资合作伙伴吗,如果不是,那么投资的究竟是什么?我认为重要的不仅仅是获得品牌,还要了解产品背后的经济基础,以及当地的市场经验。中国的管理部门很多。需要尽量去了解合作伙伴,了解将要进军的市场情况。还有很多文化因素,包括如何交流沟通,国家策略是如何制定的,需要考虑哪些国家政策,这些都是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是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
在美国,人们一直坚信工作培训和再培训的巨大作用。在我任劳工部长时,劳工部93%的预算都用于提供工作培训和再培训。美国社会和美国人都承诺会帮助失业者挺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时期,这些人失去了工作,需要新的技能并完善自我以适应新的工作。这并不是什么新变化。我们担忧的问题是美国闭关锁国,认为只要阻止外国人进入本国就可以保住就业机会并产生新的就业机会,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美国经济70%是由消费拉动的,大多数商品来自国外,其中很多都来自中国,一些观点认为美国只要关闭边境就能保持经济活力并产生新的就业机会,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中国应对危机经验值全球借鉴
萨拉·克利夫(世界银行行长代表、
世行东亚及太平洋战略与业务局局长):
中国在金融危机后作出的战略部署和发展方向,对全球的恢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以最短的路径完成最大的成就,这对于其他国家是一种鼓舞,倍受模仿。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采取了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来稳定中国的经济形势。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些改革可以全面的改变中国经济将来的增长态势和它的增长方式。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主要是投资于技术和制造领域,在未来,存在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对于像金融以及物流等行业进行更好的服务,这也能够吸引国内外的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对社会保护以及社会服务等领域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在面临持续性的金融危机的态势下,看到中国在区域的领导地位,能够促进区域的增长和发展。尤其是中国建立了中国东盟投资协定,将会对多边清迈协定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更好地展示中国以及东盟国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投资模式。同时反对保护主义,达到互利共赢。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将会对全球和地区带来巨大的借鉴意义。
中国迫切需要改善能源的结构
张海■(麦肯锡全球副董事):
目前,中国正面临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两大问题。据预测,中国未来20几年,到2030年GDP仍然会持续7%、8%的增长。中国的城镇化才进行了一半,预计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会超过10亿,未来30年还有很多人进入城市。这构成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主要原材料和基础物资生产的规模,在现有基础上还将进一步增加。以汽车为例,中国2008年已是全球最大的新车销售市场,到2020年,中国汽车销售量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另外,钢铁、水泥、电力、能源物资的消耗也会有大比例上涨。
在大需求的驱动下,对于环境的资源、土地、水、森林、农地等,中国政府从“十一五”开始已采取了大规模应对政策,包括单位GDP能耗的政策,包括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是非常有利的应对举措。初步测算表明,中国还会面临更加严峻的能源安全局势,也就是说原油的进口可能会占到整个原油消耗的80%。原油的进口总量可能会占到全世界原油产量的13%左右。包括一直都非常丰富的煤炭资源,也会出现供应缺口,需要一定比例的进口。同时碳的排放也会有大幅度增长,从2007年78亿吨左右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到2030年会增长到140亿吨左右,这个增长也会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这些都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在现有节能减排技术应用的基础之上,是不是有更多的节能减排机会,会在当前节能减排的基础上再取得一个质的飞跃。
因此我们需要一系列统筹兼顾,能够跨行业看问题的,并且能促进市场可行性技术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这当然不局限于中国政府一方的努力,包括中国的企业,甚至包括国际社会的合作,也会取得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中国改善能源的结构显得至关重要。
华商的责任应该是报效祖籍国
廖军强(世界华商总会执行主席):
中国企业走出去,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回来的少,在外面留下来的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后,需要当地的劳动力等资源,现在由于中国研发热,一大批海外学者进入了上百家当代中国研究机构,他们对当地的社会需求文化各个方面都非常了解,而且当地发展也有中国投资的需求。
2004年在联合国签订千年发展目标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联合国发出倡议,提出了世界华商发展目标。推出“中国制造”世界华商名牌系统,有利的提升中国名牌,同时也补充了世界名牌,这种创新的体系,能够把世界各国华商的产品,跨国企业的产品,用一种非主权国家的民意模式推向全球,树立中国名牌形象。
全球化最早是世界各国华人提出的,并且率先推动和实践,整个网络的发展,非常有效。在合作中,世界华商在各国通过家族化向经理化、人情化向制度化、本地化向人文化发展,取得很好的成果,东南亚的企业和香港、台湾地区的企业,尤为突出。最终海外华人企业肯定会从产业化、科教化和融合化方面发展,他们的责任应该是报效祖籍国。
(本刊峰会报道组)
人民币会成为亚洲货币的雏形
刘遵义(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元和人民币会成为亚洲货币的雏形。欧元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形成的,所以在亚洲也需要多年之后才会形成一种统一的亚洲货币。
人民币汇率稳定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好事,人民币汇率稳定,要求中国销售美元,购买人民币,对美国是有好处的。但是对人民币成为一种更为广泛的货币,尤其在东亚国家替代美元成为东亚国家的货币,这是区域货币发展的趋势。可以建立替代性的结算体制,不能完全依赖美国或者其它国家来提供流动性,进行国际贸易。
这时候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区域性的结算体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以本国货币发行债券,拉丁美洲国家有这样的例子,他们在过去8～10年中一直这样在做,外国投资人就可以在那里进行投资。
人民币因为目前在东亚地区广泛被接受,有人认为人民币会成为一种新崛起的货币,比如在香港等地区。人民币也开始了自由兑换试点,这样在老挝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有可能让人民币成为更加国际化的货币,不过人民币首先要可自由兑换,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必须考虑的问题。
应在金融改革方面走得更快些
许思涛(世界经济学人集团中国区首席代表):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估计两三年,中国贸易总额会达到世界第一,超过德国。未来两年国际贸易将会受萎缩,中国做得最好的政策是放弃了传统的保护主义,加入到经济全球化方阵的前沿。通过本国振兴的产业结构来提振企业和国人信心,四万亿变成一个支点,就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像我们去医院打点滴一样,不能每天都打点滴,打完点滴以后,怎么样建立更平衡的饮食规划。
可喜的是,各产业受到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支持,比如钢铁,但是钢铁行业今年是全部亏损,因为铁矿石降的价钱远比钢材降价要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在金融改革方面走得更快一些。最近商务部批文,关于跨国公司在中国上市问题,这是非常好的做法,造成真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希望在全球真正形成让各国都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国钢铁业面临着四方面挑战
罗兰·威斯本(卢森堡安赛乐米塔尔公司全球副总裁):
无论是国家或者企业,对每一个危机都应该有反思。每次危机的循环都会有很多公司破产,我们公司在全球生产量下降了50%,这是很大的减产,因为我们是钢铁公司,占到全球钢铁市场的10%,每年钢产量是1.1亿吨到1.2亿吨左右,在欧洲、美国,有很多的业务和业务范围,因此这个削减量是很大的。金融危机后,对全球的计划进行了调整。因为钢铁是一种高科技产品,有很多消费需求。相信中国政府出台的刺激经济措施,将会进一步刺激中国钢铁产业有所增长。
中国钢铁产业面临着四方面挑战:第一,有很多很强大的中国钢铁企业,需要进行更多的研发和技术方面的发展。第二,需要很多的铁矿石,但资源缺少。第三,应该进一步加速钢铁业的整合,现在有一些进展,但是还不够,必须增加钢铁产品。特别是高端产品的附加值。第四,在环境保护方面,已成为中国钢铁等重工业的头件大事。
进一步加强在中国的研发投资
保罗·贺林(瑞士诺华公司集团研究总裁):
诺华是一个研发和创新的公司,在中国已有30多年的发展史,有很多业务部门在中国,最大的是制药企业,也有基因工程以及包括疫苗研发等,现在正在研制甲型H1N1流感疫苗。有近2万员工,30多亿人民币的销售,在中国的发展势头非常好。
目前,在中国已有的研发实验室和网络达650多个,为了更好地配合中国科学研发,从1998年开始和中国科学家进行互动,组织各种形式的论坛和研讨会。2007年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研发中心,有150多位科研人员。目标是把上海研发中心建成拥有1000多位科学专家的机构,能与欧美研发中心相提并论。
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将主要关注比较有特点的疾病的药品研究,比如说现在中国的癌症发病率比世界上其他地区要高很多,试图找到解决和治疗癌症的方法,如肝癌等其他疾病,希望专门为中国进行这方面的研发。诺华还会进一步继续在中国的投资,尤其在研发方面的投资,要把在中国的投资和开发作为诺华在全球战略的主战场。
中美能源问题的合作至关重要
罗恩(美国能源部研究中心主任):
当今世界,各国政府,还有企业,都正在努力致力于技术革新,来提供清洁能源,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来保护环境。就能源方面,希望美国能够与中国合作开发和利用,包括新技术、新能源、信息资源等领域的开发与合作。
中美需要尽快采取行动,因为全球气候正在变得越来越恶劣,两国要通力合作,在全球进行部署。
要借助国经中心这个平台创造中美间更美好的合作,达成中美能源问题等领域的合作共识。除了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还有私有企业方面的合作,希望企业与企业间在这方面建立合作关系。各国智库现在的工作就是让它变成现实。
全面推进中美经贸等领域合作
米勒·怀特(美国网络电视中心和美中伙伴关系
研究中心主席):
进入21世纪,国与国之间合作显得非常重要,特别是中美合作关系的不断升温,现在美国有一个新流派——称为中美关系新流派,主张新的中美关系,包括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等非常重要的内容。
美国中美关系新流派认为,化解金融危机只能通过长期的协作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误解是长期缺乏有效的沟通造成的。奥巴马总统非常看好中美之间的交流,奥巴马也希望能够寻找世界和平,包括美国和平新的基石。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举行了一系列的会晤,达成了合作伙伴共识,中美双方对合作伙伴关系制定了新的蓝图。在美国,实际上有许多政治家已经意识到中国与美国之间形成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多么重要。
中美关系共享蓝图已基本形成,包括一些外交的政策,包括中美之间的其他关系现在都在进行新一步的研究。我们要与国经中心进一步合作,来共同出版和撰写一些论文、书籍,促进中美之间在空间探索,包括科技、人道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建等方面进行合作。当然中国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发展模式,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对于美国而言,也不会完全走过去美国的路。双方会有更多分享与共识。
在中国的美企,双方经贸往来已深深扎根于民间的商业往来,包括政治高层的交流与互访,两国的友谊已经长存。美国在中国开设大量的合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可以在美国进行一系列并购,只要双方有利润、利益、互惠,才能真正建立友好的投资合作伙伴关系,像这样一种合资企业可以看成是中美双方“联姻”的爱情结晶。美国需要新的战略,在美元贬值之前需要建立大的战略,否则美元贬值对两国都会有很坏影响。中国也需要很大的战略,中美需要构建一个共同的蓝图。
全面推进中小企业贸易和融资
冯国经(国际商会主席):
在过去20年,世界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们生产商品的方式。我们曾在工厂里生产产品,这些工厂可能在一个国家,所有的生产环节都在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工厂进行。这样的制造过程在过去20年已经完全被分散化了,也就是生产过程的每一个部分现在已经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遍及世界的工厂当中。它使用信息技术和物流,将所有的东西进行整合和移动。最后到消费者手中时,看起来仍然是来自同一个工厂,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革新的生产方式。甚至可以把它称作是“供应链的解体”,把它分成很多部分。供应链的支解导致供应链的民主化,不同的部分现在都可以立即获得利益,就是全球的小企业,包括那些发达国家,更重要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小企业从中收益。
政府在出口信贷方面进行合作是今天国际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且还要将这方面的活动不断增大,需要把它增大到10倍,甚至更高,因为需要让全球的贸易都流动起来。中国只有让多边的贸易体系滚动起来,使之持续发展,以此推进中小企业贸易和融资。
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要走创新路
高瑞彬[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融危机下,中国是第一个走出低谷的国家,已经不容置疑,可是相对来说,不管是1%、8%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这个增长不能走旧路,必须要创新,而且是绿色的复苏。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不仅单纯只看GDP增长,同时也在社保、民生、节能减排环保等方面制定相对应的指标,这是一个能够比较长期、可持续的复苏的策略。从跨国公司的角度看,摩托罗拉一直非常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金融危机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应该把企业社会责任放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包括环保、节能、劳工和公司治理,这次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公司治理和监管上的问题造成的,都是值得借鉴的。在考虑这些因素的时候,可能会跟利润,包括跟增长有一定的矛盾。怎么样能够把平衡做好,来侧重这方面的考虑,取得更好的增长。比如,产能和需求都是相对的数,产能如何扩大需求,如何提高竞争力和效率,最终占领市场主导地位,这都需要通过创新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要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创新之路,同时要依靠产业科技革命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企业走出去应注意文化差异化
赵小兰(美国前劳工部长):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欧美国家的劳工法律也是企业最不熟悉、也最容易忽视的环节。比如在TCL收购法国汤姆逊的过程中就吃到了不少苦头,这就是中西文化差异所致。
中国企业在国外落脚,首先要考虑到并购风险,还要考虑到工厂厂址位置,国家政策走向,如何针对变化进行沟通等。美国需要公司的交易透明,公司还要考虑到美国对交易的期许,美国人需要什么,政府需要什么,联邦和地方政府需要什么,社区居民需要什么等。当一个公司进入新环境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底线在哪里?
主要是文化差异的问题。想要扩展海外业务的中国公司要十分了解自己投资的对象。他们是投资合作伙伴吗,如果不是,那么投资的究竟是什么?我认为重要的不仅仅是获得品牌,还要了解产品背后的经济基础,以及当地的市场经验。中国的管理部门很多。需要尽量去了解合作伙伴,了解将要进军的市场情况。还有很多文化因素,包括如何交流沟通,国家策略是如何制定的,需要考虑哪些国家政策,这些都是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是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
在美国,人们一直坚信工作培训和再培训的巨大作用。在我任劳工部长时,劳工部93%的预算都用于提供工作培训和再培训。美国社会和美国人都承诺会帮助失业者挺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时期,这些人失去了工作,需要新的技能并完善自我以适应新的工作。这并不是什么新变化。我们担忧的问题是美国闭关锁国,认为只要阻止外国人进入本国就可以保住就业机会并产生新的就业机会,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美国经济70%是由消费拉动的,大多数商品来自国外,其中很多都来自中国,一些观点认为美国只要关闭边境就能保持经济活力并产生新的就业机会,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中国应对危机经验值全球借鉴
萨拉·克利夫(世界银行行长代表、
世行东亚及太平洋战略与业务局局长):
中国在金融危机后作出的战略部署和发展方向,对全球的恢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以最短的路径完成最大的成就,这对于其他国家是一种鼓舞,倍受模仿。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采取了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来稳定中国的经济形势。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些改革可以全面的改变中国经济将来的增长态势和它的增长方式。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主要是投资于技术和制造领域,在未来,存在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对于像金融以及物流等行业进行更好的服务,这也能够吸引国内外的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对社会保护以及社会服务等领域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在面临持续性的金融危机的态势下,看到中国在区域的领导地位,能够促进区域的增长和发展。尤其是中国建立了中国东盟投资协定,将会对多边清迈协定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更好地展示中国以及东盟国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投资模式。同时反对保护主义,达到互利共赢。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将会对全球和地区带来巨大的借鉴意义。
中国迫切需要改善能源的结构
张海■(麦肯锡全球副董事):
目前,中国正面临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两大问题。据预测,中国未来20几年,到2030年GDP仍然会持续7%、8%的增长。中国的城镇化才进行了一半,预计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会超过10亿,未来30年还有很多人进入城市。这构成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主要原材料和基础物资生产的规模,在现有基础上还将进一步增加。以汽车为例,中国2008年已是全球最大的新车销售市场,到2020年,中国汽车销售量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另外,钢铁、水泥、电力、能源物资的消耗也会有大比例上涨。
在大需求的驱动下,对于环境的资源、土地、水、森林、农地等,中国政府从“十一五”开始已采取了大规模应对政策,包括单位GDP能耗的政策,包括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是非常有利的应对举措。初步测算表明,中国还会面临更加严峻的能源安全局势,也就是说原油的进口可能会占到整个原油消耗的80%。原油的进口总量可能会占到全世界原油产量的13%左右。包括一直都非常丰富的煤炭资源,也会出现供应缺口,需要一定比例的进口。同时碳的排放也会有大幅度增长,从2007年78亿吨左右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到2030年会增长到140亿吨左右,这个增长也会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这些都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在现有节能减排技术应用的基础之上,是不是有更多的节能减排机会,会在当前节能减排的基础上再取得一个质的飞跃。
因此我们需要一系列统筹兼顾,能够跨行业看问题的,并且能促进市场可行性技术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这当然不局限于中国政府一方的努力,包括中国的企业,甚至包括国际社会的合作,也会取得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中国改善能源的结构显得至关重要。
华商的责任应该是报效祖籍国
廖军强(世界华商总会执行主席):
中国企业走出去,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回来的少,在外面留下来的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后,需要当地的劳动力等资源,现在由于中国研发热,一大批海外学者进入了上百家当代中国研究机构,他们对当地的社会需求文化各个方面都非常了解,而且当地发展也有中国投资的需求。
2004年在联合国签订千年发展目标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联合国发出倡议,提出了世界华商发展目标。推出“中国制造”世界华商名牌系统,有利的提升中国名牌,同时也补充了世界名牌,这种创新的体系,能够把世界各国华商的产品,跨国企业的产品,用一种非主权国家的民意模式推向全球,树立中国名牌形象。
全球化最早是世界各国华人提出的,并且率先推动和实践,整个网络的发展,非常有效。在合作中,世界华商在各国通过家族化向经理化、人情化向制度化、本地化向人文化发展,取得很好的成果,东南亚的企业和香港、台湾地区的企业,尤为突出。最终海外华人企业肯定会从产业化、科教化和融合化方面发展,他们的责任应该是报效祖籍国。
(本刊峰会报道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