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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就像一条蜿蜒的河流，说不定在哪里转弯。影响我人生走向的第一次转折，是在新中国成立的那年，与一位“引路人”有关。
他叫于祥。
改变我人生走向的一次深谈
1949年，我在肇州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暑假期间，县里要召开劳模表彰大会，学校派几个写字比较工整的同学帮助誊写劳模事迹。我是其中之一。
因为我分工誊写六区的劳模材料，有一天，见到了六区区委书记于祥。
于祥书记三十多岁，中等个儿，瘦削的身板，青亮的光头，红黑的脸膛，嘴上叼着个小旱烟斗，一个典型的庄稼汉形象。他腰间扎着一条宽皮带，肩上斜挎着一支盒子枪，很是威武。在我这个学生眼里，区委书记可是个了不起的官，但于祥书记一点儿架子没有，说话时总是一张笑脸，慢声细语的，特别幽默。
唠闲嗑的时候，于祥书记说他是“扛大活”出身，只念过不到两年私塾，特别羡慕我们这些“喝墨水的文化人”。他看着我誊的材料，一个劲儿地夸我的字写得好看。
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那年寒假，学校抽调一批学生到农村组织“冬学”——教农民识字，帮农民扫盲。作为学生骨干，我和刘振兴一起带领二十多名同学到了三区。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出面接待我们的竟是于祥书记——他刚调到这里工作。
“老朋友”见面。那天晚上，于祥书记特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叙旧。聊天的过程中，他关切地询问我在校学习的情况。听我说因为家里困难常为交不上每月50斤小米的口粮而哭鼻子，他好一会儿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抽着旱烟。一袋烟抽完，他把烟斗往椅子腿上轻轻磕了几下，很感慨地说：“小姜啊，像你这样的好学生，要是因为家庭困难失学，实在太可惜了。但是，从你家的实际情况看，要是实在没有条件念完中学，也就别勉强了。不如先参加工作，将来再找机会深造。”
我忧心忡忡地说：“要是参加工作，就怕永远都没有上学的机会了。”
他摇摇手中的烟袋：“不会不会，以后的机会多得很，就看你有没有毅力了。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他还以高尔基、华罗庚等名人自学成才的事例激励我。
只读过两年私塾的于祥书记居然知道这么多的事，令我深感惊讶，而且他的话也令我很受鼓舞。不过，我还是有些茫然：“要是像于书记说的那样，也挺好的。可是，到哪儿工作呢？”
于祥书记想了想，笑着说：“来三区工作怎么样？我们正缺一名做青年工作的干事，我看你挺合适。这样吧，你先好好考虑一下，等你从乡下回来再定。”
由于父亲一直不愿供我读书，希望我早点儿跟他学皮匠手艺，帮着养家糊口，所以，这些年我的求学路步步是坎。在于祥书记的指点下，经过反复权衡，我终于下了决心：退学。
1950年春节过后，新学期开始，我到学校告别了老师和同学，去三区报到了。
让我终生不敢忘怀的一番寄语
当时，区委只有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两名青年干部，两名妇女干部。除我之外，全是党员。
团区委书记孙石是我中学时的校友，虽然只比我大一岁，思想上却很成熟，也很有兄长风范。在孙石的带领下，我起早贪黑，废寝忘食，积极要求进步，很快得到区委领导和同事的普遍认可。根据我在学校期间以及到区委工作后的现实表现，孙石积极同区委领导和各位同志沟通，酝酿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在参加工作一个多月后，刚刚18岁的我就被批准为候补党员。
那天，于祥书记亲自和我谈话。他端坐在椅子上，神情严肃地说：“让你这么快就入党，主要因为你是劳动家庭出身，也是个‘老’青年团员了，思想积极向上，要求入党的愿望迫切。更重要的是，我们考虑到做青年工作的实际需要。我要提醒你的是，组织上入了党，并不等于就完全合乎党员标准了，最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入党。做个真正合格的党员，是一辈子的事。”
于祥书记的这番寄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要真心信赖党、热爱党，始终同党一条心。入了党，就是把全身心都交给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听从党的安排，对党忠贞不二。二是要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利益当作最高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不脱离群众。
最后，于祥书记问我：“小姜，你有决心做到吗？”
我情绪激昂地回答：“有决心！”
于祥书记点点头：“说着容易，可要真正身体力行就不容易了。要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更难啊！”
当时区干部主要是下村屯做群众工作，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于祥书记带我下过几次乡。每次我们都背着行李，吃住在农民家里。一般是白天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利用歇息时间或晚上做群众工作。
我惊奇地发现，于祥书记一到农民中间就如鱼得水。他的相貌、穿着、言谈、举止，同农民一模一样;干农活，样样是好把式;同农民唠嗑，句句能说到心坎上;听说哪家生活遇到困难，他必定登门看望，尽量想办法帮助。因为与群众亲密无间，他在农民中很有号召力。抗美援朝开始后，上级下达的征购粮食、动员参军、组织民工等艰巨任务，他到群众中一发动就能很快完成。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学到了一些做群众工作的有效方法。而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尤其令人感佩。
过了几个月，于祥书记调到县里工作。年底，我被选送到省委党校青年干部班学习。1951年3月结业后，我被留在省委宣传部。到省里工作以后，我把“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当成座右铭，坚持刻苦学习。1953年，为培养高素质青年干部，国家从机关、企业、部队以及事业单位在职人员中招“调干生”，我心中的求学梦一下子变得清晰可见了。经过悬梁刺股般的一番拼搏，我在1954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肇州县丰乐镇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在为于祥书记的远见而钦佩不已的同时，更感谢他引导并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上大学以后，于祥书记的工作也屡次变动，我们失去了联系。1958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省委机关工作，成为一名党刊编辑。
后来我断断续续地得知，于祥书记1955年8月从东北局党校学习结业后，调任德都县委书记。而他的政治命运也从此开始转弯。
那个时期，正是全国大办农业高级合作社的当口。他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由于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农村干部的思想觉悟和管理水平还不能适应大型高级合作社这种集体经济的要求，实践中出现很多问题，也隐藏着很多深层次矛盾。他忧心忡忡地说：“土改以后，农民得到土地、耕畜和农具的高兴劲儿还没过去，有些人连初级社都不愿意加入，却被一阵风卷进了高级社，能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吗？”他认为，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是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超越了农民的觉悟程度，脱离了农村实际，“原来党中央计划到1960年实现对农业的半社会主义改造，然后再分期分批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而现在一个会议、一个报告，就在几个月时间里完成了，太急了，太快了！”这个观点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格格不入的。1957年11月，于祥书记因所谓“右倾错误”被免职，调到绥化地委从事调研工作。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于祥书记依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敢于讲实情、说真话。1959年，他又因对“大跃进”、浮夸风提出异议，结果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次受到处分。1961年，他被扣上所谓“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因为他拒不承认“错误”，在受到批判时还理直气壮地同批判者辩论，结果被加重处分——开除党籍，工资也由15级降到18级，下放到青冈县中和乡担任畜牧场场长。
有知情者说，如果于祥不是苦出身，他的政治命运可能更惨。而我在得知于祥书记的不幸遭遇后，却对他的坚持有着深深的理解——作为一个解放前给地主当过长工、被日本鬼子抓过劳工的农民，在成为党的干部后，他始终没有忘记“群众为什么拥护共产党”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所以，他在用自己的行动维护着党的威信和形象，他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维护群众的利益。
于祥书记的境遇，让我想起自己入党时他说过的一句话：对党忠贞不二，永远不脱离群众，“说着容易，可要真正身体力行就不容易了。要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更难啊”！
他是我心中的一棵劲松
粉碎“四人帮”后，我调到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工作。
大约是1980年春天，得知于祥书记已经离休多年，而且就在哈尔滨居住，我急切地想去看望一下老领导。
一天下午，经过打听，我在道里区通达街附近找到了于祥书记的家。进了屋，我的心不由得一阵紧缩——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的县团级干部，一家人竟住在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瘫痪在床的老大嫂告诉我：“老于去新阳路的铁道专线捡煤渣了。”
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走出房门，按照老大嫂说的方向找过去。走到铁道专线与马路的交叉口处，老远看见一位老人推着旧自行车缓缓走来，车后架子上驮着一条装东西的破麻袋。到跟前一看，正是于祥书记。
漫长的逆境岁月，已经在他的额头刻下深深的皱纹，当年的黑红脸膛如今已变成深灰和蜡黄，那双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也变得有些呆滞和迷离。当认出眼前的我就是30年前的“小姜”时，他停放好自行车，用那双布满老茧的干瘦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默默地点着头，半天没说出话。
我已经热泪盈眶了，激动地说：“于书记，我的老大哥，这些年你受委屈了！”
他苦笑了一下，淡然地说：“我这个人啊，本性难移，认准的道死不回头。但我无愧于党，无愧于群众，无怨无悔！”
我难过地说：“你生活这么困难，应当向组织上申请点儿补助。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能天天出来捡煤渣呢？”
他不以为然地说：“俩孩子都工作了，我还领着工资，我们老两口生活还过得去，用不着向组织伸手。我在这儿捡煤渣，把废物利用起来，心安理得。再说了，当个劳动者也是保持本色嘛！”
聊天中得知，1962年，经过组织上的复查、甄别，为他恢复了党籍，但行政职级和工资等级都没恢复到位。我向他建议：“1959年被定为‘右倾’的同志基本上都平反了。于书记写份申诉材料吧，我交给部有关领导，争取早日解决。”
没想到，于祥书记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小姜，谢谢你对我的关心。给不给我彻底平反是党组织的事，不能通过‘走后门’解决。咱们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组织观念。我相信，省委一定会给我解决的！”
我的眼泪又止不住落了下来……
1980年下半年，省委终于将压了于祥书记二十多年的冤案彻底纠正，相关问题也都按政策规定得到了落实。可是，没过几个月，1981年4月，于祥书记因肝癌去世，时年67岁。临终前，他把儿子叫到身边，留下三条遗嘱：一是不开追悼会;二是不穿装老服;三是不留骨灰。
1981年七一前夕，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份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重大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于祥书记生前没有看到这份决议。如果他能听到我们党对那段历史的深刻总结，我想，他一定会走得更加安详。
陈毅同志有一首著名的五言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首诗，让我常常想到于祥书记。无论昨天、今天还是明天，我们党多么需要像于祥书记这样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实事求是的党员干部啊！
（作者退休前为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省志副主编，曾任省委组织部秘书长兼省委《党的生活》杂志社总编辑）
他叫于祥。
改变我人生走向的一次深谈
1949年，我在肇州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暑假期间，县里要召开劳模表彰大会，学校派几个写字比较工整的同学帮助誊写劳模事迹。我是其中之一。
因为我分工誊写六区的劳模材料，有一天，见到了六区区委书记于祥。
于祥书记三十多岁，中等个儿，瘦削的身板，青亮的光头，红黑的脸膛，嘴上叼着个小旱烟斗，一个典型的庄稼汉形象。他腰间扎着一条宽皮带，肩上斜挎着一支盒子枪，很是威武。在我这个学生眼里，区委书记可是个了不起的官，但于祥书记一点儿架子没有，说话时总是一张笑脸，慢声细语的，特别幽默。
唠闲嗑的时候，于祥书记说他是“扛大活”出身，只念过不到两年私塾，特别羡慕我们这些“喝墨水的文化人”。他看着我誊的材料，一个劲儿地夸我的字写得好看。
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那年寒假，学校抽调一批学生到农村组织“冬学”——教农民识字，帮农民扫盲。作为学生骨干，我和刘振兴一起带领二十多名同学到了三区。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出面接待我们的竟是于祥书记——他刚调到这里工作。
“老朋友”见面。那天晚上，于祥书记特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叙旧。聊天的过程中，他关切地询问我在校学习的情况。听我说因为家里困难常为交不上每月50斤小米的口粮而哭鼻子，他好一会儿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抽着旱烟。一袋烟抽完，他把烟斗往椅子腿上轻轻磕了几下，很感慨地说：“小姜啊，像你这样的好学生，要是因为家庭困难失学，实在太可惜了。但是，从你家的实际情况看，要是实在没有条件念完中学，也就别勉强了。不如先参加工作，将来再找机会深造。”
我忧心忡忡地说：“要是参加工作，就怕永远都没有上学的机会了。”
他摇摇手中的烟袋：“不会不会，以后的机会多得很，就看你有没有毅力了。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他还以高尔基、华罗庚等名人自学成才的事例激励我。
只读过两年私塾的于祥书记居然知道这么多的事，令我深感惊讶，而且他的话也令我很受鼓舞。不过，我还是有些茫然：“要是像于书记说的那样，也挺好的。可是，到哪儿工作呢？”
于祥书记想了想，笑着说：“来三区工作怎么样？我们正缺一名做青年工作的干事，我看你挺合适。这样吧，你先好好考虑一下，等你从乡下回来再定。”
由于父亲一直不愿供我读书，希望我早点儿跟他学皮匠手艺，帮着养家糊口，所以，这些年我的求学路步步是坎。在于祥书记的指点下，经过反复权衡，我终于下了决心：退学。
1950年春节过后，新学期开始，我到学校告别了老师和同学，去三区报到了。
让我终生不敢忘怀的一番寄语
当时，区委只有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两名青年干部，两名妇女干部。除我之外，全是党员。
团区委书记孙石是我中学时的校友，虽然只比我大一岁，思想上却很成熟，也很有兄长风范。在孙石的带领下，我起早贪黑，废寝忘食，积极要求进步，很快得到区委领导和同事的普遍认可。根据我在学校期间以及到区委工作后的现实表现，孙石积极同区委领导和各位同志沟通，酝酿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在参加工作一个多月后，刚刚18岁的我就被批准为候补党员。
那天，于祥书记亲自和我谈话。他端坐在椅子上，神情严肃地说：“让你这么快就入党，主要因为你是劳动家庭出身，也是个‘老’青年团员了，思想积极向上，要求入党的愿望迫切。更重要的是，我们考虑到做青年工作的实际需要。我要提醒你的是，组织上入了党，并不等于就完全合乎党员标准了，最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入党。做个真正合格的党员，是一辈子的事。”
于祥书记的这番寄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要真心信赖党、热爱党，始终同党一条心。入了党，就是把全身心都交给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听从党的安排，对党忠贞不二。二是要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利益当作最高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不脱离群众。
最后，于祥书记问我：“小姜，你有决心做到吗？”
我情绪激昂地回答：“有决心！”
于祥书记点点头：“说着容易，可要真正身体力行就不容易了。要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更难啊！”
当时区干部主要是下村屯做群众工作，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于祥书记带我下过几次乡。每次我们都背着行李，吃住在农民家里。一般是白天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利用歇息时间或晚上做群众工作。
我惊奇地发现，于祥书记一到农民中间就如鱼得水。他的相貌、穿着、言谈、举止，同农民一模一样;干农活，样样是好把式;同农民唠嗑，句句能说到心坎上;听说哪家生活遇到困难，他必定登门看望，尽量想办法帮助。因为与群众亲密无间，他在农民中很有号召力。抗美援朝开始后，上级下达的征购粮食、动员参军、组织民工等艰巨任务，他到群众中一发动就能很快完成。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学到了一些做群众工作的有效方法。而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尤其令人感佩。
过了几个月，于祥书记调到县里工作。年底，我被选送到省委党校青年干部班学习。1951年3月结业后，我被留在省委宣传部。到省里工作以后，我把“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当成座右铭，坚持刻苦学习。1953年，为培养高素质青年干部，国家从机关、企业、部队以及事业单位在职人员中招“调干生”，我心中的求学梦一下子变得清晰可见了。经过悬梁刺股般的一番拼搏，我在1954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肇州县丰乐镇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在为于祥书记的远见而钦佩不已的同时，更感谢他引导并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上大学以后，于祥书记的工作也屡次变动，我们失去了联系。1958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省委机关工作，成为一名党刊编辑。
后来我断断续续地得知，于祥书记1955年8月从东北局党校学习结业后，调任德都县委书记。而他的政治命运也从此开始转弯。
那个时期，正是全国大办农业高级合作社的当口。他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由于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农村干部的思想觉悟和管理水平还不能适应大型高级合作社这种集体经济的要求，实践中出现很多问题，也隐藏着很多深层次矛盾。他忧心忡忡地说：“土改以后，农民得到土地、耕畜和农具的高兴劲儿还没过去，有些人连初级社都不愿意加入，却被一阵风卷进了高级社，能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吗？”他认为，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是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超越了农民的觉悟程度，脱离了农村实际，“原来党中央计划到1960年实现对农业的半社会主义改造，然后再分期分批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而现在一个会议、一个报告，就在几个月时间里完成了，太急了，太快了！”这个观点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格格不入的。1957年11月，于祥书记因所谓“右倾错误”被免职，调到绥化地委从事调研工作。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于祥书记依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敢于讲实情、说真话。1959年，他又因对“大跃进”、浮夸风提出异议，结果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次受到处分。1961年，他被扣上所谓“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因为他拒不承认“错误”，在受到批判时还理直气壮地同批判者辩论，结果被加重处分——开除党籍，工资也由15级降到18级，下放到青冈县中和乡担任畜牧场场长。
有知情者说，如果于祥不是苦出身，他的政治命运可能更惨。而我在得知于祥书记的不幸遭遇后，却对他的坚持有着深深的理解——作为一个解放前给地主当过长工、被日本鬼子抓过劳工的农民，在成为党的干部后，他始终没有忘记“群众为什么拥护共产党”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所以，他在用自己的行动维护着党的威信和形象，他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维护群众的利益。
于祥书记的境遇，让我想起自己入党时他说过的一句话：对党忠贞不二，永远不脱离群众，“说着容易，可要真正身体力行就不容易了。要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更难啊”！
他是我心中的一棵劲松
粉碎“四人帮”后，我调到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工作。
大约是1980年春天，得知于祥书记已经离休多年，而且就在哈尔滨居住，我急切地想去看望一下老领导。
一天下午，经过打听，我在道里区通达街附近找到了于祥书记的家。进了屋，我的心不由得一阵紧缩——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的县团级干部，一家人竟住在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瘫痪在床的老大嫂告诉我：“老于去新阳路的铁道专线捡煤渣了。”
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走出房门，按照老大嫂说的方向找过去。走到铁道专线与马路的交叉口处，老远看见一位老人推着旧自行车缓缓走来，车后架子上驮着一条装东西的破麻袋。到跟前一看，正是于祥书记。
漫长的逆境岁月，已经在他的额头刻下深深的皱纹，当年的黑红脸膛如今已变成深灰和蜡黄，那双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也变得有些呆滞和迷离。当认出眼前的我就是30年前的“小姜”时，他停放好自行车，用那双布满老茧的干瘦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默默地点着头，半天没说出话。
我已经热泪盈眶了，激动地说：“于书记，我的老大哥，这些年你受委屈了！”
他苦笑了一下，淡然地说：“我这个人啊，本性难移，认准的道死不回头。但我无愧于党，无愧于群众，无怨无悔！”
我难过地说：“你生活这么困难，应当向组织上申请点儿补助。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能天天出来捡煤渣呢？”
他不以为然地说：“俩孩子都工作了，我还领着工资，我们老两口生活还过得去，用不着向组织伸手。我在这儿捡煤渣，把废物利用起来，心安理得。再说了，当个劳动者也是保持本色嘛！”
聊天中得知，1962年，经过组织上的复查、甄别，为他恢复了党籍，但行政职级和工资等级都没恢复到位。我向他建议：“1959年被定为‘右倾’的同志基本上都平反了。于书记写份申诉材料吧，我交给部有关领导，争取早日解决。”
没想到，于祥书记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小姜，谢谢你对我的关心。给不给我彻底平反是党组织的事，不能通过‘走后门’解决。咱们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组织观念。我相信，省委一定会给我解决的！”
我的眼泪又止不住落了下来……
1980年下半年，省委终于将压了于祥书记二十多年的冤案彻底纠正，相关问题也都按政策规定得到了落实。可是，没过几个月，1981年4月，于祥书记因肝癌去世，时年67岁。临终前，他把儿子叫到身边，留下三条遗嘱：一是不开追悼会;二是不穿装老服;三是不留骨灰。
1981年七一前夕，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份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重大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于祥书记生前没有看到这份决议。如果他能听到我们党对那段历史的深刻总结，我想，他一定会走得更加安详。
陈毅同志有一首著名的五言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首诗，让我常常想到于祥书记。无论昨天、今天还是明天，我们党多么需要像于祥书记这样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实事求是的党员干部啊！
（作者退休前为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省志副主编，曾任省委组织部秘书长兼省委《党的生活》杂志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