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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篇小说《春风杨柳》是葛水平的别具风采的乡土力作。透过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历史“转型期”晋地乡村的生动再现，葛水平辩证而理性地谛视了现代化进程中涌现的乡土人伦景观。
关键词：葛水平；《春风杨柳》；乡土人伦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2-0049-03
《春风杨柳》是山西作家葛水平①别具风采的乡土力作。作家以俊敏灵秀的诗性之笔，以晋东南乡村杨、柳两大家族尘埃散漫的争斗为背景，跳跃风云变幻的历史与人世沧桑，深入探寻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乡镇之变。面对这种文化置换，作家的感情色调是复杂的，她一方面尖利地暴露了古老乡土的生命衰败与伦理逆变，另一方面又诗意地构筑着“俗世有大爱”的乡土人伦[1]。葛水平坚信，“文学的本相是天幕上点出的星辰，孤傲的，让俗世中的人们因它而辨别方向，选择前程。”因此，饱蕴乡土挚情的她写出了家族间世仇的淡化与和解，写出了杨家兄弟良心发现、人伦复归的感人一幕，更写出了晋地新一代儿女小彩择偶时对流俗与金钱的超越与蔑视，这不仅为破碎的乡土语链重新黏合了固有的美善与明丽，更有力地表达了作家“愿人间温暖安泰”的美好祈盼。[2]
一、乡民—乡风：萎败与悲悯
《春风杨柳》首先是一个书写乡土血泪与生存艰涩的文本。故事中的上土沃和暴店就是当时广大村镇的缩影，而杨丙西为拐子儿子盖房娶媳所牵扯出来的血泪也是当时无数农家频繁上演的人生剧目。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就在这种亲情/金钱、道德/诱惑的绞缠中开始了他们的奋争与蜕变，这种乡风的萎败构成了作家凝视乡土的黑色风景。随着时代变幻，人事消磨，地主杨家的正宗后人只剩下了潞水河边上的五间土坯房子，杨家兄弟“一人两间半，日子过得细脚伶仃。”世道甫一改变，弟弟杨丙西为了奔富，凭着亲情纽带，将田地、孩子交托哥哥照管，去公社暴店开起了豆腐坊，生意有起色后，又带他的拐子儿子杨兵来乡里读书，学了手艺，为了给拐子娶公社供销社“吃供应”的姑娘小彩，杨丙西被迫答应了两年里盖五间大瓦房的要求。因生意利薄无法攒够费用，为了儿子他决定卖掉上土沃的房产，但村里的哥哥因为有两个电线杆子般竖在家里的儿子，想要留房又苦于无钱，在这样的窘境下，金钱与亲情展开了第一次博弈。为了钱，弟弟杨丙西不顾手足亲情，向哥哥明言：“亲兄弟明算账”，“哥，你想买，你就得给钱。”显然，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应不应该索款，而在于该行为本身隐含的价值逻辑与情感逻辑，当杨丙西忘了自己对乡土的信守，忘了当年为了外出而向哥哥的恳请，忘了哥哥替自己收种家里的庄稼，为自己照管少不更事的小儿……这种经济合理性对道德合理性的替代，就不仅是对“情”字当先的兄长的残忍，更是 一种不可原谅的自我异化与背叛。传统“德性论强调了道德对于人之为人的根本性意义，看到了人的内在品质的重要性。”[3]而在贫穷的逼迫下，满溢的情义还能一如既往地支撑乡土神话的绝对价值吗？哥哥杨丙尧现在不但感到自馁，而且对兄弟的残疾儿子都有“公家人”嫁，也打心里泛着酸气。可见，农村社会的日渐金钱化，正在冰冷地戕害所有乡民的淳朴灵魂，无论程度如何，贫穷的渺小与富足的强大都是让人无法漠视的。
从深层次上讲，这种血缘纽带的脆弱性其实牵动着整个乡土传统的当代危机。显然，葛水平不是一个因循礼俗社会的保守主义者，她不仅深知农民文化需要嬗变，更对这种文化代谢中救赎与畸变并存的含混性了然于心。这使作家对杨家的两个后人杨丙西、杨丙尧始终贯彻了辩证拷问的文化态度。他们固然无法代表新时期的理想农民人格，却隐喻着特定时空中农民的积重难返与生命异化。杨丙西是杨家的第一个不肖子孙，当哥哥死死抱定“七十二行，庄稼人为王的祖训，决定不要弟弟远行”时，他不顾祖训，也不顾祖辈留下的经商禁忌，毅然抓住了一个外出奔富的机会，然而，娶儿媳妇的重压让这原本属于新生型的乡土人格发生极度扭曲，除了亲情的冷漠外，他为了攒钱，还置生意诚信于不顾，做出的豆腐大大缩水。而杨丙尧作为杨家长子，对土地、对祖宗有着更深的虔诚与恪守，但在满足贪欲、刨坟挖鼎一事上，其乡土理性还是被击得粉碎，面对文物贩子许诺给盖十间大瓦房的强大诱惑，他反复掂量的结果还是承认了自己的无力与渺小，与弟弟一道借迁坟为名盗了祖坟。颇有意味的是，在掘墓的整个过程中，作家始终将杨丙尧推向前台，极力凸现了这个农村汉子的蒙昧与戆直，可谓给了古老乡土一个绝妙讽刺。正如作者对整个事件所挖苦的，“所有的都是演戏，只有最后数钱才是激动人心的真实。”当杨家兄弟到了为钱财而出卖灵魂的地步时，无论他们有多少绝望至致的无奈，都无法逃避这种个人选择的堕落，毕竟从存在本质而言，环境并不能绝对限定一个人的自由与抉择。因而，在为穷所迫的这代农人之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物质的肆虐与精神的荒原，这构成作家还原乡土记忆的第一重视阈。
二、乡情—乡魂：守望与吟唱
《春风杨柳》想象乡土的第二重视阈是作家对乡土深层形象的照亮与守望。作家看到，虽然乡土贫弱不振，但这并不影响乡土精神内核的高贵。特别是经由现代文化的洗礼，农民文化也获得了丰富与修正，其中封建窳败的东西被部分荡除，自然人性、青春活力的一面获得释放，葛水平倾力吟咏的就是这种富于生命力的乡土价值。有了它的浸润与滋养，乡村的贫瘠与苦难固然难以改变，却已非不可承受，而是闪射出牧歌的优美与人情的浓厚。尼尔·波兹曼说：“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琐碎小事。”②据此而言，葛水平找到了她守望乡土的价值视角，并直言“农村能给我的作品富含鲜活的诗意和人性的深度”，“我首先尊重我生活的这片土壤。”③正是这份乡土深情，使葛水平得以从乡土自救的层面看取乡土、评价农民。
首先，小说通过家族间世仇的冰释展现了土地文化的自新能力。杨、柳两家祖上曾有姻亲关系，但因故结怨出了人命后，就成了世世代代的仇家。乡土中国素有浓重的血亲意识，尤其经儒家伦理传统的强化，使复仇成为人们暴力相向的神圣使命，并导致“以暴抗暴”、“冤冤相报”的严重社会后果。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当弟弟杨丙西去暴店作生意时，杨丙尧打心底里不无隐忧：“祖上人和暴店柳家有过节，杨家只要往暴店去做生意，柳家便使黑来害杨家。”但出人意料的却是柳家后人柳成土非但未来寻仇，反倒一再扶持杨家。当杨丙西送拐子儿子来学手艺时，不计前嫌的柳成土不但认下了徒弟，帮助安置了工作，还煞费苦心地为徒弟与供销社新来的姑娘小彩说媒，当杨家后来因盗墓落马，家境再一次败落后，他又在担心这种打击是否会祸及徒弟与小彩的夫妻情分……实际上，柳成土比杨家兄弟更明了老一辈的夙仇，但人世变迁与共同的贫苦，使他不愿再用非理性的仇恨雕塑生活，而是毅然与杨家和解，作家正是通过这个理想乡民的塑造，肯定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乡土贫困而暖意的生活内核。
其次，小说通过杨家兄弟之间深刻耐品的伦理纠结，见证了基于乡土矿层的大爱与崇高。在当代 社会面前，乡土是否必然要走向没落与终结呢？葛水平带给我们的启示不是绝望而是希望。为了给拐子儿子娶媳妇，当杨丙西以金钱的名义向哥哥摊牌时，曾经凭借手艺赢得村人口碑，一贯万事不求人的哥哥，头一次“在弟弟面前矮了半截子”。相反，当杨丙西立足乡土看问题时，结论就大相径庭了：想到除了爹娘，就“哥哥曾经彻骨入血地疼自己”，想到哥哥确有他的难处与苦衷时，“觉得一下子在哥哥面前低矮了许多”。这样，作家就通过两次心理交锋、两次价值博弈、两个有韵味的“矮”字宣判了货币逻辑的死刑。特别是当矛盾激化后，杨丙尧仍掷地有声地声言，要是人家闺女愿意，做哥哥的宁可租赁屋子，掏光全部积蓄，也要帮弟弟在暴店盖房，此时这种兄长大义令金钱逻辑瞬间瓦解，尤其当悔恨交加的杨丙西“把自己活过的日子，说过的话捋了一遍”后，更感到亲情大爱的可贵与无价，感到只有坚守弟兄情义才能心安，才对得起死去的爹娘。所以，当喝到嫂子端来的豆腐汤时，重归乡土逻辑的杨丙西觉得“虽然当下的日子不算殷实，可是能享受到这一碗老浆点的豆腐汤，也许才是最大的福分呢。”可见，作家对杨丙尧乡土德性的挖掘，对杨丙西向乡村母体回归的肯定，寄寓了明确的价值认同与乡土期待。
最后，作家通过塑造光彩夺目的新女性小彩，唱响了守望乡土的最强音。作为女性的葛水平认为，“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色彩”。如果说乡土活力在柳成土、杨家兄弟身上呈现为一种妥协与延续，那么它在普通女子小彩身上则体现为一种坚守与创造。小彩个性伶俐，在村里有家庭背景，还是“吃供应”的“公家人”，而杨家儿子不仅没有非农户口，而且身有残疾，但她不看重附加在爱情以外的东西，不受往来于供销社的混混儿们的逗引，她在乎的是杨兵本分正派，能养家糊口，“是自己理想中的爱人”。所以，她无视一切与人品无关的外在欲念，以“爱的是他这个人”的坚定信念，用一个晋地女子特有的真诚，以及逾越世俗、礼教的果敢，向苦闷顾虑的杨兵证明只要双方敢爱，去爱，爱情就能够穿越物质氛围，而纯化为喧响在男女之间的一种生命庆典，她的热情主动与毫无保留无形中撕毁了双方家长们的物质协定，谱写了乡镇青年绚丽、甜蜜的爱情华章。当杨家盗墓犯法，贫寒清苦再次袭来时，小彩却在院子里种得“辣子一片、蒜苗一片、小葱一片、西红柿一片”，让寡淡的家景透出了几分过日子的喜色，面对婆婆和柳成土对自己走留的担心，她一脸冰霜，冷冷地说道：“柳师傅，这院里院外的菜苗苗，家里看过的每一件什物，咋能丢下？何况，一块石头焐热了，都还舍不得扔呢。柳师傅想多了，杨兵的腿别说是一条细着，就算是两条都坏了，中间的好着呢，我还要给杨家生娃呢。”这就是晋地村女小彩张扬坚定的心志，她不仅为情义、人性等乡土精魂作了最朴素的注脚，而且赋予了它们以最崇高的力量与形式。正如作家对小彩所深深感佩的：“利欲像谜一样耗费着我们的一生，到了了，却要一个女人黛眉一挑，春风杨柳般展开四季的色彩。”
注释：
①葛水平，女，山西沁水县人，山西长沿戏剧研究院编剧。创作有戏剧剧本多部，诗集《美人与海》、《女儿如水》，散文集《心灵的行走》，中篇小说《甩鞭》、《狗狗狗》、《喊山》、《春风杨柳》等。
②尼尔·波兹曼，章艳译.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③葛水平，姜广平.我首先尊重我生活的这片土壤[J].西湖，2011，（1）.
参考文献：
[1]葛水平.文学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树——访谈作家葛水平[ J ].小说界，2008，（2）.
[2]葛水平.春风杨柳（创作谈：愿人间温暖安泰）[ J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1，（3）.[3]刘仁贵.德性与规范:道德二维及其统一[ 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关键词：葛水平；《春风杨柳》；乡土人伦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2-0049-03
《春风杨柳》是山西作家葛水平①别具风采的乡土力作。作家以俊敏灵秀的诗性之笔，以晋东南乡村杨、柳两大家族尘埃散漫的争斗为背景，跳跃风云变幻的历史与人世沧桑，深入探寻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乡镇之变。面对这种文化置换，作家的感情色调是复杂的，她一方面尖利地暴露了古老乡土的生命衰败与伦理逆变，另一方面又诗意地构筑着“俗世有大爱”的乡土人伦[1]。葛水平坚信，“文学的本相是天幕上点出的星辰，孤傲的，让俗世中的人们因它而辨别方向，选择前程。”因此，饱蕴乡土挚情的她写出了家族间世仇的淡化与和解，写出了杨家兄弟良心发现、人伦复归的感人一幕，更写出了晋地新一代儿女小彩择偶时对流俗与金钱的超越与蔑视，这不仅为破碎的乡土语链重新黏合了固有的美善与明丽，更有力地表达了作家“愿人间温暖安泰”的美好祈盼。[2]
一、乡民—乡风：萎败与悲悯
《春风杨柳》首先是一个书写乡土血泪与生存艰涩的文本。故事中的上土沃和暴店就是当时广大村镇的缩影，而杨丙西为拐子儿子盖房娶媳所牵扯出来的血泪也是当时无数农家频繁上演的人生剧目。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就在这种亲情/金钱、道德/诱惑的绞缠中开始了他们的奋争与蜕变，这种乡风的萎败构成了作家凝视乡土的黑色风景。随着时代变幻，人事消磨，地主杨家的正宗后人只剩下了潞水河边上的五间土坯房子，杨家兄弟“一人两间半，日子过得细脚伶仃。”世道甫一改变，弟弟杨丙西为了奔富，凭着亲情纽带，将田地、孩子交托哥哥照管，去公社暴店开起了豆腐坊，生意有起色后，又带他的拐子儿子杨兵来乡里读书，学了手艺，为了给拐子娶公社供销社“吃供应”的姑娘小彩，杨丙西被迫答应了两年里盖五间大瓦房的要求。因生意利薄无法攒够费用，为了儿子他决定卖掉上土沃的房产，但村里的哥哥因为有两个电线杆子般竖在家里的儿子，想要留房又苦于无钱，在这样的窘境下，金钱与亲情展开了第一次博弈。为了钱，弟弟杨丙西不顾手足亲情，向哥哥明言：“亲兄弟明算账”，“哥，你想买，你就得给钱。”显然，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应不应该索款，而在于该行为本身隐含的价值逻辑与情感逻辑，当杨丙西忘了自己对乡土的信守，忘了当年为了外出而向哥哥的恳请，忘了哥哥替自己收种家里的庄稼，为自己照管少不更事的小儿……这种经济合理性对道德合理性的替代，就不仅是对“情”字当先的兄长的残忍，更是 一种不可原谅的自我异化与背叛。传统“德性论强调了道德对于人之为人的根本性意义，看到了人的内在品质的重要性。”[3]而在贫穷的逼迫下，满溢的情义还能一如既往地支撑乡土神话的绝对价值吗？哥哥杨丙尧现在不但感到自馁，而且对兄弟的残疾儿子都有“公家人”嫁，也打心里泛着酸气。可见，农村社会的日渐金钱化，正在冰冷地戕害所有乡民的淳朴灵魂，无论程度如何，贫穷的渺小与富足的强大都是让人无法漠视的。
从深层次上讲，这种血缘纽带的脆弱性其实牵动着整个乡土传统的当代危机。显然，葛水平不是一个因循礼俗社会的保守主义者，她不仅深知农民文化需要嬗变，更对这种文化代谢中救赎与畸变并存的含混性了然于心。这使作家对杨家的两个后人杨丙西、杨丙尧始终贯彻了辩证拷问的文化态度。他们固然无法代表新时期的理想农民人格，却隐喻着特定时空中农民的积重难返与生命异化。杨丙西是杨家的第一个不肖子孙，当哥哥死死抱定“七十二行，庄稼人为王的祖训，决定不要弟弟远行”时，他不顾祖训，也不顾祖辈留下的经商禁忌，毅然抓住了一个外出奔富的机会，然而，娶儿媳妇的重压让这原本属于新生型的乡土人格发生极度扭曲，除了亲情的冷漠外，他为了攒钱，还置生意诚信于不顾，做出的豆腐大大缩水。而杨丙尧作为杨家长子，对土地、对祖宗有着更深的虔诚与恪守，但在满足贪欲、刨坟挖鼎一事上，其乡土理性还是被击得粉碎，面对文物贩子许诺给盖十间大瓦房的强大诱惑，他反复掂量的结果还是承认了自己的无力与渺小，与弟弟一道借迁坟为名盗了祖坟。颇有意味的是，在掘墓的整个过程中，作家始终将杨丙尧推向前台，极力凸现了这个农村汉子的蒙昧与戆直，可谓给了古老乡土一个绝妙讽刺。正如作者对整个事件所挖苦的，“所有的都是演戏，只有最后数钱才是激动人心的真实。”当杨家兄弟到了为钱财而出卖灵魂的地步时，无论他们有多少绝望至致的无奈，都无法逃避这种个人选择的堕落，毕竟从存在本质而言，环境并不能绝对限定一个人的自由与抉择。因而，在为穷所迫的这代农人之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物质的肆虐与精神的荒原，这构成作家还原乡土记忆的第一重视阈。
二、乡情—乡魂：守望与吟唱
《春风杨柳》想象乡土的第二重视阈是作家对乡土深层形象的照亮与守望。作家看到，虽然乡土贫弱不振，但这并不影响乡土精神内核的高贵。特别是经由现代文化的洗礼，农民文化也获得了丰富与修正，其中封建窳败的东西被部分荡除，自然人性、青春活力的一面获得释放，葛水平倾力吟咏的就是这种富于生命力的乡土价值。有了它的浸润与滋养，乡村的贫瘠与苦难固然难以改变，却已非不可承受，而是闪射出牧歌的优美与人情的浓厚。尼尔·波兹曼说：“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琐碎小事。”②据此而言，葛水平找到了她守望乡土的价值视角，并直言“农村能给我的作品富含鲜活的诗意和人性的深度”，“我首先尊重我生活的这片土壤。”③正是这份乡土深情，使葛水平得以从乡土自救的层面看取乡土、评价农民。
首先，小说通过家族间世仇的冰释展现了土地文化的自新能力。杨、柳两家祖上曾有姻亲关系，但因故结怨出了人命后，就成了世世代代的仇家。乡土中国素有浓重的血亲意识，尤其经儒家伦理传统的强化，使复仇成为人们暴力相向的神圣使命，并导致“以暴抗暴”、“冤冤相报”的严重社会后果。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当弟弟杨丙西去暴店作生意时，杨丙尧打心底里不无隐忧：“祖上人和暴店柳家有过节，杨家只要往暴店去做生意，柳家便使黑来害杨家。”但出人意料的却是柳家后人柳成土非但未来寻仇，反倒一再扶持杨家。当杨丙西送拐子儿子来学手艺时，不计前嫌的柳成土不但认下了徒弟，帮助安置了工作，还煞费苦心地为徒弟与供销社新来的姑娘小彩说媒，当杨家后来因盗墓落马，家境再一次败落后，他又在担心这种打击是否会祸及徒弟与小彩的夫妻情分……实际上，柳成土比杨家兄弟更明了老一辈的夙仇，但人世变迁与共同的贫苦，使他不愿再用非理性的仇恨雕塑生活，而是毅然与杨家和解，作家正是通过这个理想乡民的塑造，肯定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乡土贫困而暖意的生活内核。
其次，小说通过杨家兄弟之间深刻耐品的伦理纠结，见证了基于乡土矿层的大爱与崇高。在当代 社会面前，乡土是否必然要走向没落与终结呢？葛水平带给我们的启示不是绝望而是希望。为了给拐子儿子娶媳妇，当杨丙西以金钱的名义向哥哥摊牌时，曾经凭借手艺赢得村人口碑，一贯万事不求人的哥哥，头一次“在弟弟面前矮了半截子”。相反，当杨丙西立足乡土看问题时，结论就大相径庭了：想到除了爹娘，就“哥哥曾经彻骨入血地疼自己”，想到哥哥确有他的难处与苦衷时，“觉得一下子在哥哥面前低矮了许多”。这样，作家就通过两次心理交锋、两次价值博弈、两个有韵味的“矮”字宣判了货币逻辑的死刑。特别是当矛盾激化后，杨丙尧仍掷地有声地声言，要是人家闺女愿意，做哥哥的宁可租赁屋子，掏光全部积蓄，也要帮弟弟在暴店盖房，此时这种兄长大义令金钱逻辑瞬间瓦解，尤其当悔恨交加的杨丙西“把自己活过的日子，说过的话捋了一遍”后，更感到亲情大爱的可贵与无价，感到只有坚守弟兄情义才能心安，才对得起死去的爹娘。所以，当喝到嫂子端来的豆腐汤时，重归乡土逻辑的杨丙西觉得“虽然当下的日子不算殷实，可是能享受到这一碗老浆点的豆腐汤，也许才是最大的福分呢。”可见，作家对杨丙尧乡土德性的挖掘，对杨丙西向乡村母体回归的肯定，寄寓了明确的价值认同与乡土期待。
最后，作家通过塑造光彩夺目的新女性小彩，唱响了守望乡土的最强音。作为女性的葛水平认为，“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色彩”。如果说乡土活力在柳成土、杨家兄弟身上呈现为一种妥协与延续，那么它在普通女子小彩身上则体现为一种坚守与创造。小彩个性伶俐，在村里有家庭背景，还是“吃供应”的“公家人”，而杨家儿子不仅没有非农户口，而且身有残疾，但她不看重附加在爱情以外的东西，不受往来于供销社的混混儿们的逗引，她在乎的是杨兵本分正派，能养家糊口，“是自己理想中的爱人”。所以，她无视一切与人品无关的外在欲念，以“爱的是他这个人”的坚定信念，用一个晋地女子特有的真诚，以及逾越世俗、礼教的果敢，向苦闷顾虑的杨兵证明只要双方敢爱，去爱，爱情就能够穿越物质氛围，而纯化为喧响在男女之间的一种生命庆典，她的热情主动与毫无保留无形中撕毁了双方家长们的物质协定，谱写了乡镇青年绚丽、甜蜜的爱情华章。当杨家盗墓犯法，贫寒清苦再次袭来时，小彩却在院子里种得“辣子一片、蒜苗一片、小葱一片、西红柿一片”，让寡淡的家景透出了几分过日子的喜色，面对婆婆和柳成土对自己走留的担心，她一脸冰霜，冷冷地说道：“柳师傅，这院里院外的菜苗苗，家里看过的每一件什物，咋能丢下？何况，一块石头焐热了，都还舍不得扔呢。柳师傅想多了，杨兵的腿别说是一条细着，就算是两条都坏了，中间的好着呢，我还要给杨家生娃呢。”这就是晋地村女小彩张扬坚定的心志，她不仅为情义、人性等乡土精魂作了最朴素的注脚，而且赋予了它们以最崇高的力量与形式。正如作家对小彩所深深感佩的：“利欲像谜一样耗费着我们的一生，到了了，却要一个女人黛眉一挑，春风杨柳般展开四季的色彩。”
注释：
①葛水平，女，山西沁水县人，山西长沿戏剧研究院编剧。创作有戏剧剧本多部，诗集《美人与海》、《女儿如水》，散文集《心灵的行走》，中篇小说《甩鞭》、《狗狗狗》、《喊山》、《春风杨柳》等。
②尼尔·波兹曼，章艳译.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③葛水平，姜广平.我首先尊重我生活的这片土壤[J].西湖，2011，（1）.
参考文献：
[1]葛水平.文学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树——访谈作家葛水平[ J ].小说界，2008，（2）.
[2]葛水平.春风杨柳（创作谈：愿人间温暖安泰）[ J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1，（3）.[3]刘仁贵.德性与规范:道德二维及其统一[ 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