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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内核迅速在文化领域扩张，开始了一场欲与主流文化平分秋色的革命。
如果盘点2008年里的大事件，除了“冰雪灾害”、“5·12地震”、“北京奥运”之外，“山寨文化”算是文化领域里振聋发聩的一个。有媒体甚至将2008年称为“中国山寨年”。
“山寨”一词最初源自IT类产品，“山寨手机”、“山寨rap3”以燎原之势攻占了国内电子市场的半壁江山。紧接着，“山寨”内核迅速在文化领域扩张，开始了一场欲与主流文化平分秋色的革命。
大闹中国IT业
“山寨手机”大行其道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2006年，一家台湾的芯片商联发科研制出了一种廉价的MTK手机芯片，生产商只要将联发科芯片买来，配上手机外壳和电池，就可以组装出一款手机。一款“山寨手机”从设计、开模、采购、组装到出货只需45天，核心技术的流失让手机生产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在深圳，“山寨手机”的制造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产业链，从研发到元件制造再到销售，都有很细化的分工。
另一个条件是2007年10月，国务院宣布取消“国家特殊规定的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等生产项目核准”，也就是实施了9年的“手机牌照”制度，很多“山寨手机”生产企业摇身一变成了正规军。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山寨手机”产量至少有1.5亿部(包括出口)，几乎与国内市场手机总销量相当。在海外市场的利润远高于国内市场的现状下“山寨手机”2008年的总出货量可能超过2亿。
“山寨手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杂牌手机”，它们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外形和功能通常都与一些知名品牌的热门手机产品类似，大多由组装元件的手工作坊或小工厂来生产。2003年，山寨机就开始出现，2008年，“山寨手机”在国内手机市场攻城拔寨，从深圳等地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据四川媒体报道，成都太升路赛格通讯广场、大世界通讯城等地已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山寨机大本营”，不仅如此，还有数以百计兜售山寨机的；“散兵游勇”，每天游荡在太升路各正规卖场门口。
有评论说，“山寨手机”的泛滥是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山寨手机”以低廉的价格优势对国内手机市场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在深圳华强北路的各手机大卖场，有90％卖的都是“山寨手机”。国内一款普通的3.0时屏幕的“山寨手机”生产成本在400元左右，出货价为450元，虽然消费者以不到800元的价格就能买到，但其中的利润空间还是很大的。一般来说，生产商赚取10％～15％的利润，包销商赚20％～25％的利润，而零售商赚得最多。
“山寨手机”以燎原之势侵蚀着传统品牌手机的地盘，以至于有人指责它们是国内手机业的搅局者。2008年12月18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通过加强IMEI(手机标识号)的管理来整顿这一市场，下属的电信终端测试技术协会已向国内200多款手机核发了标志号。但“山寨手机”的大量需求证明了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带来的竞争也可以加速国内手机业的资源整合和产业升级。
年夜饭里多了一道菜
2008年11月29日，《京华时报》刊登了《市民欲办山寨版春晚叫板央视》的新闻，“山寨”这个概念于是从经济领域扩大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以“山寨文化”为代表的草根正式向主流下了一道挑战书。虽然不少人对施孟奇(网民称他为老孟)发起“山寨春晚”的初衷表示怀疑，称其欲借央视炒作自己，但并没有影响广大网友对“山寨春晚”的关注和追捧，有人将“山寨春晚”誉为“山寨文化”的登峰造极之作。
老孟告诉记者，办“山寨春晚”的初衷只是为了供在过年不能回家的“北漂”朋友们娱乐一下。至于“叫板央视春晚”的动机，他的原话是：“没什么，就是你能玩，我也能玩。”老孟身边迅速聚拢了一个对此事抱有同样热情的团队，他们大多是抽空闲时间来帮忙的文艺工作者。老孟自己的职业是婚庆策划，现在是淡季，所以有时间将“山寨春晚”的想法付诸实践。截至12月15日，“山寨春晚”节目组共征集到700多个节目，仍陆续有经纪公司向他们推荐节目。老孟说，“节目要新奇一点，贴近老百姓一点。还会有大家喜爱的明星出场。”
“山寨春晚”目前暂定大年三十晚上在腾讯网上播出，还有3家电视台主动与老孟联系商谈转播事宜，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他说，一开始，他预计北京有几十个人、全国有一千人来支持就不错了谁知现在人们对“山寨春晚”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央视春晚，这让他感觉“压力很大”。
说起对“山寨”这个词的理解，这个局内人说：“有两层意思，一是‘DIY’，也就是自娱自乐的意思；二，代表着平民老百姓也可以玩，是一种草根精神。”至于“山寨文化”，他认为是主流文化的一种补充，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如果没有央视春晚，也就没有我们这个山寨版了。两个只是风格不同而已，就像年夜饭里多了一道菜。”
有一种文化叫“山寨”
“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话，意为占山为王、不受官方管辖的地盘。推之，“山寨文化”代表着一种以调侃、戏谑主流文化为表现形式的草根文化和娱乐精神。
老孟并不是“山寨文化”的始作俑者，早在2002年，长相酷似刘德华的山西小伙子贺刚在东南台的《开心一百明星脸》中一炮而红，之后片约、广告合约不断，2006年还在电视剧《梅艳芳菲》中饰演刘德华。当时还没有“山寨明星”一词，但贺刚的成功引发了一场明星模仿秀的风潮。山寨“脸”也比山寨“机”更早出现和扬名。
2008年8月，某电视台播出“山寨周杰伦”的广告，紧接着，“山寨刘翔”、“山寨周华健”、“山寨李宇春”被如法炮制，山寨明星阵容逐渐壮大。因其出场费和代言费相对较低，所以受到很多广告商的青睐。一夜之间，“山寨”几乎席卷了所有当红的社会文化领域，“山寨版鸟巢”、“山寨版明星礼服”、“山寨版《百家讲坛》”……“山寨”成了行为艺术的一种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大有与主流文化分庭抗礼之势。
目前对“山寨文化”的态度一分为二，一派认为，“山寨文化”就是盗版文化、强盗文化，是垃圾文化的华丽画皮。另一派则认为，“山寨文化”是草根阶层非暴力抵抗文化霸权的一种形式，是“沉默的大多数”夺取话语权的一次胜利。他们宣称，“‘山寨’是2008年居庙堂之外的江湖草根的一场胜利。”“扎根于社会底层的‘山寨’文化以特立独行的方式挑战着霸权统治。保卫‘山寨’，就是保卫某种我们失落的精神。”
笔者认为，以上两派意见都有偏激的一面。就像“山寨版iPhone”的某些功能甚至超过正品一样，“山寨文化”并非简单的仿制、克隆文化，在某些方面，“山寨文化”大胆的创新，出奇制胜，并贴近大众的审美需求。南京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所长潘知常教授说，“‘山寨化’之所以能让人们津津乐道，在于它生动纯朴、平易近人，暗合了当下中国民众日趋生活化、通俗化的审美取向，以及在匆忙行进之余借文娱产品缓释压力、与周围人保持交流互动的心理需求。”
新事物往往萌芽于旧的母体，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长期漠视大众的审美需求，才有了“山寨”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山寨文化”一改主流高高在上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期以来的文化霸权。但正如老孟所说，“山寨文化”与主流文化更多的是一种补充的关系，虽然它带有反叛、戏谑的色彩，但很大程度上，它依赖于主流文化而存在，它的挑战最多也只是“带着镣铐跳舞”。
对于“山寨”，褒贬都未必合适，带着一颗平常心，将其看作是文化与思想领域的一次“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当下普罗大众最真实声音的一种表达，或许更为积极。
如果盘点2008年里的大事件，除了“冰雪灾害”、“5·12地震”、“北京奥运”之外，“山寨文化”算是文化领域里振聋发聩的一个。有媒体甚至将2008年称为“中国山寨年”。
“山寨”一词最初源自IT类产品，“山寨手机”、“山寨rap3”以燎原之势攻占了国内电子市场的半壁江山。紧接着，“山寨”内核迅速在文化领域扩张，开始了一场欲与主流文化平分秋色的革命。
大闹中国IT业
“山寨手机”大行其道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2006年，一家台湾的芯片商联发科研制出了一种廉价的MTK手机芯片，生产商只要将联发科芯片买来，配上手机外壳和电池，就可以组装出一款手机。一款“山寨手机”从设计、开模、采购、组装到出货只需45天，核心技术的流失让手机生产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在深圳，“山寨手机”的制造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产业链，从研发到元件制造再到销售，都有很细化的分工。
另一个条件是2007年10月，国务院宣布取消“国家特殊规定的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等生产项目核准”，也就是实施了9年的“手机牌照”制度，很多“山寨手机”生产企业摇身一变成了正规军。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山寨手机”产量至少有1.5亿部(包括出口)，几乎与国内市场手机总销量相当。在海外市场的利润远高于国内市场的现状下“山寨手机”2008年的总出货量可能超过2亿。
“山寨手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杂牌手机”，它们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外形和功能通常都与一些知名品牌的热门手机产品类似，大多由组装元件的手工作坊或小工厂来生产。2003年，山寨机就开始出现，2008年，“山寨手机”在国内手机市场攻城拔寨，从深圳等地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据四川媒体报道，成都太升路赛格通讯广场、大世界通讯城等地已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山寨机大本营”，不仅如此，还有数以百计兜售山寨机的；“散兵游勇”，每天游荡在太升路各正规卖场门口。
有评论说，“山寨手机”的泛滥是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山寨手机”以低廉的价格优势对国内手机市场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在深圳华强北路的各手机大卖场，有90％卖的都是“山寨手机”。国内一款普通的3.0时屏幕的“山寨手机”生产成本在400元左右，出货价为450元，虽然消费者以不到800元的价格就能买到，但其中的利润空间还是很大的。一般来说，生产商赚取10％～15％的利润，包销商赚20％～25％的利润，而零售商赚得最多。
“山寨手机”以燎原之势侵蚀着传统品牌手机的地盘，以至于有人指责它们是国内手机业的搅局者。2008年12月18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通过加强IMEI(手机标识号)的管理来整顿这一市场，下属的电信终端测试技术协会已向国内200多款手机核发了标志号。但“山寨手机”的大量需求证明了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带来的竞争也可以加速国内手机业的资源整合和产业升级。
年夜饭里多了一道菜
2008年11月29日，《京华时报》刊登了《市民欲办山寨版春晚叫板央视》的新闻，“山寨”这个概念于是从经济领域扩大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以“山寨文化”为代表的草根正式向主流下了一道挑战书。虽然不少人对施孟奇(网民称他为老孟)发起“山寨春晚”的初衷表示怀疑，称其欲借央视炒作自己，但并没有影响广大网友对“山寨春晚”的关注和追捧，有人将“山寨春晚”誉为“山寨文化”的登峰造极之作。
老孟告诉记者，办“山寨春晚”的初衷只是为了供在过年不能回家的“北漂”朋友们娱乐一下。至于“叫板央视春晚”的动机，他的原话是：“没什么，就是你能玩，我也能玩。”老孟身边迅速聚拢了一个对此事抱有同样热情的团队，他们大多是抽空闲时间来帮忙的文艺工作者。老孟自己的职业是婚庆策划，现在是淡季，所以有时间将“山寨春晚”的想法付诸实践。截至12月15日，“山寨春晚”节目组共征集到700多个节目，仍陆续有经纪公司向他们推荐节目。老孟说，“节目要新奇一点，贴近老百姓一点。还会有大家喜爱的明星出场。”
“山寨春晚”目前暂定大年三十晚上在腾讯网上播出，还有3家电视台主动与老孟联系商谈转播事宜，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他说，一开始，他预计北京有几十个人、全国有一千人来支持就不错了谁知现在人们对“山寨春晚”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央视春晚，这让他感觉“压力很大”。
说起对“山寨”这个词的理解，这个局内人说：“有两层意思，一是‘DIY’，也就是自娱自乐的意思；二，代表着平民老百姓也可以玩，是一种草根精神。”至于“山寨文化”，他认为是主流文化的一种补充，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如果没有央视春晚，也就没有我们这个山寨版了。两个只是风格不同而已，就像年夜饭里多了一道菜。”
有一种文化叫“山寨”
“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话，意为占山为王、不受官方管辖的地盘。推之，“山寨文化”代表着一种以调侃、戏谑主流文化为表现形式的草根文化和娱乐精神。
老孟并不是“山寨文化”的始作俑者，早在2002年，长相酷似刘德华的山西小伙子贺刚在东南台的《开心一百明星脸》中一炮而红，之后片约、广告合约不断，2006年还在电视剧《梅艳芳菲》中饰演刘德华。当时还没有“山寨明星”一词，但贺刚的成功引发了一场明星模仿秀的风潮。山寨“脸”也比山寨“机”更早出现和扬名。
2008年8月，某电视台播出“山寨周杰伦”的广告，紧接着，“山寨刘翔”、“山寨周华健”、“山寨李宇春”被如法炮制，山寨明星阵容逐渐壮大。因其出场费和代言费相对较低，所以受到很多广告商的青睐。一夜之间，“山寨”几乎席卷了所有当红的社会文化领域，“山寨版鸟巢”、“山寨版明星礼服”、“山寨版《百家讲坛》”……“山寨”成了行为艺术的一种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大有与主流文化分庭抗礼之势。
目前对“山寨文化”的态度一分为二，一派认为，“山寨文化”就是盗版文化、强盗文化，是垃圾文化的华丽画皮。另一派则认为，“山寨文化”是草根阶层非暴力抵抗文化霸权的一种形式，是“沉默的大多数”夺取话语权的一次胜利。他们宣称，“‘山寨’是2008年居庙堂之外的江湖草根的一场胜利。”“扎根于社会底层的‘山寨’文化以特立独行的方式挑战着霸权统治。保卫‘山寨’，就是保卫某种我们失落的精神。”
笔者认为，以上两派意见都有偏激的一面。就像“山寨版iPhone”的某些功能甚至超过正品一样，“山寨文化”并非简单的仿制、克隆文化，在某些方面，“山寨文化”大胆的创新，出奇制胜，并贴近大众的审美需求。南京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所长潘知常教授说，“‘山寨化’之所以能让人们津津乐道，在于它生动纯朴、平易近人，暗合了当下中国民众日趋生活化、通俗化的审美取向，以及在匆忙行进之余借文娱产品缓释压力、与周围人保持交流互动的心理需求。”
新事物往往萌芽于旧的母体，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长期漠视大众的审美需求，才有了“山寨”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山寨文化”一改主流高高在上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期以来的文化霸权。但正如老孟所说，“山寨文化”与主流文化更多的是一种补充的关系，虽然它带有反叛、戏谑的色彩，但很大程度上，它依赖于主流文化而存在，它的挑战最多也只是“带着镣铐跳舞”。
对于“山寨”，褒贬都未必合适，带着一颗平常心，将其看作是文化与思想领域的一次“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当下普罗大众最真实声音的一种表达，或许更为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