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五种生产方式"范式来解释中国早期国家起源,难以自圆其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从"国家村社"结构来解释公共职能的需要对于国家形成所起的作用,虽然别开生面,却无法解释中国早期国家起源。解释中国的国家起源,必须从《史记·五帝本纪》等先秦文献入手,但单纯研读这些文献,难以通过直接归纳,拼接出一个完整的国家形成的历史图景。13世纪蒙古草原游牧共同体显现出来的"庇护扈从"组织结构,恰恰为我们理解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的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全新的启示与思路。从《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等文献中,可以发现类似于游牧社会强者提供保护、弱者提供扈从效忠的"猴山结构",这种上位者与下位者基于双方利益的结合,实现了小共同体从分散状态向集中状态的最初转变,以此关系结构作为解释框架,可以形成中国国家起源的新假说。夏商时代的中国,从"猴山结构"的松散联邦,经由作为分封制前身的"因故土而封之"的"羁縻制",再发展到西周的分封制;到了春秋战国,分封制下的诸侯纷争,导致了中央集权化的变革,最终发展为秦汉帝国。在这一历史轨迹中,可以探知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完整链条。中国早期国家既不是经由西方古典奴隶制的路径,也不是简单地经由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指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路径,而是在华夏小共同体的"庇护扈从"关系上,经由酋邦联盟、羁縻制、分封制等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在华夏民族的集体经验中演化而来,并最终走上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