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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还珠楼主（1902-1961），原名李寿民，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作者。膝下子女按年龄有：李观承、李观芳（女）、李观贤（女）、李观鼎、李观淑（女）、李观洪、李观政（女）七人。徐红强先生于2017年得知李观洪先生居住在北京，于同年4月与李先生取得联系并商量收集口述资料事宜。4月29日，徐先生在李寿民女儿李观政北京家中见到了李观承、李观鼎、李观洪等兄妹几人，得知这是他们一年一度相聚的日子。根据他们兄妹的推荐，由李观鼎主讲，李观承补充，进行了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意在从家庭成员的视角，追忆这位武侠小说大家。
父亲与许多文人的交往
在我父亲一生当中有一个人非常重要，此人就是段茂澜。段茂澜是段祺瑞的侄子，又名段观海，他对我父亲帮助很大，所以我出生以后，父亲给我取名李怀海，就是为了怀念他，后来我的名字变为李观承，也是为了纪念他。段茂澜担任天津电话局局长的时候，聘请我父亲当电报局的中文主任。经他介绍，我父亲曾给29军军长宋哲元当秘书，我想父亲当时还是有抱负的，想参加军队，为国做点什么事业，结果没有做成。1927年、1928年左右，随着日本侵略势力慢慢进入中国，这些旧军人就开始往保定退。当时我父亲生活上面临很大的问题。
父亲就开始给《大公报》当校对，以后写稿当编辑。大概是从1929年开始写武侠小说，由此走上了创作武侠小说之路。解放以后，总政文工团里面有个京剧团，就邀请他当编导。这个京剧团当时也有些著名人物，像荣春社科班里的刘元彤，当时报幕的是王晓棠，拉胡琴的是杨宝忠，还有后来嫁给石挥的京剧演员童葆苓。父亲在这个京剧团没做多久，1953年就转业到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另外还给张君秋的京剧三团当编导，编戏，一直到1961年去世。
我父亲交往的一些人中，文人、政界的比较多，像张伯驹、叶恭绰等等，他们都是好朋友。父亲是以武侠小说出名的，很多人都不太晓得父亲是个跨界的戏迷和编剧。年轻的时候，他就喜欢京剧、昆曲。他跟尚小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是义结金兰的。父亲写过至少35个京剧剧本，而其中有很多都是尚小云先生的代表作，比如说《汉明妃》《墨黛》《乾坤福寿镜》，最有名的那个折子就是根据《乾坤福寿镜》改编的《失子惊疯》，到现在舞台上还在演。我父亲曾经给中国著名的武丑叶盛章编过一个戏叫《酒丐》。
父亲待人宽厚，包括对那些“右派”或者是“胡风分子”都是给予同情的。比如说上海贾植芳教授，他是复旦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大师，跟我父亲关系非常好。他就是被错误地定成“胡风分子”，后来平反了，我父亲和他的交往就是在他最困难的時候。父亲与世无争，尊重一切人，“反右”时候的暴风骤雨没有涉及他。
父亲跟当时中国京剧院的一个总导演阿甲，也是非常好的朋友。阿甲就是《红灯记》的作者，也是导演。阿甲经常到我家里来谈京剧，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就讨论过京剧的现代化问题，他们还曾经在1956年想搞一台现代京剧。我父亲还可以粉墨登场，虽然他五音不全，但是可以演丑角，可是后来“反右”运动开始了，就没有成功。还有著名的小说家汪曾祺，他跟我父亲一起编过剧本，当时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任职，也到我们家里来过，他是一个非常好学谦虚的年轻人，可惜的是父亲跟汪曾祺先生的交往过程我们不太熟，但是我知道他来过我家，有的京剧剧本的编剧一栏写的就是汪曾祺、李寿民。
大概是1955年左右，我正在北京读中学，当时我们住在北京的西四，有一次荀慧生大师到我家里来。当时父亲是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委员，而荀慧生大师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所以他们经常往来。我们就在旁边听他们两人交谈，因为家规很严，我们是不可以进客厅跟他们一起平起平坐的。他们聊的内容是聊一场戏，对我很有吸引力，所以就在门边上听。什么戏呢？就是荀派的名剧《香罗带》。父亲就和荀慧生两人聊这一出戏重点抓什么。荀慧生说这出戏的关键，就是要抓开门还是不开门。后来我父亲就说，这门看起来很简单，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关门，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这话很有哲理。我长大以后回想这句话，想想这不跟人生一样吗？我们人生也是一道门，什么时候该开，把好东西请进来、吸收进来，什么时候必须关门，不让坏的东西进来，都需要很深的智慧。
父母亲冲破封建藩篱的爱情
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感情，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非常敬佩父母亲的恋爱观、爱情观。我母亲孙经洵是一个大家闺秀，我的外祖父孙仲山也是重庆人，他是重庆的一个大地主，也是个商人，还是个银行家，他开的大中银行，是可以印钞票的。我母亲就出生在这么一个富贵人家，而我父亲则是个穷书生。我父亲跟我母亲的恋爱，如果拍成电视剧、电影，那简直是传奇。
当时因为大中银行的总行设在天津有名的五大道，我外公就在五大道修了一幢欧洲建筑风格的洋楼，名为孙公馆。由于我父亲跟我外祖父是同乡，都是重庆长寿人，而且我父亲书法写得很好，当年就被我祖父聘到家里做家庭教师。我外祖父家是一个大家族，我的姨、舅等一共有19个。
我父亲在教书法的过程中，慢慢地跟孙家的二小姐，就是我母亲孙经洵，产生了感情。当时他们都是秘密恋爱，但是最后还是被我外祖父发现了，我外祖父就跟我父亲谈条件：只要你跟二小姐断了这关系，你要钱没问题，你愿意做什么我都帮助你。我父亲说：我什么也不要，我就要二小姐一句话，她表示不和我好了，我马上就走。这把我外祖父气得不行，当时就把我父亲炒掉了。但是我父母他们依旧继续来往，就利用我外祖父上银行办公要坐的小汽车来传信。我母亲会把情书贴在汽车的车牌后面，我父亲上午到一定时间就会去银行大门口等汽车，悄悄取回信后再把自己的回信贴上，所以外祖父乘坐的小汽车就成了他们之间传情的工具了。但是有一天还是被发现了。我母亲的生母在她三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我外祖父没有动过她一个手指头，但是因为这个事，就打了她一个耳光。我母亲实在受不了了，在第二天凌晨时分离开了孙公馆，找我父亲去了。我父亲把所有的积蓄拿了出来，在天津租了一个旅馆，他们就住在了一起。 母亲的出走，在孙公馆引起轩然大波，社会上也闹得满城风雨。盛怒中的外祖父先是让黑道找我父亲的麻烦。那个黑道人物就请父亲吃鸿门宴，父亲义无返顾地去了，并巧妙化解了这次危机。而后，外祖父又重金买通英租界工部局，把父亲投入监狱。这件事被段茂澜得知，便设法营救。经他从中斡旋，父亲很快即被释放。但外祖父不肯罢休，以“拐带良家妇女”为罪名，又把父亲送进监狱。1930年11月的一天，天津市地方法院开庭审判父亲所谓“拐带良家妇女”一案，成为当时轰动津门的新闻。这一天，各报记者蜂擁而至，外祖父顾及身份没有出席，而由我大舅孙经涛作他的代表。原告提讼后，我父亲正欲答辩，旁听席前有一女子突然高喊：“请等一等！”众人顺着喊声望去，原来是孙二小姐出庭作证来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母亲理直气壮地质问原告：“我今年二十四岁，早已长大成人，完全可以自主;我和李寿民也是情投意合，自愿结合，怎么能说‘拐带’？”这一问，官司打赢了。
经过这样艰苦的斗争，我父母才结为姻缘。所以父亲一直把母亲称作二小姐，非常尊重她，他们一直相敬如宾。《蜀山》问世前夕，父亲和母亲商量用什么笔名，母亲忽然想起父亲的初恋文珠，想到父亲对她的思念，就说：“我知道你心中有座楼，那里面藏着一颗珠子，就用‘还珠楼主’作笔名吧！”父亲感佩地望着母亲，半天才说出一句话：“经洵，我绝不会辜负你的情意！”
解放后，父亲在上海编京剧，有一天把我和三姐（李观贤）接到上海去，看他编的《岳飞传》。因为我母亲的兄弟姐妹都在北京，母亲去了北京探亲，没有一起去上海。当时我姐姐坐在父亲的左手边，我坐在父亲的右手边，看着看着戏，我就听我姐姐好像发脾气喊了一声，说：“爸你干什么啊？”我父亲当时也没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散了戏，我父亲就带着我们两人去吃夜宵，就在上海天蟾舞台附近的福州路，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一个小食店，卖生煎包还有馄饨的。我们一边吃馄饨，父亲就一边解释给我姐姐听，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刚才看戏的时候，父亲用左脚伸向我姐姐脚边，伸过去了好几次，我姐姐就觉得很不习惯。父亲为什么会伸脚呢？因为我母亲身材比较矮小，解放前旧的戏园子里面观众的座椅都比较高，如果腿短两只脚只能悬着，就容易累，所以每次我父亲陪母亲看戏总是把他的左脚伸出去，让母亲踩着，给她垫脚。这已经成多少年的习惯了，所以这次我三姐坐在父亲的左边，虽然夫人不在，但他还是照着养成的习惯伸了脚。这个细节说明我父母间的夫妻情感是非常深的。
父亲对我们的言传身教
我父亲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对我们好像并没有怎么严格要求。比如说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的好坏，他都不怎么在意。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还留过级，他也没有打我一顿或骂我一顿。但是在我们品格的培养上他是很严格的，有两点我们是记忆犹新的，一是不能说谎，二是要有毅力。另外从人生的智慧上，我们在耳濡目染下，也学会了如何去思考一些复杂的问题。
父亲对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是很在意的，如果违反了，他绝不会客气。我小时候就喜欢玩，功课一塌糊涂，上课不听讲，下课也不做作业，成绩很差。那时候要加入少年先锋队，我到六年级上半学期还没有入队。有一次我父亲就说：你看人家都戴红领巾了，你都没有戴。于是我说我很快就会戴了，我们父子俩就达成了协议，如果我戴上红领巾，父亲就会奖励我一个小型足球，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喜欢踢足球。一段时间后，父亲对我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入队？我脱口而出：下礼拜就能入队！其实这是根本没影的事，但父亲以为是真的。当时他受聘于上海天蟾舞台做导演、编京剧。一个周末，父亲从上海回到苏州，他真带了一个皮的小型足球回来，于是我就想向小朋友借一条红领巾，但是小朋友不肯借。那个时候能戴上红领巾是很光荣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怎么可以借呢？我就把红领巾一下从小朋友的脖子上扯了下来，自己戴上回家了。回到家父亲正要把足球给我的时候，那小朋友和他的家长找上门来，这下揭穿了。父亲当时就拿菜刀把那个足球斩成一片片的，就说了一句话：绝对不允许撒谎，绝对不能让撒谎的人实现自己的愿望！
父亲没有给我们讲什么大道理，他就是在具体的问题发生时，谈自己的一些感受来启发我们，我们也觉得是很有收益的。苏州当时还是河流纵横，家家户户都烧稻草来煮饭、烧水。农民会把农产品或者是一些稻草用船运到城里来卖，卖掉之后，就到市中心的百货公司或者观前街这些地方去买日用品，这时船就没有人看管了。于是我们这几个小朋友就趁机上了船，把船撑走了，一直撑出了葑门，外面就是很大的湖。开始的时候还能撑，后来水越来越深，竹篙就只剩一尺多长了，很难再撑船了，船就在湖面上打转，北方人叫“转腰子”。好不容易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着急坏了的农民看到了我们，就跑过来想要揍我们，我们会水的就扑通扑通跳了水，就留下一个6岁不会水的小胖孩在船上。那农民上了船就打了他两个耳光。这事闹得很大，街坊邻居都知道了，都说我们偷了别人的船。我父亲却说：第一、你们偷别人的船是绝对不对的，人家的整个身家都在船上，你们给人弄坏了怎么办？第二、你们也有好的地方，就是你们到了比较宽广的水面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慌张而且能够团结。你们这个团结精神就很好，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互相扶助。第三、你们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都跳水逃跑了，留下一个小朋友，结果让他挨了耳光。其实我们撑船出去，是带着小孩的天真好奇，谁也没想过要霸占这个船。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父亲并没有过多苛责我们。我们就觉得这样的父亲是很善于教导的，能够让你知道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而不是一概否定。
父亲还要求我们锻炼身体。在苏州的时候，哥哥（李观承）参军了，我和弟弟（李观洪）还有姐姐（李观贤），6点钟一定要起床锻炼身体。男孩子就在院子里扎马步练腿功，骑马蹲裆式，90度蹲着，父亲就坐在椅子上抽一支烟，他这支烟不抽完我们就不许起身。当然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做不到的，如果受不了蹲下去了，要马上恢复原状，就这么一直练，所以到现在78岁了，我这两条腿跟木头一样硬，这都是得益于当年的基本功，不仅锻炼了身体还磨砺了我们的意志。
父亲的学历并不高，也就初中水平。但是他读的书很多，过目不忘，且喜欢思考，有时候我们读中学时看起来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他却可以回答。我哥哥读高中学微积分，觉得不太好理解。父亲每天晚上都要带我们到现在叫民治路的那条街上，街的远端就有一个叫望心桥的石板桥。他讲：你看这个桥就是一个积累，一块石板接一块石板，从这头积累到那头，这就是一个积分，你要拆这个桥，一块块地拆，拆到最后剩一块石板了，这就是微分。他还讲曲线跟直线的变化。他说这个曲线跟直线，看起来虽不同，但一块石板这不是直线吗？它沿着这个弧线向远端延伸到对岸的时候，就变成曲线。你要拆这个桥，一块块拆，这条曲线又还原到直线。我们的家庭教师说这就是高等数学的一个原理。可以看出父亲有一种辩证的思考方式，这对我们以后一生的学习和思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解放后我们学到了毛泽东哲学理论，他就说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我们一看这个，就觉得很容易接受。对问题的辩证思考，这个能力应该感谢父亲。
（口述者为还珠楼主之子，撰稿者为重庆历史名人馆工作人员）
责任编辑 杨之立
父亲与许多文人的交往
在我父亲一生当中有一个人非常重要，此人就是段茂澜。段茂澜是段祺瑞的侄子，又名段观海，他对我父亲帮助很大，所以我出生以后，父亲给我取名李怀海，就是为了怀念他，后来我的名字变为李观承，也是为了纪念他。段茂澜担任天津电话局局长的时候，聘请我父亲当电报局的中文主任。经他介绍，我父亲曾给29军军长宋哲元当秘书，我想父亲当时还是有抱负的，想参加军队，为国做点什么事业，结果没有做成。1927年、1928年左右，随着日本侵略势力慢慢进入中国，这些旧军人就开始往保定退。当时我父亲生活上面临很大的问题。
父亲就开始给《大公报》当校对，以后写稿当编辑。大概是从1929年开始写武侠小说，由此走上了创作武侠小说之路。解放以后，总政文工团里面有个京剧团，就邀请他当编导。这个京剧团当时也有些著名人物，像荣春社科班里的刘元彤，当时报幕的是王晓棠，拉胡琴的是杨宝忠，还有后来嫁给石挥的京剧演员童葆苓。父亲在这个京剧团没做多久，1953年就转业到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另外还给张君秋的京剧三团当编导，编戏，一直到1961年去世。
我父亲交往的一些人中，文人、政界的比较多，像张伯驹、叶恭绰等等，他们都是好朋友。父亲是以武侠小说出名的，很多人都不太晓得父亲是个跨界的戏迷和编剧。年轻的时候，他就喜欢京剧、昆曲。他跟尚小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是义结金兰的。父亲写过至少35个京剧剧本，而其中有很多都是尚小云先生的代表作，比如说《汉明妃》《墨黛》《乾坤福寿镜》，最有名的那个折子就是根据《乾坤福寿镜》改编的《失子惊疯》，到现在舞台上还在演。我父亲曾经给中国著名的武丑叶盛章编过一个戏叫《酒丐》。
父亲待人宽厚，包括对那些“右派”或者是“胡风分子”都是给予同情的。比如说上海贾植芳教授，他是复旦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大师，跟我父亲关系非常好。他就是被错误地定成“胡风分子”，后来平反了，我父亲和他的交往就是在他最困难的時候。父亲与世无争，尊重一切人，“反右”时候的暴风骤雨没有涉及他。
父亲跟当时中国京剧院的一个总导演阿甲，也是非常好的朋友。阿甲就是《红灯记》的作者，也是导演。阿甲经常到我家里来谈京剧，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就讨论过京剧的现代化问题，他们还曾经在1956年想搞一台现代京剧。我父亲还可以粉墨登场，虽然他五音不全，但是可以演丑角，可是后来“反右”运动开始了，就没有成功。还有著名的小说家汪曾祺，他跟我父亲一起编过剧本，当时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任职，也到我们家里来过，他是一个非常好学谦虚的年轻人，可惜的是父亲跟汪曾祺先生的交往过程我们不太熟，但是我知道他来过我家，有的京剧剧本的编剧一栏写的就是汪曾祺、李寿民。
大概是1955年左右，我正在北京读中学，当时我们住在北京的西四，有一次荀慧生大师到我家里来。当时父亲是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委员，而荀慧生大师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所以他们经常往来。我们就在旁边听他们两人交谈，因为家规很严，我们是不可以进客厅跟他们一起平起平坐的。他们聊的内容是聊一场戏，对我很有吸引力，所以就在门边上听。什么戏呢？就是荀派的名剧《香罗带》。父亲就和荀慧生两人聊这一出戏重点抓什么。荀慧生说这出戏的关键，就是要抓开门还是不开门。后来我父亲就说，这门看起来很简单，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关门，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这话很有哲理。我长大以后回想这句话，想想这不跟人生一样吗？我们人生也是一道门，什么时候该开，把好东西请进来、吸收进来，什么时候必须关门，不让坏的东西进来，都需要很深的智慧。
父母亲冲破封建藩篱的爱情
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感情，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非常敬佩父母亲的恋爱观、爱情观。我母亲孙经洵是一个大家闺秀，我的外祖父孙仲山也是重庆人，他是重庆的一个大地主，也是个商人，还是个银行家，他开的大中银行，是可以印钞票的。我母亲就出生在这么一个富贵人家，而我父亲则是个穷书生。我父亲跟我母亲的恋爱，如果拍成电视剧、电影，那简直是传奇。
当时因为大中银行的总行设在天津有名的五大道，我外公就在五大道修了一幢欧洲建筑风格的洋楼，名为孙公馆。由于我父亲跟我外祖父是同乡，都是重庆长寿人，而且我父亲书法写得很好，当年就被我祖父聘到家里做家庭教师。我外祖父家是一个大家族，我的姨、舅等一共有19个。
我父亲在教书法的过程中，慢慢地跟孙家的二小姐，就是我母亲孙经洵，产生了感情。当时他们都是秘密恋爱，但是最后还是被我外祖父发现了，我外祖父就跟我父亲谈条件：只要你跟二小姐断了这关系，你要钱没问题，你愿意做什么我都帮助你。我父亲说：我什么也不要，我就要二小姐一句话，她表示不和我好了，我马上就走。这把我外祖父气得不行，当时就把我父亲炒掉了。但是我父母他们依旧继续来往，就利用我外祖父上银行办公要坐的小汽车来传信。我母亲会把情书贴在汽车的车牌后面，我父亲上午到一定时间就会去银行大门口等汽车，悄悄取回信后再把自己的回信贴上，所以外祖父乘坐的小汽车就成了他们之间传情的工具了。但是有一天还是被发现了。我母亲的生母在她三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我外祖父没有动过她一个手指头，但是因为这个事，就打了她一个耳光。我母亲实在受不了了，在第二天凌晨时分离开了孙公馆，找我父亲去了。我父亲把所有的积蓄拿了出来，在天津租了一个旅馆，他们就住在了一起。 母亲的出走，在孙公馆引起轩然大波，社会上也闹得满城风雨。盛怒中的外祖父先是让黑道找我父亲的麻烦。那个黑道人物就请父亲吃鸿门宴，父亲义无返顾地去了，并巧妙化解了这次危机。而后，外祖父又重金买通英租界工部局，把父亲投入监狱。这件事被段茂澜得知，便设法营救。经他从中斡旋，父亲很快即被释放。但外祖父不肯罢休，以“拐带良家妇女”为罪名，又把父亲送进监狱。1930年11月的一天，天津市地方法院开庭审判父亲所谓“拐带良家妇女”一案，成为当时轰动津门的新闻。这一天，各报记者蜂擁而至，外祖父顾及身份没有出席，而由我大舅孙经涛作他的代表。原告提讼后，我父亲正欲答辩，旁听席前有一女子突然高喊：“请等一等！”众人顺着喊声望去，原来是孙二小姐出庭作证来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母亲理直气壮地质问原告：“我今年二十四岁，早已长大成人，完全可以自主;我和李寿民也是情投意合，自愿结合，怎么能说‘拐带’？”这一问，官司打赢了。
经过这样艰苦的斗争，我父母才结为姻缘。所以父亲一直把母亲称作二小姐，非常尊重她，他们一直相敬如宾。《蜀山》问世前夕，父亲和母亲商量用什么笔名，母亲忽然想起父亲的初恋文珠，想到父亲对她的思念，就说：“我知道你心中有座楼，那里面藏着一颗珠子，就用‘还珠楼主’作笔名吧！”父亲感佩地望着母亲，半天才说出一句话：“经洵，我绝不会辜负你的情意！”
解放后，父亲在上海编京剧，有一天把我和三姐（李观贤）接到上海去，看他编的《岳飞传》。因为我母亲的兄弟姐妹都在北京，母亲去了北京探亲，没有一起去上海。当时我姐姐坐在父亲的左手边，我坐在父亲的右手边，看着看着戏，我就听我姐姐好像发脾气喊了一声，说：“爸你干什么啊？”我父亲当时也没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散了戏，我父亲就带着我们两人去吃夜宵，就在上海天蟾舞台附近的福州路，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一个小食店，卖生煎包还有馄饨的。我们一边吃馄饨，父亲就一边解释给我姐姐听，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刚才看戏的时候，父亲用左脚伸向我姐姐脚边，伸过去了好几次，我姐姐就觉得很不习惯。父亲为什么会伸脚呢？因为我母亲身材比较矮小，解放前旧的戏园子里面观众的座椅都比较高，如果腿短两只脚只能悬着，就容易累，所以每次我父亲陪母亲看戏总是把他的左脚伸出去，让母亲踩着，给她垫脚。这已经成多少年的习惯了，所以这次我三姐坐在父亲的左边，虽然夫人不在，但他还是照着养成的习惯伸了脚。这个细节说明我父母间的夫妻情感是非常深的。
父亲对我们的言传身教
我父亲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对我们好像并没有怎么严格要求。比如说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的好坏，他都不怎么在意。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还留过级，他也没有打我一顿或骂我一顿。但是在我们品格的培养上他是很严格的，有两点我们是记忆犹新的，一是不能说谎，二是要有毅力。另外从人生的智慧上，我们在耳濡目染下，也学会了如何去思考一些复杂的问题。
父亲对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是很在意的，如果违反了，他绝不会客气。我小时候就喜欢玩，功课一塌糊涂，上课不听讲，下课也不做作业，成绩很差。那时候要加入少年先锋队，我到六年级上半学期还没有入队。有一次我父亲就说：你看人家都戴红领巾了，你都没有戴。于是我说我很快就会戴了，我们父子俩就达成了协议，如果我戴上红领巾，父亲就会奖励我一个小型足球，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喜欢踢足球。一段时间后，父亲对我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入队？我脱口而出：下礼拜就能入队！其实这是根本没影的事，但父亲以为是真的。当时他受聘于上海天蟾舞台做导演、编京剧。一个周末，父亲从上海回到苏州，他真带了一个皮的小型足球回来，于是我就想向小朋友借一条红领巾，但是小朋友不肯借。那个时候能戴上红领巾是很光荣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怎么可以借呢？我就把红领巾一下从小朋友的脖子上扯了下来，自己戴上回家了。回到家父亲正要把足球给我的时候，那小朋友和他的家长找上门来，这下揭穿了。父亲当时就拿菜刀把那个足球斩成一片片的，就说了一句话：绝对不允许撒谎，绝对不能让撒谎的人实现自己的愿望！
父亲没有给我们讲什么大道理，他就是在具体的问题发生时，谈自己的一些感受来启发我们，我们也觉得是很有收益的。苏州当时还是河流纵横，家家户户都烧稻草来煮饭、烧水。农民会把农产品或者是一些稻草用船运到城里来卖，卖掉之后，就到市中心的百货公司或者观前街这些地方去买日用品，这时船就没有人看管了。于是我们这几个小朋友就趁机上了船，把船撑走了，一直撑出了葑门，外面就是很大的湖。开始的时候还能撑，后来水越来越深，竹篙就只剩一尺多长了，很难再撑船了，船就在湖面上打转，北方人叫“转腰子”。好不容易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着急坏了的农民看到了我们，就跑过来想要揍我们，我们会水的就扑通扑通跳了水，就留下一个6岁不会水的小胖孩在船上。那农民上了船就打了他两个耳光。这事闹得很大，街坊邻居都知道了，都说我们偷了别人的船。我父亲却说：第一、你们偷别人的船是绝对不对的，人家的整个身家都在船上，你们给人弄坏了怎么办？第二、你们也有好的地方，就是你们到了比较宽广的水面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慌张而且能够团结。你们这个团结精神就很好，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互相扶助。第三、你们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都跳水逃跑了，留下一个小朋友，结果让他挨了耳光。其实我们撑船出去，是带着小孩的天真好奇，谁也没想过要霸占这个船。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父亲并没有过多苛责我们。我们就觉得这样的父亲是很善于教导的，能够让你知道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而不是一概否定。
父亲还要求我们锻炼身体。在苏州的时候，哥哥（李观承）参军了，我和弟弟（李观洪）还有姐姐（李观贤），6点钟一定要起床锻炼身体。男孩子就在院子里扎马步练腿功，骑马蹲裆式，90度蹲着，父亲就坐在椅子上抽一支烟，他这支烟不抽完我们就不许起身。当然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做不到的，如果受不了蹲下去了，要马上恢复原状，就这么一直练，所以到现在78岁了，我这两条腿跟木头一样硬，这都是得益于当年的基本功，不仅锻炼了身体还磨砺了我们的意志。
父亲的学历并不高，也就初中水平。但是他读的书很多，过目不忘，且喜欢思考，有时候我们读中学时看起来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他却可以回答。我哥哥读高中学微积分，觉得不太好理解。父亲每天晚上都要带我们到现在叫民治路的那条街上，街的远端就有一个叫望心桥的石板桥。他讲：你看这个桥就是一个积累，一块石板接一块石板，从这头积累到那头，这就是一个积分，你要拆这个桥，一块块地拆，拆到最后剩一块石板了，这就是微分。他还讲曲线跟直线的变化。他说这个曲线跟直线，看起来虽不同，但一块石板这不是直线吗？它沿着这个弧线向远端延伸到对岸的时候，就变成曲线。你要拆这个桥，一块块拆，这条曲线又还原到直线。我们的家庭教师说这就是高等数学的一个原理。可以看出父亲有一种辩证的思考方式，这对我们以后一生的学习和思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解放后我们学到了毛泽东哲学理论，他就说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我们一看这个，就觉得很容易接受。对问题的辩证思考，这个能力应该感谢父亲。
（口述者为还珠楼主之子，撰稿者为重庆历史名人馆工作人员）
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