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s”一词已成时尚语。意译为：狂热者、崇拜者、追星者或什么“迷”（诸如戏迷、球迷、歌迷……）之类，音译为“粉丝”。那么，敢问大杂家——黄裳老兄：您是谁的“粉丝”呢？
　　1935年，梅兰芳先生访问苏联和欧洲，赢得了戏剧电影大师斯坦尼、布来希特（德国人，时正在苏联）和爱森斯坦的热烈赞扬；高尔基也亲临观赏。随后，梅先生又赴欧洲考察，结识了萧伯纳和罗伯逊等大家。次年，梅兰芳即将到天津南开参观。校方宣布：任何人不得上前握手或请签名。梅先生莅临前一刻，中学生容鼎昌（即黄裳）钻到大礼堂的后台幕布中躲藏着，当梅先生在张伯苓校长陪同下走上舞台时，黄裳突然出现，伸出小本找他签字。梅先生用清脆的京白问这位小朋友：“你让我竖写呢，还是横写？”这位红遍半个地球的大名角儿，对这个幼稚的“粉丝”，是何等谦恭，何等亲切！事后张伯苓校长并未对弄这一回精致的淘气进行责备。七十年前这段珍闻，今日回眸，不亦乐乎！
　　十年后，裳兄在上海《文汇报》编《浮世绘》，看梅先生莅沪的临别演出《汾河湾》，兴奋感慨不已，挤到台前近观谢幕，跟随众人热烈鼓掌。回到报社，灵感迸发，挥笔写下了那篇名文《饯梅兰芳》。他对梅先生每句唱腔每个动作的大家风范，人物刻画的精湛的自然之美，赞不绝口，句句说到点子上。但梅先生为了同仁的生计，不得不垂老卖艺，不禁使裳兄生出无奈的伤感，“一曲伊州（今哈密）泪千行”（舒按：此句出自温庭筠《弹筝人》，“千”应为“万”；上句是“钿蝉金雁今零落”——《全唐诗》第1481页，上海古籍版）。只有对梅先生爱得深沉又视为知音的忠实观众，才会有如此难能可贵的同情、感悟和共鸣。梅先生看了文章，能不为之动容乎？
　　这时的裳兄已远远超越“粉丝”了。他的专栏《旧戏新谈》，各大名伶，一一点评，戏里戏外，一天一篇，雅俗共赏，嬉笑怒骂，借古讽今，尤其在知识界，一报到手，先睹为快。1948年由开明集结五十多篇出版，在当时国立剧专的同学们中，黄裳之大名不胫而走。这本老版大作，80年代我曾趁至沪采访之便，到裳兄府上请他为之题签，至今仍是我的珍藏。我被划为右派的1957年秋，写完检查枯坐时，此书成了鄙人惟一遣兴自娱的宝典。
　　50年代中期，黄裳自沪来京，梅先生请裳兄在恩成居吃饭，有阿英、谢蔚明作陪。黄裳把他的老哥儿们黄宗江也带去了。宗江说：“我今儿个是闯宴！”梅先生浅笑轻答：“您说的，要请还请不来哪！”如此谦虚，如此高抬，如此诚挚，真是梅先生独有的语言风貌，这是宗江事后的感叹赞语。
　　我们从1962年裳兄与吴震修的访谈中，可以看到大艺术家是如何珍视良师益友为自己文化素质的提高而努力的。齐如山原作《霸王别姬》，是须两天演完的上下集，经过吴震修的压缩修改，才精炼为一台整戏，裳兄对此备加赞赏。他还透露吴先生对梅1959年入党后，勤奋工作，过度劳累，以致早逝，惋惜不已。吴又对田汉的“梅被封建士大夫包围”之说有不同看法。吴认为梅的成长成熟，都离不开“文人士大夫”的影响；当然有消极的一面。例如当年编写梅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时，梅郑重地对裳兄说：“要仔细把关，什么梅郎梅郎的，不要再提了。”可见，梅先生对来自消极方面的影响，态度是清醒的；然而他对高人学者的栽培呵护则是渴求吸收的。依我看，积极的一面似乎更大。侯宝林如果不结识罗常培、老舍和吴晓铃等大家，其作品未必有如此高雅的品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中数十位小演员，如无懂得封建社会的专家速成培训，能有今日之精品模样吗？
　　人在年轻时都难免会把自己心目中崇敬（拜）的人物，当作巨星来追求。但是星有多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恒星，其数寥寥。较多的则是流星、扫帚星。追星者也不是一辈子只追一颗星。例如裳兄对钱?书的赏识崇敬，就更是慧眼独具。他与钱?书相识较早，他说，“听钱先生谈天，是一种极好的享受，那真是咳唾珠玉，充满机锋”；解放后，他还多次赴京专程趋府拜访。他说：“天才作家和学术大师二者可以兼备者，历来绝少，而钱?书是个例外。”裳兄曾来函示我：“钱先生的谈吐，你多加留意，勿使清音妙语随风俱逝。”裳兄追星历程，证明了钱?书的一个主张：“转移多师是吾师。”只追一颗星，容易流于偏枯。像裳兄这样对梅的赏识，由感性——知性——理性，从少年追星，中年知音，到老年知己，二者的关系经过各自的生活历练，素质提高，反复地良性循环互动，从而不断上升而成为挚友的，弥足珍贵。
　　对于报考艺术院校趋之若鹜，梦想一朝成为“大腕儿”——正在拼搏充电的青年朋友们，从黄裳的往事珍闻中，从梅先生的人品素质中，从钱先生的从师主张中，是否可以得到一点儿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