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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吉林省通榆县境内，路边的盐碱地连绵不断，斑斑驳驳地印在脑海间。记者此行要赶往通榆县新合屯，那里有吉林省目前唯一的民间荒漠化治理点——科尔沁(万平)生态示范区。
新合屯东西长大约5里，共有60几户人家，270多人。由于沙化，这里常年风沙肆虐。一句顺口溜这样形容当地土地贫瘠、广种薄收的农业情况：打一坡，收一车；一大筐，熬一锅。这片位于科尔沁草原的村落，却没有受到这带刀侍卫(蒙语科尔沁，意为带刀的侍卫)的保护。黄昏下一座座在沙地上的土坯房映着夕阳的余辉，竟有远古楼兰的沧桑。
中国自费治沙第一人
而科尔沁生态示范区，就位于科尔沁沙地东北部、吉林省与内蒙古交界处的通榆县同发伐木场新合屯西1000米的流动沙丘上。一行行绿树如玉带般穿系在这85顷科尔沁沙地间，虽不是绿草盈盈，但与生态恢复区外比起来，可谓一片生机盎然。治理区中一座简陋的平房坐落沙间，是生态示范区的指挥部。在这里，记者见到了万平，这片示范区正是因他而得名。
“万平，民盟吉林省委员会盟员，男，1953年生于长春。1969年-1975年作为知青下乡到通榆县，这也是后来选择该县作为土地荒漠化治理工作起步的主要原因。1975年返城后供职于吉林省长山火电厂，经自学获本科学历，担任环保工程师。2000年6月辞去公职，带着买断工龄的12万元和多年积蓄奔赴荒漠。我们以志愿者为主体建立的科尔沁生态示范区……分三步实行荒漠——绿洲工程。第一步恢复沙地自然本底(本身植被)基本完成，第二步卒年栽植立体防风林，正在进行中，第三步带领农民发展经济林(葡萄)已经起步。”这是万平在2004年底对自己工作的总结。
当记者与万平在交谈中渐渐熟悉起来，像当地村民一样亲切地称呼他老万时，老万苦笑着提到孩子们给他编的顺口溜：老万、老万，干赔不赚。童真的话语中可见老万经营的甘苦。
老万被称为中国自费治沙第一人，可以说在治沙起始时他是满怀雄心壮志的，但这条治沙之路却满是坎坷。
通榆县招商局在2000年20号文件上，关于万平治沙的申请是这样批复的万平在我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感召下……总投资21万元，预计5年内投入资金120万元，主要进行环境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人工栽植树木，饲养猪、牛、鹅、鸡等，为土质改造积累大量农家肥，以便有效进行荒漠化治理，使荒滩荒沙早日变良田。
而从老万1999年开始写的治理荒沙的三个“五年计划”中可以看出，他期望在30多万元的早期资金投入后，可以使生态发展和经济效益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无论是恶劣程度超出想象的自然环境， 还是村民长期以来的观望态度，都使“一五计划”中的项目不断推后，如饲养家禽牲畜无法形成规模经营、由于技术失误1万棵树苗全军覆没等，每一步都举步维艰。
而免费承包给老万85顷沙地的林场方面，由于迟迟不见效益，林场本身也无法得到政绩和利益，满怀的希望变为失望。而老万这片土地随着国家形势的改变，由一文不名开始不断升值，利益的冲突使老万陷入困境。面对着来自各方的压力，老万开始了突围。
NGO的本土化模式
2002年初，老万由熟人提醒开始与国内一些：NGO组织联系，如北京的瀚海沙、自然文化书院等；对于这些非营利组织资金、人力的来源，老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老万由孤军奋战想到团结志愿者来共同治沙，因为无论怎么说土地沙化的治理是关系到民族千秋大计的公益事业。
但由于形式不正规，没有注册，以及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的不完整，老万建立的这种似是而非的NGO得不到国内与国外组织在大项目上的资金支持，老万依旧面对一个巨大的难题：资金不足。
其实这也是中国NGO组织普遍面临的问题，即志愿失灵，就是非营利活动所需的开支与非营利机构所能募集到的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美国学者蒙拉特曾经提出“委托政府”的形式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和NGO组织之间存在一种依据各自优势的分工，政府负责资金调动，非营利机构负责提供服务。但这在中国却很容易成为典型的官办NGO，老万不屑而且在目前他也没有能力走这条路。而一些民间环保如瀚海沙与国外环保组织的合作方式，因为老万的组织也不符合上述那些严格的条件，他最终依旧回到自己最初的思路上——开办农民参加的经济合作组织来为自己的事业输血。
而这多多少少已经模糊了NGO与以赢利为目的的民营企业的边界。记者拿到一份2005年老万与村民联合栽种经济林(葡萄)的合同：中国科尔沁沙地(万平)治理示范区(甲方)与某某(乙方)经过充分协商，决定在甲方限定地块内通过统一组织、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种植规程、统一销售的方式联合栽种葡萄……而在合同的具体条款中，值得一提的是老万与村民利润分成比例——三七开，村民获利七。
记者在葡萄基地看到，农民正在填土、浇水，小心翼翼地侍候着幼嫩的葡萄苗，种植计划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新合屯已有七八户农民参加，占新合屯农户的1／10，再加上邻近几个屯的农户，总共已有15户农民加入，可以说已初具规模。
老万这种通过组建农民联合经济组织——葡萄协会的运作获利，以拉动治沙这辆马车的选择应当是可行的现实选择，最重要的是利益的创造与分配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此有人质疑老万沙地治理区的最终目的，而记者在采访中感到，不妨将这个“道德问题”悬置起来，因为无论是为环保的理想还是为个人财产的增值，只要能为乡亲造福，就值得尝试。
无疑，老万的治沙组织难以承受国际标准(NGO的正规型、民间性、非盈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等)的严格衡量，但由于政府与企业在公益事业和公共物品提供上的失灵，万平治沙模式可以说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新型准NGO组织。
但如果组织机构的权利行使以及资金运作模式没有一个监督机制存在的话，那么这也许只是一个公司+农户性质的民营企业崛起的另类形式。在与老万的交谈中，他多次提到大邱庄、南街村的集体经济模式。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权威的形成虽然可以很有效地推动组织利润向公益事业的奉献，但要想长期传承却需要监督机制的形成。老万这一块治沙基地是否可以成为具有本土化的NGO组织，关键也正在此处。
另一种突围
老万选择曾经下过乡的地方为治沙基地，一方面是与老乡们真挚的感情，一方面也是为了能顺利地进入这个相对的熟人社会。老万对新合屯的风俗习惯、规则有深刻的认识。
这里的人热情、心机少、勤劳、忍 耐，但他对农村的陋俗也并不掩饰，“一家富，千家怨”；“山绿了，眼红了”这些都是确实存在的现象。学者曹锦清通过对河南农村的走访，也曾提到农民这种“善分不善合，善私不善公”的困境。为此老万采取动员全村人来种树，签合同确定每家每户的树的方法，让每一棵树变为村民自己的私人财产。正如老万所说，这样就不怕村民毁树了。如果这样林子再出问题，不用他出面，受损的家族就会出来摆平。这样就将村民与他绑在了同一辆治沙战车上。
老万对新合屯村民的总结，一是农民不知错在哪里。村民一年到头都不看一张报纸，新闻也很少关注，只知道吃苦种地，所以需要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观念的改变。二是农民知道错了，但不知该怎么干。所以老万想以葡萄协会这一经济组织的成功获利来带动农民、吸引农民，这也是老万适应、尊重乡村生存伦理与农民实用理性的做法。
老万很关注新闻媒体。在《白城日报》、《中国改革》等刊物上都有关于他治沙事业的描写和议论；还有来自北京、长春、哈尔滨等地的志愿者在这里吃住、工作、调查。老万同时兼职一所本地中学的名誉校长，每周两节环保宣传课，风雨不误。在课上他一次次向孩子们讲述恢复沙地植被的不易，在冬季老万为了看住牛羊不来吃草，两次昏倒在雪地上。
一个孩子的背后是一个家庭，甚或是一个家族，孩子回到家里的言行也会影响到家人的态度。这些都给这个沙漠边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落带来一股清新的冲击。
老万在与记者的谈话中一次次以万平的名字代替第一人称，或许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舆论的宣传来建立一个万平品牌，以扩大其影响力，从而形成权威与威信，得到村民的支持理解，并制约行政官员的权力。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治沙有其自身运行的独特内在规范和逻辑，但也要受到外部其他场域的影响，尤其是权力场的影响。所以万平生态示范区不仅要面对内部运行的技术以及乡村固有观念、习俗桎梏等方面的制约，而且更重要的是，万平怎样处理与基层政府的关系，从权力场中突围而出。
52岁的老万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熟悉官场运行的规则。在老万心中，一些不正常的基层权力运作方式必须改变，如果一时妥协使其形成恶性循环，不仅对他自己有害，也是助纣为虐。所以在与一些地方部门协商解决问题的
时候，老万首先做到先熟悉中央的红头文件，保证自己政治方向正确。其次老万重视人际关系，无论是高校学者还是普通志愿者，他都虚心请教。老万在治沙的过程中也结交了许多政府官员，他们往往会助处于困境中的老万一臂之力。最后，老万有勇气，他常常说自己可以拿命跟乌纱帽拼，他不怕打官司，他认为那反倒是对他的一种宣传。
就这样，老万在磕磕绊绊中走过了5年治沙之路。他曾说，自己就是这片科尔沁沙地上的唐吉诃德，向着巨大的风车，不断地挑战。
新合屯东西长大约5里，共有60几户人家，270多人。由于沙化，这里常年风沙肆虐。一句顺口溜这样形容当地土地贫瘠、广种薄收的农业情况：打一坡，收一车；一大筐，熬一锅。这片位于科尔沁草原的村落，却没有受到这带刀侍卫(蒙语科尔沁，意为带刀的侍卫)的保护。黄昏下一座座在沙地上的土坯房映着夕阳的余辉，竟有远古楼兰的沧桑。
中国自费治沙第一人
而科尔沁生态示范区，就位于科尔沁沙地东北部、吉林省与内蒙古交界处的通榆县同发伐木场新合屯西1000米的流动沙丘上。一行行绿树如玉带般穿系在这85顷科尔沁沙地间，虽不是绿草盈盈，但与生态恢复区外比起来，可谓一片生机盎然。治理区中一座简陋的平房坐落沙间，是生态示范区的指挥部。在这里，记者见到了万平，这片示范区正是因他而得名。
“万平，民盟吉林省委员会盟员，男，1953年生于长春。1969年-1975年作为知青下乡到通榆县，这也是后来选择该县作为土地荒漠化治理工作起步的主要原因。1975年返城后供职于吉林省长山火电厂，经自学获本科学历，担任环保工程师。2000年6月辞去公职，带着买断工龄的12万元和多年积蓄奔赴荒漠。我们以志愿者为主体建立的科尔沁生态示范区……分三步实行荒漠——绿洲工程。第一步恢复沙地自然本底(本身植被)基本完成，第二步卒年栽植立体防风林，正在进行中，第三步带领农民发展经济林(葡萄)已经起步。”这是万平在2004年底对自己工作的总结。
当记者与万平在交谈中渐渐熟悉起来，像当地村民一样亲切地称呼他老万时，老万苦笑着提到孩子们给他编的顺口溜：老万、老万，干赔不赚。童真的话语中可见老万经营的甘苦。
老万被称为中国自费治沙第一人，可以说在治沙起始时他是满怀雄心壮志的，但这条治沙之路却满是坎坷。
通榆县招商局在2000年20号文件上，关于万平治沙的申请是这样批复的万平在我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感召下……总投资21万元，预计5年内投入资金120万元，主要进行环境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人工栽植树木，饲养猪、牛、鹅、鸡等，为土质改造积累大量农家肥，以便有效进行荒漠化治理，使荒滩荒沙早日变良田。
而从老万1999年开始写的治理荒沙的三个“五年计划”中可以看出，他期望在30多万元的早期资金投入后，可以使生态发展和经济效益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无论是恶劣程度超出想象的自然环境， 还是村民长期以来的观望态度，都使“一五计划”中的项目不断推后，如饲养家禽牲畜无法形成规模经营、由于技术失误1万棵树苗全军覆没等，每一步都举步维艰。
而免费承包给老万85顷沙地的林场方面，由于迟迟不见效益，林场本身也无法得到政绩和利益，满怀的希望变为失望。而老万这片土地随着国家形势的改变，由一文不名开始不断升值，利益的冲突使老万陷入困境。面对着来自各方的压力，老万开始了突围。
NGO的本土化模式
2002年初，老万由熟人提醒开始与国内一些：NGO组织联系，如北京的瀚海沙、自然文化书院等；对于这些非营利组织资金、人力的来源，老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老万由孤军奋战想到团结志愿者来共同治沙，因为无论怎么说土地沙化的治理是关系到民族千秋大计的公益事业。
但由于形式不正规，没有注册，以及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的不完整，老万建立的这种似是而非的NGO得不到国内与国外组织在大项目上的资金支持，老万依旧面对一个巨大的难题：资金不足。
其实这也是中国NGO组织普遍面临的问题，即志愿失灵，就是非营利活动所需的开支与非营利机构所能募集到的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美国学者蒙拉特曾经提出“委托政府”的形式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和NGO组织之间存在一种依据各自优势的分工，政府负责资金调动，非营利机构负责提供服务。但这在中国却很容易成为典型的官办NGO，老万不屑而且在目前他也没有能力走这条路。而一些民间环保如瀚海沙与国外环保组织的合作方式，因为老万的组织也不符合上述那些严格的条件，他最终依旧回到自己最初的思路上——开办农民参加的经济合作组织来为自己的事业输血。
而这多多少少已经模糊了NGO与以赢利为目的的民营企业的边界。记者拿到一份2005年老万与村民联合栽种经济林(葡萄)的合同：中国科尔沁沙地(万平)治理示范区(甲方)与某某(乙方)经过充分协商，决定在甲方限定地块内通过统一组织、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种植规程、统一销售的方式联合栽种葡萄……而在合同的具体条款中，值得一提的是老万与村民利润分成比例——三七开，村民获利七。
记者在葡萄基地看到，农民正在填土、浇水，小心翼翼地侍候着幼嫩的葡萄苗，种植计划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新合屯已有七八户农民参加，占新合屯农户的1／10，再加上邻近几个屯的农户，总共已有15户农民加入，可以说已初具规模。
老万这种通过组建农民联合经济组织——葡萄协会的运作获利，以拉动治沙这辆马车的选择应当是可行的现实选择，最重要的是利益的创造与分配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此有人质疑老万沙地治理区的最终目的，而记者在采访中感到，不妨将这个“道德问题”悬置起来，因为无论是为环保的理想还是为个人财产的增值，只要能为乡亲造福，就值得尝试。
无疑，老万的治沙组织难以承受国际标准(NGO的正规型、民间性、非盈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等)的严格衡量，但由于政府与企业在公益事业和公共物品提供上的失灵，万平治沙模式可以说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新型准NGO组织。
但如果组织机构的权利行使以及资金运作模式没有一个监督机制存在的话，那么这也许只是一个公司+农户性质的民营企业崛起的另类形式。在与老万的交谈中，他多次提到大邱庄、南街村的集体经济模式。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权威的形成虽然可以很有效地推动组织利润向公益事业的奉献，但要想长期传承却需要监督机制的形成。老万这一块治沙基地是否可以成为具有本土化的NGO组织，关键也正在此处。
另一种突围
老万选择曾经下过乡的地方为治沙基地，一方面是与老乡们真挚的感情，一方面也是为了能顺利地进入这个相对的熟人社会。老万对新合屯的风俗习惯、规则有深刻的认识。
这里的人热情、心机少、勤劳、忍 耐，但他对农村的陋俗也并不掩饰，“一家富，千家怨”；“山绿了，眼红了”这些都是确实存在的现象。学者曹锦清通过对河南农村的走访，也曾提到农民这种“善分不善合，善私不善公”的困境。为此老万采取动员全村人来种树，签合同确定每家每户的树的方法，让每一棵树变为村民自己的私人财产。正如老万所说，这样就不怕村民毁树了。如果这样林子再出问题，不用他出面，受损的家族就会出来摆平。这样就将村民与他绑在了同一辆治沙战车上。
老万对新合屯村民的总结，一是农民不知错在哪里。村民一年到头都不看一张报纸，新闻也很少关注，只知道吃苦种地，所以需要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观念的改变。二是农民知道错了，但不知该怎么干。所以老万想以葡萄协会这一经济组织的成功获利来带动农民、吸引农民，这也是老万适应、尊重乡村生存伦理与农民实用理性的做法。
老万很关注新闻媒体。在《白城日报》、《中国改革》等刊物上都有关于他治沙事业的描写和议论；还有来自北京、长春、哈尔滨等地的志愿者在这里吃住、工作、调查。老万同时兼职一所本地中学的名誉校长，每周两节环保宣传课，风雨不误。在课上他一次次向孩子们讲述恢复沙地植被的不易，在冬季老万为了看住牛羊不来吃草，两次昏倒在雪地上。
一个孩子的背后是一个家庭，甚或是一个家族，孩子回到家里的言行也会影响到家人的态度。这些都给这个沙漠边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落带来一股清新的冲击。
老万在与记者的谈话中一次次以万平的名字代替第一人称，或许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舆论的宣传来建立一个万平品牌，以扩大其影响力，从而形成权威与威信，得到村民的支持理解，并制约行政官员的权力。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治沙有其自身运行的独特内在规范和逻辑，但也要受到外部其他场域的影响，尤其是权力场的影响。所以万平生态示范区不仅要面对内部运行的技术以及乡村固有观念、习俗桎梏等方面的制约，而且更重要的是，万平怎样处理与基层政府的关系，从权力场中突围而出。
52岁的老万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熟悉官场运行的规则。在老万心中，一些不正常的基层权力运作方式必须改变，如果一时妥协使其形成恶性循环，不仅对他自己有害，也是助纣为虐。所以在与一些地方部门协商解决问题的
时候，老万首先做到先熟悉中央的红头文件，保证自己政治方向正确。其次老万重视人际关系，无论是高校学者还是普通志愿者，他都虚心请教。老万在治沙的过程中也结交了许多政府官员，他们往往会助处于困境中的老万一臂之力。最后，老万有勇气，他常常说自己可以拿命跟乌纱帽拼，他不怕打官司，他认为那反倒是对他的一种宣传。
就这样，老万在磕磕绊绊中走过了5年治沙之路。他曾说，自己就是这片科尔沁沙地上的唐吉诃德，向着巨大的风车，不断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