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长沙市太平街太傅里的贾谊故居，飞檐、黑瓦、青灰外墙、深色木门，立在熙来攘往的闹市里，独守寂寞，也在倾诉着历史。贾谊故居始建于西汉文帝年间，汉武帝时由皇帝敕命得到第一次修缮，此后两千多年里，历经约64次重修。明朝成化年间，长沙太守钱澍寻得贾谊古井，募款修建贾太傅祠，从而祠宅合一，贾太傅祠供奉贾谊铜像及其著作。贾谊故居是中国最早的名人故居之一，也是长沙作为“屈贾之乡”的标志性文化遗产，被誉为“湖湘文化源头”。
　　 贾谊酷爱文学，尤其是对屈原的诗作和《诗经》皆能背诵，且有自己的见解，并为之撰写了不少文章，这让他在18岁以前就名震洛阳。这时，他遇上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河南郡守吴公。吴公是秦朝名相李斯的学生，既是著名的学者，又是治郡卓越的能吏，在乱世中使河南社会安定，被评定为天下第一。他把贾谊招揽到门下学习，对其才华十分欣赏，亲近后更是器重有加。文帝元年，吴公被征召到中央政府担任廷尉。他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得意门生贾谊，将其推荐给了文帝。汉文帝召见贾谊对谈后很中意，任命其为博士——21岁的贾谊，是当时所有博士中最年轻的。贾谊从此步入政治舞台。
　　 作为政治家的贾谊，此时表现出了高超的水准。他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建议。他建议制定新典章制度，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改变官名，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等。
　　 在纠正商鞅、李斯“左倾”经济路线的同时，重新确立了管仲的“综合治理”国家战略，也让自己一年之内连升三级。
　　 公元前177年3月，贾谊风尘仆仆到达了长沙。贾谊来到长沙，对于湖南尤其是对长沙的贡献是巨大的。贾谊是受屈原影响的第一个著名历史人物，他对长沙人的精神丰润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他使长沙人重视的爱国情结有了一个前瞻性的眼界，即心忧天下的情怀。如果说屈原留给湖湘人的精神财富是品格之高洁、精神之自由，那么贾谊留给长沙人的精神财富则是心忧天下之安危、忘我而不负国家。
　　 第二，他发扬了屈原的怀才不遇之愤，结合楚地的神巫文化，使长沙人的精神实质里具有了一种浪漫情怀和理想作派。
　　 第三，他以民本思想作为治国策略的精要，重视农业生产和民主选拔官吏，使长沙人的精神世界里，对于官吏评选有了自己的标准：亲民，勤勉，正派，作风民主。长沙人对贾谊政论文章的喜爱要远远胜过对他赋的喜爱。晚清中兴重臣曾国藩对贾谊的《治安策》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评价，还到贾谊故居参观并留下了诗文赞誉。一代伟人毛泽东也喜欢贾谊的《治安策》，认为它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文章。
　　 在长沙，贾谊把屈原当作了偶像，無论境遇，还是心境，他与屈原找到了太多的契合。同时，因为热爱屈原，因为与楚地神巫文化的自然结合，淳朴的长沙人接受了他，并且把他捧到了与屈原相齐的地位，干脆称呼他为“贾长沙”。
　　 贾谊在长沙住了4年，他为长沙做了多少贡献，史籍上没有太多记载，大约可知的是他督促官吏修建了不少水井，办过学堂，维修过长沙城墙，还向朝廷建议推荐长沙国丞相利苍（辛追的丈夫）的儿子利豨继任爵位。
　　 贾谊来到长沙，是肩负着引导、监视长沙王行动的任务。他到任后也成功地协助朝廷稳住了南部边境。他利用长沙王老师的身份以及与文帝的密切关系，有效调和了二者关系，使长沙王室始终与汉廷保持一致。他在长沙王国中，事实上举重若轻，如铁锚定浮舟。
　　 贾谊、贾谊故居以及贾太傅祠，是历代文人在长沙吟咏的重要对象，瞻仰和凭吊者不绝。无数迁客骚人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文章或对联，仅《长沙贾太傅祠志》中所录者就有两百多首。就作者之时代来说，上起魏、唐、下迄晚清。就内容来说，有咏其人、咏其宅者，也有咏其祠中一物一景者。作者除了中国的以外，还有越南友人。这些诗文绝大多数都对贾谊的人品和成就充满了崇敬和怀念之情。（摘自《点墨长沙》岳麓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