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近几年密集出台教育政策，围绕一个核心话题——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目前来看，义务教育的‘麻烦治理’，现状没有根本改变，（中小学生）生存状况依旧严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近日在《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20）》（下称教育蓝皮书）发布会上说，00后比80后减少1.47亿，教育人口红利正在消失，需要重视每一个人，来弥补人口红利的缺失。
　　青少年的生存现状引发担忧。今年以来，上海、深圳、江苏等地不断发生的儿童自杀死亡事件，其中学业压力成为自杀现象的一大推手。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李国华的提案称，近年来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自杀事件呈上升趋势，应高度关注青少年并进行有效干预。）
　　杨东平向记者表示，原上海市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在2014年更名为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后，未再公布上海中小学生的自杀数据。对于每年中小学生自杀人数，中国官方仍缺乏完整的数据统计。“是否能将中小学生自杀数据全部公开化收集上来，作为区域教育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
　　一名福州公立校初三历史老师告诉记者，今年疫情上网课期间，他所了解的邻居、学校等身边的学生自杀案件就有五、六例，以小学、初中低龄儿童为主。该教师表示，一方面，疫情期间作业通过手机布置，家长难以监管，由学业引发的亲子关系恶化增加了自杀风险；另一方面，学生的自律程度不同，返校后成绩的波动对部分孩子有很大冲击。“这些年应试教育回潮，学生学业压力更大，以升学率考核老师的现象更明显。”
　　另一方面，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肥胖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初中生近视率71.6%，高中生近视率高达81%；根据中国第四次营养健康调查报告，全国6-17岁儿童青少年肥胖率10年时间增长了2倍，达到5 300万。
　　“过长的学习时间、过重的学业负担，是导致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恶化、视力不良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采取应急的举措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存在部分问题。如深圳市中考综合素质评价要求过难过细、过于繁复，形式主义和功利化严重，深圳市教育局宣布暂停2019年初中学生综合素质的信息录入。”教育蓝皮书中写道。
　　与此同时，一场大规模的“减负”行动在全国延续。今年5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六科超标超前培训负面清单（试行）的通知》，明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学六门学科的超标内容，理科禁止使用繁、难、偏、怪的练习题；2019年，全国24个省市中小学生减负方案已“出炉”，但“一刀切”的减负令引起部分家长和老师抵制。
　　教育蓝皮书中提到，“减负”政策某些具体规定让一线老师感到“头疼”，譬如对学生作业时间做出限时要求。北京一小学语文老师认为，“使用行政命令控制作业”的做法脱离现实，学习的根本目标是“学会”，而不仅是完成作业，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有更多创造性的作业；而“减负”政策规定不得公布考试分数和成绩排名，但据了解，实际上仍有一些学校违规操作，有家长反映虽然学校表面不公布分数，但会要求孩子家长下载App查分、查排名、查试卷。
　　“现实与学校現有的教育理念和现实状况相去甚远。”教育蓝皮书中提到，从目前的中考、高考制度改革来看，中国中小学生教育目标被窄化，注重考试相关内容的学习，更多追求成绩与“升学率”，导致中小学生身心问题突出；另一方面，中高考制度造成的“应试教育”导向使得中小学生教育评价标准缺失，使教育评价与目标错位。
　　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家庭教育的功能正在变异。虽然家长普遍对孩子的学业最为关注，但对孩子的学习生活的参与度和关注度却不成正比。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检测协同创新中心等机构发布的《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25.1%的四年级学生和21.8%的八年级学生表示“家长从不或几乎不花时间与我谈心”，22.5%的四年级学生和21.2%的八年级学生认为“家长从不或几乎不问我学校或班级发生的事情”。
　　“对减负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减少学生的作业量、减少考试的次数等方面，而是减去无用的沉重压力，来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这些都指向改变唯升学、唯分数、唯学历的评价制度，指向了整体教育生态的改善。”教育蓝皮书中写道。
　　（来源：财新网 丁 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