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顿（Luton），2016年5月

　　“我只是不能相信，我的儿子去了叙利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愤怒，对那些给他洗脑的人感到愤怒。”37岁的卡迪佳·卡马拉在约40位母亲面前讲述着她4个儿子中的大儿子——19岁的易卜拉赫姆的故事。他去了叙利亚，想为极端主义战斗，并于2014年9月在一次空袭中丧生。
　　这些母亲大部分来自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她们在离伦敦不远的英国城市鲁顿的一个乡镇活动中心参加为期10周的免费课程。
　　卡马拉来自塞拉利昂，裹着一条头巾，在这些女人面前讲述她“可爱而有礼貌的儿子”：他本想成为一名工程师，最后却参加了“圣战”。“我的儿子死了，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卡迪佳·卡马拉说。
　　这些母亲们认真倾听着。当卡马拉讲到她如何从其他圣战成员那里得知，易卜拉赫姆在临死前试图和她取得联系时，很多女人都不禁掉下了眼泪。
　　卡马拉身边坐着奥地利社会学家艾迪特·施拉弗博士。她组织了这次课程，帮助母亲们学习武装起来，反对极端主义者对她们孩子进行游说，以及一旦发现了极端化的苗头，该如何进行干涉。
　　鲁顿的课程是一次世界范围内活动的一部分。它在这个城市开设，是因为前段时间这里常常出现恐怖袭击，被英国媒体称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温床”。

　　自2015年11月起，在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共发生了7次大规模恐怖袭击，一共有329人遇难，1648人受伤。作案者大部分是当地伊斯兰圣战者，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受到伊斯兰宣传的影响。
　　借助建立起信任的角色扮演和练习，来自鲁顿的母亲们将学习更好地和她们的孩子沟通，如何观察他们的精神心理发展，监控他们的网络使用情况，辨别早期警告信号。母亲们将会提供支持，发展所谓的复原力，并在他们的家庭中建立起这种抵抗力。
　　“母亲们听说了极端化的问题，但是她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课程负责人娜奇娅·卡努姆解释道，“她们的生活空间常常局限于家中，因特网让她们恐惧。艾迪特帮助她们走出这种孤立状态，重新建立起她们和孩子之间的联系。”
　　卡努姆于74年前生于孟加拉国，是性别平等、强迫婚姻和自决权等方面的专家。她和艾迪特·施拉弗一再看到，极端分子如何操控欧洲前途无望的失业年轻人。4000多名年轻的穆斯林离开了欧洲，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战斗。
　　“我们必须给世界一个意义，而这必须始于我们的孩子。”施拉弗说，“母亲们会为我们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
　　来自鲁顿的母亲们将成为欧洲第一批完成这种课程的人。施拉弗告诉她们：“你们可以成为一支新的军队，但是你们的战斗工具不是武器，而是话语。”

成立无国界妇女组织

　　施拉弗的丈夫是一位心理学教授，两个孩子已经成年。67岁的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她的行程被排得满满的，对于一位老人来说实在令人瞩目。去年秋天，她在法国总统马努埃尔·马克龙的支持下在一个论坛上讲话，然后在华盛顿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几天后又作为第72次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传达了她的主张。
　　她意志坚定而强大。“这段黑暗日子中的希望，以及冒险和自决权的意义驱动我前进。”她说，“在我看来，坐在家里的电视前，绝望地看着新闻，是毫无意义的。”
　　施拉弗将自己的童年描述为“和平，放松，没有值得一提的经历”。她的父母都是全职员工，属于中产阶级。6岁前她一直和祖母生活在奥地利东部的一个农场上，那里离苏联占领的匈牙利边境不远。
　　“我的朋友们和我在岗楼上苏联士兵的目光下玩耍。我的父母经常和我说，我能生活在篱笆的这一侧是多么幸运。”施拉弗说道。
　　她在维也纳大学学习社会学，想成为驻外记者。但是在得到一个科研职位后，她决定走上学术道路。20世纪80年代，她通过科研工作接触到了来自波斯尼亚战争的难民，尤其是饱受创伤的妇女和儿童。20世纪90年代，她因工作需要前往巴基斯坦，见到了从阿富汗逃难而来的人们。施拉弗认识了那些拿生命冒险的女人们。她们将记录原教旨主义者行刑的视频偷带到巴基斯坦。
　　这些经历促使她2001年建立起“無国界妇女组织”。这个非政府组织的项目还包括为卢旺达的女孩们提供课程和在阿富汗建起一个女性中心等等。
　　2008年，“无国界妇女组织”启动了反恐平台“SAVE”，SAVE一词意为拯救，是“姐妹共同反抗暴力极端分子（Sisters Against Violent Extremism）”的英文首字母缩写。这个平台将全世界女性团结在了一起。“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也为彼此负责。危机时期总是充满机会。”施拉弗说。

苦盏，2012年

　　一群塔吉克母亲坐在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苦盏一个社区活动中心的一个简陋的房间中。艾迪特·施拉弗作为一个外交使团的成员到来，这次交流活动由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资助，目的是和极端化作斗争。
　　天气非常冷，小火炉作用甚微，但是女人们不畏严寒，迫不及待地交流她们的经验。“她们的孩子辍了学，为由沙特阿拉伯资助的清真寺所吸引，在那里，有人将伊斯兰教义进行极端化处理后传授于他们。母亲们对此感到很不安，同时却又无能为力，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施拉弗叙述道，“我问她们为何不能和他们谈谈。她们回答我，她们的儿子已经不再是小男孩，而是男人了，要改变他们的意志十分艰难。”这些“男人”中的一些刚满12岁，但是他们自认为是坚强的年轻人，想成为英雄。

　　施拉弗开始构想应对之道。“我看到罗莎莉亚站在我面前，40多岁的她有4个孩子，她的微笑很美。她说，我们母亲必须回到课堂上。正是在这一刻，母亲学校的理念在我的脑海中诞生了。我意识到，正是这些母亲站在了反恐的第一线。我们必须给她们自信，此外还得教会她们正确使用工具和技巧，帮助她们更好地影响自己的孩子。”
　　施拉弗和自己的团队一起访问了北爱尔兰、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等冲突地区青少年的数千位母亲。很快他们就发现，提供避免极端化的具体建议是必要的。第一所母亲学校于2013年2月在塔吉克斯坦成立，奥地利、比利时、德国、马其顿和英国的母亲学校紧随其后成立。

维尔茨堡，2017年9月

　　22个女人坐成一圈，太阳透过维尔茨堡会议中心的窗户闪耀。这座位于美因河畔的城市似乎离伊斯兰恐怖主义相距光年之遥。但是这个地区在一年前发生了一次袭击事件：一个17岁的阿富汗极端主义难民申请者在火车上用一把刀和一把斧头对乘客发起了攻击。
　　这些来自土耳其、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的母亲们在生活中是社会福利工作者、教师或翻译。她们接受训练，以便能在巴伐利亚州的5个地方自主领导母亲学校。施拉弗请求当地政府将成立母亲学校作为一个极端主义预防项目去施行。
　　在课程刚开始时，施拉弗就要求每个女人都在整间房子中走一圈。参与者表现得很拘谨。这些女人大多数都在各自文化中居于从属地位，要做到这一点着实是个挑战。但是不久一个穿着牛仔裤的年轻女人站了出来，在房间中走了起来，她的行为激励其他人纷纷效仿。
　　这一练习引出了一个讨论——母亲如何通过自己的身体语言传达信号。“如果我们表现出自信，孩子们也会拥有自信。”施拉弗解释道，“极端主义的游说者们都很有自信，他们宣称能够帮助这些年轻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母亲们也必须采用同样的策略。要想让她们变强大，我们首先必须让她们知道自己的价值——不管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名母亲。”
　　“没有预防措施，就会出现极端化现象。”46岁的布奇拉是5个孩子的母亲，她领导着巴伐利亚州的一所母亲学校，“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学习。我想做正确的事情。”

鲁顿，2017年9月

　　40岁的帕尔韦恩是鲁顿母亲学校项目最新的毕业生之一。她生于巴基斯坦，20歲时来到了英国。她有两个儿子，分别18岁和13岁。
　　“在上完这些课程之前，我和大儿子的谈话常常不欢而散。我很担心他会把太多时间花在玩电脑上。”帕尔韦恩说，“其他母亲帮助我学习如何和我的孩子说话，如何避免争吵和长时间的沉默。我不知道一个温暖的集体应该给人什么样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有了朋友，还有了一份兼职工作。”
　　她的话证明了母亲学校如何强化了母亲们的自信，改善了她们的社交联系，而这些都可以更好地保护她们的孩子。“当我感受到我们毕业生的热心和自信时，我知道，她们这种态度的变化，就是抵抗极端主义和暴力的最好武器。”艾迪特·施拉弗说。
　　[译自德国版《读者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