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当前，社会危机事件频发，随之带来的是突发事件舆情研判出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常态。无网络不传播，特别是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双微”传播的全面崛起，更是增加了舆情研判的复杂性。本文以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作为信息采集样本，进而从格局、生态、机制三个维度分析突发事件舆情研判新常态的建构过程，以期为治理危机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社交媒体 突发事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一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悄然来临。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68亿，手机网民数量达5.94亿。网络迅速成为普通公民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的主要工具和消息的主要来源，进而跻身为表达意愿和舆论形成的主要场所和阵地，越来越多的公众选择通过网络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舆论话题中，线下线上实现互联互动的局面进一步建构，最终形成独特的网络舆论景观。
一、格局：“双微”不再“式微”
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既检验“微博+微信”时代信息传播的广度和速度，也见证了社交媒体的崛起。此次天津爆炸突发事件不仅是“媒介化”新闻事件，更是“新媒介化”的公众舆论事件和全球新闻事件。
在突发事件中，社交媒体模糊了个人情景和公共领域的界限，进而加剧了网络舆情的复杂性。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最初运用于西方理想主义者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然而，随着网络信息共产主义化的深刻影响，网民发言并非遵循公共理性，多数网民以情绪宣泄和“任性”表达为目的，因而，有效引导网民理性发言，才是应有之义。
首先，微博、微信不再是传统舆论场的一个补充，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舆论场，并逐渐开始唱独角戏。8月12日晚23点30分天津塘沽区发生大爆炸，爆炸现场便立即吸引了很多人集聚，不明真相的群众首先通过自己手里的智能手机进行现场即时拍录，而后纷纷通过微博、微信上传现场照片、视频。这些内容一经上传，立即引爆朋友圈。相比之下，发生地的天津卫视还在播放韩剧，即使反映最迅速的个别媒体也是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凌晨介入报道，而大多数的信息来源以及资料素材来自于微博、微信。其实，随着智能手机的不断发展，微博、微信在第一现场信息发布方面的功能一再凸显，在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的报道中成为名副其实的现场信息报道“第一人”。曾经有人总结过去10余年第一现场信息发布渠道的变化：“9·11恐怖袭击”来源于凤凰卫视；“5·12”汶川地震来源于央视；“4·20”雅安地震来源于微博。这次天津爆炸事故直接从微博的单渠道升级为“微博+微信”双渠道。在新浪微博输入以“天津爆炸”等关键词进行检索，结果显示有200.94万条（时间截止到8月17日17时），在新媒体指数上搜索“天津爆炸”相关文章约有4.11万篇之多，总阅读数超过1.17亿。综上所述，大量信息集聚于微博、微信，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报纸、电视和广播等传统媒体，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正在逐渐成为一支强大的有生力量，成为舆论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微博、微信不再是简单的社交工具，而是成为媒体竞争的主战场、意见领袖发声的主平台和网民获取信息的主渠道。第一，媒体报道更加侧重官方微博和旗下公众号，不单是把核心内容放在微博、微信首发，还发表大量动态消息，在时效性方面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媒体。一些媒体官方微博以及旗下公众号接连发表评论，其数量和质量甚至超过时评。第二，意见领袖、自媒体和网络大V扎堆微博、微信。自2010“微博元年”、2011“微信元年”、2012“自媒体元年”和2013“大数据元年”以来，5年间自媒体在这次爆炸事故中终于大显身手、初现端倪。比如，“记者站”“财经记者圈”“占豪”等微信公众号就此次事件分别运用不同的视角进行发布和解读，为公众呈现出多样化的文本表现形式。第三，网民乐于通过微博、微信获取信息。刷微博、刷微信也逐渐成为流行的信息获取方式。微博、微信在重大事件面前已不再是单纯简单的社交工具，而是名副其实的媒体。
最后，微博、微信适应了当前“全球、全民、全媒”时代特征和“黄金1小时法则”。过去，我们认为突发事件舆情回应是传统意义上的“黄金24小时法则”，即官方在突发事件发生24小时以内发布权威消息和有效发声，是引导舆论和平息舆论的关键。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大量涌现，特别是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崛起与勃兴，“黄金24小时”早已不合时宜。于是，人民网舆情检测室直接指出网络传播时代是“黄金4小时法则”。然而，实践表明，4小时后再发声也很难控制局面。在双微传播崛起与凸显的时代，这个黄金时间应该缩短为1小时。最终，舆论研究机构提出了“黄金1小时”原则，第一时间、第一速度、第一现场抢占舆论场制高点，牢牢把握舆论引导主动权。
二、生态：用户信息参与对社交媒体话题建构的影响
在用户思维主导的时代特征激发下，突发事件往往在社交媒体率先以“话题”的方式进行呈现，而后，以标签的方式实现对相关话题信息的排列与组合。当前，由传统媒体一枝独秀的“庙堂式”生态逐渐趋向众声喧哗的舆论“江湖”，正在构成全新的舆情研判生态。
一是从对抗转向对冲。当前，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不断驱动全方位的话语体系重构。过去，当突发事件发生后，无论是公众的第一反应，抑或舆论传播生态，都极力偏向以对抗占主导的话语模式。对冲的出现，彻底变革了此种形态。它最早应用于金融领域，指的是一种在降低商业风险的同时仍能在投资中获利的金融避险手段，现已被形象地运用到了当前媒介生态环境中。危机事件发生后，官方并不是唯一在现场掌握第一手信息的信源，即使率先发布事件信息，公众在面对信息时，却不会安分服从指挥，大部分信息又进行了二次传播，不断被切割、消解和重构，最终呈现出对冲的态势。特别是在当下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同一个新闻来源都能直接抵达当事人手里，没有哪个媒体可以垄断。特别是作为“喉舌”和“传声筒”的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对冲，一方面，发起了对官方声音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官方声音自我纠偏和更新。不断驱动对冲生态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二是从管理转向治理。突发事件发生后，官方介入舆论场的首选方式往往就是选择管理。新形势下，我们的观念宜与时俱进。特别在我国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环境下，选择治理舆论场的方式要远远比管理更加科学和高明。从管理转向治理，体现的绝不仅仅只是一字之差，背后蕴含的丰富内容更是有着天壤之别。治理理念，更加凸显我们的主动和决心。社交媒体参与网络空间信息治理极其重要，与此同时，客观上也存在着治理难度。
三是从旁观转向围观。当前，复杂的现实不断激发社会公众参与政治的热情，曾几何时，公众仅仅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出现“围观中国”的奇观，慢慢喜欢沉浸其中的体验。从只是旁观的局外人到走向围观的参与者，这一嬗变让舆论场域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充满更多变数，各种微妙亦或波动的群众心理让人捉摸不透。
三、机制：命运共同体下的网络传播规律探究
一是“拼图”机制。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发生后，无论是受害群众、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还是各种利益攸关者，再到各路媒体记者，官方或者民间各种机构、工作人员，还是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也有网媒、纸媒、广播、电视等各色媒介，都是整个事件的见证者，都在为还原最真实的事件真相而努力。然而，每种媒介都有自己的独特优势，都各自发挥着作用，同时，又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但是，这些媒介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拼图”，东拼西凑和沟通交流各种信息片段，最终建构起真实的媒介镜像。尽管，过程艰辛，但是媒体会自发、步调一致的朝着还原事件真相的逻辑进发，真相只有一个，最终抵达人心和时空深处。
二是动态平衡机制。从此次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发生后召开的7次新闻发布会以及最高领导人的表态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些行动对整个围绕天津港爆炸事故的舆情系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大众和媒体舆论所关注的主要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回应。这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政府掌握舆论主动权、主导权、引导权的方法，也可以解释“权威发布跟不上，谣言就会满天飞”这个道理。比较而言，对于拥有海量信息的移动互联网领域，尽管管理部门采取叫停账号、关闭网站等应急措施，但发挥的作用不明显。舆情信息的本质是自由流动的，存在一个信息发布、流动和循环的过程，加以引导，舆情系统必然会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三是风险预警机制。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反映出我们过去长期积累下来的风险存量。特别是对于新形势下风险社会危机事件频发，变数增量，多种矛盾累计叠加递进，新旧形态缓慢转型升级过程中生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导致我们要为过去埋单，为不可预判的未来付出代价。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风险意识，不断完善风险预警机制，积极有效应对，全面做好防范。
参考文献：
[1]（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周雷，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硕士研究生；赵志刚，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赵娜
【关键词】社交媒体 突发事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一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悄然来临。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68亿，手机网民数量达5.94亿。网络迅速成为普通公民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的主要工具和消息的主要来源，进而跻身为表达意愿和舆论形成的主要场所和阵地，越来越多的公众选择通过网络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舆论话题中，线下线上实现互联互动的局面进一步建构，最终形成独特的网络舆论景观。
一、格局：“双微”不再“式微”
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既检验“微博+微信”时代信息传播的广度和速度，也见证了社交媒体的崛起。此次天津爆炸突发事件不仅是“媒介化”新闻事件，更是“新媒介化”的公众舆论事件和全球新闻事件。
在突发事件中，社交媒体模糊了个人情景和公共领域的界限，进而加剧了网络舆情的复杂性。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最初运用于西方理想主义者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然而，随着网络信息共产主义化的深刻影响，网民发言并非遵循公共理性，多数网民以情绪宣泄和“任性”表达为目的，因而，有效引导网民理性发言，才是应有之义。
首先，微博、微信不再是传统舆论场的一个补充，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舆论场，并逐渐开始唱独角戏。8月12日晚23点30分天津塘沽区发生大爆炸，爆炸现场便立即吸引了很多人集聚，不明真相的群众首先通过自己手里的智能手机进行现场即时拍录，而后纷纷通过微博、微信上传现场照片、视频。这些内容一经上传，立即引爆朋友圈。相比之下，发生地的天津卫视还在播放韩剧，即使反映最迅速的个别媒体也是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凌晨介入报道，而大多数的信息来源以及资料素材来自于微博、微信。其实，随着智能手机的不断发展，微博、微信在第一现场信息发布方面的功能一再凸显，在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的报道中成为名副其实的现场信息报道“第一人”。曾经有人总结过去10余年第一现场信息发布渠道的变化：“9·11恐怖袭击”来源于凤凰卫视；“5·12”汶川地震来源于央视；“4·20”雅安地震来源于微博。这次天津爆炸事故直接从微博的单渠道升级为“微博+微信”双渠道。在新浪微博输入以“天津爆炸”等关键词进行检索，结果显示有200.94万条（时间截止到8月17日17时），在新媒体指数上搜索“天津爆炸”相关文章约有4.11万篇之多，总阅读数超过1.17亿。综上所述，大量信息集聚于微博、微信，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报纸、电视和广播等传统媒体，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正在逐渐成为一支强大的有生力量，成为舆论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微博、微信不再是简单的社交工具，而是成为媒体竞争的主战场、意见领袖发声的主平台和网民获取信息的主渠道。第一，媒体报道更加侧重官方微博和旗下公众号，不单是把核心内容放在微博、微信首发，还发表大量动态消息，在时效性方面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媒体。一些媒体官方微博以及旗下公众号接连发表评论，其数量和质量甚至超过时评。第二，意见领袖、自媒体和网络大V扎堆微博、微信。自2010“微博元年”、2011“微信元年”、2012“自媒体元年”和2013“大数据元年”以来，5年间自媒体在这次爆炸事故中终于大显身手、初现端倪。比如，“记者站”“财经记者圈”“占豪”等微信公众号就此次事件分别运用不同的视角进行发布和解读，为公众呈现出多样化的文本表现形式。第三，网民乐于通过微博、微信获取信息。刷微博、刷微信也逐渐成为流行的信息获取方式。微博、微信在重大事件面前已不再是单纯简单的社交工具，而是名副其实的媒体。
最后，微博、微信适应了当前“全球、全民、全媒”时代特征和“黄金1小时法则”。过去，我们认为突发事件舆情回应是传统意义上的“黄金24小时法则”，即官方在突发事件发生24小时以内发布权威消息和有效发声，是引导舆论和平息舆论的关键。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大量涌现，特别是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崛起与勃兴，“黄金24小时”早已不合时宜。于是，人民网舆情检测室直接指出网络传播时代是“黄金4小时法则”。然而，实践表明，4小时后再发声也很难控制局面。在双微传播崛起与凸显的时代，这个黄金时间应该缩短为1小时。最终，舆论研究机构提出了“黄金1小时”原则，第一时间、第一速度、第一现场抢占舆论场制高点，牢牢把握舆论引导主动权。
二、生态：用户信息参与对社交媒体话题建构的影响
在用户思维主导的时代特征激发下，突发事件往往在社交媒体率先以“话题”的方式进行呈现，而后，以标签的方式实现对相关话题信息的排列与组合。当前，由传统媒体一枝独秀的“庙堂式”生态逐渐趋向众声喧哗的舆论“江湖”，正在构成全新的舆情研判生态。
一是从对抗转向对冲。当前，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不断驱动全方位的话语体系重构。过去，当突发事件发生后，无论是公众的第一反应，抑或舆论传播生态，都极力偏向以对抗占主导的话语模式。对冲的出现，彻底变革了此种形态。它最早应用于金融领域，指的是一种在降低商业风险的同时仍能在投资中获利的金融避险手段，现已被形象地运用到了当前媒介生态环境中。危机事件发生后，官方并不是唯一在现场掌握第一手信息的信源，即使率先发布事件信息，公众在面对信息时，却不会安分服从指挥，大部分信息又进行了二次传播，不断被切割、消解和重构，最终呈现出对冲的态势。特别是在当下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同一个新闻来源都能直接抵达当事人手里，没有哪个媒体可以垄断。特别是作为“喉舌”和“传声筒”的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对冲，一方面，发起了对官方声音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官方声音自我纠偏和更新。不断驱动对冲生态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二是从管理转向治理。突发事件发生后，官方介入舆论场的首选方式往往就是选择管理。新形势下，我们的观念宜与时俱进。特别在我国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环境下，选择治理舆论场的方式要远远比管理更加科学和高明。从管理转向治理，体现的绝不仅仅只是一字之差，背后蕴含的丰富内容更是有着天壤之别。治理理念，更加凸显我们的主动和决心。社交媒体参与网络空间信息治理极其重要，与此同时，客观上也存在着治理难度。
三是从旁观转向围观。当前，复杂的现实不断激发社会公众参与政治的热情，曾几何时，公众仅仅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出现“围观中国”的奇观，慢慢喜欢沉浸其中的体验。从只是旁观的局外人到走向围观的参与者，这一嬗变让舆论场域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充满更多变数，各种微妙亦或波动的群众心理让人捉摸不透。
三、机制：命运共同体下的网络传播规律探究
一是“拼图”机制。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发生后，无论是受害群众、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还是各种利益攸关者，再到各路媒体记者，官方或者民间各种机构、工作人员，还是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也有网媒、纸媒、广播、电视等各色媒介，都是整个事件的见证者，都在为还原最真实的事件真相而努力。然而，每种媒介都有自己的独特优势，都各自发挥着作用，同时，又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但是，这些媒介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拼图”，东拼西凑和沟通交流各种信息片段，最终建构起真实的媒介镜像。尽管，过程艰辛，但是媒体会自发、步调一致的朝着还原事件真相的逻辑进发，真相只有一个，最终抵达人心和时空深处。
二是动态平衡机制。从此次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发生后召开的7次新闻发布会以及最高领导人的表态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些行动对整个围绕天津港爆炸事故的舆情系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大众和媒体舆论所关注的主要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回应。这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政府掌握舆论主动权、主导权、引导权的方法，也可以解释“权威发布跟不上，谣言就会满天飞”这个道理。比较而言，对于拥有海量信息的移动互联网领域，尽管管理部门采取叫停账号、关闭网站等应急措施，但发挥的作用不明显。舆情信息的本质是自由流动的，存在一个信息发布、流动和循环的过程，加以引导，舆情系统必然会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三是风险预警机制。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反映出我们过去长期积累下来的风险存量。特别是对于新形势下风险社会危机事件频发，变数增量，多种矛盾累计叠加递进，新旧形态缓慢转型升级过程中生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导致我们要为过去埋单，为不可预判的未来付出代价。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风险意识，不断完善风险预警机制，积极有效应对，全面做好防范。
参考文献：
[1]（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周雷，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硕士研究生；赵志刚，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赵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