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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是江浙接壤处的一座古城。城不大，但因它位于沪杭铁路线的正中间而显得很重要。小时候，故乡已经沦陷，常常见一队队鬼子兵踏着大皮靴从街上走过。东洋皮靴的硬底敲打着古镇的石板路，发出“咚、咚”的阵响，使刚刚懂事的我感到恐惧，也感到了耻辱，幼小的心田里生出了仇恨。
我五岁上学，年龄小，个小，但因为学业成绩优异连任班长。班长负责收发全班同学的作业簿，上每节课时喊“起立、行礼、坐下”，放学时站到全班同学的前列，领队到学生所在的那条弄口，喊“同学再见”后，大家各自回家。任务不重，同学对我又好，小小的我也能胜任。
“重任”终于落在身上。读完小学四年级，初小毕业了。升入高小五年级时，“规定”学日语。学校师生、社会百姓都抵制这个“规定”，前任校长因此被撤职。上面派来教日语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日本女人，细眉细眼的脸上堆满了笑，一副“善面”，让中国小孩子弄不清她怎么会跟一副凶相的鬼子兵一起从那个“司令部”大门里走出来的。大人们悄悄说，她是来哄中国的小孩子的，让中国小孩子忘掉自己的祖国，听她的摆布。当时全班四十二名同学，除了汉奸县长的宝贝女儿，日军翻译的乖巧儿子，保安队副官的蠢笨侄子以外，都同仇敌忾，与这个笑里藏刀的日本女人势不两立。
那年，我九岁。跟班里多数同学相比，大概矮了半个头，那个日本女人看我小，并不把我放在眼里，开学第二天，她叫我到办公室，用很流畅的中国话对我说：第一，上日语课喊“起立、行礼、坐下”时要用日语；第二，告知全班同学，上日语课任何人不得缺席；第三，在校外，碰到她或见到日军哨兵，一律鞠躬并用日语问候。她当时就教我用日语说“起立、行礼、坐下”。这三个词语，本来很简单，一学就能学会，但我不愿意学会它。于是，我翻来覆去地“学不会”。江南的九月，天气还很热，我站了很长时间，嘴巴还不停地念错，加上心里紧张，热汗冷汗交替流下。日本女人虽然耐心得无以复加，却也束手无策，只得让我回去再慢慢练，我嘴里答应着，心里想着怎样永远地学不会。此后，我一直没有用日语喊过上课时必须喊的三个词语。我说，我的日语说不准，说不准会惹同学发笑，反而不好。日本女人几次提出换一个班长，但每当这个时候，那些比我高大得多的同学一律举起手来，说班长必须由学习最好的同学来担当。令日本女人无言以对的是，我的各门功课的成绩始终是全年级第一。这样，日子长了，她的第一个“要求”就等于自然取消。至于上日语是否有人缺席，我的心里很清楚，我在点名时就会略去“不来者”的名字，并且在上课前把空着的课桌椅搬到教室外的墙后暂时“隐蔽”，因为她是近视眼，在她的眼里，教室里没有空位子，就是全部出席了。不过，为这点“小事”，一位平日埋头学习、沉默寡言的男同学总是细心地去向县长女儿、翻译儿子、副官侄子提出“警告”，对他们说，谁敢“告密”，谁就是小汉奸，如果跟同学一条心，你也是好同学。国难当头，小孩子居然也像大人一样说话和做事了，怪不得人们总说“在斗争中锻炼成长”呢。
当时，这座小城到处是鬼子兵，我们学校所在的那条弄口是鬼子的一个什么机关，不但日夜设有岗哨，而且哨兵总是牵着一条吐着的舌头的日本狼狗。殊不知，这座由数千年文明孕育的中国古城自有它的威严和机智。古城里，河浜交错，长江的一条条小支流，流过来又流过去，一座座石桥木桥，勾连着一条条小弄细巷，衔接着一处处宽埭坦滩，深深浅浅，曲曲折折。对于生于此、长于此的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它深浅有序，曲折自如；而对于想用武力来占领它的日本鬼子来说，则是深浅莫测，曲折迷离。大人们说，鬼子看似抖威，实是害怕。我们这些高小学生，是有知识、有志气的中国人，我们当然不会去向这些鬼子兵弯腰的。于是，每次放学，我领着全班同学走到距弄口有几百米远的桥头时，我就喊一声“同学再见”，天天如此，直到我们高小毕业，抗日战争胜利，我们班所有同学无一人向鬼子兵弯过腰。就是那县长的女儿、翻译的儿子、副官的侄子，也在大家的带动下，与全体同学采取一致行动。至于那个教日语的日本女人，我们只要老远看见了她，或从上塘穿到下塘，或从下塘绕到上塘，几步就躲开了。
可是，意外的情况发生了。那天放学排队时，日本女人径直向我走来，笑容在刹那间堆到了脸上。她说今天要随同学的队列走到弄口，送大家回家。一时间，既没有理由不让她随队，又没有办法把她支开。我看看大家，大家看看我，足足看了一分钟。我照例站在队列前，领大家走出了校门。古人说，情急生智，我转身对日本女人说：“今天真难得，你一直走在我们的队列里。让我们在分手前共同唱一支快乐的歌吧。”说完，不等她回答，我就起了头，挥着手，全体高唱：“日落西山，时届黄昏，倦鸟返休且长鸣……”这正是一首放学歌，大家唱得响亮、亢奋，边唱边走过岗哨，那哨兵见日本女人在队列里，也没有来干预。歌唱完了，弄口也走到了，我喊一声“同学再见”，回家了!哈!我们是昂首挺胸从鬼子兵面前走过来的!抗战胜利前的那个学期，正当我们即将小学毕业，日本女人的脸上已没有了笑容。当全班同学围坐在教室里高唱毕业歌的时候，日本女人早已不知去向。那年，我十岁。但是，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已经能够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了。
我五岁上学，年龄小，个小，但因为学业成绩优异连任班长。班长负责收发全班同学的作业簿，上每节课时喊“起立、行礼、坐下”，放学时站到全班同学的前列，领队到学生所在的那条弄口，喊“同学再见”后，大家各自回家。任务不重，同学对我又好，小小的我也能胜任。
“重任”终于落在身上。读完小学四年级，初小毕业了。升入高小五年级时，“规定”学日语。学校师生、社会百姓都抵制这个“规定”，前任校长因此被撤职。上面派来教日语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日本女人，细眉细眼的脸上堆满了笑，一副“善面”，让中国小孩子弄不清她怎么会跟一副凶相的鬼子兵一起从那个“司令部”大门里走出来的。大人们悄悄说，她是来哄中国的小孩子的，让中国小孩子忘掉自己的祖国，听她的摆布。当时全班四十二名同学，除了汉奸县长的宝贝女儿，日军翻译的乖巧儿子，保安队副官的蠢笨侄子以外，都同仇敌忾，与这个笑里藏刀的日本女人势不两立。
那年，我九岁。跟班里多数同学相比，大概矮了半个头，那个日本女人看我小，并不把我放在眼里，开学第二天，她叫我到办公室，用很流畅的中国话对我说：第一，上日语课喊“起立、行礼、坐下”时要用日语；第二，告知全班同学，上日语课任何人不得缺席；第三，在校外，碰到她或见到日军哨兵，一律鞠躬并用日语问候。她当时就教我用日语说“起立、行礼、坐下”。这三个词语，本来很简单，一学就能学会，但我不愿意学会它。于是，我翻来覆去地“学不会”。江南的九月，天气还很热，我站了很长时间，嘴巴还不停地念错，加上心里紧张，热汗冷汗交替流下。日本女人虽然耐心得无以复加，却也束手无策，只得让我回去再慢慢练，我嘴里答应着，心里想着怎样永远地学不会。此后，我一直没有用日语喊过上课时必须喊的三个词语。我说，我的日语说不准，说不准会惹同学发笑，反而不好。日本女人几次提出换一个班长，但每当这个时候，那些比我高大得多的同学一律举起手来，说班长必须由学习最好的同学来担当。令日本女人无言以对的是，我的各门功课的成绩始终是全年级第一。这样，日子长了，她的第一个“要求”就等于自然取消。至于上日语是否有人缺席，我的心里很清楚，我在点名时就会略去“不来者”的名字，并且在上课前把空着的课桌椅搬到教室外的墙后暂时“隐蔽”，因为她是近视眼，在她的眼里，教室里没有空位子，就是全部出席了。不过，为这点“小事”，一位平日埋头学习、沉默寡言的男同学总是细心地去向县长女儿、翻译儿子、副官侄子提出“警告”，对他们说，谁敢“告密”，谁就是小汉奸，如果跟同学一条心，你也是好同学。国难当头，小孩子居然也像大人一样说话和做事了，怪不得人们总说“在斗争中锻炼成长”呢。
当时，这座小城到处是鬼子兵，我们学校所在的那条弄口是鬼子的一个什么机关，不但日夜设有岗哨，而且哨兵总是牵着一条吐着的舌头的日本狼狗。殊不知，这座由数千年文明孕育的中国古城自有它的威严和机智。古城里，河浜交错，长江的一条条小支流，流过来又流过去，一座座石桥木桥，勾连着一条条小弄细巷，衔接着一处处宽埭坦滩，深深浅浅，曲曲折折。对于生于此、长于此的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它深浅有序，曲折自如；而对于想用武力来占领它的日本鬼子来说，则是深浅莫测，曲折迷离。大人们说，鬼子看似抖威，实是害怕。我们这些高小学生，是有知识、有志气的中国人，我们当然不会去向这些鬼子兵弯腰的。于是，每次放学，我领着全班同学走到距弄口有几百米远的桥头时，我就喊一声“同学再见”，天天如此，直到我们高小毕业，抗日战争胜利，我们班所有同学无一人向鬼子兵弯过腰。就是那县长的女儿、翻译的儿子、副官的侄子，也在大家的带动下，与全体同学采取一致行动。至于那个教日语的日本女人，我们只要老远看见了她，或从上塘穿到下塘，或从下塘绕到上塘，几步就躲开了。
可是，意外的情况发生了。那天放学排队时，日本女人径直向我走来，笑容在刹那间堆到了脸上。她说今天要随同学的队列走到弄口，送大家回家。一时间，既没有理由不让她随队，又没有办法把她支开。我看看大家，大家看看我，足足看了一分钟。我照例站在队列前，领大家走出了校门。古人说，情急生智，我转身对日本女人说：“今天真难得，你一直走在我们的队列里。让我们在分手前共同唱一支快乐的歌吧。”说完，不等她回答，我就起了头，挥着手，全体高唱：“日落西山，时届黄昏，倦鸟返休且长鸣……”这正是一首放学歌，大家唱得响亮、亢奋，边唱边走过岗哨，那哨兵见日本女人在队列里，也没有来干预。歌唱完了，弄口也走到了，我喊一声“同学再见”，回家了!哈!我们是昂首挺胸从鬼子兵面前走过来的!抗战胜利前的那个学期，正当我们即将小学毕业，日本女人的脸上已没有了笑容。当全班同学围坐在教室里高唱毕业歌的时候，日本女人早已不知去向。那年，我十岁。但是，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已经能够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