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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沛鸿是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杰出的民众教育家。他本着“为穷而失教的劳苦大众教育事业而奋斗”的目标，以“教育大众化”为其民众教育理论的基础，创建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化、中国化的民众教育新体系。他不仅学贯中西，深谙中国教育改革的真谛，而且还亲身投入到教育改革的实践活动中。他以实际行动为中国近代民众教育做出了不朽贡献，同时也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
雷沛鸿，字宾南，1888年出生于广西南宁府宣化县津头村。自幼好学上进，14岁便考中秀才，1902年只身赴广州求学。他曾经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出国留学，曾经就读于美国欧柏林大学和哈佛大学，并获得文科硕士学位。1921年学成归国后，任广西公署教育科长，后曾五度执掌广西教育行政大印，担任广西教育厅长。任职期间，雷沛鸿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创建新式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广西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直到1967年病逝。
改造民生，职教为先
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雷沛鸿对当时广西职业教育现状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指出当时广西职业教育的发展既缺乏一贯的政策，又没有形成合理的结构体系，从而导致职业教育的极不发达。在广西29所职业学校中，只有一所属于农业职业学校，其他都属于工业性质的学校，并且多数属于织染科，这种状况很不适合广西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职业教育脱离社会实际，使得教育自为教育，职业学校自为职业学校，生产事业自为生产事业，职业教育没有发挥其真正的教育效能，社会生产也就无从改进。因此，雷沛鸿对职业教育的改造并不是停留在对职业教育自身层面上，而是把它放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考虑，所以，他提出职业教育的改造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要从治本入手，治本与治标相结合。
普通教育职业化是二十世纪70年代才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是随着普通中学的普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产的关系日益密切而出现的。它要求在普通教育里增加必要的职业知识和技能，使那些不能升学的学生有一定的职业准备，以便他们就业后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而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雷沛鸿在其所创建的国民基础教育制度和国民中学中就已经实践了这种教育思想。国民基础教育是一种面向全体国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与经济联合，为社会服务的教育制度。国民基础教育要“指引全省有志青年重回田园间去，商店间去，工厂间去——学问与劳动合作方法。”“以期彻底纠正过去教育的错误。务使在基础教育运动下之成人及儿童，人人能劳动，人人能发展及动用手脑、感官，以促进生产，而与实际生活发生关系。”“我们在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下，必须冲破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藩篱，随之凡受教育者都是直接生产者，凡直接生产者都有受教育的可能机会。”这里起码包含四层含义，第一，国民基础教育是面向青年全体，成人与儿童并重的教育；第二，重视生产劳动教育，使成人及儿童，人人能劳动，人人能成为生产者；第三，主张在普通教育里要渗透职业教育，反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离独立，因此，他主张全国小学要普遍设置园艺场，择要设置林场、畜牧场、农场、实习工肆，各省于省中县区集中设立中央科学试验所，以便指导学生之实习及协助工匠之进修；第四，重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教育内容以民众生活为中心，充分发挥其社会改造的功能，使学校彻底社会化。雷沛鸿认为，中国经济的重心在农村，所以国民基础学校的设置应以乡村为主，而且要以生产教育为骨干，以爱国教育为灵魂，“大家以做为学，做到老，学到老，在互教共学的风气中，教学传习一切知识与技能以培养人人都有一份爱国的心和一份劳动生产的双手”，使学生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力量。
国民中学是国民基础教育的继续，也是雷沛鸿从国情省情出发、为发展经济服务而创设的一种新型职业教育。国民中学第一学年至第三学年主要进行公民训练，第四学年依学生个性特长及兴趣爱好，实行分组教学，以加强专业训练。国民中学第四学年中，除设置国民师范组和地方自治组外，还对各类普通技术人才实行分组教学，“其一，是农业推广组。在其中，施以农林、畜牧、农田水利、土木工程等训练；并与每县的农林场、水利、土木工程各项建设谋取联系，进行实习，以求其实用。又其一，是合作事业组。我们认定县政建设的重心，在乎经济建设。惟依国策所规定，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以合作组织为主干，由下而上地建立合作组织，以构成一县的新经济组织，使全县民众一齐参加合作性的经济活动，而改善共同的生活。国民中学的合作事业组织，同样要使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参加当地合作活动，使之具有实际的知识技能，而能够从事实际的工作。这些，就是国民中学在现阶段的演进程途中，对于县政建设做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教育活动，使一般青年通过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教育活动，而从事于有意识有目的的建设活动。”
富民强国，高教为重
为推动广西地方经济的建设，雷沛鸿创建了西江学院，该学院与传统高等院校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不仅招收中学毕业生，也招收经过社会实践的青年；学生在校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而是学以致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专业设置注重解决国计民生中最主要和实际的问题，注重解决本地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而不是与名牌大学攀比，追求专业设置的大而全。雷沛鸿强调：“本院之训练作用，乃在于根据大社会之实际需要，而养成现实社会之有用人材，故首先侧重地方建设人材之训练，再进而强调建国人材之训练。但凡有以参与建设世界新秩序之人材，仍不偏废。”由此可见雷沛鸿建设西江学院是以地方经济发展所需人才作为其培养目标，力求解决国计民生中最主要和实际的问题，以及本地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雷沛鸿留学欧美十余年，曾就读欧柏林大学和哈佛大学。他将欧柏林大学重视人文主义的文化思想与注重人的道德价值的中国传统人文主义文化思想相融合，创新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型科学人文主义文化思想。并由此认为，“此项教育之重要事业，一为科学，一为艺术。科学因有实用，艺术何尝不有?艺术之实用性何在?在于生活有道，此其最大作用，盖使学者能认识时代，适应环境；更甚至使人类能够继承固有文化，复有以创造新世界文明”。而且他强调，“传递社会遗传，发展公民德行，都是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所有事……发展一種公民德行，比较传递一种文化遗传，更为重要”，即大学教育中人文科学先行的思想。哈佛大学的求学生涯使雷沛鸿意识到文理通贯的重要性，他将哈佛大学文理并重的人才培养理论借鉴改良后纳入了自己的大学教育理念之中，他认为，“大学教育的功能之一是研究高深学术；但学问不可以侥幸成功，高深的研究，须要博通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文理科教育为基础。文理科大学教育之‘文理’不可分割，英语的“文”：包括文学、艺术、道德、哲学、社会科学；“理”包括物质科学和生物科学。文理教育融会贯通，而成为渊博透彻的学问，以应用于人生……更约言之，则为博通教育之实用性，是在于使人获得生活智慧与社会技术，而复有以适应现代世界的生存。”
因此，雷沛鸿在创办西江学院之际就大力倡导人文科学和博通教育，他在西江学院的教育实施方针中提出：“本学院的教育内容，一概以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为对象。而以人文学问为其钥匙，复以群性的标准测定其价值。申言之，凡一切教材、课程、科目的选择，均所以培植教育学者及公民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宇宙观。在西江学院学则的第一章第一条规定：“本院之教育设施，为文理科大学教育，行将以此为中心，发展高等教育，而构成西江大学。”以此期望在大学教育中实现文理教育融会贯通，互相渗透，为学生打下广博的学科知识基础。他认为大学教育不仅仅是单纯的专业教育，而且必须是可以使人获得生活智慧、陶冶德行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获得的学识必须是可以应用于人生的。实质是强调从情感和智力两方面促进人的协调全面发展的教育，也就是我们今天高等教育所提倡的通识教育。
振兴教育，师范为本
无论是发展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师资，都只是纸上谈兵。为了解决国民教育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低劣的问题，雷沛鸿采取了标本兼治的改革措施。第一，录用师范生，征调有关人员进行培训。为解师资紧缺的燃眉之急，雷沛鸿决定对已有的师范生一概优先录用，并对高中师范科毕业生进行短期培训。同时，他又在21个县开办国民教育讲习会，征调现任教师志愿服务进行培训。自1936年开始，由省政府分区举办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班，每县至少抽调三分之一的教师接受培训。另外，他亲手创办的西江学院也承担师资的培训工作。第二，严格考察和任用教师。为了严把教师质量关，对于征调培训的师范毕业生、民团干部、现任教师及志愿者予以考评。每年各县均对教育师资进行审查登记，审查合格者由县政府择优尽先委任。教师的任用遵循就地选用合格教师的原则，聘用的程序是教育协进会提名，由村民大会或乡民代表大会决定。对于普通中学教师也实行登记和委任制度，以甄选优良师资。第三，办好各级师范学校。首先是筹建高等师范学院。雷沛鸿认为国民教育的紧迫问题是培养优良师资。要培养大批合格的国民学校的师资，则必须成立高等师范学院。一方面培养国民基础教育的师资，一方面給中学教师一个进修的机会。按照教育部规定，师范学院必须国立，但当时中央又没有财力在广西设立师范学院，为此，他想方设法，积极筹措成立变相的师范学院——省立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和教育研究所，其目的在于研究设计最有效的方法，以整合师资、培养优良师资，这样的变通对广西师范教育和教育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还在广西大学开设中等教育师资速成班，培养中学合格教师。其次，全省划分7个师范区，每区设立一所省立师范学校，后来又增加了5个师范区。增设女子师范学校。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解决小学师资不足的问题，雷沛鸿又上书申请在南宁和柳州开设思索女子师范学校。在全省30余所国民中学设置师资班，开办师资训练班和简易师范班。最后，创办特种教育师资培训场所，即民族师范教育机构。第四，注重在职教师的进修和辅导。一方面由国民教育研究院编辑各种辅导刊物，普遍指导国民教育的理论和实际；另一方面，利用暑假举办各种讲习班和讲习会，邀请专家到会指导，从而使国民教育教师的业务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而对于普通中学教师也尽量给予其进修机会。从上述措施不难看出，雷沛鸿构建的师范教育体系是“定向”与“非定向”、独立与开放相结合的形式，既有独立的师范院校，又有附设在综合大学的师资速成班，还有面向社会的甄选考试，这种“三管齐下”的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国民教育的师资问题。
此外，雷沛鸿还督促制定了很多师范教育的法律法规，对师范教育的方针、任务、课程、管理体制等问题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同时，还特别制定了提高教师待遇的若干措施。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师范教育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雷沛鸿，字宾南，1888年出生于广西南宁府宣化县津头村。自幼好学上进，14岁便考中秀才，1902年只身赴广州求学。他曾经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出国留学，曾经就读于美国欧柏林大学和哈佛大学，并获得文科硕士学位。1921年学成归国后，任广西公署教育科长，后曾五度执掌广西教育行政大印，担任广西教育厅长。任职期间，雷沛鸿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创建新式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广西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直到1967年病逝。
改造民生，职教为先
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雷沛鸿对当时广西职业教育现状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指出当时广西职业教育的发展既缺乏一贯的政策，又没有形成合理的结构体系，从而导致职业教育的极不发达。在广西29所职业学校中，只有一所属于农业职业学校，其他都属于工业性质的学校，并且多数属于织染科，这种状况很不适合广西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职业教育脱离社会实际，使得教育自为教育，职业学校自为职业学校，生产事业自为生产事业，职业教育没有发挥其真正的教育效能，社会生产也就无从改进。因此，雷沛鸿对职业教育的改造并不是停留在对职业教育自身层面上，而是把它放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考虑，所以，他提出职业教育的改造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要从治本入手，治本与治标相结合。
普通教育职业化是二十世纪70年代才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是随着普通中学的普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产的关系日益密切而出现的。它要求在普通教育里增加必要的职业知识和技能，使那些不能升学的学生有一定的职业准备，以便他们就业后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而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雷沛鸿在其所创建的国民基础教育制度和国民中学中就已经实践了这种教育思想。国民基础教育是一种面向全体国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与经济联合，为社会服务的教育制度。国民基础教育要“指引全省有志青年重回田园间去，商店间去，工厂间去——学问与劳动合作方法。”“以期彻底纠正过去教育的错误。务使在基础教育运动下之成人及儿童，人人能劳动，人人能发展及动用手脑、感官，以促进生产，而与实际生活发生关系。”“我们在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下，必须冲破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藩篱，随之凡受教育者都是直接生产者，凡直接生产者都有受教育的可能机会。”这里起码包含四层含义，第一，国民基础教育是面向青年全体，成人与儿童并重的教育；第二，重视生产劳动教育，使成人及儿童，人人能劳动，人人能成为生产者；第三，主张在普通教育里要渗透职业教育，反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离独立，因此，他主张全国小学要普遍设置园艺场，择要设置林场、畜牧场、农场、实习工肆，各省于省中县区集中设立中央科学试验所，以便指导学生之实习及协助工匠之进修；第四，重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教育内容以民众生活为中心，充分发挥其社会改造的功能，使学校彻底社会化。雷沛鸿认为，中国经济的重心在农村，所以国民基础学校的设置应以乡村为主，而且要以生产教育为骨干，以爱国教育为灵魂，“大家以做为学，做到老，学到老，在互教共学的风气中，教学传习一切知识与技能以培养人人都有一份爱国的心和一份劳动生产的双手”，使学生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力量。
国民中学是国民基础教育的继续，也是雷沛鸿从国情省情出发、为发展经济服务而创设的一种新型职业教育。国民中学第一学年至第三学年主要进行公民训练，第四学年依学生个性特长及兴趣爱好，实行分组教学，以加强专业训练。国民中学第四学年中，除设置国民师范组和地方自治组外，还对各类普通技术人才实行分组教学，“其一，是农业推广组。在其中，施以农林、畜牧、农田水利、土木工程等训练；并与每县的农林场、水利、土木工程各项建设谋取联系，进行实习，以求其实用。又其一，是合作事业组。我们认定县政建设的重心，在乎经济建设。惟依国策所规定，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以合作组织为主干，由下而上地建立合作组织，以构成一县的新经济组织，使全县民众一齐参加合作性的经济活动，而改善共同的生活。国民中学的合作事业组织，同样要使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参加当地合作活动，使之具有实际的知识技能，而能够从事实际的工作。这些，就是国民中学在现阶段的演进程途中，对于县政建设做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教育活动，使一般青年通过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教育活动，而从事于有意识有目的的建设活动。”
富民强国，高教为重
为推动广西地方经济的建设，雷沛鸿创建了西江学院，该学院与传统高等院校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不仅招收中学毕业生，也招收经过社会实践的青年；学生在校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而是学以致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专业设置注重解决国计民生中最主要和实际的问题，注重解决本地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而不是与名牌大学攀比，追求专业设置的大而全。雷沛鸿强调：“本院之训练作用，乃在于根据大社会之实际需要，而养成现实社会之有用人材，故首先侧重地方建设人材之训练，再进而强调建国人材之训练。但凡有以参与建设世界新秩序之人材，仍不偏废。”由此可见雷沛鸿建设西江学院是以地方经济发展所需人才作为其培养目标，力求解决国计民生中最主要和实际的问题，以及本地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雷沛鸿留学欧美十余年，曾就读欧柏林大学和哈佛大学。他将欧柏林大学重视人文主义的文化思想与注重人的道德价值的中国传统人文主义文化思想相融合，创新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型科学人文主义文化思想。并由此认为，“此项教育之重要事业，一为科学，一为艺术。科学因有实用，艺术何尝不有?艺术之实用性何在?在于生活有道，此其最大作用，盖使学者能认识时代，适应环境；更甚至使人类能够继承固有文化，复有以创造新世界文明”。而且他强调，“传递社会遗传，发展公民德行，都是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所有事……发展一種公民德行，比较传递一种文化遗传，更为重要”，即大学教育中人文科学先行的思想。哈佛大学的求学生涯使雷沛鸿意识到文理通贯的重要性，他将哈佛大学文理并重的人才培养理论借鉴改良后纳入了自己的大学教育理念之中，他认为，“大学教育的功能之一是研究高深学术；但学问不可以侥幸成功，高深的研究，须要博通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文理科教育为基础。文理科大学教育之‘文理’不可分割，英语的“文”：包括文学、艺术、道德、哲学、社会科学；“理”包括物质科学和生物科学。文理教育融会贯通，而成为渊博透彻的学问，以应用于人生……更约言之，则为博通教育之实用性，是在于使人获得生活智慧与社会技术，而复有以适应现代世界的生存。”
因此，雷沛鸿在创办西江学院之际就大力倡导人文科学和博通教育，他在西江学院的教育实施方针中提出：“本学院的教育内容，一概以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为对象。而以人文学问为其钥匙，复以群性的标准测定其价值。申言之，凡一切教材、课程、科目的选择，均所以培植教育学者及公民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宇宙观。在西江学院学则的第一章第一条规定：“本院之教育设施，为文理科大学教育，行将以此为中心，发展高等教育，而构成西江大学。”以此期望在大学教育中实现文理教育融会贯通，互相渗透，为学生打下广博的学科知识基础。他认为大学教育不仅仅是单纯的专业教育，而且必须是可以使人获得生活智慧、陶冶德行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获得的学识必须是可以应用于人生的。实质是强调从情感和智力两方面促进人的协调全面发展的教育，也就是我们今天高等教育所提倡的通识教育。
振兴教育，师范为本
无论是发展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师资，都只是纸上谈兵。为了解决国民教育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低劣的问题，雷沛鸿采取了标本兼治的改革措施。第一，录用师范生，征调有关人员进行培训。为解师资紧缺的燃眉之急，雷沛鸿决定对已有的师范生一概优先录用，并对高中师范科毕业生进行短期培训。同时，他又在21个县开办国民教育讲习会，征调现任教师志愿服务进行培训。自1936年开始，由省政府分区举办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班，每县至少抽调三分之一的教师接受培训。另外，他亲手创办的西江学院也承担师资的培训工作。第二，严格考察和任用教师。为了严把教师质量关，对于征调培训的师范毕业生、民团干部、现任教师及志愿者予以考评。每年各县均对教育师资进行审查登记，审查合格者由县政府择优尽先委任。教师的任用遵循就地选用合格教师的原则，聘用的程序是教育协进会提名，由村民大会或乡民代表大会决定。对于普通中学教师也实行登记和委任制度，以甄选优良师资。第三，办好各级师范学校。首先是筹建高等师范学院。雷沛鸿认为国民教育的紧迫问题是培养优良师资。要培养大批合格的国民学校的师资，则必须成立高等师范学院。一方面培养国民基础教育的师资，一方面給中学教师一个进修的机会。按照教育部规定，师范学院必须国立，但当时中央又没有财力在广西设立师范学院，为此，他想方设法，积极筹措成立变相的师范学院——省立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和教育研究所，其目的在于研究设计最有效的方法，以整合师资、培养优良师资，这样的变通对广西师范教育和教育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还在广西大学开设中等教育师资速成班，培养中学合格教师。其次，全省划分7个师范区，每区设立一所省立师范学校，后来又增加了5个师范区。增设女子师范学校。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解决小学师资不足的问题，雷沛鸿又上书申请在南宁和柳州开设思索女子师范学校。在全省30余所国民中学设置师资班，开办师资训练班和简易师范班。最后，创办特种教育师资培训场所，即民族师范教育机构。第四，注重在职教师的进修和辅导。一方面由国民教育研究院编辑各种辅导刊物，普遍指导国民教育的理论和实际；另一方面，利用暑假举办各种讲习班和讲习会，邀请专家到会指导，从而使国民教育教师的业务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而对于普通中学教师也尽量给予其进修机会。从上述措施不难看出，雷沛鸿构建的师范教育体系是“定向”与“非定向”、独立与开放相结合的形式，既有独立的师范院校，又有附设在综合大学的师资速成班，还有面向社会的甄选考试，这种“三管齐下”的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国民教育的师资问题。
此外，雷沛鸿还督促制定了很多师范教育的法律法规，对师范教育的方针、任务、课程、管理体制等问题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同时，还特别制定了提高教师待遇的若干措施。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师范教育的社会和经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