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无论是西进人还是贵州人，都不该忘记……
　　 从江西到贵州，从赣东北到黔东北，从广丰到思南，再到铜仁，一晃就是60年。回想60年的经历，特别是进军贵州的情景，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1949年5月3日凌晨，随着三颗耀眼的信号弹划过黎明的上空之后，一支军纪严明的解放大军开进了江西广丰县城。这是一支从冀鲁豫老区抽调干部组建的南下支队，为的是随军南下建立新的人民政权。在锣鼓鞭炮和市民欢呼声中，我的家乡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解放。那时，我16岁，还是一名初三年级的学生，却已是热血青年，望着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年轻军人，向往着也能像他们一样穿上黄色的军装走在被夹道欢迎的队伍当中。连续几日，我辗转难眠。到了第5天，刚成立的赣东北军政干部学校在招生的消息传来，我亢奋不已，次日一大早就邀约俞琛、吕克武、叶新复等几个同学急不可待地徒步30公里赶到上饶灵溪总校报考。经过严格的文化知识、时事政治考试和面试，我们几个都如愿以偿，开始了新的生活。
　　西进支队组建后，我们都换上了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黄军装，着手西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经过三个星期的集中学习和休整，于1949年9月25日和28日，分前后两个梯队，由上饶出发踏上了西进贵州的征途。前梯队是从上饶乘火车至南昌，改乘汽车经上高、慈化、长沙到湘潭的，在此等候后梯队。我们第5大队被编入后梯队，是从上饶乘火车经南昌到九江，改乘轮船进入湘潭，与前梯队会合。
　　我们后梯队到达九江后，乘船向武昌进发。为躲避国民党军队垂死前的疯狂空袭，我们只能在夜间航行。经过两个夜晚艰难行驶到达武昌时，正好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无不欢欣鼓舞，专门放假三天与武昌市民一起欢庆新中国的诞生。在武昌停留期间，我们一边开展庆祝活动，一边学打草鞋，为即将到来的徒步行军作好充分的准备。离开武昌,我们继续从水路西进，大约三天后到达湖南湘潭，与在这里等候的前梯队会合。部队到湘潭后,又有两批干部补充到西进支队,一批是由五兵团十六军、十七军转来的1500多名干部，一批是从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调来的对外称二野西南服务团贵州服务队的100多名干部，据说服务队的成员大多是贵州籍干部。由于人员增多，支队对所辖大队、中队进行了重新编组，组建了9个大队和70多个中队。重新组建的大队和中队，实际上就是为接管工作搭建的地县架子。其中，新组建的第6大队负责解放接管铜仁专区，并任命四十七师副师长李诚为大队长，四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李树荣为政委，我作为队员被重新编组到第6大队。大约经过三天的短暂休整，10月20日，1万多西进官兵个个打上绑腿，穿上草鞋，戴上树枝帽，背上背包，带上干粮，挎上水壶，开始了西进贵州最艰难的历程。一路上，我们唱着《解放军进行曲》、《向着大西南走》等歌曲，此起彼伏，鼓舞士气。为躲避敌机轰炸，我们只能沿马路边沿而行，靠山体作掩护。由于队伍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长途急行军，特别是在赣东北区新入伍的战士，多数是学生，脚上都打起了血泡，加上风餐露宿，衣裤湿了干，干了湿，身上又脏又臭并长满瘙子，痛痒臭疲惫交织在一起，不少人都生了病。我更是倒霉，得了个讨厌的急性肠炎，不停地拉肚子，虽然全身无力，还得咬紧牙关不停地追赶部队……由于当时部队缺医少药，加上急行军，我的急性肠炎拖成了慢性肠炎，“文革”初差点转变成肠癌，感谢老天有眼，也是我命大，总算慢慢好了起来。
　　1950年6月，我响应地委号召，报名参加了由杨培勤为队长的地委工作队，增援匪乱严重的思南县的清匪反霸斗争。那时，还没有一条通往各县的公路，去思南必须徙步翻越丛山峻岭。在杨培勤队长的率领下，我们30多名队员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经过一个多星期艰难地爬山涉水才到达思南，当天就直接住到河清乡（现在的大河坝乡）饶家坝村贫农饶茂奎家中，稍加休整就开始开展组建民兵、追歼残匪、捉拿逃亡恶霸、培养骨干等工作，成立了思南县第一个以饶茂奎为会长的农民协会组织。1950年月10月，正当我们的工作朝前顺利推进时，我因被漆树感染，头肿得像个冬瓜，有的地方已化浓，队长杨培勤便向上级申请将我就地调入思南县税务局工作。从此，我便一直在思南工作至离休。2000年初，我迁到铜仁，随子女生活。
　　虽然我已离休多年，却没有闲暇过一天，坚持着长期养成的好学好动的习惯，创作出了许多讴歌改革开放的曲艺作品。到铜仁生活后，邀约起一些喜好文艺的老同志，组建了铜仁市老年艺曲协会，还担任了铜仁地区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组织参与自编自导的很多老年文艺节目都获全区一二等奖，感到晚年生活多彩而有意义。当年，我们西进贵州，建设贵州，不就是为了创造贵州的美好的生活吗？我常常在想，我们西进的步伐不能停息，生命不止，步伐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