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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50周年纪念之际，我作为当年专事进行战俘调查的抗美援朝记者组的一员，接受《经济日报》和《中国建材报》“五彩世界”记者的专访，主要介绍了记者组赴朝工作情况。最后，我曾谈到：我是抗美援朝战俘遣返的历史见证人之一，我能够证明:已经归国的我被俘人员昔日遭受的迫害是骇人听闻、极其残酷的，他们同敌人进行的斗争是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所加给他们的种种不实之词，应当统统推翻。他们同样是祖国的英雄儿女，是最可爱的人。特别是当年领导战俘营斗争的团政委赵佐端（化名王芳）、团参谋长魏林、营教导员孙振冠、团宣传干事张泽石等同志，领导艺术十分出色，斗争事迹感人至深，更值得人们敬佩……
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的朝鲜停战谈判持续达两年之久，尤以遣返战俘问题，斗争最为尖锐、激烈。为了调查了解战俘营内的情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的具体领导下，由首都、天津、辽宁等地主要新闻单位人员组成的抗美援朝记者组紧急成立。随后，对首先遣返的我志愿军病伤战俘进行了深入调查，接着又两度赴朝鲜前线，对冒着生命危险自愿遣返归来的数以百计的我志愿军被俘官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历时八个月，十多本笔记本记录的除了美军惨无人道地虐待和杀戮我志愿军战俘的罪行外，大量记载了手无寸铁的我志愿军被俘人员在战俘营内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珍贵材料。
在朝鲜停战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武装将士被俘是一种耻辱，因而不值得称道，当然就不准许宣传。我们收集的材料只好束之高阁。殊不知，被俘有多种多样的情况，或因患病，或因负伤，或在阵地被炮火震昏，或在短兵相接时被围困……。他们的被俘全是被迫的，是人力不可抗拒的。难得的是，他们在敌人的屠刀下，在生死考验面前，胸怀祖国，保持气节，抛头颅，洒热血，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最终回到祖国怀抱，这是真正值得称道的，是应该广为宣传的。
秘密建立反抗组织
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绝大部分被囚禁在朝鲜半岛东南端的巨济岛上，命名为72号和86号战俘营，又称72联队、86联队（随着战俘的增多，番号也在不断地变化）。86号战俘营建在一个平缓的坡地上，背后的山坡有几株未被战火烧死的小树，下方是高达丈余的三层铁丝网，两个拐角处高耸着岗楼，岗楼上重型机枪的枪口俯视着整个战俘营。营内中心广场两侧各有三个帐篷群，每个帐篷群是一个大队。72号战俘营的情况与之相仿。
86号战俘营的六个大队中，一、四、五大队由忠于祖国的被俘人员掌握，另外三个大队则被国民党特务和叛徒掌握。两相对垒，斗争情况极为复杂。
开始时，爱国战俘采取隐蔽和公开活动相结合的策略，予以对抗。四大队部分共产党员最先秘密地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一大队则以“反虐待争温饱”口号团结一批战俘成立了“弟兄会”。而反动分子则成立了“反共抗俄同盟”与爱国人士相抗衡。他们利用由其控制的联队警备队有执法权力，在战俘营内不断制造事端，向由爱国战俘控制的几个大队挑衅，制造白色恐怖。
我被俘人员、原60军180师团宣传干事张泽石，原系清华大学学生，共产党员，英语很好，在战俘和美军之间充当翻译。他利用这一身份，能和一些同志进行串连。他提出为了加强团结和增强组织领导力量，成立地下党支部。但在串连的81个难友中调查谁是党员时，发现只有3个党员。那时，内地刚刚解放，许多人都是解放后新参加革命的同志，共产党员较少，共青团员也只有十五六个。这天晚上，他们举行了由全体难友列席参加的地下党支部成立大会，一张用铅笔头在烟盒纸上画的“党旗”贴在帐篷的北墙，同志们整齐地排坐在潮湿得发出霉味的草垫上，3个党员站在“党旗”前，大家一起唱《国际歌》，唱着唱着，大家声音哽咽了，热泪从一个个黄瘦的脸上滴了下来。
接着，3个党员、78个爱国者向党旗宣誓:
“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现在，就在敌人的枪口下，在异国的孤岛上，我们这群炎黄子孙向自己的母亲庄严宣誓:莽莽大海，汹汹怒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宁做他乡鬼，不当亡国人！”
敌人对战俘的管治虽然十分严密，但在战俘营内，各种爱国、爱党的秘密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大家用各种办法互相联系，自发地组成了党委会(后来考虑到这样不符合组织原则，又未经中央批准，决定改为共产主义团结会)。赵佐端、魏林、杜岗、孙振冠、张泽石等同志起到了坚强的领导作用，他们用启发、教育的办法，争取更多的被俘人员参加爱国行列，和敌人展开持久的斗争。
齐心进行绝食抗议
1952年新年到来了。被关押在远离祖国的孤岛上的儿女们带着对祖国、对党无限的思念，迎来了充满苦难的新年。
一清早，200多名被美军称为“死硬共党分子”的我被俘人员，在新建立的第71号战俘营内冒着凛冽的寒风，眼含着泪水，放声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新年刚过不几天，“71”大门口就上演了一幕惨剧:14名从釜山医院押送来的尚未痊愈的伤病难友，坚决要进“71”大门，而高大强壮的美军士兵硬要拽他们进反动的“72”号战俘营。这些伤病难友用拐杖拼、用牙咬，誓死反抗，被美军拳打脚踢，一个个被打倒在公路上。
这时，“71”号战俘营的难友们大声呼喊，予以声援，但无济于事。眼看着难友们被硬拖进反动的“72”去，不少人失声痛哭，一想到他们将在“72”美军枪口下备受折磨，大家心都碎了。
地下党支部决定进行绝食斗争，坚决要求把这批难友送过来。孙振冠、张泽石代表大家给美军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写了抗议书，表示宁肯饿死也要救出14名难友。
接连三天，送来的食品堆在营门口，没有人去取，大家静卧，没有一个人喊饿。美军几次动员大家吃饭，大家说:不放出14名难友，我们绝不进食。到第四天下午，“71”、“72”大门同时打开，14位难友互相搀扶着走了过来。绝食的战友一跃而起，大家激动地互相拥抱。晚上，难友们叙述了进入“72”以后的遭遇。当一位难友把衣服脱下来，人们都被他背上那几块被烙伤的血红色伤痕和被烧焦得翻起来的肉皮惊呆了。
大家连夜写出一份血的控诉书——《致国际红十字会的愤怒揭发信》。
被俘人员舍死忘生投奔“71”进步营地的事例层出不穷。1月中旬的一天，一位叫丁先文的难友归来了，他的脖子上缠着厚厚的渗着血的纱布，脸色腊黄，一走进战俘营就倒在地上。原来，他坚决要来“71”，遭到拒绝后，被迫用刀片抹了脖子，经过输血抢救，才送过来。当晚，难友们召开欢迎大会，他吃力地叙述了在敌营内，杜岗团长领导大家成立了“回国小组”，开展斗争。后来他们一个个被美军整得死去活来，还将杜岗吊在帐篷顶上毒打，把门牙都打落了。说到这里，他鼓足了力气喊了声:“党啊!我回来了！”就昏过去了。
用血肉保卫五星红旗
1952年春天来到了。
在遣返战俘问题上，敌人花样翻新，要对战俘进行所谓“甄别”，胁迫战俘们不回内地。这是一个大阴谋。
赤手空拳的战俘们用什么号召大家返回祖国呢？地下党领导紧急制定三项决定:
一、立即赶制一面五星红旗，在开始“甄别”时升起来，号召对面“72”的难友们敢于表达回国志愿，冲出牢笼;二、立即向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送去要求将战俘全部遣返祖国的紧急声明;三、拒绝接受所谓的“甄别”。
制造五星红旗，没有红布，难友们将一幅白绸子布用红药水染红;没有缝制五角星的黄布，就用奎宁水溶液把白布染成黄色。难友们精心设计、剪裁，又找出自制的针线来缝制。
旗子摆在营房中央，赵佐端政委建议大家排好队，轮流上去缝上一针。这时，凄风苦雨在室外呼啸着，仅有的一盏油灯摇曳照着这群面容憔悴苍白但又意志坚强的中华儿女。赵政委第一个走上前，跪在国旗旁，为五角星缝边，有人带头唱起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低沉的国歌声中，大家都流泪了。当夜，几位有力气的难友在风雨掩护下，躲避着敌人探照灯的照射，将用支撑帐篷的粗铁丝编绑成的旗杆树立起来。
天将黎明，国旗制成。清晨，全体难友集合在长达十余米的国旗旗杆下，唱起了国歌，鲜红的国旗在庄严的歌声中升上了杆顶，随之在海风中骄傲地飘扬起来。这时，如梦初醒的美军大兵们立即喊叫起来，命令降旗，同时拉响了枪栓，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战俘吴忠孝走上前去，高声回答:“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战俘有权利保留自己的信仰和升起自己的国旗。”美军士兵却蛮横地说:“不行，你们不降旗，我就开枪！”
吴忠孝拍着胸膛说:“你敢!你要开枪，就朝这里开吧！”
“砰”的一声，丧心病狂的美军扣动了扳机。岗楼上的机枪也响起来。吴忠孝用手捂着肚子倒了下去。另外几个战友也倒在血泊中，国旗上被洞穿了一串机枪眼。
战友们愤怒了，一些人跑去护理伤员，一些人在地上寻找石块，准备反击。马兴旺营长振臂高呼:“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站到前面掩护群众！”于是党团员迅速出列，手拉手围起一道人墙，保护战友，保卫国旗。
令人发指的血腥“甄别”
1952年4月8日起，美军对我被俘人员开始进行血腥“甄别”。
那天傍晚，敌人将他们严密控制的战俘大队集合在广场上宣布：胆敢回内地的可到大门口去上车。原四川大学外文系学生、战俘林学甫见大家有疑虑，便挺身站出来高呼:“回祖国，跟我走！”当即有20多名难友跟着他向大门口冲去。他们立刻陷入了叛徒、特务们的包围中，继而全部被打倒在地，然后五花大绑，被拽去“过堂”。当时，各大队被打的“死心踏地的共党分子”共有200多名。林学甫被绑在耶稣十字架下，凶残的联队副大队长李大安手持美军奖给他的匕首指着林学甫问:回内地还是去台湾？林学甫挺起胸膛坚定地回答:“回内地。”李大安说:“好，那就把你身上刺的字留下！”说罢，便用匕首将前些时被这帮刽子手强行刺在他身上的“杀朱拔毛”几个字血淋淋地削下去。李大安狞笑着又问：“还回内地吗？”林学甫忍痛高呼:“回祖国！”李大安惨无人道地又将他右臂刺上的“反共抗俄”连字带肉一同挖下。顿时，林学甫痛得昏死过去了。待他苏醒时，李大安又问:“到底去哪里？”林学甫拼着全身的力气呼喊:“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没等喊完，被李大安一刀刺死。李大安野兽般地剖开了林学甫的胸膛，挖出了还在颤动的那颗鲜红的心，然后，用匕首挑着它狂喊:“谁要回内地，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另一叛徒王顺清问杨文华去哪里，杨文华怒视说:“内地是我的祖国，为何不能回？”王顺清不由分说，一铁棍将杨打倒，然后又吊起来，进行拷打，杨文华喊着“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壮烈地牺牲了。
在反动的“甄别”中，成百上千我被俘人员被杀死和打伤，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各战俘营。
以赵佐端为首的坚定要求回国的战俘们，收集了死难烈士名单，整理了敌人犯下的种种罪行，在由爱国战俘控制的战俘营内，举行了大规模的控诉、追悼大会和示威游行。面向战俘营大门设置了灵堂，顶端挂着用中、英文书写的横幅:“沉痛追悼在‘四八血腥甄别’中英勇就义的死难烈士！”在横幅下面，正中是烈士名单，两旁是大幅挽联:
屠刀下昂视敌人具万分骨气成壮举
囚笼中默哀烈士化无限悲痛为力量
再下面是直径达两米的几个白色花圈，5000多名难友戴上用手纸做的白色小花，肃立在灵堂前默哀。
追悼仪式结束后，大家举着横幅、烈士名单、挽联和花圈，排成长队，沿着铁丝网游行示威，一面唱挽歌，一面喊口号，声震海岛。大家一方面心情沉痛悲愤，一方面又为第一次看到自己这支回国队伍这么壮大而振奋不已。
生擒敌酋举世震惊
1952年五一节刚过，巨济岛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战俘的秘密组织“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做出惊人决定:活捉敌酋杜德准将，迫使其公开向全世界承认美军在战俘营犯下的种种罪行。当时，中国爱国战俘营的番号已改为“602”，所肩负的任务是立即开展游行示威和绝食活动，要求和战俘营美军最高长官杜德准将面对面谈判，解决改善战俘营的待遇问题。见面后即停止绝食，给杜德造成一种印象，即唯有他亲自出面，才能表现出美方的诚意；战俘们随之恢复进食，可使其放松警惕，以便朝鲜同志与他谈判时见机行事生擒活捉。
中国战俘的“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立即紧急开会布置任务，大家都非常激动，表示坚决与人民军战俘互相配合，实现壮举。
1952年5月3日，中国战俘递交了“要求美军当局改善战俘生活条件，要求直接与杜德将军谈判”的函件。
5月4日战俘营内整天游行示威。
5月5日，“602”全体绝食，面向公路的铁丝网上挂满了战俘们的饭盒，把运来的粮食和菜蔬等堆在大门外。除了少数纠察队员和工作人员外，整个战俘营如死一般的沉寂。
当天下午，杜德同意和战俘代表在美军司令部谈判。志愿军战俘们则以安全无保证为由，请杜德到战俘营来谈判。
5月6日上午，杜德带领他的中校副官和一个排的卫兵，来到“602”大门外，卫兵排成扇形，如临大敌般持枪对着战俘营。当杜德等人走到大门口时，战俘代表孙振冠、张泽石接待了他。正告杜德，请他视察战俘们严重营养不良状况和伤病员缺医少药的痛苦处境;要求美军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给予人道主义待遇。杜德假惺惺地表示，将努力改善，但前提条件是停止绝食。孙振冠回答:“如果将军能认真解决我们的最低要求，我们当然乐于立即恢复进食。”
谈判就这样结束了。美军看到我方战俘通情达理，便放弃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对峙状态。
中朝战友订下的妙计果然奏效，随后，在巨济岛上展示了一幅震惊世界的生擒敌酋的历史画卷。
1952年5月7日，杜德“视察”中国人民志愿军“602”战俘营的第二天，朝鲜人民军第“76”战俘营的人员也已连续三天游行示威，要求杜德前来谈判。
这天下午1时半，杜德同样在全副武装护卫下，来到“76”大门口。由于谈判内容和昨天与“602”谈判内容相仿，警卫士兵开始松懈起来。
就在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代表与杜德在战俘营门口进行谈判时，从海边倒粪便的一群清洁队员抬着粪桶回来了。大门打开，杜德和副官手捂着鼻子，退到门旁，等候战俘们抬桶进去。眼看只剩下十来个战俘了，突然间，这十来个身强力壮的敢死队员一下子扔下粪桶，将杜德和副官围住，并迅速把他们推进战俘营大门。当敢死队员们正全速回身将大门关上时，那个中校副官蹲下身子从人缝中溜走了。
肥胖的杜德准将极力挣扎着，断断续续地呼喊:“Saveme！”（救救我）但他哪里挣得脱抓紧了他四肢并把他抬离地面的四个壮士的铁臂。勇士们就这样将杜德抬进战俘营内的帐篷里了。他一下子从战俘营长官变成了战俘的“阶下囚”。
与此同时，在“76”大门口竖起了巨幅横标:“美军官兵们，我们生俘了杜德准将，待谈判结束即交还你们;如胆敢开枪，杜德将军性命难保！”
与此同时，杜德下达了他签署的命令:“我命令: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绝对禁止开枪，我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协商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孙振冠和张泽石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来到“76”。
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紧急召开。朝鲜人民军师团参谋长李学九为代表团团长，中国人民志愿军营教导员孙振冠为副团长。
杜德被叫了进来，让他听取代表们的控诉发言，并向他交代政策:“允许申辩，但要尊重事实。”
中国战俘张泽石的英语发言最为激动人心，他大声向杜德怒斥道：“你这个沾满了战俘鲜血的刽子手，你知道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吗？你听听烈士们临死前的誓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你懂得什么叫炎黄子孙的民族气节吗？你知道共产党人的信仰吗？你以为镇压和屠杀就能改变我们的信念，就能屈从你们美帝国主义的意志吗？妄想！完全是妄想！”
杜德在聆听发言过程中一直低着头。张泽石控诉完，杜德撑着桌沿站起来，声音嘶哑地说:“我有责任，我有罪。”
孙振冠发言:“我相信美国人民是反对你们这么干的，你们实际上是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播下仇恨的种子。我深信美国人民是要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我们希望你能做出一些事来，弥补你的过错，并替你的政府挽回一些损失。”
当杜德通过翻译听到这些义正词严而又通达的话语时，他不住地点头，用颤抖的声音回答:“感谢代表阁下的这一番话。我终身将不忘这些宝贵的教诲。我愿意尽力弥补我的过失。”
杜德成为中朝战俘的“战俘”，这个世界头号新闻，随着电波迅速飞向七大洲、四大洋。汉城震动了，华盛顿震动了，他们一时手足无措，乱了阵脚，狼狈不堪，不知如何是好。由是大长了中朝爱国战俘的志气，大灭了美帝侵略军的威风。
事件进行的第四天，5月10日，杜德艰难地在《美方战俘营管理当局认罪书》上签了名，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同意释放杜德。新任命的美军战俘营长官波特纳准将前来领人，他在收条上签字。收条上这样写着：“今收到由朝中战俘代表大会送还的一名美国将军——杜德准将。经检查杜德将军阁下确实毫无任何受侮辱与受损害的迹象。特此证明。美军巨济岛司令官R·波特纳（签字）1952年5月10日”
这次斗争的胜利亘古未有，意义重大，在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当然，这只是一次短暂的胜利，敌人不会就此善罢干休，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残酷的报复——血洗战俘营。但压迫越深重，反抗也就越激烈，中国人民的好儿女不惜用血肉之躯，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和叛徒、特务进行一浪高一浪的斗争。态度之坚决，声势之浩大，足以使敌人丧胆。
敌人的屠刀终究阻挡不住战俘回国的愿望，历经两年多拼死拼活的较量，一批又一批爱国战俘回来了。到1953年9月5日，我们在开城迎接了最后一批爱国战俘归来，前后共有5000多名战俘回到祖国。
就是这样一群祖国的英雄儿女，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在极其残酷的生活条件中，不顾个人安危，一心向往祖国，在敌营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他们有的倒在异国的血泊里，为国捐躯，成为烈士，大部分冲破牢笼，杀出重围，回到祖国怀抱。他们不是什么“叛徒”，也不是什么“变节分子”，他们的事迹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我们应该深情地赞美他们，放声地歌颂他们！
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的朝鲜停战谈判持续达两年之久，尤以遣返战俘问题，斗争最为尖锐、激烈。为了调查了解战俘营内的情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的具体领导下，由首都、天津、辽宁等地主要新闻单位人员组成的抗美援朝记者组紧急成立。随后，对首先遣返的我志愿军病伤战俘进行了深入调查，接着又两度赴朝鲜前线，对冒着生命危险自愿遣返归来的数以百计的我志愿军被俘官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历时八个月，十多本笔记本记录的除了美军惨无人道地虐待和杀戮我志愿军战俘的罪行外，大量记载了手无寸铁的我志愿军被俘人员在战俘营内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珍贵材料。
在朝鲜停战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武装将士被俘是一种耻辱，因而不值得称道，当然就不准许宣传。我们收集的材料只好束之高阁。殊不知，被俘有多种多样的情况，或因患病，或因负伤，或在阵地被炮火震昏，或在短兵相接时被围困……。他们的被俘全是被迫的，是人力不可抗拒的。难得的是，他们在敌人的屠刀下，在生死考验面前，胸怀祖国，保持气节，抛头颅，洒热血，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最终回到祖国怀抱，这是真正值得称道的，是应该广为宣传的。
秘密建立反抗组织
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绝大部分被囚禁在朝鲜半岛东南端的巨济岛上，命名为72号和86号战俘营，又称72联队、86联队（随着战俘的增多，番号也在不断地变化）。86号战俘营建在一个平缓的坡地上，背后的山坡有几株未被战火烧死的小树，下方是高达丈余的三层铁丝网，两个拐角处高耸着岗楼，岗楼上重型机枪的枪口俯视着整个战俘营。营内中心广场两侧各有三个帐篷群，每个帐篷群是一个大队。72号战俘营的情况与之相仿。
86号战俘营的六个大队中，一、四、五大队由忠于祖国的被俘人员掌握，另外三个大队则被国民党特务和叛徒掌握。两相对垒，斗争情况极为复杂。
开始时，爱国战俘采取隐蔽和公开活动相结合的策略，予以对抗。四大队部分共产党员最先秘密地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一大队则以“反虐待争温饱”口号团结一批战俘成立了“弟兄会”。而反动分子则成立了“反共抗俄同盟”与爱国人士相抗衡。他们利用由其控制的联队警备队有执法权力，在战俘营内不断制造事端，向由爱国战俘控制的几个大队挑衅，制造白色恐怖。
我被俘人员、原60军180师团宣传干事张泽石，原系清华大学学生，共产党员，英语很好，在战俘和美军之间充当翻译。他利用这一身份，能和一些同志进行串连。他提出为了加强团结和增强组织领导力量，成立地下党支部。但在串连的81个难友中调查谁是党员时，发现只有3个党员。那时，内地刚刚解放，许多人都是解放后新参加革命的同志，共产党员较少，共青团员也只有十五六个。这天晚上，他们举行了由全体难友列席参加的地下党支部成立大会，一张用铅笔头在烟盒纸上画的“党旗”贴在帐篷的北墙，同志们整齐地排坐在潮湿得发出霉味的草垫上，3个党员站在“党旗”前，大家一起唱《国际歌》，唱着唱着，大家声音哽咽了，热泪从一个个黄瘦的脸上滴了下来。
接着，3个党员、78个爱国者向党旗宣誓:
“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现在，就在敌人的枪口下，在异国的孤岛上，我们这群炎黄子孙向自己的母亲庄严宣誓:莽莽大海，汹汹怒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宁做他乡鬼，不当亡国人！”
敌人对战俘的管治虽然十分严密，但在战俘营内，各种爱国、爱党的秘密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大家用各种办法互相联系，自发地组成了党委会(后来考虑到这样不符合组织原则，又未经中央批准，决定改为共产主义团结会)。赵佐端、魏林、杜岗、孙振冠、张泽石等同志起到了坚强的领导作用，他们用启发、教育的办法，争取更多的被俘人员参加爱国行列，和敌人展开持久的斗争。
齐心进行绝食抗议
1952年新年到来了。被关押在远离祖国的孤岛上的儿女们带着对祖国、对党无限的思念，迎来了充满苦难的新年。
一清早，200多名被美军称为“死硬共党分子”的我被俘人员，在新建立的第71号战俘营内冒着凛冽的寒风，眼含着泪水，放声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新年刚过不几天，“71”大门口就上演了一幕惨剧:14名从釜山医院押送来的尚未痊愈的伤病难友，坚决要进“71”大门，而高大强壮的美军士兵硬要拽他们进反动的“72”号战俘营。这些伤病难友用拐杖拼、用牙咬，誓死反抗，被美军拳打脚踢，一个个被打倒在公路上。
这时，“71”号战俘营的难友们大声呼喊，予以声援，但无济于事。眼看着难友们被硬拖进反动的“72”去，不少人失声痛哭，一想到他们将在“72”美军枪口下备受折磨，大家心都碎了。
地下党支部决定进行绝食斗争，坚决要求把这批难友送过来。孙振冠、张泽石代表大家给美军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写了抗议书，表示宁肯饿死也要救出14名难友。
接连三天，送来的食品堆在营门口，没有人去取，大家静卧，没有一个人喊饿。美军几次动员大家吃饭，大家说:不放出14名难友，我们绝不进食。到第四天下午，“71”、“72”大门同时打开，14位难友互相搀扶着走了过来。绝食的战友一跃而起，大家激动地互相拥抱。晚上，难友们叙述了进入“72”以后的遭遇。当一位难友把衣服脱下来，人们都被他背上那几块被烙伤的血红色伤痕和被烧焦得翻起来的肉皮惊呆了。
大家连夜写出一份血的控诉书——《致国际红十字会的愤怒揭发信》。
被俘人员舍死忘生投奔“71”进步营地的事例层出不穷。1月中旬的一天，一位叫丁先文的难友归来了，他的脖子上缠着厚厚的渗着血的纱布，脸色腊黄，一走进战俘营就倒在地上。原来，他坚决要来“71”，遭到拒绝后，被迫用刀片抹了脖子，经过输血抢救，才送过来。当晚，难友们召开欢迎大会，他吃力地叙述了在敌营内，杜岗团长领导大家成立了“回国小组”，开展斗争。后来他们一个个被美军整得死去活来，还将杜岗吊在帐篷顶上毒打，把门牙都打落了。说到这里，他鼓足了力气喊了声:“党啊!我回来了！”就昏过去了。
用血肉保卫五星红旗
1952年春天来到了。
在遣返战俘问题上，敌人花样翻新，要对战俘进行所谓“甄别”，胁迫战俘们不回内地。这是一个大阴谋。
赤手空拳的战俘们用什么号召大家返回祖国呢？地下党领导紧急制定三项决定:
一、立即赶制一面五星红旗，在开始“甄别”时升起来，号召对面“72”的难友们敢于表达回国志愿，冲出牢笼;二、立即向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送去要求将战俘全部遣返祖国的紧急声明;三、拒绝接受所谓的“甄别”。
制造五星红旗，没有红布，难友们将一幅白绸子布用红药水染红;没有缝制五角星的黄布，就用奎宁水溶液把白布染成黄色。难友们精心设计、剪裁，又找出自制的针线来缝制。
旗子摆在营房中央，赵佐端政委建议大家排好队，轮流上去缝上一针。这时，凄风苦雨在室外呼啸着，仅有的一盏油灯摇曳照着这群面容憔悴苍白但又意志坚强的中华儿女。赵政委第一个走上前，跪在国旗旁，为五角星缝边，有人带头唱起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低沉的国歌声中，大家都流泪了。当夜，几位有力气的难友在风雨掩护下，躲避着敌人探照灯的照射，将用支撑帐篷的粗铁丝编绑成的旗杆树立起来。
天将黎明，国旗制成。清晨，全体难友集合在长达十余米的国旗旗杆下，唱起了国歌，鲜红的国旗在庄严的歌声中升上了杆顶，随之在海风中骄傲地飘扬起来。这时，如梦初醒的美军大兵们立即喊叫起来，命令降旗，同时拉响了枪栓，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战俘吴忠孝走上前去，高声回答:“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战俘有权利保留自己的信仰和升起自己的国旗。”美军士兵却蛮横地说:“不行，你们不降旗，我就开枪！”
吴忠孝拍着胸膛说:“你敢!你要开枪，就朝这里开吧！”
“砰”的一声，丧心病狂的美军扣动了扳机。岗楼上的机枪也响起来。吴忠孝用手捂着肚子倒了下去。另外几个战友也倒在血泊中，国旗上被洞穿了一串机枪眼。
战友们愤怒了，一些人跑去护理伤员，一些人在地上寻找石块，准备反击。马兴旺营长振臂高呼:“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站到前面掩护群众！”于是党团员迅速出列，手拉手围起一道人墙，保护战友，保卫国旗。
令人发指的血腥“甄别”
1952年4月8日起，美军对我被俘人员开始进行血腥“甄别”。
那天傍晚，敌人将他们严密控制的战俘大队集合在广场上宣布：胆敢回内地的可到大门口去上车。原四川大学外文系学生、战俘林学甫见大家有疑虑，便挺身站出来高呼:“回祖国，跟我走！”当即有20多名难友跟着他向大门口冲去。他们立刻陷入了叛徒、特务们的包围中，继而全部被打倒在地，然后五花大绑，被拽去“过堂”。当时，各大队被打的“死心踏地的共党分子”共有200多名。林学甫被绑在耶稣十字架下，凶残的联队副大队长李大安手持美军奖给他的匕首指着林学甫问:回内地还是去台湾？林学甫挺起胸膛坚定地回答:“回内地。”李大安说:“好，那就把你身上刺的字留下！”说罢，便用匕首将前些时被这帮刽子手强行刺在他身上的“杀朱拔毛”几个字血淋淋地削下去。李大安狞笑着又问：“还回内地吗？”林学甫忍痛高呼:“回祖国！”李大安惨无人道地又将他右臂刺上的“反共抗俄”连字带肉一同挖下。顿时，林学甫痛得昏死过去了。待他苏醒时，李大安又问:“到底去哪里？”林学甫拼着全身的力气呼喊:“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没等喊完，被李大安一刀刺死。李大安野兽般地剖开了林学甫的胸膛，挖出了还在颤动的那颗鲜红的心，然后，用匕首挑着它狂喊:“谁要回内地，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另一叛徒王顺清问杨文华去哪里，杨文华怒视说:“内地是我的祖国，为何不能回？”王顺清不由分说，一铁棍将杨打倒，然后又吊起来，进行拷打，杨文华喊着“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壮烈地牺牲了。
在反动的“甄别”中，成百上千我被俘人员被杀死和打伤，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各战俘营。
以赵佐端为首的坚定要求回国的战俘们，收集了死难烈士名单，整理了敌人犯下的种种罪行，在由爱国战俘控制的战俘营内，举行了大规模的控诉、追悼大会和示威游行。面向战俘营大门设置了灵堂，顶端挂着用中、英文书写的横幅:“沉痛追悼在‘四八血腥甄别’中英勇就义的死难烈士！”在横幅下面，正中是烈士名单，两旁是大幅挽联:
屠刀下昂视敌人具万分骨气成壮举
囚笼中默哀烈士化无限悲痛为力量
再下面是直径达两米的几个白色花圈，5000多名难友戴上用手纸做的白色小花，肃立在灵堂前默哀。
追悼仪式结束后，大家举着横幅、烈士名单、挽联和花圈，排成长队，沿着铁丝网游行示威，一面唱挽歌，一面喊口号，声震海岛。大家一方面心情沉痛悲愤，一方面又为第一次看到自己这支回国队伍这么壮大而振奋不已。
生擒敌酋举世震惊
1952年五一节刚过，巨济岛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战俘的秘密组织“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做出惊人决定:活捉敌酋杜德准将，迫使其公开向全世界承认美军在战俘营犯下的种种罪行。当时，中国爱国战俘营的番号已改为“602”，所肩负的任务是立即开展游行示威和绝食活动，要求和战俘营美军最高长官杜德准将面对面谈判，解决改善战俘营的待遇问题。见面后即停止绝食，给杜德造成一种印象，即唯有他亲自出面，才能表现出美方的诚意；战俘们随之恢复进食，可使其放松警惕，以便朝鲜同志与他谈判时见机行事生擒活捉。
中国战俘的“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立即紧急开会布置任务，大家都非常激动，表示坚决与人民军战俘互相配合，实现壮举。
1952年5月3日，中国战俘递交了“要求美军当局改善战俘生活条件，要求直接与杜德将军谈判”的函件。
5月4日战俘营内整天游行示威。
5月5日，“602”全体绝食，面向公路的铁丝网上挂满了战俘们的饭盒，把运来的粮食和菜蔬等堆在大门外。除了少数纠察队员和工作人员外，整个战俘营如死一般的沉寂。
当天下午，杜德同意和战俘代表在美军司令部谈判。志愿军战俘们则以安全无保证为由，请杜德到战俘营来谈判。
5月6日上午，杜德带领他的中校副官和一个排的卫兵，来到“602”大门外，卫兵排成扇形，如临大敌般持枪对着战俘营。当杜德等人走到大门口时，战俘代表孙振冠、张泽石接待了他。正告杜德，请他视察战俘们严重营养不良状况和伤病员缺医少药的痛苦处境;要求美军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给予人道主义待遇。杜德假惺惺地表示，将努力改善，但前提条件是停止绝食。孙振冠回答:“如果将军能认真解决我们的最低要求，我们当然乐于立即恢复进食。”
谈判就这样结束了。美军看到我方战俘通情达理，便放弃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对峙状态。
中朝战友订下的妙计果然奏效，随后，在巨济岛上展示了一幅震惊世界的生擒敌酋的历史画卷。
1952年5月7日，杜德“视察”中国人民志愿军“602”战俘营的第二天，朝鲜人民军第“76”战俘营的人员也已连续三天游行示威，要求杜德前来谈判。
这天下午1时半，杜德同样在全副武装护卫下，来到“76”大门口。由于谈判内容和昨天与“602”谈判内容相仿，警卫士兵开始松懈起来。
就在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代表与杜德在战俘营门口进行谈判时，从海边倒粪便的一群清洁队员抬着粪桶回来了。大门打开，杜德和副官手捂着鼻子，退到门旁，等候战俘们抬桶进去。眼看只剩下十来个战俘了，突然间，这十来个身强力壮的敢死队员一下子扔下粪桶，将杜德和副官围住，并迅速把他们推进战俘营大门。当敢死队员们正全速回身将大门关上时，那个中校副官蹲下身子从人缝中溜走了。
肥胖的杜德准将极力挣扎着，断断续续地呼喊:“Saveme！”（救救我）但他哪里挣得脱抓紧了他四肢并把他抬离地面的四个壮士的铁臂。勇士们就这样将杜德抬进战俘营内的帐篷里了。他一下子从战俘营长官变成了战俘的“阶下囚”。
与此同时，在“76”大门口竖起了巨幅横标:“美军官兵们，我们生俘了杜德准将，待谈判结束即交还你们;如胆敢开枪，杜德将军性命难保！”
与此同时，杜德下达了他签署的命令:“我命令: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绝对禁止开枪，我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协商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孙振冠和张泽石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来到“76”。
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紧急召开。朝鲜人民军师团参谋长李学九为代表团团长，中国人民志愿军营教导员孙振冠为副团长。
杜德被叫了进来，让他听取代表们的控诉发言，并向他交代政策:“允许申辩，但要尊重事实。”
中国战俘张泽石的英语发言最为激动人心，他大声向杜德怒斥道：“你这个沾满了战俘鲜血的刽子手，你知道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吗？你听听烈士们临死前的誓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你懂得什么叫炎黄子孙的民族气节吗？你知道共产党人的信仰吗？你以为镇压和屠杀就能改变我们的信念，就能屈从你们美帝国主义的意志吗？妄想！完全是妄想！”
杜德在聆听发言过程中一直低着头。张泽石控诉完，杜德撑着桌沿站起来，声音嘶哑地说:“我有责任，我有罪。”
孙振冠发言:“我相信美国人民是反对你们这么干的，你们实际上是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播下仇恨的种子。我深信美国人民是要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我们希望你能做出一些事来，弥补你的过错，并替你的政府挽回一些损失。”
当杜德通过翻译听到这些义正词严而又通达的话语时，他不住地点头，用颤抖的声音回答:“感谢代表阁下的这一番话。我终身将不忘这些宝贵的教诲。我愿意尽力弥补我的过失。”
杜德成为中朝战俘的“战俘”，这个世界头号新闻，随着电波迅速飞向七大洲、四大洋。汉城震动了，华盛顿震动了，他们一时手足无措，乱了阵脚，狼狈不堪，不知如何是好。由是大长了中朝爱国战俘的志气，大灭了美帝侵略军的威风。
事件进行的第四天，5月10日，杜德艰难地在《美方战俘营管理当局认罪书》上签了名，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同意释放杜德。新任命的美军战俘营长官波特纳准将前来领人，他在收条上签字。收条上这样写着：“今收到由朝中战俘代表大会送还的一名美国将军——杜德准将。经检查杜德将军阁下确实毫无任何受侮辱与受损害的迹象。特此证明。美军巨济岛司令官R·波特纳（签字）1952年5月10日”
这次斗争的胜利亘古未有，意义重大，在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当然，这只是一次短暂的胜利，敌人不会就此善罢干休，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残酷的报复——血洗战俘营。但压迫越深重，反抗也就越激烈，中国人民的好儿女不惜用血肉之躯，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和叛徒、特务进行一浪高一浪的斗争。态度之坚决，声势之浩大，足以使敌人丧胆。
敌人的屠刀终究阻挡不住战俘回国的愿望，历经两年多拼死拼活的较量，一批又一批爱国战俘回来了。到1953年9月5日，我们在开城迎接了最后一批爱国战俘归来，前后共有5000多名战俘回到祖国。
就是这样一群祖国的英雄儿女，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在极其残酷的生活条件中，不顾个人安危，一心向往祖国，在敌营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他们有的倒在异国的血泊里，为国捐躯，成为烈士，大部分冲破牢笼，杀出重围，回到祖国怀抱。他们不是什么“叛徒”，也不是什么“变节分子”，他们的事迹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我们应该深情地赞美他们，放声地歌颂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