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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作者多年来关于人本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点［1］，以及最近完成的中国人本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供的实证研究线索［2］，从“大历史”视界来看，结合当今“绿色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未来走势，提出“人本绿色发展”观点，即认为人类文明进步，是以自由为轴心、不断提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本发展过程，是不断摆脱物质外在束缚、逐渐回归精神自由家园的绿色化发展过程。由此推论：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健康安全保障人口大国和教育人口大国，如何实现多重社会经济转型，建立“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治、业有所就”的社会保障体系，摆脱黑色工业化应试教育制度困境，将是中国人本绿色发展面临的最为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任务。
关键词：人本绿色发展；大国崛起；生存自由；社会自由；精神自由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8-0066-06
一、人本绿色发展视界：以人为中心，摆脱物质束缚，回归精神自由家园
从“大历史”视界来看，时下流行的“绿色（经济）发展”，虽然是以西方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为现实背景提出来的新概念，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且只有将它看做是在后工业化时代背景下对工业化社会的“白色发展”和前工业化社会的“黑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才能真正把握蕴藏其间的“人本发展”丰富历史含义。为此，有必要首先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将人类发展放在大自然演化的广阔背景下加以审视，以便把握人类发展的自然基础、极限和尺度。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个动物种群从高级哺乳动物、类人猿分化出来，经过了上千万年漫长的历史演化，才形成了真正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类。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的生存、生活和生产方式主要是以部落为单位，利用简单的石器工具，直接从大自然中采集植物花果和围猎动物为食，只是到了后期才逐渐发展起“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并进行少量零星的动物驯养活动。在这种“寄生于自然”的蒙昧时代，人类完全依附于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之中，作为食物链较末端的一环与其他生物在生存竞争中“相依为命”，以血缘族群为单元进行集体劳动，以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图腾崇拜为精神纽带和价值标准，统摄约束着自己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这样，人类就本能地加入到大自然的循环中，并能够最经济地依赖大自然提供的资源条件维持自己的生存。
在工业革命前的约5 000年中，人类基本处于依附土地进行耕作维生的农耕时代。随着植物栽培、动物饲养和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人类生活状态从游牧逐渐转向定居，随后人口数量和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和社会分工逐渐深化，在此基础上畜牧渔业、手工业和商业依次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社会组织形式由父系氏族公社制先后转变为奴隶主和封建主土地所有制社会，于是，农业文明——其基本特征和理想境界就是“农业本位、分散经营，自给自足、丰衣足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在这一时期的时代标志。在农耕时代，人类顺应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凭借其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特殊聪明才智，曾经创造了一系列辉煌灿烂的古代农业文明。这些文明往往在昌盛时期，物产丰富、人畜兴旺，而发展到一定时期后，人地矛盾突出，粮食供求关系日益紧张，于是焚林开荒、过度开发，结果造成水土流失、土地生产力进一步下降；为了挽救没落残局，往往采取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自杀性”武力掠夺办法，向其他文明发动战争，其结局是导致了自己和其他民族文明的加速衰落甚至永远灭绝。但是，就整体而言，人类在农耕时代的文明盛衰、世事更迭对于大自然的利用和影响是有限的，其破坏作用也是局部性的。
178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标志着人类告别农耕时代而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在此后短短200年时间里，人类生产力发展接连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和电子化等三次大的产业技术革命。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人类逐渐摆脱了依附自然、被动利用自然、单纯依靠植物燃料为动力能源的生存状态，走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时代。随着核能、微电子、分子生物和空间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凭借强大的超自然物质技术力量，不仅彻底改变了地球生物圈的自然面貌，而且突破生物圈的限制，其触角已经进入无限广袤神奇的宏观宇宙和微观世界。同时，人类在生产关系、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方面也发生了全球性的深刻变革。资本主义迂回大规模生产方式创造了人类社会过去成千上万年都难以累积的财富积聚奇迹，也创造了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贫富差距拉大和利益矛盾加剧的生产关系，以及耗竭资源、穷奢极欲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在工业化社会中，人与人依托自然而直接依附的关系被人类依托市场中介而间接交往的关系所替代，个体劳动和工作意义被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大规模流水生产体系所割裂、所异化，个人需要和生活意义被不断膨胀、物欲横流的市场需求所驱动和淹没。与此同时，日益膨胀的人口规模、日益庞大的劳动大军和无限拉长的生产营销链条，以及促使要素不断集聚和叠加的城市化发展，对于社会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我们从大自然演进的宏观视野考察人类发展过程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正如卢梭所言，虽然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特殊物种，但人类毕竟也是大自然的造物，人类文明自从诞生的那天起，自以为自由的人类“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类到头来往往“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3］。因此，我们应强调发展的“人本绿色化”意义，在价值观、世界观或宇宙观的自然哲学意义上，放弃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诠释回归自然理性的人本主义理念。
二、人本绿色发展指向：以自由为轴心，不断提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水平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是许多社会科学共同描述的对象。一般地，可把发展说成是事物(特别指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既有量变又有质变的自然历史演进过程。从发展的人本含义出发，发展的实质可以被看做是人的发展。如果我们将自由推广为衡量人的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那么发展可以被定义为：人类在自然历史演进中不断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或者说，是人类为维持生存、实现独立自主和获得自由而不断增进其力量和价值的自然历史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由虽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因此，弄清追求自由的目的或目标固然重要，研究如何实现自由的路径和手段更具有实质决定意义。
从自由主义视点来看，所谓发展实质上就是人类在不自由的现实中理性地追求自由的历史过程。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说：扩展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4］。完整地说，发展的实质意义和过程可以这样加以概括：人类在必然（不自由）的自然秩序框定下，凭借自己天然的理性（自由意志），经过艰辛曲折的努力（自由路径），在积极奋争中能够因应情势采取互动、妥协、调和和平衡等策略艺术（自由手段），从而不断逼近作为理想境界和终极目标的自由王国，这个过程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发展。作为发展目标的自由是有层次的，在单一抽象层面笼统地思辨解说自由并没有多大意义。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我们可以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等三个角度出发，将自由划分为生存自由、社会自由和精神自由三个基本层面。
首先，从人的自然属性来看，自由意味着：人类在自然界生存竞争中逐步减轻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对人的绝对压迫、约束和限制，人们具有不断增强的物质生产力，也就是森所说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即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从自然界获取基本生存资料的能力，从而能够体面地过上衣食无忧、自由自在的小康生活。人既然是大自然中拥有自己自由意志的造物之一，其自由的最直接对立面当然是来自于造他的物主即大自然。所以，“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里的“枷锁”首先是由大自然给人类套上的。人类为挣脱自然力天然地、外在地强加于其身上的枷锁，凭借自己的理性（首先是“知性”）去认识自己在自然界中究竟处于何等的位置，然后还要思考和决定以什么样的状态去适应或利用自然力，在理性的自由意志发挥到一定程度，以致忘记自己理性的有限性而走向试图取代上帝位置的非理性状态，结果将自己与大自然的关系搞僵乃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于是，让人类学会理性地重新调整自己同大自然的关系，以便在大自然的允许范围内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那份自由，是人本绿色发展在这一自由层面的核心议题。
其次，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自由意味着：人类在社会活动内部逐渐摆脱动物群居生存竞争的自然蒙昧状态，能够逐步借助不断完善的社会契约（特别是法律制度）来理性地界定、规范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从而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在平等公正的社会秩序下最大可能地获得真正的个人自由。人类是群居的动物，但是与一般群居动物不同，人类社会是由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秩序、制度规则是在这些追求自由的人之间经过长期复杂的相互斗争和妥协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其基本指向和趋势是：从少数特权阶层奴役广大民众的人治社会（独裁制度），逐渐走向以每个人的自由平等为基础、在广泛的社会契约规范下进行公共选择的法制社会（民主制度）。这个层面的自由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交往中的人际自由，即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实现自己自由的同时如何看待和对待他人的自由；二是国家政治中的公共自由，即社会公共活动中应该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和规则保证个人理性选择与社会群体理性选择的一致性。于是，通过制度创新和变革，为每个社会成员获得个人自由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以及平等的社会机会，满足人们追求友爱、归属和自尊等社会需要，是人本绿色发展在这一自由层面的主要任务。
最后，从人的文化属性来看，自由意味着：人类逐渐从满足生命存在、社会存在的有限需要中超脱出来，进入不断追求无限精神需要、全面实现自我价值的真正自由境界。人是有思想的动物。正如17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尔卡所说：“人对于自己，就是自然界中最奇妙的对象；因为他不可思议什么是肉体，更不可思议什么是精神，而最为不能思议的则莫过于一个肉体居然能和一个精神结合在一块。这就是他那困难的极峰，然而这就正是他自身的存在”［5］。因此，如何将自己的灵魂从与之莫名其妙连带在一起并时刻受肉体感性需要管制的不自由状态中解救出来，从而能够在精神上随心所欲地自由翱翔于无限的宇宙之间，乃是人类最大的自由理想，也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最难企及的自由梦想。但是，不能就此认为，精神自由是虚无缥缈、高不可及的，它的实现同样是人类发展中一个循序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从古代原始人的图腾崇拜、神话传说等文化娱乐活动，到近代宗教信仰和自然科学探索，再到现代一浪高过一浪的新科技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能够辨识出人类在追求精神自由过程中的艰辛足迹和曲折路径。在这样的人本化发展过程中，人不仅要挣脱自然物质资源有限性的束缚，还要能够挣脱人自身肉体作为生命存在和社会存在的有限性限制，去追求永恒真理、完美正义和博爱大同的精神充实，从而在尽可能高的层次上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达成全面自由的发展目标。于是，通过精神生产和再生产的主导作用，尤其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使人们在有限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获得无限的文化享受和精神文明，是人本绿色发展在这一自由层面上的关键落脚点。
总之，以上三个层面的自由，是人类理性追求的三种境界，也是发展的三个基本目标和实现手段。在强调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仅仅将目光聚焦在生存自由范畴。人本发展的绿色化指向，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大趋势，也就是从生存自由到社会自由再到精神自由的不断提升过程，它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指向，也是审视把握500年来世界大国崛起大历史及发展战略走势的基本参照系或标尺。
三、人本绿色发展经验：大国兴衰角逐博弈，以人为本全方位崛起
关于大国兴衰，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话题。在过去500多年的“大历史”跨度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九个大国相继崛起，先后成为不同时期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创造了属于自己那个时代的辉煌业绩［6］。从500多年世界大历史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来看，大国崛起往往是全方位的，其中经济崛起是根本基础和动力，而政治崛起是首要条件与保障，文化崛起则是精神凝聚及辐射，三者分别对应于人本绿色发展在生存自由指向、社会自由指向和精神自由指向。
经济崛起方面，在工业化高歌猛进的年代，不平衡的工业和技术力量引发大国均势的剧烈转移。根据保罗•肯尼迪《大国兴衰》的研究数据显示：从1750—1900年期间，世界各大国人均工业化水平和制造业产量份额发生了很大变化［7］。由于工业化的影响，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苏俄先后崛起，东亚的日本也逐渐崭露头角，但与此同时，中国在此期间反而被逐渐地非工业化了，由于西方的冲击，其在世界制造业所占份额迅速减少，其经济在很多情况下甚至绝对地衰退了。进入20世纪，美国取代英国崛起为第一工业大国，德国、法国和苏俄占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日本缓慢升起且初露锋芒，而且直到“二战”前夕，世界各大国之间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都逐渐拉大了。500多年的大国兴衰史显示：世界经济力量的区域性转移，往往预示着原有大国的衰败和新大国的崛起。当然，经济实力的增长走势与军事力量的升降曲线往往存在显著的时差，其基本轨迹大致是：起先，处于上升阶段的大国，往往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推动其经济快速增长；后来，随着经济崛起和海外贸易发展，外部市场依赖度提高，军事援助、殖民拓展等海外义务增多，经济负担越来越大，结果，导致经济增长减缓乃至衰退；这时，其他处于竞争或敌对状态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加快，直至在适当的时候利用特殊的历史机遇，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并取而代之，于是新一轮大国竞争时代开始。而且各种史实还显示：即使发生军事冲突，尤其是持久性的全面战争或军备竞赛，最后胜利也往往属于具有坚实经济基础的一方。
政治崛起方面，现代经济发展以工业化为主题，以科技革命为根本动力，必然促成社会利益群体高度分化、收入和贫富差距拉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目标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和分散化，结果往往造成强大的社会离心力。为此，现代政治长期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努力建立一种融合各个社会群体、阶层和阶级的多元利益诉求，有效化解各方利益矛盾和冲突，能够有效凝聚各方面意志和力量的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或政治程序。一个大国的经济崛起，其背后要有“大国政治”的支撑和保障，如果能够以高度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塑造一种以适应社会市场经济不断拓展和变迁的新型民主政治机制，那么大国经济崛起就有了足够的政治条件和保障。大国兴衰正反两个方面的史实充分显示：凡是不尊重民权，践踏人权，利用“船坚炮利”穷兵黩武，对外侵略扩张的所谓“大国”，虽在短期内看似强大无比，但最终都不能持久，甚至会一败涂地；相反，凡能尊重人权，抛弃强权统治，建立民主政治，或顺应历史潮流洗面革心，自觉退出殖民霸业，奉行和平主义外交路线的，大都能够持久占据世界领导地位，从胜利走向胜利［8］。乔治•莫德尔斯基用近现代世界“领导者—挑战者”政治大循环理论图式对世界大国竞争规律的总结：所有向世界领导国挑战的新兴大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作为先前世界领导国的追随者和主要伙伴，则有机会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国［7］。
文化崛起方面，大国要有大文化，大国崛起并持续保持强盛态势，需要依托大文化的精神凝聚力和辐射力。这一点也在大国崛起的大历史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大文化对于美国这个当代巨无霸式跨世纪超级大国崛起及强盛所具有的巨大精神凝聚及辐射意义。对此，资中筠先生曾做过全面系统的描述和分析。他认为，发展和平等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诉求，能否有效解决之，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迄今为止，美国正是在相对成功地解决这对矛盾中走向强盛的，以渐进主义的改良避免了激进主义的暴力革命，并能够拥有和发挥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来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而这两方面都深刻根源于美国历史文化中的精神资源和凝聚力［9］。
总之，大国之“大”，归根结底在于其国民作为主体意义的人有充分发挥其人力资源能力来谋取自身利益的权利和条件。当代世界性大国，大都具有辽阔广袤的疆域，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但究其实质在于它们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及其所蕴藏的巨大软权力。以人为本，人众势大，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持续强大的决定性因素。以人为本，即：在经济上以“民生自强”为本，在政治上以“民权自立”为本，在文化上以“民主自由”为本。以“民生自强”为本，大国得以在经济上崛起；以“民权自立”为本，大国得以在政治上崛起；以“民主自由”为本，大国得以在文化上崛起。总之，以人为本谋发展，大国才最终得以实现全方位崛起。
四、人本绿色发展任务：民生经济自强，民权政治自立，民主文化自由
时至今日，人们能够切实感应到的中国崛起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并且，所谓经济崛起也只是一种数字计算而已，基于小基数的高速经济增长其实非常虚弱，如果没有人本的和绿色的发展观念为指引，将会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诸如利益矛盾加剧、资源能源枯竭和生活环境恶化等。因此，我们认为，面对关于中国崛起的纷纷议论，国人应该力戒盲目躁动心态，理性反思人类文明绿色化发展的规律，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本绿色化发展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首先，从生存（经济）自由层面来看，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中国经济绿色化发展的人本基础还十分脆弱，人口多、素质低及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三重转型中的基本矛盾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左右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向内涵化、绿色化方向转变的速度和路径。
说到中国国情及特色，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最常见的概括。其实，地大物博的中国特色并不显著，人口众多则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而且人口众多还与素质偏低、结构趋于老化并存，成为中国人口面临的基本矛盾。此外，中国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具有典型农耕生产方式和小农文化传统的农业大国，同时从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来看，中国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村大国、农民大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三农人口大国，如何从传统农业经济、农村社会中走出，迅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题。建国后的前30年，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府通过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保持“农业剪刀差”的统购统销制度，以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保证农村、农业和农民为工业提供资本原始积累和劳动力要素支持。结果，虽然在短期内使工业化水平（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幅度提升，但与此造成传统社会经济领域从居住地域、行业地位到主体身份都备受挤压，并形成所谓“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面对困难重重的“三农”问题，中国的人本绿色发展面临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三重转型的挑战性任务。
其次，从社会(政治)自由层面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健康安全保障人口大国，如何使城乡劳动人口大军都能够获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治、业有所就”的社会保障，是中国人本绿色发展面临的最复杂战略任务。
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能力建设来看，中国还是一个未富先老、养老负担沉重的老龄人口大国，一个亿万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保健需求大国，一个连年不断频繁发生、死伤惨重的工伤矿难大国，一个以“青年农民工南征北战、大学生求职人潮涌动、城乡劳动大军就业困难”为常态的失业人口大国，一言以蔽之，中国是一个国民健康素质堪忧、职业安全保障缺失的人口大国。这也是中国人本绿色发展必须充分顾及并且直面应对的现实基点。而且，“老无所养，病无所医，伤无所治，业无所就”四大难题，并未因多年来快速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社会保障变革等方面的努力及成就而变得无关紧要，反而在经济不平衡发展、人口结构转变、技术异化和社会交往全球化背景下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研究和解决起来也更困难、更棘手，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有更高远的战略眼光、更达观平实的科学态度和更民主平等的公共选择程序，来整合应对之。
最后，从精神（文化）自由层面来看，中国作为一个教育人口大国，如何使庞大的受教育人口摆脱工业机械化应试式制度困境，走向自由创新发展的康庄大道，是中国人本绿色发展面临的最为艰巨的战略任务。
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形成或构建，对于一个国家人本绿色发展具有重大的主导战略意义。中国当代国民教育体系，是在沿袭科举千年古制的基础上，学习引进西方国家现代教育制度的同时，随着近现代工业化时代变迁各方社会力量经过长期的互动博弈，逐渐演变、形成的。由于政府长期大一统、一刀切地独揽办教育，致使国民教育体系在供给短缺的同时，与社会需要的关联性越来越弱，重学历应试、轻素质修炼的学校教育长期存在着严重的导向性偏误、结构性扭曲和制度性阻滞，而且与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全球化的国际竞争需要越来越不相适应、越来越不合拍。这种国民教育体系的最大特色和特殊困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12个字，即：“全民应试，学历拉动，黑色发展”。 具体地说，其“黑色”之处在于：（1）教育方式属于典型的黑色工业化模式，整个国民教育以正规学校教育为基本形式，而学校教育又以学龄青少年为主要对象，主要囿于正规学历和职前一次性教育，其基本特征就是“重学历、轻培训，重职前、轻职后，重知识、轻能力”。（2）教育目标严重异化，教育沦落为非人性的选才机器而非育人机制，整个学校教育以升学应试为主要目的，未能有效地面向社会，各类学校、各种专业、课程和教学环节之间缺乏流动转移机制，学校与社区、用人单位尤其是公民个人之间缺乏自主互动性，决策和管理运作体系缺乏应有开放性、弹性和活力。（3）大一统，标准化的应试教育严重阻滞中国文化的创新活力，体制上的大一统必然导致技术上的标准化，反过来，技术上的标准化又直接强化了体制上大一统的保守性，二者相激相荡共同造就了中国应试教育的文化悖论。其结果必然是，千百万青年学生本应有的朝气蓬勃、锐意创新个性，被工业化的考试机器和标准化的考试技术所吞噬、所扼杀，进而带来整个社会民众心理在疯狂的应试竞争漩涡中发生畸形扭曲，最后在整个民族精神上彻底摧垮人本绿色发展赖以建立的文化根基。可以说，应试教育危机是中国人本绿色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也是未来走上人力资源强国之路的最大障碍和最大挑战。
参考文献：
［1］ 李宝元.人本发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 李宝元，等.人力资源强国之路:中国人本发展战略研究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3］ 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2.
［4］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发展［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4.
［5］ 帕斯尔卡.思想录［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36.
［6］ 唐晋.大国崛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
［7］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145，193，144，196，322；11-14.
［8］ 资中筠.说不尽的大国兴衰［J］.南风窗,2007，(1).
［9］ 资中筠.美国的强盛之路［J］.学术界,2001，(1).
On Human-Onriented Green Development:Greenness Direction,
Experience and Task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Rising Powers
LI Bao-yuan, KUAI Peng-zhou, LI Xiao-ting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Oriented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starting points of human-oriented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 empirical study clues of the recent human-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report, from‘grand history’horizon, the paper combines contemporary era background of‘Greenization Development’and surrounding tendency, and puts forward a‘human-oriented green development’point of view.This view reals that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a freedom-centered, and continiuous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human-oriented freedom development progress, as well as a greenization development progress which continuously keeps out of external material constraints, and gradually returns to spiritual free homeland.
Key Words:human-oriented green development；the rise of great powers；subsistence freedom；social freedom；spiritual freedom
(责任编辑：刘 艳)
关键词：人本绿色发展；大国崛起；生存自由；社会自由；精神自由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8-0066-06
一、人本绿色发展视界：以人为中心，摆脱物质束缚，回归精神自由家园
从“大历史”视界来看，时下流行的“绿色（经济）发展”，虽然是以西方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为现实背景提出来的新概念，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且只有将它看做是在后工业化时代背景下对工业化社会的“白色发展”和前工业化社会的“黑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才能真正把握蕴藏其间的“人本发展”丰富历史含义。为此，有必要首先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将人类发展放在大自然演化的广阔背景下加以审视，以便把握人类发展的自然基础、极限和尺度。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个动物种群从高级哺乳动物、类人猿分化出来，经过了上千万年漫长的历史演化，才形成了真正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类。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的生存、生活和生产方式主要是以部落为单位，利用简单的石器工具，直接从大自然中采集植物花果和围猎动物为食，只是到了后期才逐渐发展起“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并进行少量零星的动物驯养活动。在这种“寄生于自然”的蒙昧时代，人类完全依附于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之中，作为食物链较末端的一环与其他生物在生存竞争中“相依为命”，以血缘族群为单元进行集体劳动，以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图腾崇拜为精神纽带和价值标准，统摄约束着自己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这样，人类就本能地加入到大自然的循环中，并能够最经济地依赖大自然提供的资源条件维持自己的生存。
在工业革命前的约5 000年中，人类基本处于依附土地进行耕作维生的农耕时代。随着植物栽培、动物饲养和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人类生活状态从游牧逐渐转向定居，随后人口数量和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和社会分工逐渐深化，在此基础上畜牧渔业、手工业和商业依次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社会组织形式由父系氏族公社制先后转变为奴隶主和封建主土地所有制社会，于是，农业文明——其基本特征和理想境界就是“农业本位、分散经营，自给自足、丰衣足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在这一时期的时代标志。在农耕时代，人类顺应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凭借其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特殊聪明才智，曾经创造了一系列辉煌灿烂的古代农业文明。这些文明往往在昌盛时期，物产丰富、人畜兴旺，而发展到一定时期后，人地矛盾突出，粮食供求关系日益紧张，于是焚林开荒、过度开发，结果造成水土流失、土地生产力进一步下降；为了挽救没落残局，往往采取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自杀性”武力掠夺办法，向其他文明发动战争，其结局是导致了自己和其他民族文明的加速衰落甚至永远灭绝。但是，就整体而言，人类在农耕时代的文明盛衰、世事更迭对于大自然的利用和影响是有限的，其破坏作用也是局部性的。
178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标志着人类告别农耕时代而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在此后短短200年时间里，人类生产力发展接连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和电子化等三次大的产业技术革命。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人类逐渐摆脱了依附自然、被动利用自然、单纯依靠植物燃料为动力能源的生存状态，走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时代。随着核能、微电子、分子生物和空间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凭借强大的超自然物质技术力量，不仅彻底改变了地球生物圈的自然面貌，而且突破生物圈的限制，其触角已经进入无限广袤神奇的宏观宇宙和微观世界。同时，人类在生产关系、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方面也发生了全球性的深刻变革。资本主义迂回大规模生产方式创造了人类社会过去成千上万年都难以累积的财富积聚奇迹，也创造了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贫富差距拉大和利益矛盾加剧的生产关系，以及耗竭资源、穷奢极欲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在工业化社会中，人与人依托自然而直接依附的关系被人类依托市场中介而间接交往的关系所替代，个体劳动和工作意义被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大规模流水生产体系所割裂、所异化，个人需要和生活意义被不断膨胀、物欲横流的市场需求所驱动和淹没。与此同时，日益膨胀的人口规模、日益庞大的劳动大军和无限拉长的生产营销链条，以及促使要素不断集聚和叠加的城市化发展，对于社会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我们从大自然演进的宏观视野考察人类发展过程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正如卢梭所言，虽然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特殊物种，但人类毕竟也是大自然的造物，人类文明自从诞生的那天起，自以为自由的人类“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类到头来往往“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3］。因此，我们应强调发展的“人本绿色化”意义，在价值观、世界观或宇宙观的自然哲学意义上，放弃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诠释回归自然理性的人本主义理念。
二、人本绿色发展指向：以自由为轴心，不断提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水平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是许多社会科学共同描述的对象。一般地，可把发展说成是事物(特别指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既有量变又有质变的自然历史演进过程。从发展的人本含义出发，发展的实质可以被看做是人的发展。如果我们将自由推广为衡量人的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那么发展可以被定义为：人类在自然历史演进中不断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或者说，是人类为维持生存、实现独立自主和获得自由而不断增进其力量和价值的自然历史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由虽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因此，弄清追求自由的目的或目标固然重要，研究如何实现自由的路径和手段更具有实质决定意义。
从自由主义视点来看，所谓发展实质上就是人类在不自由的现实中理性地追求自由的历史过程。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说：扩展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4］。完整地说，发展的实质意义和过程可以这样加以概括：人类在必然（不自由）的自然秩序框定下，凭借自己天然的理性（自由意志），经过艰辛曲折的努力（自由路径），在积极奋争中能够因应情势采取互动、妥协、调和和平衡等策略艺术（自由手段），从而不断逼近作为理想境界和终极目标的自由王国，这个过程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发展。作为发展目标的自由是有层次的，在单一抽象层面笼统地思辨解说自由并没有多大意义。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我们可以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等三个角度出发，将自由划分为生存自由、社会自由和精神自由三个基本层面。
首先，从人的自然属性来看，自由意味着：人类在自然界生存竞争中逐步减轻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对人的绝对压迫、约束和限制，人们具有不断增强的物质生产力，也就是森所说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即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从自然界获取基本生存资料的能力，从而能够体面地过上衣食无忧、自由自在的小康生活。人既然是大自然中拥有自己自由意志的造物之一，其自由的最直接对立面当然是来自于造他的物主即大自然。所以，“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里的“枷锁”首先是由大自然给人类套上的。人类为挣脱自然力天然地、外在地强加于其身上的枷锁，凭借自己的理性（首先是“知性”）去认识自己在自然界中究竟处于何等的位置，然后还要思考和决定以什么样的状态去适应或利用自然力，在理性的自由意志发挥到一定程度，以致忘记自己理性的有限性而走向试图取代上帝位置的非理性状态，结果将自己与大自然的关系搞僵乃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于是，让人类学会理性地重新调整自己同大自然的关系，以便在大自然的允许范围内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那份自由，是人本绿色发展在这一自由层面的核心议题。
其次，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自由意味着：人类在社会活动内部逐渐摆脱动物群居生存竞争的自然蒙昧状态，能够逐步借助不断完善的社会契约（特别是法律制度）来理性地界定、规范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从而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在平等公正的社会秩序下最大可能地获得真正的个人自由。人类是群居的动物，但是与一般群居动物不同，人类社会是由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秩序、制度规则是在这些追求自由的人之间经过长期复杂的相互斗争和妥协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其基本指向和趋势是：从少数特权阶层奴役广大民众的人治社会（独裁制度），逐渐走向以每个人的自由平等为基础、在广泛的社会契约规范下进行公共选择的法制社会（民主制度）。这个层面的自由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交往中的人际自由，即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实现自己自由的同时如何看待和对待他人的自由；二是国家政治中的公共自由，即社会公共活动中应该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和规则保证个人理性选择与社会群体理性选择的一致性。于是，通过制度创新和变革，为每个社会成员获得个人自由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以及平等的社会机会，满足人们追求友爱、归属和自尊等社会需要，是人本绿色发展在这一自由层面的主要任务。
最后，从人的文化属性来看，自由意味着：人类逐渐从满足生命存在、社会存在的有限需要中超脱出来，进入不断追求无限精神需要、全面实现自我价值的真正自由境界。人是有思想的动物。正如17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尔卡所说：“人对于自己，就是自然界中最奇妙的对象；因为他不可思议什么是肉体，更不可思议什么是精神，而最为不能思议的则莫过于一个肉体居然能和一个精神结合在一块。这就是他那困难的极峰，然而这就正是他自身的存在”［5］。因此，如何将自己的灵魂从与之莫名其妙连带在一起并时刻受肉体感性需要管制的不自由状态中解救出来，从而能够在精神上随心所欲地自由翱翔于无限的宇宙之间，乃是人类最大的自由理想，也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最难企及的自由梦想。但是，不能就此认为，精神自由是虚无缥缈、高不可及的，它的实现同样是人类发展中一个循序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从古代原始人的图腾崇拜、神话传说等文化娱乐活动，到近代宗教信仰和自然科学探索，再到现代一浪高过一浪的新科技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能够辨识出人类在追求精神自由过程中的艰辛足迹和曲折路径。在这样的人本化发展过程中，人不仅要挣脱自然物质资源有限性的束缚，还要能够挣脱人自身肉体作为生命存在和社会存在的有限性限制，去追求永恒真理、完美正义和博爱大同的精神充实，从而在尽可能高的层次上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达成全面自由的发展目标。于是，通过精神生产和再生产的主导作用，尤其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使人们在有限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获得无限的文化享受和精神文明，是人本绿色发展在这一自由层面上的关键落脚点。
总之，以上三个层面的自由，是人类理性追求的三种境界，也是发展的三个基本目标和实现手段。在强调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仅仅将目光聚焦在生存自由范畴。人本发展的绿色化指向，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大趋势，也就是从生存自由到社会自由再到精神自由的不断提升过程，它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指向，也是审视把握500年来世界大国崛起大历史及发展战略走势的基本参照系或标尺。
三、人本绿色发展经验：大国兴衰角逐博弈，以人为本全方位崛起
关于大国兴衰，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话题。在过去500多年的“大历史”跨度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九个大国相继崛起，先后成为不同时期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创造了属于自己那个时代的辉煌业绩［6］。从500多年世界大历史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来看，大国崛起往往是全方位的，其中经济崛起是根本基础和动力，而政治崛起是首要条件与保障，文化崛起则是精神凝聚及辐射，三者分别对应于人本绿色发展在生存自由指向、社会自由指向和精神自由指向。
经济崛起方面，在工业化高歌猛进的年代，不平衡的工业和技术力量引发大国均势的剧烈转移。根据保罗•肯尼迪《大国兴衰》的研究数据显示：从1750—1900年期间，世界各大国人均工业化水平和制造业产量份额发生了很大变化［7］。由于工业化的影响，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苏俄先后崛起，东亚的日本也逐渐崭露头角，但与此同时，中国在此期间反而被逐渐地非工业化了，由于西方的冲击，其在世界制造业所占份额迅速减少，其经济在很多情况下甚至绝对地衰退了。进入20世纪，美国取代英国崛起为第一工业大国，德国、法国和苏俄占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日本缓慢升起且初露锋芒，而且直到“二战”前夕，世界各大国之间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都逐渐拉大了。500多年的大国兴衰史显示：世界经济力量的区域性转移，往往预示着原有大国的衰败和新大国的崛起。当然，经济实力的增长走势与军事力量的升降曲线往往存在显著的时差，其基本轨迹大致是：起先，处于上升阶段的大国，往往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推动其经济快速增长；后来，随着经济崛起和海外贸易发展，外部市场依赖度提高，军事援助、殖民拓展等海外义务增多，经济负担越来越大，结果，导致经济增长减缓乃至衰退；这时，其他处于竞争或敌对状态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加快，直至在适当的时候利用特殊的历史机遇，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并取而代之，于是新一轮大国竞争时代开始。而且各种史实还显示：即使发生军事冲突，尤其是持久性的全面战争或军备竞赛，最后胜利也往往属于具有坚实经济基础的一方。
政治崛起方面，现代经济发展以工业化为主题，以科技革命为根本动力，必然促成社会利益群体高度分化、收入和贫富差距拉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目标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和分散化，结果往往造成强大的社会离心力。为此，现代政治长期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努力建立一种融合各个社会群体、阶层和阶级的多元利益诉求，有效化解各方利益矛盾和冲突，能够有效凝聚各方面意志和力量的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或政治程序。一个大国的经济崛起，其背后要有“大国政治”的支撑和保障，如果能够以高度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塑造一种以适应社会市场经济不断拓展和变迁的新型民主政治机制，那么大国经济崛起就有了足够的政治条件和保障。大国兴衰正反两个方面的史实充分显示：凡是不尊重民权，践踏人权，利用“船坚炮利”穷兵黩武，对外侵略扩张的所谓“大国”，虽在短期内看似强大无比，但最终都不能持久，甚至会一败涂地；相反，凡能尊重人权，抛弃强权统治，建立民主政治，或顺应历史潮流洗面革心，自觉退出殖民霸业，奉行和平主义外交路线的，大都能够持久占据世界领导地位，从胜利走向胜利［8］。乔治•莫德尔斯基用近现代世界“领导者—挑战者”政治大循环理论图式对世界大国竞争规律的总结：所有向世界领导国挑战的新兴大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作为先前世界领导国的追随者和主要伙伴，则有机会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国［7］。
文化崛起方面，大国要有大文化，大国崛起并持续保持强盛态势，需要依托大文化的精神凝聚力和辐射力。这一点也在大国崛起的大历史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大文化对于美国这个当代巨无霸式跨世纪超级大国崛起及强盛所具有的巨大精神凝聚及辐射意义。对此，资中筠先生曾做过全面系统的描述和分析。他认为，发展和平等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诉求，能否有效解决之，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迄今为止，美国正是在相对成功地解决这对矛盾中走向强盛的，以渐进主义的改良避免了激进主义的暴力革命，并能够拥有和发挥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来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而这两方面都深刻根源于美国历史文化中的精神资源和凝聚力［9］。
总之，大国之“大”，归根结底在于其国民作为主体意义的人有充分发挥其人力资源能力来谋取自身利益的权利和条件。当代世界性大国，大都具有辽阔广袤的疆域，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但究其实质在于它们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及其所蕴藏的巨大软权力。以人为本，人众势大，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持续强大的决定性因素。以人为本，即：在经济上以“民生自强”为本，在政治上以“民权自立”为本，在文化上以“民主自由”为本。以“民生自强”为本，大国得以在经济上崛起；以“民权自立”为本，大国得以在政治上崛起；以“民主自由”为本，大国得以在文化上崛起。总之，以人为本谋发展，大国才最终得以实现全方位崛起。
四、人本绿色发展任务：民生经济自强，民权政治自立，民主文化自由
时至今日，人们能够切实感应到的中国崛起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并且，所谓经济崛起也只是一种数字计算而已，基于小基数的高速经济增长其实非常虚弱，如果没有人本的和绿色的发展观念为指引，将会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诸如利益矛盾加剧、资源能源枯竭和生活环境恶化等。因此，我们认为，面对关于中国崛起的纷纷议论，国人应该力戒盲目躁动心态，理性反思人类文明绿色化发展的规律，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本绿色化发展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首先，从生存（经济）自由层面来看，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中国经济绿色化发展的人本基础还十分脆弱，人口多、素质低及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三重转型中的基本矛盾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左右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向内涵化、绿色化方向转变的速度和路径。
说到中国国情及特色，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最常见的概括。其实，地大物博的中国特色并不显著，人口众多则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而且人口众多还与素质偏低、结构趋于老化并存，成为中国人口面临的基本矛盾。此外，中国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具有典型农耕生产方式和小农文化传统的农业大国，同时从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来看，中国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村大国、农民大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三农人口大国，如何从传统农业经济、农村社会中走出，迅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题。建国后的前30年，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府通过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保持“农业剪刀差”的统购统销制度，以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保证农村、农业和农民为工业提供资本原始积累和劳动力要素支持。结果，虽然在短期内使工业化水平（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幅度提升，但与此造成传统社会经济领域从居住地域、行业地位到主体身份都备受挤压，并形成所谓“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面对困难重重的“三农”问题，中国的人本绿色发展面临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三重转型的挑战性任务。
其次，从社会(政治)自由层面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健康安全保障人口大国，如何使城乡劳动人口大军都能够获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治、业有所就”的社会保障，是中国人本绿色发展面临的最复杂战略任务。
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能力建设来看，中国还是一个未富先老、养老负担沉重的老龄人口大国，一个亿万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保健需求大国，一个连年不断频繁发生、死伤惨重的工伤矿难大国，一个以“青年农民工南征北战、大学生求职人潮涌动、城乡劳动大军就业困难”为常态的失业人口大国，一言以蔽之，中国是一个国民健康素质堪忧、职业安全保障缺失的人口大国。这也是中国人本绿色发展必须充分顾及并且直面应对的现实基点。而且，“老无所养，病无所医，伤无所治，业无所就”四大难题，并未因多年来快速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社会保障变革等方面的努力及成就而变得无关紧要，反而在经济不平衡发展、人口结构转变、技术异化和社会交往全球化背景下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研究和解决起来也更困难、更棘手，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有更高远的战略眼光、更达观平实的科学态度和更民主平等的公共选择程序，来整合应对之。
最后，从精神（文化）自由层面来看，中国作为一个教育人口大国，如何使庞大的受教育人口摆脱工业机械化应试式制度困境，走向自由创新发展的康庄大道，是中国人本绿色发展面临的最为艰巨的战略任务。
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形成或构建，对于一个国家人本绿色发展具有重大的主导战略意义。中国当代国民教育体系，是在沿袭科举千年古制的基础上，学习引进西方国家现代教育制度的同时，随着近现代工业化时代变迁各方社会力量经过长期的互动博弈，逐渐演变、形成的。由于政府长期大一统、一刀切地独揽办教育，致使国民教育体系在供给短缺的同时，与社会需要的关联性越来越弱，重学历应试、轻素质修炼的学校教育长期存在着严重的导向性偏误、结构性扭曲和制度性阻滞，而且与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全球化的国际竞争需要越来越不相适应、越来越不合拍。这种国民教育体系的最大特色和特殊困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12个字，即：“全民应试，学历拉动，黑色发展”。 具体地说，其“黑色”之处在于：（1）教育方式属于典型的黑色工业化模式，整个国民教育以正规学校教育为基本形式，而学校教育又以学龄青少年为主要对象，主要囿于正规学历和职前一次性教育，其基本特征就是“重学历、轻培训，重职前、轻职后，重知识、轻能力”。（2）教育目标严重异化，教育沦落为非人性的选才机器而非育人机制，整个学校教育以升学应试为主要目的，未能有效地面向社会，各类学校、各种专业、课程和教学环节之间缺乏流动转移机制，学校与社区、用人单位尤其是公民个人之间缺乏自主互动性，决策和管理运作体系缺乏应有开放性、弹性和活力。（3）大一统，标准化的应试教育严重阻滞中国文化的创新活力，体制上的大一统必然导致技术上的标准化，反过来，技术上的标准化又直接强化了体制上大一统的保守性，二者相激相荡共同造就了中国应试教育的文化悖论。其结果必然是，千百万青年学生本应有的朝气蓬勃、锐意创新个性，被工业化的考试机器和标准化的考试技术所吞噬、所扼杀，进而带来整个社会民众心理在疯狂的应试竞争漩涡中发生畸形扭曲，最后在整个民族精神上彻底摧垮人本绿色发展赖以建立的文化根基。可以说，应试教育危机是中国人本绿色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也是未来走上人力资源强国之路的最大障碍和最大挑战。
参考文献：
［1］ 李宝元.人本发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 李宝元，等.人力资源强国之路:中国人本发展战略研究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3］ 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2.
［4］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发展［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4.
［5］ 帕斯尔卡.思想录［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36.
［6］ 唐晋.大国崛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
［7］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145，193，144，196，322；11-14.
［8］ 资中筠.说不尽的大国兴衰［J］.南风窗,2007，(1).
［9］ 资中筠.美国的强盛之路［J］.学术界,2001，(1).
On Human-Onriented Green Development:Greenness Direction,
Experience and Task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Rising Powers
LI Bao-yuan, KUAI Peng-zhou, LI Xiao-ting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Oriented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starting points of human-oriented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 empirical study clues of the recent human-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report, from‘grand history’horizon, the paper combines contemporary era background of‘Greenization Development’and surrounding tendency, and puts forward a‘human-oriented green development’point of view.This view reals that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a freedom-centered, and continiuous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human-oriented freedom development progress, as well as a greenization development progress which continuously keeps out of external material constraints, and gradually returns to spiritual free homeland.
Key Words:human-oriented green development；the rise of great powers；subsistence freedom；social freedom；spiritual freedom
(责任编辑：刘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