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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而国共合作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国共分别主导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又是国共合作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正是由于两个战场都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日军，所以才能共撑抗战大局。如果缺少任何一个战场，另一个战场和整个抗战的局势，都是不堪设想的。
第一，正面战场进行的会战、战役和大小战斗，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国民党掌握着中央政权，有几百万正规军，可以调动全国的资源和人力，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后自然居于抗战的主导地位。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正面战场在战略防御阶段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队作为主力军的英勇抵抗，歼灭日军45万，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不仅为经营西南、西北大后方争取了时间，而且为八路军、新四军等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充分肯定正面战场虽然其主战场地位已在武汉、广州沦陷后逐渐被敌后战场替代，但是其在抗击和牵制并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及继续在给予敌后战场以战略支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在1943年以前战斗在敌后战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配合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全面开辟敌后战场、牵制和抗击日军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正面战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两度派遣主力军队（分别为10个师和20多个师）深入缅甸对日作战，影响并改变了那里的战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必须充分肯定1945年春，正面战场在缅北、云南、广西、湘西等地区的反攻，与敌后战场的全面反攻相配合，成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有力一击;必须充分肯定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指挥的军队在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方面起的主导作用。在整个全面抗战时期，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将士在抗战中英勇杀敌，壮烈牺牲，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著名的抗日英烈和“八百壮士守四行”那样的英雄群体。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共伤亡320万之多。
但是，还必须看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无法独立完成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任务。国共两党除了一致抗日的共性外，由于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他们在抗战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在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即是全面的抗战路线，还是片面的抗战路线，以及在抗战的外交、抗战时期的政治改革和战时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国民党在政治民主、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方面的缺陷，影响了对抗战力量的发动和组织;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限制、打击，对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封锁、围困，对国内其他进步民主势力的束缚、压制，削弱和制约了抗日力量的发展;国民党执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军队组织指挥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阵地战、防御战的战略战术和后期消极避战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战略方针，阻碍了抗日战争胜利进程的早日到来。1944年春，在敌后战场已经转入对日局部反攻阶段后，在正面战场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一些高级将领的消极颓废，遭受了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失地千里，就是明证。
第二，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极其广阔的地域逐渐开辟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战场，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中国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占据主要地位。至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开辟了晋察冀等10余块抗日根据地。虽然侵华日军已由战前的17个师团增加到34个师团，但只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交通沿线地区，从而极大地钳制了日军的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加快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敌后战场的开辟，形成与正面战场相互依存共同抗敌的战略格局，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和正面战场一同对敌人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
与正面战场常规作战的一次次战役不同，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发生、时刻存在的而不是间歇性的，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的而不是战役的，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特殊的战略大会战。1941年和1942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出动兵力千人以上的“扫荡”69次，万人到7万人的大“扫荡”9次;1942年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77次，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15次。单就双方投入的兵力而言，虽然这些“扫荡”和反“扫荡”每一次投入的兵力（敌后根据地军民投入反“扫荡”的人数没有统计），可能没有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进行的22次会战多，但就战争的强度、密度和艰苦性、残酷性，以及其辐射面、人员的伤亡、物资的损耗同战果、影响等的性价比来说，丝毫不逊色于前者。
第三，1938年10月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要承担者。敌后游击战成为消耗日军力量最为恰当的攻势战略，也成为消耗日军胆略与士气最为有效的心理战略，对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使中国熬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到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敌后建立起拥有近1亿人口的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50万正规军。据统计，侵华日军1938年为68万人，其中敌后战场抗击数为40万，占58.8%;1939年為86万余人，敌后战场抗击数为54万，占62%;1940年为80万人，敌后战场抗击数为47万，占58%;1941年为61万人，敌后战场抗击数为46万，占75%;1942年为55万人，敌后战场抗击数为33.2万，占63%;1943年为60万人，敌后战场抗击数为35万，占58%;1944年为73万人，敌后战场抗击数为46.8万，占64%;1945年为108.85万人，敌后战场抗击数为75.87万，占69%。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权正式在南京粉墨登场，投降、妥协空气甚嚣尘上。面对日军在正面战线的逐步蚕食和正在酝酿的进攻西安，正面战场的军队疲于应付;而国际上因为英、法等国对日妥协，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被封闭，苏联又在与日本酝酿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国的国际通道几乎断绝。在中国抗战出现极其严峻局面的形势下，八路军组织105个团（20多万兵力）于8月20日到1941年1月24日，发动百团大战，以伤亡17000多人的代价，共进行1824次大小战斗，毙伤日军20645人（日军自己承认伤亡数17842人），伪军死伤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有力地回击了国外的绥靖阴谋和国内的投降分裂势力，扼制了日军进攻西安和分割中国西南、西北的企图，给予正面战场重要支持，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充分显示了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坚持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第一，正面战场进行的会战、战役和大小战斗，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国民党掌握着中央政权，有几百万正规军，可以调动全国的资源和人力，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后自然居于抗战的主导地位。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正面战场在战略防御阶段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队作为主力军的英勇抵抗，歼灭日军45万，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不仅为经营西南、西北大后方争取了时间，而且为八路军、新四军等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充分肯定正面战场虽然其主战场地位已在武汉、广州沦陷后逐渐被敌后战场替代，但是其在抗击和牵制并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及继续在给予敌后战场以战略支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在1943年以前战斗在敌后战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配合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全面开辟敌后战场、牵制和抗击日军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正面战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两度派遣主力军队（分别为10个师和20多个师）深入缅甸对日作战，影响并改变了那里的战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必须充分肯定1945年春，正面战场在缅北、云南、广西、湘西等地区的反攻，与敌后战场的全面反攻相配合，成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有力一击;必须充分肯定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指挥的军队在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方面起的主导作用。在整个全面抗战时期，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将士在抗战中英勇杀敌，壮烈牺牲，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著名的抗日英烈和“八百壮士守四行”那样的英雄群体。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共伤亡320万之多。
但是，还必须看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无法独立完成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任务。国共两党除了一致抗日的共性外，由于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他们在抗战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在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即是全面的抗战路线，还是片面的抗战路线，以及在抗战的外交、抗战时期的政治改革和战时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国民党在政治民主、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方面的缺陷，影响了对抗战力量的发动和组织;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限制、打击，对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封锁、围困，对国内其他进步民主势力的束缚、压制，削弱和制约了抗日力量的发展;国民党执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军队组织指挥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阵地战、防御战的战略战术和后期消极避战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战略方针，阻碍了抗日战争胜利进程的早日到来。1944年春，在敌后战场已经转入对日局部反攻阶段后，在正面战场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一些高级将领的消极颓废，遭受了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失地千里，就是明证。
第二，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极其广阔的地域逐渐开辟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战场，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中国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占据主要地位。至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开辟了晋察冀等10余块抗日根据地。虽然侵华日军已由战前的17个师团增加到34个师团，但只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交通沿线地区，从而极大地钳制了日军的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加快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敌后战场的开辟，形成与正面战场相互依存共同抗敌的战略格局，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和正面战场一同对敌人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
与正面战场常规作战的一次次战役不同，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发生、时刻存在的而不是间歇性的，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的而不是战役的，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特殊的战略大会战。1941年和1942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出动兵力千人以上的“扫荡”69次，万人到7万人的大“扫荡”9次;1942年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77次，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15次。单就双方投入的兵力而言，虽然这些“扫荡”和反“扫荡”每一次投入的兵力（敌后根据地军民投入反“扫荡”的人数没有统计），可能没有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进行的22次会战多，但就战争的强度、密度和艰苦性、残酷性，以及其辐射面、人员的伤亡、物资的损耗同战果、影响等的性价比来说，丝毫不逊色于前者。
第三，1938年10月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要承担者。敌后游击战成为消耗日军力量最为恰当的攻势战略，也成为消耗日军胆略与士气最为有效的心理战略，对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使中国熬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到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敌后建立起拥有近1亿人口的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50万正规军。据统计，侵华日军1938年为68万人，其中敌后战场抗击数为40万，占58.8%;1939年為86万余人，敌后战场抗击数为54万，占62%;1940年为80万人，敌后战场抗击数为47万，占58%;1941年为61万人，敌后战场抗击数为46万，占75%;1942年为55万人，敌后战场抗击数为33.2万，占63%;1943年为60万人，敌后战场抗击数为35万，占58%;1944年为73万人，敌后战场抗击数为46.8万，占64%;1945年为108.85万人，敌后战场抗击数为75.87万，占69%。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权正式在南京粉墨登场，投降、妥协空气甚嚣尘上。面对日军在正面战线的逐步蚕食和正在酝酿的进攻西安，正面战场的军队疲于应付;而国际上因为英、法等国对日妥协，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被封闭，苏联又在与日本酝酿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国的国际通道几乎断绝。在中国抗战出现极其严峻局面的形势下，八路军组织105个团（20多万兵力）于8月20日到1941年1月24日，发动百团大战，以伤亡17000多人的代价，共进行1824次大小战斗，毙伤日军20645人（日军自己承认伤亡数17842人），伪军死伤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有力地回击了国外的绥靖阴谋和国内的投降分裂势力，扼制了日军进攻西安和分割中国西南、西北的企图，给予正面战场重要支持，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充分显示了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坚持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