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开年以来，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在朝令人担忧的方向发展。汇丰公布最新6月PMI（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8.1，是近7个月以来最低，也是连续8个月在50的荣枯线之下，显示经济动力不足。尤其是新出口订单指数降至45.9，跌至3年多来谷底，反映国际外需形势仍在恶化之中。各方因此十分期待中国执政当局能像三年前一样，采取强力扩张政策，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中国政策部门也适时地释出了“稳增长”的信号，令人关注。但如何“稳”，显然各方存在着相当分歧的看法，值得一评。
　　首先，应该指出，现在大家很熟悉的宏调概念，其实就是经济学中的“反景气循环政策”。什么是景气循环？为什么要“反”景气循环？原来，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中，投资由于有时间的滞后性，决策时对于市场需求的认知与判断，往往与经过相当时期后才正式投产时的市场需求，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不是过多，就是过少。过多，就导致产能过剩，利润下降，严重时就是减产、关厂、失业，这是景气衰退；过少，就导致供不应求，物价膨胀，景气过热。景气衰退或过热因此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本不足为异，最好的应对之道是让市场本身去进行调节。但有时如果衰退或过热的情况特别严重时，也不排除由政府进行“手控”调节，这就是“反景气循环”对策。但手控调节难度甚高，如分寸、力度掌握不好，往往治丝益棼，会造成更大的景气波动。
　　2008年9月金融海啸爆发之后，中国决策层当时鉴于外需急降，剑及履及地采取了高效率的“反景气循环对策”也许就是一个可作为反省教材的好例子。为了拉动内需，政府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渠道，通过国有金融体系、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尽一切可能地释出大量信贷与扩大财政支出，投注于（1）扩大产能，（2）铁、公、基，（3）房地产开发……所有这一切努力最终的确都体现在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率之上。但与此同时，也不得不面对这一套“反景气循环”政策所导致的诸多后遗症，包括产能过剩、过度投资与重复投资、楼市泡沫，还有通胀压力、地方债困扰甚至金融风险。所以，“反景气循环”对策不是不能用，而是必须好好用，要用出好的效果，却又要避免后遗症。
　　那又该怎么办呢？一个最基本的思路或原则就是，宏调也好，反景气循环也好，必须以“调结构”为前提。
　　调结构听起来比较抽象，以具体的政策为例可能比较清楚。说到政策，其实比起很多国家，中国政策工具箱中的政策还蛮多的——巧妇仍有好米炊：
　　（一）货币政策：最近中国的一次调息走对了方向，向利率市场化跨出了重要一步。中国贷款利率远比一般发达国家高，有相当调降的空间，但相关操作，必须与下文的产业政策有机配套。另外，存准率有下调空间，存款利率还可以进一步扩大上浮幅度。
　　（二）财政政策：中国财政状况堪称稳健，但支出结构宜作三个方面的调整：（1）地区上应向农村、西部作更多倾斜；（2）项目上应从铁、公、基向教、科、医方向作更多倾斜；（3）“税式支出”（减税）宜更多向“外部经济”行为倾斜。这就涉及接下来的产业政策了。
　　（三）产业政策：与货币及财政政策相比，可视为中观或微观调控。简单说，就是针对企业行为凡能产生“外部经济”效果者（如节能减排、科研创新、教育培训等），均可通过优惠贷款、政策性减税等方式奖励或补贴。这样的做法，既能刺激投资，又有利于调结构。
　　（四）投资政策：积极放宽垄断性行业与教育、医疗等民生产业的投资限制，建立公平竞争环境，引导民资与外资进入。
　　把握这些原则的宏调或微调，就可以将稳增长与调结构毕其功于一役了，不仅有助于纾解当前经济困局，亦有利于为“十八大”后的中国经济开创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