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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儒林外史》是中国优秀的传统小说作品，其作者吴敬梓是中国清代小说家之一，也是著名的讽刺文学家。这部小说以社会群丑为题材，故事情节虽不按行自抑，但始终相互贯穿，生动的人物性格，鲜明的叙事特征，作者凭借不和谐的人与事进行含蓄而又尖锐的讽刺。作者通过描写小说人物中的悲喜交加来揭示匿伏在滑稽的现实之中的凄凉，深度剖析人性，为读者提供了双重审美。本文重点分析吴敬梓在小说中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勾画，主要以尊贤养士经典叙事为核心，从正反两个层面探讨其戏拟运用下的讽刺艺术。
关键词：《儒林外史》 戏拟 道德理想主义 经典叙事 三顾茅庐
一 引言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及史学著作，小说《儒林外史》是中国小说最早的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受儒家思想熏陶，使《儒林外史》成为了一部呈现儒林士子百态的百科全书。作者在小说中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手法以及思想的高度在文学史达到了巅峰，是后者难以企及的；而丰富的思想性也恰恰是作者自身思想的体现。作者通过小说《儒林外史》为读者描述了人生领域、学术领域等问题，通过对经典叙事的戏拟化处理，篡绘了道德理想主义图景，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困境。
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及理想人物的勾画，是作者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的体现，依附着一种人生理想，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勾画往往会逾越于作者自我或当时环境。小说《儒林外史》中所勾画的一系列道德理想主义及人物，正是吴敬梓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呈现。只有揭开超越于自我与环境图景的面纱，我们才能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吴敬梓凭借道德理想主义的勾画，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其独具匠心的讽刺艺术，为读者们呈现了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士子百态。吴敬梓受儒家思想熏陶，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中，较为突显的是道德理想主义。道德理想主义推崇道德至上，尊贤养士的经典叙事是一种精神、气概的体现，这种体现不同于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憧憬，它是切实存在的，能够使人类的境界得到升华。吴敬梓所突显的是经典叙事的道德理想主义在日渐陷入困境中的现实中慢慢被掩盖了光芒，因此，对道德理想主义进行恰当的滑稽性模仿，能够进一步接进读者与现实的距离。在小说《儒林外史》中，吴敬梓游刃有余地对经典叙事进行滑稽性模仿，也就是戏拟，从而来突显这一宗旨。本文重点分析吴敬梓在小说中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勾画，主要以尊贤养士经典叙事为核心，从正反两个层面探讨其戏拟运用下的讽刺艺术。
二 《儒林外史》中尊贤养士的经典叙事
1 道德理想主义下的尊贤养士
士阶层没有贵族特权，也不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既不属于上层贵族，也不属于下层民众，他们最辉煌的人生理想就是参与社会的管理。尽管士阶层不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却无法摆脱贵族官僚阶级的管制。在下层民众看来，士阶层是体面的读书人，经过自己的努力有朝一日终能够挤入上层社会，而在上层贵族看来，没有取得功名的读书人与下层民众不分伯仲，致使士阶层始终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在这种环境下，士阶层不仅要维护自身的尊严而且还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达成“兼济天下”的抱负。早期文化人指出将士称之为师，将君王称之为帝。郭隗曾请燕昭王以师礼尊贤，他提出帝者之臣的实质远远高于王者之臣、霸者之臣，若以趾高气傲的态度来广纳臣子时，所纳之人必定仅仅是只会听从的下人，如果以谦恭下士的态度以礼相待，所纳之人就会是能够做师傅的人才，当有师傅之才来做大臣，那么就能够称王称霸，如此一来，制约君王们礼贤下士的因素就不存在了。起初的尊贤养士所体现的往往是君王的一种姿态，同时也能够维护士阶层的尊严，以换取士阶层的助力与忠心。到秦汉之后的专制体制下，尊贤养士的表演意味就稍有些夸大了，三顾茅庐的故事就是个典范。在《三国演义》中一些涉及到君臣关系的描写完全符合郭隗提出的观点。如果说三顾茅庐的故事被说成是有故意的表演意味，那么着实会引得满座不悦，这只能表明今人的虚假。
吴敬梓富有远见、敏锐地洞察到了今人的这种虚假，并且将这种趋势表现的捉襟见肘。他在小说《儒林外史》中直接对人物心理进行描写，将尊贤养士的表演意味演绎的十分浓郁。在小说的开头部分，作者就直接形象地描写了时知县拜访王冕的心理。时知县去拜访的是一个乡民，如果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拜访他定会引得衙役们讥讽嘲笑，不过时知县转念又想到，之前王冕对自己十分敬重，自己也应该以敬重的心态回赠于他人，并且礼贤下士定会在志书上得到赞扬，何乐而不为呢。作者惟妙惟肖地描写出时知县的心理活动，将一个为民父母官要去拜访一个平民时的心理较量刻画得入骨三分。最后，时知县最终决定去拜访王冕，一方面取决于王冕深受危素的赏识，因此，尽管平民王冕卑微，但是师傅危素却尊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去拜访王冕还得到敬贤之名。作者通过对时知县心理变化的直接描写，来深刻地烘托出时知县的动机，以免造成读者的误解。因为《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的故事众所周知，然而，作者笔下的时知县与刘备的天子气质大相径庭，他一个小小的知县如何与这位家喻户晓的大人物相当？作者为了避免读者认为时知县具有脱俗不羁的节操，所以对其心理变化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而文中的一句“只因好名，虚修礼貌”又深层扩展了读者的想象空间，进一步引出历史长河中对士阶层礼贤下士经典叙事的质疑。
2 对经典叙事的戏拟
如果说《儒林外史》中的时知县是假道德理想主义，那么娄氏两公子则是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崇仰者，两者相比之下有着截然不同的呈现。娄氏两公子“尊贤养士”中所体现的豪爽，正是战国时期信陵君的效仿，而他们对杨执中的三次拜访无疑又是作者特地运用的戏拟手法。在吴敬梓笔下，娄氏两公子虽仰慕古风德智，却也是虚度光阴。在传统的经典叙事中，尊贤养士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如齐桓公礼贤下士五次拜见小臣稷为霸业储蓄人才、战国时期的孟尝君与门下食客同食广招贤士、刘备三顾茅庐请来诸葛亮、曹操光脚迎许攸平天下。在这些大人物的光环之下，小说中的娄氏两公子的尊贤养士黯然失色，其并非与政治相关，仅仅是对古风的仰慕。二娄并不具备识别贤士的眼光，他们所尊养的只是一些牛鬼蛇神般的无耻之尤，这正是一种滑稽的模仿。 作者对娄氏两公子的行径描写，戏拟了经典叙事三顾茅庐。刘备经徐庶推荐三拜诸葛亮才得以相见，一方面是为了考验刘备的诚意，另一方面是为了突显诸葛亮的个人价值，刘备的诚意换来了诸葛亮的“士为知己者死”。而在《儒林外史》的戏拟三顾茅庐中，作者真正做到了滑稽的模仿。杨执中被娄氏两公子所救，却迟迟不登门拜谢，在二娄看来，杨执中是有意养重，而实质却是这个“老阿呆”并不清楚是谁救了自己。刘备首次拜见诸葛亮，所遇之人均是高人，从而来烘托诸葛亮的高高在上，娄氏两公子首次拜见杨执中，所遇之人是一个耳背的老妇人，反衬了杨执中的庸俗；刘备在拜访诸葛亮的途中听到牧童在吟唱诸葛亮的诗，而二娄在拜访杨执中时也遇到一牧童在吟唱杨执中的诗，但是这首诗却并非出自于杨执中之手。这种互辞鲜明地体现了娄氏两公子仰慕古风德智是十足的戏拟，在娄氏两公子的道德理相主义下，上演了这样一场如此滑稽的笑话。作者如此用意在于对求贤者进行辛辣的反讽，同时更是对经典叙事的消解。二娄盲目地崇仰道德理想主义，丧失了对现实人生的基本判断能力。吴敬梓凭借戏拟三顾茅庐描写娄氏两公子，有意与经典叙事唱反调，用俗人取代了英雄，用滑稽取代了庄重，经过重新组合达到了辛辣的讽刺效果。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杨执中荐权勿用的故事情节又不折不扣地戏拟了《三国演义》中的元直走马荐诸葛。权勿用字潜斋，有卧龙之意。作者利用这种互辞为读者揭开了权勿用的面纱，杨执中的荐贤就成为十足的戏拟。之后权勿用荐张铁臂，从而上演了一场“群贤齐聚”。加上杨执中的二儿子杨老六，由九人组成的盛会可以说是群丑跳梁。没有本质性的传承而仅仅是形式下的追随，这种效仿会成为一种滑稽的讽刺。当八位名士聚集在一起时，在两兄弟看来似乎也足以流芳百世。不过当宦成了解了当地人眼中的杨执中与权勿用以及两人为钱财而争执，豪侠张铁臂以“人头会”来骗取钱财之后，娄氏两兄弟也许才真正明白了他们所做的古风德智之事是多么的滑稽，与古人有着天壤之别，从而揭示了娄氏两兄弟所仰慕的尊贤养士在现实人生困境中的虚无。
作者在小说中刻画了假道德理想主义人物，也描写了不折不扣的假侠士如张铁臂、郭孝子等人。张铁臂空有一身好武功，却没有用武功打抱不平，而是将武功做为表演来卖弄。张铁臂标榜义气之牌，取得了娄氏两兄弟的信任，以猪头骗走了两兄弟的五百两银子。可笑的是娄氏兄弟却对张铁臂深信不疑，居然办酒席把他们尊养的“贤士”全都请了去，来满足两人对义气的狂想。然而到最后也不见张铁臂返回，只闻到臭气阵阵，原以为是张铁臂仇人的头首级，打开却看到了一个猪头，二娄这才幡然醒悟，从此不再尊贤养士。小说中的郭孝子遇见了老虎，对这一情节的描述，作者戏拟了《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武松凭借自己的力量击败了凶猛的老虎，而《儒林外史》中郭孝子所遇的老虎竟然被一个不知名的东西的打死，他的好武艺在老虎面前根本没派上用场，作者用这种戏拟讽刺了侠士该有的英雄气概。小说中的小人物杨老六醉酒是作者戏拟《水浒传》中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在整个情节的描写中，作者从大量的醉酒行为戏拟了鲁智深，然而，鲁智深为《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而杨老六却是《儒林外史》中的泼皮无赖，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武侠精神的批判和消解。除了假侠士，作者在小说中也刻画了下些真侠士形象，如萧云仙、凤四老爹等人。这些侠士以豪迈的气概做着无聊的事情，这些不恰当正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虚幻与现实生活的困境的鲜明反衬，从而赋予小说更加浓重的悲剧色彩。
三 结语
吴敬梓以深邃的眼光洞察到现实社会的混沌，在吴敬梓的笔下，读者看到的并不是个人品质的好坏、灵魂的善恶，而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风气。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吴敬梓就借王冕之口直截了当地反驳八股文取士，不过经过之后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们可以在看到吴敬梓所关注的并非是当时的科举制度，而是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作者通过小说《儒林外史》为读者呈现了生活于现实中的士子百态，阐释了道德理想主义下侠士在现实生活中的虚幻。吴敬梓愤恨文士与侠士日益走向平凡，因此，他穷极笔墨力图深化一种观点：道德理想主义的不可实现取决于现实生活对理想的释放。《儒林外史》对经典叙事的滑稽性模仿，并非是对经典的排斥，而是期望通过这种戏拟的手法来反衬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为士阶层和民众摸索全新的生活道路。
关键词：《儒林外史》 戏拟 道德理想主义 经典叙事 三顾茅庐
一 引言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及史学著作，小说《儒林外史》是中国小说最早的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受儒家思想熏陶，使《儒林外史》成为了一部呈现儒林士子百态的百科全书。作者在小说中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手法以及思想的高度在文学史达到了巅峰，是后者难以企及的；而丰富的思想性也恰恰是作者自身思想的体现。作者通过小说《儒林外史》为读者描述了人生领域、学术领域等问题，通过对经典叙事的戏拟化处理，篡绘了道德理想主义图景，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困境。
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及理想人物的勾画，是作者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的体现，依附着一种人生理想，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勾画往往会逾越于作者自我或当时环境。小说《儒林外史》中所勾画的一系列道德理想主义及人物，正是吴敬梓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呈现。只有揭开超越于自我与环境图景的面纱，我们才能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吴敬梓凭借道德理想主义的勾画，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其独具匠心的讽刺艺术，为读者们呈现了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士子百态。吴敬梓受儒家思想熏陶，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中，较为突显的是道德理想主义。道德理想主义推崇道德至上，尊贤养士的经典叙事是一种精神、气概的体现，这种体现不同于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憧憬，它是切实存在的，能够使人类的境界得到升华。吴敬梓所突显的是经典叙事的道德理想主义在日渐陷入困境中的现实中慢慢被掩盖了光芒，因此，对道德理想主义进行恰当的滑稽性模仿，能够进一步接进读者与现实的距离。在小说《儒林外史》中，吴敬梓游刃有余地对经典叙事进行滑稽性模仿，也就是戏拟，从而来突显这一宗旨。本文重点分析吴敬梓在小说中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勾画，主要以尊贤养士经典叙事为核心，从正反两个层面探讨其戏拟运用下的讽刺艺术。
二 《儒林外史》中尊贤养士的经典叙事
1 道德理想主义下的尊贤养士
士阶层没有贵族特权，也不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既不属于上层贵族，也不属于下层民众，他们最辉煌的人生理想就是参与社会的管理。尽管士阶层不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却无法摆脱贵族官僚阶级的管制。在下层民众看来，士阶层是体面的读书人，经过自己的努力有朝一日终能够挤入上层社会，而在上层贵族看来，没有取得功名的读书人与下层民众不分伯仲，致使士阶层始终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在这种环境下，士阶层不仅要维护自身的尊严而且还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达成“兼济天下”的抱负。早期文化人指出将士称之为师，将君王称之为帝。郭隗曾请燕昭王以师礼尊贤，他提出帝者之臣的实质远远高于王者之臣、霸者之臣，若以趾高气傲的态度来广纳臣子时，所纳之人必定仅仅是只会听从的下人，如果以谦恭下士的态度以礼相待，所纳之人就会是能够做师傅的人才，当有师傅之才来做大臣，那么就能够称王称霸，如此一来，制约君王们礼贤下士的因素就不存在了。起初的尊贤养士所体现的往往是君王的一种姿态，同时也能够维护士阶层的尊严，以换取士阶层的助力与忠心。到秦汉之后的专制体制下，尊贤养士的表演意味就稍有些夸大了，三顾茅庐的故事就是个典范。在《三国演义》中一些涉及到君臣关系的描写完全符合郭隗提出的观点。如果说三顾茅庐的故事被说成是有故意的表演意味，那么着实会引得满座不悦，这只能表明今人的虚假。
吴敬梓富有远见、敏锐地洞察到了今人的这种虚假，并且将这种趋势表现的捉襟见肘。他在小说《儒林外史》中直接对人物心理进行描写，将尊贤养士的表演意味演绎的十分浓郁。在小说的开头部分，作者就直接形象地描写了时知县拜访王冕的心理。时知县去拜访的是一个乡民，如果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拜访他定会引得衙役们讥讽嘲笑，不过时知县转念又想到，之前王冕对自己十分敬重，自己也应该以敬重的心态回赠于他人，并且礼贤下士定会在志书上得到赞扬，何乐而不为呢。作者惟妙惟肖地描写出时知县的心理活动，将一个为民父母官要去拜访一个平民时的心理较量刻画得入骨三分。最后，时知县最终决定去拜访王冕，一方面取决于王冕深受危素的赏识，因此，尽管平民王冕卑微，但是师傅危素却尊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去拜访王冕还得到敬贤之名。作者通过对时知县心理变化的直接描写，来深刻地烘托出时知县的动机，以免造成读者的误解。因为《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的故事众所周知，然而，作者笔下的时知县与刘备的天子气质大相径庭，他一个小小的知县如何与这位家喻户晓的大人物相当？作者为了避免读者认为时知县具有脱俗不羁的节操，所以对其心理变化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而文中的一句“只因好名，虚修礼貌”又深层扩展了读者的想象空间，进一步引出历史长河中对士阶层礼贤下士经典叙事的质疑。
2 对经典叙事的戏拟
如果说《儒林外史》中的时知县是假道德理想主义，那么娄氏两公子则是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崇仰者，两者相比之下有着截然不同的呈现。娄氏两公子“尊贤养士”中所体现的豪爽，正是战国时期信陵君的效仿，而他们对杨执中的三次拜访无疑又是作者特地运用的戏拟手法。在吴敬梓笔下，娄氏两公子虽仰慕古风德智，却也是虚度光阴。在传统的经典叙事中，尊贤养士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如齐桓公礼贤下士五次拜见小臣稷为霸业储蓄人才、战国时期的孟尝君与门下食客同食广招贤士、刘备三顾茅庐请来诸葛亮、曹操光脚迎许攸平天下。在这些大人物的光环之下，小说中的娄氏两公子的尊贤养士黯然失色，其并非与政治相关，仅仅是对古风的仰慕。二娄并不具备识别贤士的眼光，他们所尊养的只是一些牛鬼蛇神般的无耻之尤，这正是一种滑稽的模仿。 作者对娄氏两公子的行径描写，戏拟了经典叙事三顾茅庐。刘备经徐庶推荐三拜诸葛亮才得以相见，一方面是为了考验刘备的诚意，另一方面是为了突显诸葛亮的个人价值，刘备的诚意换来了诸葛亮的“士为知己者死”。而在《儒林外史》的戏拟三顾茅庐中，作者真正做到了滑稽的模仿。杨执中被娄氏两公子所救，却迟迟不登门拜谢，在二娄看来，杨执中是有意养重，而实质却是这个“老阿呆”并不清楚是谁救了自己。刘备首次拜见诸葛亮，所遇之人均是高人，从而来烘托诸葛亮的高高在上，娄氏两公子首次拜见杨执中，所遇之人是一个耳背的老妇人，反衬了杨执中的庸俗；刘备在拜访诸葛亮的途中听到牧童在吟唱诸葛亮的诗，而二娄在拜访杨执中时也遇到一牧童在吟唱杨执中的诗，但是这首诗却并非出自于杨执中之手。这种互辞鲜明地体现了娄氏两公子仰慕古风德智是十足的戏拟，在娄氏两公子的道德理相主义下，上演了这样一场如此滑稽的笑话。作者如此用意在于对求贤者进行辛辣的反讽，同时更是对经典叙事的消解。二娄盲目地崇仰道德理想主义，丧失了对现实人生的基本判断能力。吴敬梓凭借戏拟三顾茅庐描写娄氏两公子，有意与经典叙事唱反调，用俗人取代了英雄，用滑稽取代了庄重，经过重新组合达到了辛辣的讽刺效果。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杨执中荐权勿用的故事情节又不折不扣地戏拟了《三国演义》中的元直走马荐诸葛。权勿用字潜斋，有卧龙之意。作者利用这种互辞为读者揭开了权勿用的面纱，杨执中的荐贤就成为十足的戏拟。之后权勿用荐张铁臂，从而上演了一场“群贤齐聚”。加上杨执中的二儿子杨老六，由九人组成的盛会可以说是群丑跳梁。没有本质性的传承而仅仅是形式下的追随，这种效仿会成为一种滑稽的讽刺。当八位名士聚集在一起时，在两兄弟看来似乎也足以流芳百世。不过当宦成了解了当地人眼中的杨执中与权勿用以及两人为钱财而争执，豪侠张铁臂以“人头会”来骗取钱财之后，娄氏两兄弟也许才真正明白了他们所做的古风德智之事是多么的滑稽，与古人有着天壤之别，从而揭示了娄氏两兄弟所仰慕的尊贤养士在现实人生困境中的虚无。
作者在小说中刻画了假道德理想主义人物，也描写了不折不扣的假侠士如张铁臂、郭孝子等人。张铁臂空有一身好武功，却没有用武功打抱不平，而是将武功做为表演来卖弄。张铁臂标榜义气之牌，取得了娄氏两兄弟的信任，以猪头骗走了两兄弟的五百两银子。可笑的是娄氏兄弟却对张铁臂深信不疑，居然办酒席把他们尊养的“贤士”全都请了去，来满足两人对义气的狂想。然而到最后也不见张铁臂返回，只闻到臭气阵阵，原以为是张铁臂仇人的头首级，打开却看到了一个猪头，二娄这才幡然醒悟，从此不再尊贤养士。小说中的郭孝子遇见了老虎，对这一情节的描述，作者戏拟了《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武松凭借自己的力量击败了凶猛的老虎，而《儒林外史》中郭孝子所遇的老虎竟然被一个不知名的东西的打死，他的好武艺在老虎面前根本没派上用场，作者用这种戏拟讽刺了侠士该有的英雄气概。小说中的小人物杨老六醉酒是作者戏拟《水浒传》中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在整个情节的描写中，作者从大量的醉酒行为戏拟了鲁智深，然而，鲁智深为《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而杨老六却是《儒林外史》中的泼皮无赖，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武侠精神的批判和消解。除了假侠士，作者在小说中也刻画了下些真侠士形象，如萧云仙、凤四老爹等人。这些侠士以豪迈的气概做着无聊的事情，这些不恰当正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虚幻与现实生活的困境的鲜明反衬，从而赋予小说更加浓重的悲剧色彩。
三 结语
吴敬梓以深邃的眼光洞察到现实社会的混沌，在吴敬梓的笔下，读者看到的并不是个人品质的好坏、灵魂的善恶，而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风气。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吴敬梓就借王冕之口直截了当地反驳八股文取士，不过经过之后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们可以在看到吴敬梓所关注的并非是当时的科举制度，而是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作者通过小说《儒林外史》为读者呈现了生活于现实中的士子百态，阐释了道德理想主义下侠士在现实生活中的虚幻。吴敬梓愤恨文士与侠士日益走向平凡，因此，他穷极笔墨力图深化一种观点：道德理想主义的不可实现取决于现实生活对理想的释放。《儒林外史》对经典叙事的滑稽性模仿，并非是对经典的排斥，而是期望通过这种戏拟的手法来反衬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为士阶层和民众摸索全新的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