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亡田者”的代称，流民或流氓一旦组织起来成为势力，就是中国社会酱缸中的“鲶鱼”。 而中国历史上那种改朝换代者，往往都是那种为既存制度不容的鲶鱼——不，是收网者。
　　中国农民起义的结局不外两种：彻底失败，被国家机器碾为齑粉，并成为警示腹诽者效尤的罪恶下场；或者他们历经多次被官军围剿，在围剿与反围剿的博弈中被招安，比如水泊梁山英雄与张献忠，后者是招安了反叛，反叛了再招安反叛，达到十几次轮回！接受招安成为了起义者渡过危机的窄门。
　　但是，我注意到石达开走了另外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
　　作为太平天国的武力扛鼎者，他变卖田地，组织军队，甘愿成为“亡田者”，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反抗朝廷权威的行列，并以自己杰出的军事指挥才华，为天朝赢得了半个江山；又因为对怪力乱神充斥的天朝的绝望，他再次出走。他没有被招安，他没有投降，他没有回头。出走之后，他是作为纯粹的武装的“亡田者”领袖现身于西南一隅。他没有为之炮制宏大叙事的知识分子，没有乌托邦，没有给养没有天兄辅佐没有圣恩眷顾，唯有在游走、奔袭、逃亡的诡道之上不断突出重围。活下去，成为了他唯一的目的。
　　所以，当石达开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所谓的“投机分子”、“阴谋家”、“野心家”、“分裂主义者”、“叛徒”等等恶谥，就已然不复存在了。不过制作这些标签的人，还是站在国家或天朝的立场忘情地填发制式表格，一如洪天王渴望这个好手回心转意，派出快马猛追石达开，送上“义王”金牌。这已经不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求贤若渴，而是急火攻心，盼望他回来解救天朝。
　　石达开走了，踏上了他的第三条道路。
　　一个没有出路而开始寻找出路的人，一个知道他的归宿注定是与刀锋对撞的人，明知不能兴天朝而出走，明知不能灭清朝而亡命，明知不能保兄弟之命而舍己保全他们……那种知其不可而强为之的悲剧意味就蔓延开了，犹如笼罩巴蜀大地上的迷雾。世界只剩荒诞，人生也只剩荒诞，于是荒诞成了这个世界挥之不去的大梦。
　　如果是荒诞，那就是“没有意义”；但有意义的恰在于，一个人、一批人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一次彻底而全新的历险：一点一点地失败，直至完败！我说过，失败，可以失败得慢一点，失败得从容不迫。他吃透了荒诞，他极富耐心地把荒诞演绎给我们看。也许他的一系列荣辱并不能让他忘怀这一预设，他不断刨去预设周围的附赘物，甚至不惜揠苗助长。他等待着越来越清晰的结局与预设相吻合，就像一把伤痕累累的剑，回到了熔炉和砧台。
　　正因为有死亡的终结，这样的悲剧性就不再荒诞。
　　当国家与江湖手拉手亲上加亲，这个“灰色地带”立即被挤压，成为了铁蹄之下的印痕。他的路，不过是体制与江湖联欢、马蹄踩出的水洼。鲶鱼在水洼里挣扎，鲶鱼搅动大地。一条纵横长江三千里的鲶鱼，在大渡河大翻身之际，扭断了脊梁。最后，鲶鱼出水，渴望上演一出“鲶鱼上竹竿”的地方穿越剧，难度要大大高过化剑为犁。
　　演员是无法自我欣赏的。戏的导演者，却是骆秉章、刘蓉、唐友耕之流。鱼，在渔网束缚之下，上演了一场“鱼鳞剐”的制度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