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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到情深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看似平淡无奇的数字表述,表意却并不是僵冷的,也有独特丰富的情感附着。例如张宏涛《20元1斤和两块钱1两》里说,商贩们说的桑椹“20元1斤”跟“两块钱1两”,他感觉完全是两回事。有多少人整斤整斤地买桑椹呢;而不论斤吧,比方买5块钱的,又怕人家说你小气,所谓“20元1斤”无形中逼得好多顾客无奈地退避。倒是“两块钱1两”更让人主动上前,花三五七块钱就不只买你一两、二两,是几个单位,自然鲜有自卑,还像很照顾你生意,自己还能尝个新鲜。
数字这种情感附着也不见得常这么直接。例如《林黛玉进贾府》中的一个片段:
贾母又伤感起来,因说:“我这些儿女,所疼者独有你母,今日一旦先舍我而去,连面也不能一见。今见了你,我怎么不伤心?”说着,搂了黛玉在怀,又呜咽起来。
贾母前半句不就是说“儿女中我最疼你母”吗?意虽如此,但情味大不一样。这“独有你母”,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写成“偏有你母亲一人”。且不谈“偏”与“独”之高下;单说数字表述,“独”与“一”何其孤零,与“这些”相比照岂不更见贾母对女儿贾敏独宠情深?老人家“搂了黛玉在怀,又呜咽起来”不只是一般的死了儿女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感,更是死了贾敏这一个更伤感。是不是也流露出对贾敏之外的其他子嗣有些不满呢?也是把对贾敏的疼爱,对儿女的全部疼爱转而全盘寄托到爱女的遗孤黛玉身上,而对黛玉格外地加倍宠爱吧。
数字的这种情感附着有时还会表述得很诗意。如林黛玉《葬花吟》“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讲日子不好过,却不抽象地概述,也不笼统地吐槽如何长期不咋的;曹雪芹借林黛玉的诗家手笔,充分发挥诗歌语言的感性与形象,讲一年到头不好过也用“三百六十日”这样的大数目繁密渲染,使人仿佛跟着她扳着指头数着数儿诉苦,一天天数,年头数到年尾;也一天天诉,年尾诉到年头,凄苦具象了便更催人伤感。
二、理性迷失
这种数字表述因情感附着不免会使人的理性受到影响,甚至有些迷失或瞬间短路。有人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某国正与一场罕见的疫病斗争,可能有600人被夺去生命,应急预案有两套:
“如果采用计划A,可以挽救200条生命;如果采用计划B,600条生命获救的可能性为1/3,全部丧生的可能性为2/3。”600的1/3不也是200吗?
“200”与“1/3”呈现的数字形式虽然不同,而所传达的客观事理却是一致的,即计划A、B挽救生命的效度一样。可是当时有72%的人选择计划A。
这也难怪,灾难突然降临,渴望生存、渴望有更多的生存可能自然是人之常情,谁都觉得“(可以)挽救”的数字越大越好啊。在这种非常状态之下的非常情感的作用下,人们仿佛被洗脑了,理性不灵光了,把“200”看成比“1/3”更可接受的数字,更大的数字,良性数字,却把“全部(丧生)”看成不可触碰的魔咒,而不去辨识二者的相同比率。
但实验者变化措词方式,把预案说成:
“如果采用计划A,400人会丧生;如果采用计划B,全部获救的可能性为1/3,600人丧生的可能性为2/3”。
结果78%的人支持计划B。如果说“(可以)挽救”的“200”是个良性大数,强化了人们关切的“挽救”的幸福系数;那么“400”这个数,经人们强烈排斥的“丧生”的背景一渲染,立刻变成恶性数,它本来就比“200”翻倍大,而越大越恐怖,于是“全部(获救)”似乎是救命稻草,揪扯人们的敏感神经,而并不客观注意或者理性辨识其生死比率(1/3,2/3),而主观忽略或者直接屏蔽,不可理喻地规避先前人们普遍看好的计划A,而不自觉地更加看好计划B。
编辑/吕秀妍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看似平淡无奇的数字表述,表意却并不是僵冷的,也有独特丰富的情感附着。例如张宏涛《20元1斤和两块钱1两》里说,商贩们说的桑椹“20元1斤”跟“两块钱1两”,他感觉完全是两回事。有多少人整斤整斤地买桑椹呢;而不论斤吧,比方买5块钱的,又怕人家说你小气,所谓“20元1斤”无形中逼得好多顾客无奈地退避。倒是“两块钱1两”更让人主动上前,花三五七块钱就不只买你一两、二两,是几个单位,自然鲜有自卑,还像很照顾你生意,自己还能尝个新鲜。
数字这种情感附着也不见得常这么直接。例如《林黛玉进贾府》中的一个片段:
贾母又伤感起来,因说:“我这些儿女,所疼者独有你母,今日一旦先舍我而去,连面也不能一见。今见了你,我怎么不伤心?”说着,搂了黛玉在怀,又呜咽起来。
贾母前半句不就是说“儿女中我最疼你母”吗?意虽如此,但情味大不一样。这“独有你母”,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写成“偏有你母亲一人”。且不谈“偏”与“独”之高下;单说数字表述,“独”与“一”何其孤零,与“这些”相比照岂不更见贾母对女儿贾敏独宠情深?老人家“搂了黛玉在怀,又呜咽起来”不只是一般的死了儿女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感,更是死了贾敏这一个更伤感。是不是也流露出对贾敏之外的其他子嗣有些不满呢?也是把对贾敏的疼爱,对儿女的全部疼爱转而全盘寄托到爱女的遗孤黛玉身上,而对黛玉格外地加倍宠爱吧。
数字的这种情感附着有时还会表述得很诗意。如林黛玉《葬花吟》“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讲日子不好过,却不抽象地概述,也不笼统地吐槽如何长期不咋的;曹雪芹借林黛玉的诗家手笔,充分发挥诗歌语言的感性与形象,讲一年到头不好过也用“三百六十日”这样的大数目繁密渲染,使人仿佛跟着她扳着指头数着数儿诉苦,一天天数,年头数到年尾;也一天天诉,年尾诉到年头,凄苦具象了便更催人伤感。
二、理性迷失
这种数字表述因情感附着不免会使人的理性受到影响,甚至有些迷失或瞬间短路。有人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某国正与一场罕见的疫病斗争,可能有600人被夺去生命,应急预案有两套:
“如果采用计划A,可以挽救200条生命;如果采用计划B,600条生命获救的可能性为1/3,全部丧生的可能性为2/3。”600的1/3不也是200吗?
“200”与“1/3”呈现的数字形式虽然不同,而所传达的客观事理却是一致的,即计划A、B挽救生命的效度一样。可是当时有72%的人选择计划A。
这也难怪,灾难突然降临,渴望生存、渴望有更多的生存可能自然是人之常情,谁都觉得“(可以)挽救”的数字越大越好啊。在这种非常状态之下的非常情感的作用下,人们仿佛被洗脑了,理性不灵光了,把“200”看成比“1/3”更可接受的数字,更大的数字,良性数字,却把“全部(丧生)”看成不可触碰的魔咒,而不去辨识二者的相同比率。
但实验者变化措词方式,把预案说成:
“如果采用计划A,400人会丧生;如果采用计划B,全部获救的可能性为1/3,600人丧生的可能性为2/3”。
结果78%的人支持计划B。如果说“(可以)挽救”的“200”是个良性大数,强化了人们关切的“挽救”的幸福系数;那么“400”这个数,经人们强烈排斥的“丧生”的背景一渲染,立刻变成恶性数,它本来就比“200”翻倍大,而越大越恐怖,于是“全部(获救)”似乎是救命稻草,揪扯人们的敏感神经,而并不客观注意或者理性辨识其生死比率(1/3,2/3),而主观忽略或者直接屏蔽,不可理喻地规避先前人们普遍看好的计划A,而不自觉地更加看好计划B。
编辑/吕秀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