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斤黄豆与半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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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是登高望远的经济战略家,同时是关注细节的经济管理家。
  1981年1月,赵朴初先生观陈云打算盘照片,文思泉涌,奔赴笔下,作诗一首:“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战略的本质是抉择、权衡和各适其位。战略是大事,关系全局。但战略一定要从细节中来。这就像“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好的战略来自对众多细节精确的掌握。好的战略还要回到细节中去,只有落实到每个执行的细节上,才能发挥作用。
  陈云是登高望远的经济战略家,同时是关注细节的经济管理家。正如他自己所说:“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同时,也要算小账。”他是精于打算盘,善于算账的财经领导者与管理者。1981年1月,赵朴初先生观陈云打算盘照片,文思泉涌,奔赴笔下,作诗一首:“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赵朴初先生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上世纪60年代初,为解决人民生活困难问题,陈云提出每月供应三斤黄豆和半斤鱼。这是他从细微处入手解决财经问题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当时,由于缺少肉类和蛋品,城市居民营养不足,许多人患浮肿病。陈云经过调查了解到,每人每天最低需要蛋白质70克,一斤粮食含45克,一斤蔬菜含5克,尚缺少20克,正好相当于一两大豆的含量。他提出先在大中城市的六千万人口中,每人每天供应一两大豆,以解决营养不良患浮肿病的问题。1961年12月8日,在听取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2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时,陈云动情地说:“城市人民营养不良已经三年,虽然大家都不讲,但是眼看着我们怎样解决。最近,准备给部长、司局长一级干部增加一些东西,但是大家营养不良已经三年,我们吃着也不安稳,必须全面解决大中城市八千万人民的生活。大中城市比小城市更困难。大中城市八千万人,减去郊区人口二千万,解决六千万人的生活。怎样解决?肉不行,油也不行,最有效的是豆子。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按八个月供应大体需要十二亿斤。一斤豆子可以做成豆腐四斤,一个月十二斤豆腐,平均每天吃半斤。这种办法现在就可以做到,而且有保证。豆子要发给个人,不能发给机关单位,免得又轧了油以后再用豆饼做豆腐。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第一,增加了粮食;第二,增加了工资。因此,大豆产区的外调任务必须保证。”
  为解决营养不良、患浮肿病的问题,陈云曾多次召集有关营养专家座谈,寻求解决办法。据当时在陈云身边工作的杨乃智回忆:“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黄豆是当时解决浮肿的最佳营养品,100克黄豆中蛋白质有36.3克,脂肪18.4克,碳水化合物25.3克,含热量1725千卡,钙、磷、铁等元素都比较丰富。而且,我国东北又是盛产黄豆的地方,可以调拨给全国各省、市。后来,国务院发了文件,决定给全国干部每人每月增加3斤黄豆的供应,以增加人体必需的最低营养,维护健康,渡过难关。陈云同志在调查研究黄豆营养问题时,也曾询问过我们工作人员。我记得曾经向陈云同志说过,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山西阳城县晋冀鲁豫边区太岳行署工作,当时机关干部和部队的主食是小米干饭,主菜是盐水煮黄豆,一日三餐,天天如此。虽然食品单调,生活艰苦,但从无发生过浮肿现象。机关干部身体健壮,精神饱满,工作安心。陈云同志决定用黄豆解决浮肿问题后,没有多长时间,干部中的浮肿病就大大减少了。”
  7000人大会之后,为尽力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除每人每月三斤黄豆之外,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又提出让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他说:“现在城市的主、副食品供应都不足,人民的体质下降。可不可以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如果一年增产十五万吨鱼,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周恩来当即支持道:“陈云同志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应一两豆子的办法很好。但人的营养光有植物蛋白不行,还要有动物蛋白。和尚尼姑,每天打坐,有植物蛋白也许就行了。我们这些人不行,劳动量比我们大的人更不行,有了植物蛋白,还需要有点动物蛋白。”陈云接着说:“增产鱼的指标和措施,必须从今年开始列入年度计划。这个问题,只要切实安排,是可以解决的。”
  1961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陈云在青浦农村调查得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种小麦不如种蚕豆的结论。这是他重视细节、从细微处入手解决财经问题的又一个例子。
  母猪私养,相对于放宽农村政策这一大的战略来讲,是一个小的具体政策问题。但这个问题关系到养猪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从而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和财政经济困难的克服。陈云得出母猪应该下放给社员私养的结论,也是基于调查研究对细节的充分掌握。从效果上看,公社化前青浦小蒸实行母猪私养,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的死亡率只有6%;2400农户共养母猪700到800头,全年产苗猪一万多头。公社化后青浦小蒸实行母猪公养,1960年全公社母猪增加到1500头,但只生了6704头苗猪,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四头半苗猪,而且死亡了5993头,死亡率达到89%。另外,还有710胎流产,损失了4196头胎猪。私养母猪总是不让母猪空怀、流产,力求生得多、活得多,一头私养母猪全年生产和养大的苗猪,至少比公养母猪多一倍以上。从饲养的过程看,与母猪公养相比,母猪私养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1.喂食喂得好。按照不同时期母猪和奶猪的不同需要供给饲料,并注意观察吃食情况。2.垫圈垫得好。圈内清洁舒适,猪不易得病。3.母猪怀孕后注意保胎,不使它受惊。4.注重接生。发现母猪快要生产时,农民就睡在猪棚旁守护,生产时注意不让母猪压死苗猪。5.保护奶猪。对最后生下来的比较瘦弱的奶猪特别照顾,把它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经过安排,奶猪就习惯于在固定的奶头上吃,大小长得比较均匀。6.夏天注意防暑,冬天注意保湿。总之,母猪私养,养得好赚钱多,养不好要亏本,所以对母猪像对产妇一样关心,对苗猪像对婴儿一样关心。这是私养母猪养得好的主要原因。由此,陈云说:“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
  陈云通过比较和算账,证明青浦小蒸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从表面上看,种双季稻每亩两熟共收入800斤上下,种单季稻每亩可收入580斤上下,两者比较,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多收220斤上下。但是,全面算账,种双季稻与种单季稻每亩田相比,因寄秧田少产稻谷约150斤;多用稻种40斤;不能种夏熟少收豆麦80至100斤;多用的肥料用在单季稻可多收40斤稻谷;多用的劳动力用在单季稻可多收20斤稻谷。种双季稻的各项损失加在一起,则合310至330斤稻谷。两相比较,种双季稻显然是得不偿失。
  陈云通过比较和算账,还证明青浦小蒸多种小麦不如多种蚕豆。由于小蒸的地势比较低,地下水位高,不适宜种小麦,种小麦的产量和收入都比种蚕豆少。一亩田种小麦只能收小麦80斤,约值9元,种蚕豆可收干蚕豆100斤,约值11元。由于豆科植物有根瘤菌,可以固氮。豆田种水稻施同样多的肥料,要比麦田种水稻每亩多收约50斤;种蚕豆每亩要比种小麦少施猪肥10担,若把这少用的10担猪肥施在水稻上,可再增收20斤,两项合计每亩可多收稻谷约70斤。种了蚕豆,可以吃一部分青蚕豆,吃青蚕豆比吃干蚕豆更加合算:吃青蚕豆,豆萁可以作绿肥,一亩豆萁肥效同一亩红花草大体相同;吃青蚕豆比干蚕豆或小麦可早20天安排种水稻;青蚕豆的收入每亩可达25至30元。出口1吨蚕豆,可以换回1.32至1.36吨小麦,或者1.88吨大麦。从保护土质和土地的肥力看,也是多种小麦不如多种蚕豆。
  青浦小蒸农民是不赞成种双季稻和多种小麦的。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对细节的掌握,认为农民的意见是有道理的。由此,他建议各地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
  陈云在贯彻落实战略决策时,总是重视通过一个一个的细节去发挥作用。比如,为实施粮食统购统销,他抓了定产、定购、定销等细节。
  陈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充分掌握细节,这是其决策成功的重要基础。他在执行中注重细节的落实,这是其决策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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