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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危机，即以巴黎“五月风暴”为代表的西方“1968年革命”、以生态运动为代表的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抗议浪潮和1998年以来西方民众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些抗议运动震撼了整个西方社会，引发了学界和政治精英的深刻思考，促使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公共政策。西方国家治理社会危机的理路和政策，对当代中国具有启示性意义。
一、戰后西方三次社会危机的概况和基本特点
“1968年革命”是战后西方第一次严重的社会冲突。1968年5月，巴黎的大学生发起了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大学体制、批判使人工具化的异化教育制度的抗议运动。这场运动在短短一个月内，从校园学生罢课发展到工厂罢工、商店罢市，导致陆路和空中交通全面瘫痪，使整个法国陷入动乱状态。同时，法国“五月风暴”迅速蔓延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引发了大规模的青年学生造反浪潮。
“1968年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新左派运动，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社会危机的产物。60年代初，青年反文化运动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相结合，造成美国连续四年的社会动荡，基于此，新左派运动全面崛起。新左派思潮强烈地吸引了西方大学生，而法国“五月风暴”又将新左派运动推向顶峰。新左派的造反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其破坏性和对社会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20世纪70、8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引发了战后西方社会的第二波动荡。新社会运动主要是指70年代以后西方发生的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反核抗议运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性恋权利、妇女权利、动物权利、选择医疗、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新时代运动（New Age），等等。新社会运动出现于70年代中期两次石油危机后的西方经济滞胀期，规模浩大，影响空前，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威胁，是对传统的西方代议制民主的严重冲击。
1998年以来西欧发达国家首先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是战后西方又一次社会动荡和危机。青年、妇女、少数族裔、同性恋者、动物保护主义者、反“托宾税”等社会组织，在巴黎、米兰、纽约、里约等世界各大城市多次发动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主题的跨国大型群众抗议集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在全球化影响下，受劳动危机冲击的中产阶级人群和遭受“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群大量加盟这一运动，抗议者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其中既包括失业后备军和无业人士、持股人和食利者、“在家办公”的自雇者，也包括流浪者等另类人士。与70、8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相比，介入反全球化运动的社会人群更为多元，社会成分更为复杂，抗议主题也更为分散。尽管反全球化运动在新世纪因反恐战争的影响势头有所下滑，但是它对西方社会具有持久的冲击力。近期法国少数族裔青年和大学生发起的两次骚乱，充分暴露了全球化对西方社会本身造成的负面后果，反映了西方社会内部的紧张状态。在全球竞争中，资本主义各国在社会层面承受的内在压力将使它们难以摆脱社会危机的困扰。
战后的社会危机和抗议运动，显现出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迥然不同的特点。这些造反的社会主体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而是以新中间阶层为主体的西方社会各阶层人士；这些反叛行为不属于阶级政治，而属于文化抗议；这些社会危机的性质不是对根本制度的挑战，而是战后出现的新社会力量对西方后现代化阶段产生的新矛盾提出的多元权力新抗争。
二、西方政学两界对社会危机的认识和治理理路
上述三次社会动乱是西方在走向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必然反映，充分彰显了战后政治的多元性特点。在如何正确应对和治理新的社会冲突和危机的问题上，西方政治家和学者通过长期的探讨，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逐步达成了一定共识：通过全面加强社会建设，逐步克服和消化社会的动乱因素，从而使社会回归秩序，保持稳定。
从政治上看，对待新的社会冲突的不同认识和不同治理思路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后果。在法国“五月风暴”发生时，法国政府完全没有认识到这场运动的发展规模和崭新性质，戴高乐斥责造反的学生是“社会渣滓”，一再采取了诸如军警封锁校园、逮捕学生领袖等火上浇油的对抗措施，从而激化了矛盾，使“1968年革命”愈演愈烈。尽管戴高乐最后通过动员法国右翼力量，用镇压的方式结束了造反，恢复了秩序，但是在第二年的总统大选中戴高乐黯然下台，这位二战时的法国英雄被法国人民无情地抛弃了。同样，在70、8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发生之初，一些西方政要犯了同样的错误，宣称绿党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角色，不会有生命力，根本没有预料到绿党所代表的“新政治”会发展壮大，进入西方的政治主流。但是，更多的学界政界人士尤其是左翼开始认识到新社会运动的性质和前景。在80年代末，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启动了与绿党等新社会运动力量结盟的议程，开始将绿党引进各国议会民主体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90年代中期主导了“红绿交融”的红绿联盟政府，率先在西方大国中成功地把声称“体制外的反对派”的绿党整合进入现行的执政体系中，使之成为制度化的政治势力。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在90年代进一步提出“第三条道路”，推行中性化的“新政治”，争取了信息产业革命的主力——新中间阶层的广泛支持，从而掌控了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化解了“新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新冲突。同时，“新政治”也使欧洲社民党人在90年代中后期一度取得了欧盟15国中主政13国的“玫瑰色”执政奇迹。
从理论上看，西方学界尤其是中左翼学者对社会多元主义和参与民主的倡导及对传统自由民主理念和体制的批判，为促进西方的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从60年代女权、民权和学生造反等非传统运动大量出现并引发社会动乱之后，西方学者开始思索拓展民主的参与性，从制度的各个层面探索民主参与的途径，提出了各种参与民主方式的设想。80年代新社会运动进一步激发了思想界对自下而上的参与民主的高度重视，关于“基层民主”、“地方民主”等的研究风靡一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继异化官僚体制批判后，又产生出以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多元主义理论。它主张去阶级化政治，将以往被遮蔽了的性别、种族、民族、宗教、代际和生态等矛盾与阶级矛盾等量齐观，倡导一种基于文化差异认同的社会多元主义的民主政治，用大众参与和草根民主挑战传统的自由民主体制。哈贝马斯则在“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商谈伦理学”和“协商政治”理论。他从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差异认同和族群认同，认为只有通过社会参与才能实现权力的平等，只有通过主体间的平等对话或协商才能达到真理共识和权力分享，实现民主的协商政治。哈贝马斯的协商理论对民主的重释，为西方在多元文化冲突背景下重构民主秩序、整合政治资源提供了建设性的观点。
社会多元主义的“新政治”对西方主流自由民主政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迫使西方保守自由主义右翼在90年代吸纳社会多元主义理念，将多元民主抗争整合到现行理论和体制框架内，并在执政实践中推行中性化政策，体现平民主义作风。中性化“新政治”现已成为西方左右翼政党的共同选项。90年代西方各国纷纷推出了各种社会政策，如法国的移民政策、加拿大的少数族裔政策，努力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
从政策实践的后果看，虽然当代全球化加深了西方社会内部的矛盾，但反全球化抗议没有导致60年代式的社会断裂,没有达到当时的暴烈程度，也没有形成阶级对抗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国家已经具备了应对和治理社会危机的成熟经验和理路。
三、启示与思考
从60年代异常暴烈的动乱到今天的“骚而不乱”（以法国最近两次骚乱为证），表明西方的社会危机目前处于体制内可控的范围内，不会造成政府体制瓦解，更不会形成制度威胁。西方目前比上世纪30年代更严重的失业率并没有导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根本原因在于治理思路正确，社会建设到位。西方社会化解危机、由乱到治的过程给了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其一，应当正视我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社会变化的多元现实，努力把握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充分认识新的社会主体的出现及其诉求。西方国家从60年代到90年代，在对待新的社会因素问题上的正反经验告诉我们：忽视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新的社会力量，看不到新的社会主体的产生及其意义，就不能正确处理社会危机，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重视非传统社会主体的出现，适应多元社会主体的诉求，采取相应的社会政策，则能够防范和控制社会危机，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西方执政党尤其是中左翼政府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社会结构新变化的迅速反应和政策调整，很值得我们学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高发的敏感时期，改革以来积累的各种新旧社会矛盾极易引发社会冲突，造成社会秩序紊乱。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对待多元社会主体的多元社会利益，尤其是新的社会主体的新的利益要求，努力疏导和化解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尽最大努力整合非传统社会主体并使之体制化，走社会建设的固本之道。
其二，应当以新的政治理念对待和解决新型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强化社会的民主参与性，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西方的经验表明，发展参与民主，是社会转型期治理社会危机，防止社會动乱的根本之策。多元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表达民主参与的吁求和民主政治体制自上而下地扩大民主的参与性，二者是一个良性的政治互动过程，可以导致一个快速发展中的社会保持政治上的平衡和稳定。改革后中国社会迅速从单极化向多极化转型，社会结构的这一深刻变动是几千年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简单地说就是搞和谐不搞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当代中国社会新矛盾的客观性质，决定了我们只能选择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不能选择搞斗争来自乱阵脚，破坏稳定。西方社会民主党积极发展参与民主，争取人民的广泛支持，扩张自身的社会基础，这一经验值得借鉴。主动因应和体现大众的民主参与要求，强化执政的民主性、参与性和人民性，努力探索多样化的政治参与方式，是今后我国社会建设的重点和方向，也是保持改革的发展态势和大局稳定的根本保证。
其三，应当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用法制和稳定的公共政策消化各种动乱因素，全面整合社会资源。西方思想界关于协商民主、扩大公共领域和建立多元对话机制的主张在80、90年代成为政治家的实践选择。这种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出发点不是消极地应对危机，而是积极地整合和动员社会的积极因素，预防执政资源的流失；不是简单地防控多元民主因素，而是努力改善和克服自身的体制缺陷，引进新资源以发展巩固体制之本。60年代的造反青年现已成为欧美政坛的一代政治精英，80、90年代作为民间反对势力的绿党从进入议会到入阁执政，西方通过制度和法治整合社会各阶层政治资源的努力效果显著。西方国家在转型期重建社会秩序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参考。我国现阶段社会建设的重点是加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现阶段特点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而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运用体制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积极力量，用广大人民主动、积极、广泛的参与来加强政治监督，克服体制缺陷，铲除腐败根源，解决新时期突出的官民矛盾，上下矛盾，从而达到维护、回收和全面巩固各种政治资源的目的。加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和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长期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固本之道。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摘编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一、戰后西方三次社会危机的概况和基本特点
“1968年革命”是战后西方第一次严重的社会冲突。1968年5月，巴黎的大学生发起了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大学体制、批判使人工具化的异化教育制度的抗议运动。这场运动在短短一个月内，从校园学生罢课发展到工厂罢工、商店罢市，导致陆路和空中交通全面瘫痪，使整个法国陷入动乱状态。同时，法国“五月风暴”迅速蔓延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引发了大规模的青年学生造反浪潮。
“1968年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新左派运动，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社会危机的产物。60年代初，青年反文化运动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相结合，造成美国连续四年的社会动荡，基于此，新左派运动全面崛起。新左派思潮强烈地吸引了西方大学生，而法国“五月风暴”又将新左派运动推向顶峰。新左派的造反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其破坏性和对社会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20世纪70、8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引发了战后西方社会的第二波动荡。新社会运动主要是指70年代以后西方发生的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反核抗议运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性恋权利、妇女权利、动物权利、选择医疗、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新时代运动（New Age），等等。新社会运动出现于70年代中期两次石油危机后的西方经济滞胀期，规模浩大，影响空前，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威胁，是对传统的西方代议制民主的严重冲击。
1998年以来西欧发达国家首先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是战后西方又一次社会动荡和危机。青年、妇女、少数族裔、同性恋者、动物保护主义者、反“托宾税”等社会组织，在巴黎、米兰、纽约、里约等世界各大城市多次发动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主题的跨国大型群众抗议集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在全球化影响下，受劳动危机冲击的中产阶级人群和遭受“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群大量加盟这一运动，抗议者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其中既包括失业后备军和无业人士、持股人和食利者、“在家办公”的自雇者，也包括流浪者等另类人士。与70、8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相比，介入反全球化运动的社会人群更为多元，社会成分更为复杂，抗议主题也更为分散。尽管反全球化运动在新世纪因反恐战争的影响势头有所下滑，但是它对西方社会具有持久的冲击力。近期法国少数族裔青年和大学生发起的两次骚乱，充分暴露了全球化对西方社会本身造成的负面后果，反映了西方社会内部的紧张状态。在全球竞争中，资本主义各国在社会层面承受的内在压力将使它们难以摆脱社会危机的困扰。
战后的社会危机和抗议运动，显现出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迥然不同的特点。这些造反的社会主体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而是以新中间阶层为主体的西方社会各阶层人士；这些反叛行为不属于阶级政治，而属于文化抗议；这些社会危机的性质不是对根本制度的挑战，而是战后出现的新社会力量对西方后现代化阶段产生的新矛盾提出的多元权力新抗争。
二、西方政学两界对社会危机的认识和治理理路
上述三次社会动乱是西方在走向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必然反映，充分彰显了战后政治的多元性特点。在如何正确应对和治理新的社会冲突和危机的问题上，西方政治家和学者通过长期的探讨，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逐步达成了一定共识：通过全面加强社会建设，逐步克服和消化社会的动乱因素，从而使社会回归秩序，保持稳定。
从政治上看，对待新的社会冲突的不同认识和不同治理思路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后果。在法国“五月风暴”发生时，法国政府完全没有认识到这场运动的发展规模和崭新性质，戴高乐斥责造反的学生是“社会渣滓”，一再采取了诸如军警封锁校园、逮捕学生领袖等火上浇油的对抗措施，从而激化了矛盾，使“1968年革命”愈演愈烈。尽管戴高乐最后通过动员法国右翼力量，用镇压的方式结束了造反，恢复了秩序，但是在第二年的总统大选中戴高乐黯然下台，这位二战时的法国英雄被法国人民无情地抛弃了。同样，在70、8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发生之初，一些西方政要犯了同样的错误，宣称绿党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角色，不会有生命力，根本没有预料到绿党所代表的“新政治”会发展壮大，进入西方的政治主流。但是，更多的学界政界人士尤其是左翼开始认识到新社会运动的性质和前景。在80年代末，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启动了与绿党等新社会运动力量结盟的议程，开始将绿党引进各国议会民主体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90年代中期主导了“红绿交融”的红绿联盟政府，率先在西方大国中成功地把声称“体制外的反对派”的绿党整合进入现行的执政体系中，使之成为制度化的政治势力。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在90年代进一步提出“第三条道路”，推行中性化的“新政治”，争取了信息产业革命的主力——新中间阶层的广泛支持，从而掌控了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化解了“新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新冲突。同时，“新政治”也使欧洲社民党人在90年代中后期一度取得了欧盟15国中主政13国的“玫瑰色”执政奇迹。
从理论上看，西方学界尤其是中左翼学者对社会多元主义和参与民主的倡导及对传统自由民主理念和体制的批判，为促进西方的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从60年代女权、民权和学生造反等非传统运动大量出现并引发社会动乱之后，西方学者开始思索拓展民主的参与性，从制度的各个层面探索民主参与的途径，提出了各种参与民主方式的设想。80年代新社会运动进一步激发了思想界对自下而上的参与民主的高度重视，关于“基层民主”、“地方民主”等的研究风靡一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继异化官僚体制批判后，又产生出以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多元主义理论。它主张去阶级化政治，将以往被遮蔽了的性别、种族、民族、宗教、代际和生态等矛盾与阶级矛盾等量齐观，倡导一种基于文化差异认同的社会多元主义的民主政治，用大众参与和草根民主挑战传统的自由民主体制。哈贝马斯则在“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商谈伦理学”和“协商政治”理论。他从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差异认同和族群认同，认为只有通过社会参与才能实现权力的平等，只有通过主体间的平等对话或协商才能达到真理共识和权力分享，实现民主的协商政治。哈贝马斯的协商理论对民主的重释，为西方在多元文化冲突背景下重构民主秩序、整合政治资源提供了建设性的观点。
社会多元主义的“新政治”对西方主流自由民主政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迫使西方保守自由主义右翼在90年代吸纳社会多元主义理念，将多元民主抗争整合到现行理论和体制框架内，并在执政实践中推行中性化政策，体现平民主义作风。中性化“新政治”现已成为西方左右翼政党的共同选项。90年代西方各国纷纷推出了各种社会政策，如法国的移民政策、加拿大的少数族裔政策，努力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
从政策实践的后果看，虽然当代全球化加深了西方社会内部的矛盾，但反全球化抗议没有导致60年代式的社会断裂,没有达到当时的暴烈程度，也没有形成阶级对抗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国家已经具备了应对和治理社会危机的成熟经验和理路。
三、启示与思考
从60年代异常暴烈的动乱到今天的“骚而不乱”（以法国最近两次骚乱为证），表明西方的社会危机目前处于体制内可控的范围内，不会造成政府体制瓦解，更不会形成制度威胁。西方目前比上世纪30年代更严重的失业率并没有导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根本原因在于治理思路正确，社会建设到位。西方社会化解危机、由乱到治的过程给了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其一，应当正视我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社会变化的多元现实，努力把握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充分认识新的社会主体的出现及其诉求。西方国家从60年代到90年代，在对待新的社会因素问题上的正反经验告诉我们：忽视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新的社会力量，看不到新的社会主体的产生及其意义，就不能正确处理社会危机，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重视非传统社会主体的出现，适应多元社会主体的诉求，采取相应的社会政策，则能够防范和控制社会危机，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西方执政党尤其是中左翼政府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社会结构新变化的迅速反应和政策调整，很值得我们学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高发的敏感时期，改革以来积累的各种新旧社会矛盾极易引发社会冲突，造成社会秩序紊乱。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对待多元社会主体的多元社会利益，尤其是新的社会主体的新的利益要求，努力疏导和化解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尽最大努力整合非传统社会主体并使之体制化，走社会建设的固本之道。
其二，应当以新的政治理念对待和解决新型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强化社会的民主参与性，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西方的经验表明，发展参与民主，是社会转型期治理社会危机，防止社會动乱的根本之策。多元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表达民主参与的吁求和民主政治体制自上而下地扩大民主的参与性，二者是一个良性的政治互动过程，可以导致一个快速发展中的社会保持政治上的平衡和稳定。改革后中国社会迅速从单极化向多极化转型，社会结构的这一深刻变动是几千年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简单地说就是搞和谐不搞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当代中国社会新矛盾的客观性质，决定了我们只能选择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不能选择搞斗争来自乱阵脚，破坏稳定。西方社会民主党积极发展参与民主，争取人民的广泛支持，扩张自身的社会基础，这一经验值得借鉴。主动因应和体现大众的民主参与要求，强化执政的民主性、参与性和人民性，努力探索多样化的政治参与方式，是今后我国社会建设的重点和方向，也是保持改革的发展态势和大局稳定的根本保证。
其三，应当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用法制和稳定的公共政策消化各种动乱因素，全面整合社会资源。西方思想界关于协商民主、扩大公共领域和建立多元对话机制的主张在80、90年代成为政治家的实践选择。这种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出发点不是消极地应对危机，而是积极地整合和动员社会的积极因素，预防执政资源的流失；不是简单地防控多元民主因素，而是努力改善和克服自身的体制缺陷，引进新资源以发展巩固体制之本。60年代的造反青年现已成为欧美政坛的一代政治精英，80、90年代作为民间反对势力的绿党从进入议会到入阁执政，西方通过制度和法治整合社会各阶层政治资源的努力效果显著。西方国家在转型期重建社会秩序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参考。我国现阶段社会建设的重点是加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现阶段特点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而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运用体制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积极力量，用广大人民主动、积极、广泛的参与来加强政治监督，克服体制缺陷，铲除腐败根源，解决新时期突出的官民矛盾，上下矛盾，从而达到维护、回收和全面巩固各种政治资源的目的。加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和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长期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固本之道。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摘编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