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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前，作者与同事乔装成普通民工进入广州客村的“暗娼部落”进行实地暗访。在那段尴尬的采访时间里，作者及同事不为世俗的不屑而退缩，不被随时遭遇的危险吓倒，用自己的正义和果敢将广州客村常年的“黄瘤”一点点地揭露在世人面前……
“怀着异常复杂心情，我们接受了暗访‘暗娼部落’的任务……”
1997年1月，由于自身比较扎实的文字功底，加上个人的努力，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南方都市报》，成为一名记者。
1997年底，我根据读者举报以及采访部的安排，我的目光投向了位于广州客村立交桥下蔚然成风的“暗娼部落”。当时我正住在相距不远的客村大江宛，对这股肆虐的“黄风”不算陌生。
一般来说，人们平常所谓的客村立交桥并非指纵横交错的完整立交桥体，而是指立交桥中间专供来往行人和自行车通行的过道。那顶上是横贯东西的新港路，在下面则是贯通广州大道直通市郊番禺的主干道。
据我观察，这里虽比不上闹市区，但由于是外来人员的栖居地，人流量丝毫不逊色于广州繁华地段，特别是，那些混迹于各类生意人群之中或是站立在桥底不时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的女人们，更为这里增添了不少神秘而暧昧的气息，成为一道耐人寻味的独特风景。
来广州以前，我曾流浪至海口一带，见识过公然操着皮肉生意的女人们形同瑰丽的鬼魅，幽灵般穿梭于夜市和城市大小人流集散地，对于这样的场面我也是见怪不怪。然而，每当我骑着单车从这必经之路走过，当那些女人与那些浑身散发出汗臭味的民工肆无忌惮的喊骂和讨价还价声刺入我鼓膜，一幕幕活生生的丑剧深深震撼着我。
直指客村“暗娼部落”的举报信一天天增多起来。报社主任任天阳关注到这一情况，他几次与我商讨怎样将客村盛行的卖淫嫖娼之风以暗访形式予以曝光。只是每当提及暗访此类地下性产业计划时，听者无不面有难色。第一次与任天阳交流这个新闻选题，我也顾虑重重。将报道全面、客观、深入地采写出来，势必要对这一“雷区”进行全方位、近距离调查暗访，谁能够保证在一些采访环节上不招惹非议，谁又能够保证在报道出来以后不会节外生枝，并被人授以把柄呢?
任天阳给我打气说：“作为恪尽职守的记者，你们只是把这些肮脏腐败的社会现象揭露出来，引起有关职权部门的足够重视，我们报社领导是每个记者的坚实后盾。”同时，任天阳还提出，此次暗访由新来的同事罗斯文配合我。
由于客村附近房租低廉，我和同事曾华锋、罗斯文都先后在此租房，毗邻而居。曾华锋和罗斯文两人合租一间独居室，位于客村大江宛东边，我当时则住在大江宛西边。平时大家下了班一起走。
有一天，罗斯文说，最近半夜常有人敲门，是个女人的声音，还“大哥，大哥……”地叫，他听出那声音有挑逗淫荡之意，就没开门。
我笑：“怕是‘聊斋’里的小狐仙吧！”
罗斯文也打趣道：“是狐仙倒好了，有些心地善良又貌美如花，现在这样的女孩都不好找。”转念一想神色有了警惕，“说不定是附近那些女人找上门来，我以前听说过广州这样的女人很历害，没想到果真如此，看来怕是侦察到我们这儿有单身汉了！”
有一段时间两人回家不再左顾右盼，上楼速度之快简直形同惊弓之鸟，因为他俩奇怪地发现，在这附近的出租屋里租住着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文雅一点的倚墙而立，或手织毛衣，或闲嗑瓜子，每当有男人从面前经过，则大抛媚眼；粗俗一些的当街站立，有时像幽灵一样在附近的小巷四处飘荡，看到男人则笑逐颜开地上前招徕生意。如果知道你就是居住在这一附近，这些涂脂抹粉的女人便会来个跟踪追击，向对方推销自己。而在他们每天的必经之路，经常闪出几个身上散发出令人作呕的劣质香水味的女人，常常令他们猝不及防。这也难怪他俩外出或归家时提心吊胆了。
1997年12月下旬的一天，任天阳将我和罗斯文叫至办公室，将暗访客村这一新闻选题列上议事日程，向我们分析暗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突发状况，并对我们做出种种报社领导予以坚决支持的保证。我和罗斯文面色凝重互看了一眼，明白了彼此的决心，做！一定要将报道做出来！
“我们向出租屋走出，第一次与‘站街女’讨价还价……”
客村是广州一个最为混乱不堪的外地人流集散地。客村从事卖淫嫖娼活动的出租屋形成了一个近似于“集团化产业”，甚至是具备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卖淫女部落”，这是客村事故多发原因之一。
1998年春天，为探访“卖淫女部落”，我和罗斯文化装成民工模样，穿着邋里邋塌的衣裤，把故意没洗的头发弄得乱糟糟，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防止有人怀疑我们的记者身份。
白天客村人来人往十分热闹，闲杂人等穿梭于此。太阳落山之前一般站街卖淫女是不做生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见不到她们的庐山真面目。据知情人反映，那些路边上摆了一捆捆新鲜菜蔬正在殷勤叫卖的女人，往往正是这个发展中部落的中流砥柱分子，她们一般住在附近出租屋里，大多数结了婚拖儿带女，条件好的送儿女去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也有些因为种种原因没上学的，帮父母卖卖菜或是看着自家极其简陋的杂货铺。
阳光下你看这些年龄不等的卖菜女，衣着或是朴实或是花哨，岁数难以琢磨的面孔上或笑意盈盈或麻木不仁，很有可能天一擦黑她们就摇身一变成为浓妆艳抹的“站街女”，引逗着以附近工程队民工为主要“客户”群的男人们流连不已。不知是白天这些女人们一律以良家妇女面貌示人不便分辨，还是光天化日对于人心的邪念确实能够起到制衡作用，我和罗斯文徘徊在各个菜摊之间，进行交易的人们只是在为菜价高下而讨价还价，相对于卖淫嫖娼时嬉笑怒骂式的口舌之争来说却要平和得多。
傍晚很快到来，我和罗斯文混迹在普通民工中间，像他们那样在客村一家小吃店随便吃了碗面条，吃着吃着我们发现门口经过的闲散女人们明显多了起来。我和罗斯文不约而同都想尽快结束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暗访，加快了狼吞虎咽的速度，彼此瞧一眼对方的穷形窘相只觉得好笑。吃完我们直接动身朝附近几条小巷的出租屋走去。我们不得不信，这一带早已成为这些操皮肉生意的女人们的根据地，她们无处不在，空气中散播着她们身上刺鼻的化学香精混合味，走在路上冷不防能听见她们突然发出的放浪调笑声，当她们来到路灯底下你会发现，这些上了年纪的女人们十足“老妪聊发少女狂”，束着“马尾辫”，穿着质地粗糙的吊带背心、牛仔裙。
一路上，不时被黑暗里“杀出”的浑身怪香的“站街女”拦下，说起话来嗲声嗲气扭捏作态，让人鸡皮疙瘩直竖。
路过桥体正中央时，迎面走来两位衣着性感的年轻女人，见了我们迅速调换了姿势，其中一名有意无意撞了我一下。我下意识地望着她们，两个女人嘻嘻直笑，左右夹击，把我和罗斯文围在中间：
“靓仔，做不做生意呀？正好我们也是两个，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
我们装做老练地问：“多少钱？”
女人见有人答话，以为撞正了前来觅食的主，立刻眉开眼笑：“便宜，才80块一次啦！”
“太贵，走吧走吧。”罗斯文拉着我的胳膊匆忙要走，其中一个女人迅速挡住去路，双手叉腰说：“别忙走啊老板！价钱好商量！你们见多识广，我们这样的也不好意思多开口，这样吧，一口价，一人60块，行吧？”
“什么？60元！哪有这么贵的？他们不都是20元钱吗？”
这两个女人见我们这样说话，还真把我们当成了“老客”了，其中一个只好叹着气说：“唉，现在的生意太难做，这儿的小姐太多了，20元就20元吧。那你们两位快跟我们一起走吧！”罗斯文也没有想到我们在转眼间还真能将价钱压得这么低，现在见对方不但答应了这个价钱，而且还连声催促我们快走，不由大窘，顿时手足无措起来。我迟疑了一阵，故意问：“还能不能再便宜一些？10块吧，10块钱行不行？”
这两个女人自然也看出我们根本不是想做什么生意，纯粹是在搪塞她们，当即大怒，杏眼圆睁柳眉倒竖，嘴里迸出几个脏字，手挽着手气呼呼地走了。
有些唇眼猩红经验丰富的女人一眼便能将“做生意”的主顾挑出来，见我们转来转去并不真心想做生意，于是懒得答理我们，将肥胖或纤瘦的腰肢一扭，换个方向继续卖弄风情。几个身材苗条、姿色略微出众的女人身旁，早已聚了一帮问价钱的男人。
我和罗斯文旁观了几分钟，看到在昏暗的灯光下谈妥价钱后，男女双方当即成双成对勾肩搭背而去，再不然女人在前边带路，男人大摇大摆紧随其后，好似劳作归来的夫妻。我和罗斯文一路暗暗跟随，快要走到出租屋群落了，我们停下脚步觉得不妥，两个大男人去这样的地方，即使真实身份不被戳穿，也会有人怀疑我们是治安员之类不受欢迎的角色。
“我们进入出租屋，最后扔下钱夺门而逃……”
正在我们犹疑的当儿，一名中年女人快步走到我们面前，她五官端正，厚厚的眼皮显得人老实而不失热情，身材没有发福的迹象，以这个年龄来说算是很难得的，最关健的是，这个女人一身白衣黑裤，没怎么化妆，浑身干净利索，像是我小时侯记忆中慈祥的街坊大婶，让人看了不仅不反感，还有一丝亲切感。
在我们观察她的时候，中年女人也迅速将我们打量了几眼，显然她觉察出来她的年纪对我和罗斯文来说都大出一截，但是她抿一抿额角的碎发，仍然十分镇定地开始和我们谈生意，一人50元，如果两个都做就各减5元。
我和罗斯文对视一眼，然后扭头跟她谈起了价钱，我们的口气使中年女人以为至少会有一桩生意成交，于是欣然带路，和我们边走边讨价还价。她忽然爽朗地笑道：“大哥，如果嫌我这样的贵了，我可以给你们介绍我侄女，人家是大学生，有文化，相貌又好，价格自然高些，两位大哥有没有兴趣呀？”
我还没想清楚“大学生”如何会沦为“站街女”，见我们不信的样子，中年女人又遗憾地摇摇头，显得通情达理的样子来：“不过你们还要多等会，我侄女现在正做着生意哪，两位大哥没什么忙的吧，要不就上我那儿喝口水等等？”
我们在出租屋之间左拐右拐，暗暗记路，可是不多会就晕头转向，明显中年女人在带着我们绕了不少路。这是这些女人们自我保护的方式之一。终于在一刻钟后，我们在一长排出租屋中的一间停下，女人掏出钥匙弯腰开锁，回头冲我们很自然地笑笑：“春宵一刻值千金哪，哪位大哥先来？”
罗斯文马上说：“我们先进来坐坐吧，太累了，坐坐再说。”这女人也同意了。屋里很黑，中年女人开了灯。惟恐她起疑心，我忙笑着说先聊聊，大家熟悉了才好做生意嘛，再说又不是一次两次。
“大哥以前来过？我看很面生呦。”女人笑道，起身给我倒了杯水。看来，这女人倒是善良之人。我这才有机会好好观察一下四周。这间出租屋大约8平米左右，角落一张木板床，堆着一床脏兮兮分看不出颜色的被子，门口墙边有张矮桌，放了一只水瓶和几只杯子，两三张小板凳随意塞在角落里。空气中有股说不出来的气息，像是男人的体臭混合着潮湿的茅草味。
“大姐，看样子生意不错嘛。”
“哪里！”女人的儿子，在贵州老家读中学，而她在广州的情况不漏半点风声；然而谈起同行的这些“站街女”却说得头头是道。我从中年女人的话中得知，住在这一带出租屋的“站街女”，竟然还有丈夫“拉皮条”，找来嫖客让老婆陪睡的，也不乏交易之后民工迷上“站街女”因此引发斗殴以致致人伤残、死亡的恶性事件。当我问起是否有抢劫嫖客的事情发生，中年女人一下子警惕起来，说是时间不早，催促我们快做生意，她还要出门拉客。 见其戒心已起，我俩赶紧说既然不早这次就算了，下回再来。中年女人猛然翻脸，一拍大腿跳到我面前：“想走？没那么容易！老娘陪你说了那么会话，想走拿钱来！少一分你都别想走出这个门！”
我和罗斯文赶紧扔下50元钱夺门而逃……
“我们终于了解到暗娼们不为人知的苦衷……”
暗访中我们了解到，客村的暗娼队伍大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廊洗头妹，包括附近娱乐厅坐台小姐在内，她们的服务对象都是参观团的外来客和老板经理之类有钱人，生意很红火，要价自然比较高；另一类就是“站街女”了，她们有20多岁的年轻外来妹，也有四五十岁的大婶大嫂子，老和少都站在街上拉客，她们的服务对像主要是普通民工和外来打工仔。 一天，我和罗斯文试探着和一路边等客的中年女人搭讪：“你们做这行生意挣不挣钱？”
她一改拉客时的笑脸，愁眉不展说自己刚干这行没多久，再加上比她早来的人大多有地盘，又抢不过人家，哪里能挣什么钱？生意淡不说，还要吃住，还要买漂亮衣服招徕生意，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回去呢？”
“总比在家种地强，还能长见识，兴许有个出头之日。”这个面相精明的女人十分坚定地做出回答。也许这她的话能够代表一部分“站街女”的心声吧。
按照我们的暗访计划，我们决定利用白天深入附近的出租屋探一探暗娼们的家，观察她们的日常生活情况。我在客村立交桥旁边的“客村集市”通道前碰上一位正在点钞票的“站街女”，30来岁，脸上的彩妆有点花了，显然是刚做完一桩生意又匆匆赶来拉客的。见到有人靠近，她忙撩起衣角把几张“大团结”塞进裤袋。女人冲我笑一笑，顺势攀谈起来，她自称姓王，暗娼们一般是不会轻易将真实姓名告诉嫖客的。我们和她以40元“谈成”了这笔生意。我和罗斯文跟着女人左拐右拐，走了不少冤枉路。我想这女人有点天真，不然就是蠢。我一眼就找着了参照物，她的家正好位于某家海鲜酒楼后身，一排红砖平房十分显眼。女人在第三间门前停下，回头冲我们笑笑，开了门。进屋一看，这是一间十分低矮的房子，不足10平米，靠左边有一张铺了旧木板的架子床，女人在床上坐下来，顺手递给我一本破旧不堪的淫秽杂志。床的右边靠墙一排旧木桶，一旁堆放着大约十几公斤的大白菜、土豆、胡萝卜之类的蔬菜。我此时明白，原来这是一名卖菜女，后面的交谈果然证实了我的判断。
接下来的闲聊中，她告诉我们，她是湖南郴州农村人，老家还有两个孩子，几个月前随几位女老乡来此贩卖蔬菜，每天几个辛苦钱还不够交房租和生活费，更别提能有钱寄回老家给孩子们读书用。春节后丈夫也来到广州，一时又找不到工作，他抽烟喝酒样样来，为了手头能有几个钱零花，甚至支使她操起这行皮肉生意，于是她清晨、中午和傍晚这几个时段卖菜，抓紧其余时间卖身，有时生意好做了，能一直做到第二天早晨，顾不得休息，接着卖菜。
虽然我不能确定这就是我们试图了解的真相，但这位卖菜女所说的确实代表了一部分客村暗娼的生活状态。我趁女人转身整理床铺时丢下钱，拉上罗斯文匆忙冲出门去。
“立交桥下与年轻女人攀谈，‘小姐’遭遇让我们汗颜……”
还有一次，我和罗斯文像往常一样，又在晚饭后来到了立交桥下，刚走几步，就被一位穿戴很新潮的年轻女子拦住。我和罗斯文有意识与她闲聊起来。这名年轻女子很善谈，不等我们发问，她已经十分熟练地说出了大堆我们想了解的情况。她自称李丽，来自湖南农村，家中有7个兄弟姐妹，她排行老五。两年前在广州一家娱乐厅做“小姐”的表姐回了趟农村，把在家无所事事的她带了出来。她的几个姐妹都是这位“好心”的表姐带“出道”的。李丽先是跟着表姐在那家娱乐厅坐台，因为酒量不行不想受罪跑了出来。表姐晚上坐台，白天在此出租房里接客，有比较固定的客源，有时也将生意让给李丽做一点，抽点提成，等她经验成熟了再自己拉客。李丽说她刚干这行没多久，坐台的时候只是给男人摸摸捏捏，偶尔才会出台。她说比较下来还是在自己房里接客比较安心，到底是“客随主便”，不用陪酒陪笑，完事交钱走人。
李丽还告诉我们，她房中另有个淮安女孩，初中肄业在家干了几年农活，大老远跑来广州投奔住在客村的叔叔，没想到叔叔没有工作游手好闲，在家只会发火摔碗打老婆孩子，而且嗜赌如命，出门一赌就是两三天不归。婶婶白天卖菜，晚上就当“站街女”，因年老色衰，最少10块钱就可以跟那些民工成交，赚的钱除了留一点做生活费，全部被叔叔拿去用于吃喝嫖赌。为此叔叔不但不反感婶婶以此挣钱，居然还教她怎样涂脂抹粉更吸引那些民工，一个晚上尽可能多招徕几次“生意”。淮安女孩一开始还不能够接受这种现实，后来看多了心肠也硬起来，思想也发生质变，反而觉得应该吸收婶婶的教训，别趁太老了才出来“贱卖”，于是很快辞掉某家电子厂流水线工作也干起了这行。
见我们最后还是没有和她成交的意思，这个李丽自然是十分失望，临走不忘给我们留下一个呼机号码，满面堆笑地说：“大哥，有生意可别忘了小妹，你们的朋友要做生意，打个七折没问题……”
经过多日深入大街小巷明查暗访后，我们获悉，这些散布于客村立交桥一带的娼妓，大多来自湖南、四川、广西、湖北等贫困农村，大多为已婚妇女，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她们中除少数是“个体户”外，大都在此以老乡结为团伙。
暗娼“作息” 方式白天上午休息，中午后有部分人恭候于各条小巷，以不同方式招徕客人，他们三三两两，边啃甘蔗、嗑瓜子等客上钩，白天大多手持毛线、编针，边走边编制毛衣伺机勾引来往行人。而到夜幕降临时，她们均会不约而同地倚立于街头，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招徕客人，对像大多是附近一带的民工、外来工。直至晚上11时许，她们才各自归巢，如此周而复始。
“警钟为谁而鸣？这篇报道没有后续……”
由于我和罗斯文此次暗访的内容与以前的不相同，涉及到的又是常人不敢碰的“雷区”，所以有关暗访客村黄色毒瘤的稿件写好后，颇费了一番周折，有关领导让我们改了又改，直到1998年2月5日，《南方都市报》在头版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在“记者暗访”专栏上以《解剖都市黄色毒瘤》为总标题，分别以《暗娼三大部落》、《客村暗娼个案》等为题，发表了我和罗斯文合写的稿件，全面地披露了隐藏在羊城大都市的这一大毒瘤。报道出笼后，当即引起了当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天夜晚，海珠区公安分局出动了大量人马，对各村立交桥附近一带进行了全面的“大扫除”当场抓获各类卖淫嫖娼人员，特别是有卖淫嫌疑的妇女数十人。
记得当天夜晚，消息较为灵通的任天阳告诉我说，我和罗斯文所披露的有关客村立交桥的批评报道出笼后，马上引起了广州市及海珠区有关部门尤其是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他们即将于今天晚上出动警力对客村立交桥一带的黄色毒瘤进行一次彻头彻尾的清除。
由于我们所写的有关客村立交桥的报道是批评报道，自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不满，第二天，当我们想采访此次行动的有关情况时，被有关方面婉言谢绝了。所以，有关这篇新闻报道，我们没有了跟踪报道，没有了后续的新闻。
“怀着异常复杂心情，我们接受了暗访‘暗娼部落’的任务……”
1997年1月，由于自身比较扎实的文字功底，加上个人的努力，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南方都市报》，成为一名记者。
1997年底，我根据读者举报以及采访部的安排，我的目光投向了位于广州客村立交桥下蔚然成风的“暗娼部落”。当时我正住在相距不远的客村大江宛，对这股肆虐的“黄风”不算陌生。
一般来说，人们平常所谓的客村立交桥并非指纵横交错的完整立交桥体，而是指立交桥中间专供来往行人和自行车通行的过道。那顶上是横贯东西的新港路，在下面则是贯通广州大道直通市郊番禺的主干道。
据我观察，这里虽比不上闹市区，但由于是外来人员的栖居地，人流量丝毫不逊色于广州繁华地段，特别是，那些混迹于各类生意人群之中或是站立在桥底不时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的女人们，更为这里增添了不少神秘而暧昧的气息，成为一道耐人寻味的独特风景。
来广州以前，我曾流浪至海口一带，见识过公然操着皮肉生意的女人们形同瑰丽的鬼魅，幽灵般穿梭于夜市和城市大小人流集散地，对于这样的场面我也是见怪不怪。然而，每当我骑着单车从这必经之路走过，当那些女人与那些浑身散发出汗臭味的民工肆无忌惮的喊骂和讨价还价声刺入我鼓膜，一幕幕活生生的丑剧深深震撼着我。
直指客村“暗娼部落”的举报信一天天增多起来。报社主任任天阳关注到这一情况，他几次与我商讨怎样将客村盛行的卖淫嫖娼之风以暗访形式予以曝光。只是每当提及暗访此类地下性产业计划时，听者无不面有难色。第一次与任天阳交流这个新闻选题，我也顾虑重重。将报道全面、客观、深入地采写出来，势必要对这一“雷区”进行全方位、近距离调查暗访，谁能够保证在一些采访环节上不招惹非议，谁又能够保证在报道出来以后不会节外生枝，并被人授以把柄呢?
任天阳给我打气说：“作为恪尽职守的记者，你们只是把这些肮脏腐败的社会现象揭露出来，引起有关职权部门的足够重视，我们报社领导是每个记者的坚实后盾。”同时，任天阳还提出，此次暗访由新来的同事罗斯文配合我。
由于客村附近房租低廉，我和同事曾华锋、罗斯文都先后在此租房，毗邻而居。曾华锋和罗斯文两人合租一间独居室，位于客村大江宛东边，我当时则住在大江宛西边。平时大家下了班一起走。
有一天，罗斯文说，最近半夜常有人敲门，是个女人的声音，还“大哥，大哥……”地叫，他听出那声音有挑逗淫荡之意，就没开门。
我笑：“怕是‘聊斋’里的小狐仙吧！”
罗斯文也打趣道：“是狐仙倒好了，有些心地善良又貌美如花，现在这样的女孩都不好找。”转念一想神色有了警惕，“说不定是附近那些女人找上门来，我以前听说过广州这样的女人很历害，没想到果真如此，看来怕是侦察到我们这儿有单身汉了！”
有一段时间两人回家不再左顾右盼，上楼速度之快简直形同惊弓之鸟，因为他俩奇怪地发现，在这附近的出租屋里租住着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文雅一点的倚墙而立，或手织毛衣，或闲嗑瓜子，每当有男人从面前经过，则大抛媚眼；粗俗一些的当街站立，有时像幽灵一样在附近的小巷四处飘荡，看到男人则笑逐颜开地上前招徕生意。如果知道你就是居住在这一附近，这些涂脂抹粉的女人便会来个跟踪追击，向对方推销自己。而在他们每天的必经之路，经常闪出几个身上散发出令人作呕的劣质香水味的女人，常常令他们猝不及防。这也难怪他俩外出或归家时提心吊胆了。
1997年12月下旬的一天，任天阳将我和罗斯文叫至办公室，将暗访客村这一新闻选题列上议事日程，向我们分析暗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突发状况，并对我们做出种种报社领导予以坚决支持的保证。我和罗斯文面色凝重互看了一眼，明白了彼此的决心，做！一定要将报道做出来！
“我们向出租屋走出，第一次与‘站街女’讨价还价……”
客村是广州一个最为混乱不堪的外地人流集散地。客村从事卖淫嫖娼活动的出租屋形成了一个近似于“集团化产业”，甚至是具备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卖淫女部落”，这是客村事故多发原因之一。
1998年春天，为探访“卖淫女部落”，我和罗斯文化装成民工模样，穿着邋里邋塌的衣裤，把故意没洗的头发弄得乱糟糟，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防止有人怀疑我们的记者身份。
白天客村人来人往十分热闹，闲杂人等穿梭于此。太阳落山之前一般站街卖淫女是不做生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见不到她们的庐山真面目。据知情人反映，那些路边上摆了一捆捆新鲜菜蔬正在殷勤叫卖的女人，往往正是这个发展中部落的中流砥柱分子，她们一般住在附近出租屋里，大多数结了婚拖儿带女，条件好的送儿女去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也有些因为种种原因没上学的，帮父母卖卖菜或是看着自家极其简陋的杂货铺。
阳光下你看这些年龄不等的卖菜女，衣着或是朴实或是花哨，岁数难以琢磨的面孔上或笑意盈盈或麻木不仁，很有可能天一擦黑她们就摇身一变成为浓妆艳抹的“站街女”，引逗着以附近工程队民工为主要“客户”群的男人们流连不已。不知是白天这些女人们一律以良家妇女面貌示人不便分辨，还是光天化日对于人心的邪念确实能够起到制衡作用，我和罗斯文徘徊在各个菜摊之间，进行交易的人们只是在为菜价高下而讨价还价，相对于卖淫嫖娼时嬉笑怒骂式的口舌之争来说却要平和得多。
傍晚很快到来，我和罗斯文混迹在普通民工中间，像他们那样在客村一家小吃店随便吃了碗面条，吃着吃着我们发现门口经过的闲散女人们明显多了起来。我和罗斯文不约而同都想尽快结束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暗访，加快了狼吞虎咽的速度，彼此瞧一眼对方的穷形窘相只觉得好笑。吃完我们直接动身朝附近几条小巷的出租屋走去。我们不得不信，这一带早已成为这些操皮肉生意的女人们的根据地，她们无处不在，空气中散播着她们身上刺鼻的化学香精混合味，走在路上冷不防能听见她们突然发出的放浪调笑声，当她们来到路灯底下你会发现，这些上了年纪的女人们十足“老妪聊发少女狂”，束着“马尾辫”，穿着质地粗糙的吊带背心、牛仔裙。
一路上，不时被黑暗里“杀出”的浑身怪香的“站街女”拦下，说起话来嗲声嗲气扭捏作态，让人鸡皮疙瘩直竖。
路过桥体正中央时，迎面走来两位衣着性感的年轻女人，见了我们迅速调换了姿势，其中一名有意无意撞了我一下。我下意识地望着她们，两个女人嘻嘻直笑，左右夹击，把我和罗斯文围在中间：
“靓仔，做不做生意呀？正好我们也是两个，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
我们装做老练地问：“多少钱？”
女人见有人答话，以为撞正了前来觅食的主，立刻眉开眼笑：“便宜，才80块一次啦！”
“太贵，走吧走吧。”罗斯文拉着我的胳膊匆忙要走，其中一个女人迅速挡住去路，双手叉腰说：“别忙走啊老板！价钱好商量！你们见多识广，我们这样的也不好意思多开口，这样吧，一口价，一人60块，行吧？”
“什么？60元！哪有这么贵的？他们不都是20元钱吗？”
这两个女人见我们这样说话，还真把我们当成了“老客”了，其中一个只好叹着气说：“唉，现在的生意太难做，这儿的小姐太多了，20元就20元吧。那你们两位快跟我们一起走吧！”罗斯文也没有想到我们在转眼间还真能将价钱压得这么低，现在见对方不但答应了这个价钱，而且还连声催促我们快走，不由大窘，顿时手足无措起来。我迟疑了一阵，故意问：“还能不能再便宜一些？10块吧，10块钱行不行？”
这两个女人自然也看出我们根本不是想做什么生意，纯粹是在搪塞她们，当即大怒，杏眼圆睁柳眉倒竖，嘴里迸出几个脏字，手挽着手气呼呼地走了。
有些唇眼猩红经验丰富的女人一眼便能将“做生意”的主顾挑出来，见我们转来转去并不真心想做生意，于是懒得答理我们，将肥胖或纤瘦的腰肢一扭，换个方向继续卖弄风情。几个身材苗条、姿色略微出众的女人身旁，早已聚了一帮问价钱的男人。
我和罗斯文旁观了几分钟，看到在昏暗的灯光下谈妥价钱后，男女双方当即成双成对勾肩搭背而去，再不然女人在前边带路，男人大摇大摆紧随其后，好似劳作归来的夫妻。我和罗斯文一路暗暗跟随，快要走到出租屋群落了，我们停下脚步觉得不妥，两个大男人去这样的地方，即使真实身份不被戳穿，也会有人怀疑我们是治安员之类不受欢迎的角色。
“我们进入出租屋，最后扔下钱夺门而逃……”
正在我们犹疑的当儿，一名中年女人快步走到我们面前，她五官端正，厚厚的眼皮显得人老实而不失热情，身材没有发福的迹象，以这个年龄来说算是很难得的，最关健的是，这个女人一身白衣黑裤，没怎么化妆，浑身干净利索，像是我小时侯记忆中慈祥的街坊大婶，让人看了不仅不反感，还有一丝亲切感。
在我们观察她的时候，中年女人也迅速将我们打量了几眼，显然她觉察出来她的年纪对我和罗斯文来说都大出一截，但是她抿一抿额角的碎发，仍然十分镇定地开始和我们谈生意，一人50元，如果两个都做就各减5元。
我和罗斯文对视一眼，然后扭头跟她谈起了价钱，我们的口气使中年女人以为至少会有一桩生意成交，于是欣然带路，和我们边走边讨价还价。她忽然爽朗地笑道：“大哥，如果嫌我这样的贵了，我可以给你们介绍我侄女，人家是大学生，有文化，相貌又好，价格自然高些，两位大哥有没有兴趣呀？”
我还没想清楚“大学生”如何会沦为“站街女”，见我们不信的样子，中年女人又遗憾地摇摇头，显得通情达理的样子来：“不过你们还要多等会，我侄女现在正做着生意哪，两位大哥没什么忙的吧，要不就上我那儿喝口水等等？”
我们在出租屋之间左拐右拐，暗暗记路，可是不多会就晕头转向，明显中年女人在带着我们绕了不少路。这是这些女人们自我保护的方式之一。终于在一刻钟后，我们在一长排出租屋中的一间停下，女人掏出钥匙弯腰开锁，回头冲我们很自然地笑笑：“春宵一刻值千金哪，哪位大哥先来？”
罗斯文马上说：“我们先进来坐坐吧，太累了，坐坐再说。”这女人也同意了。屋里很黑，中年女人开了灯。惟恐她起疑心，我忙笑着说先聊聊，大家熟悉了才好做生意嘛，再说又不是一次两次。
“大哥以前来过？我看很面生呦。”女人笑道，起身给我倒了杯水。看来，这女人倒是善良之人。我这才有机会好好观察一下四周。这间出租屋大约8平米左右，角落一张木板床，堆着一床脏兮兮分看不出颜色的被子，门口墙边有张矮桌，放了一只水瓶和几只杯子，两三张小板凳随意塞在角落里。空气中有股说不出来的气息，像是男人的体臭混合着潮湿的茅草味。
“大姐，看样子生意不错嘛。”
“哪里！”女人的儿子，在贵州老家读中学，而她在广州的情况不漏半点风声；然而谈起同行的这些“站街女”却说得头头是道。我从中年女人的话中得知，住在这一带出租屋的“站街女”，竟然还有丈夫“拉皮条”，找来嫖客让老婆陪睡的，也不乏交易之后民工迷上“站街女”因此引发斗殴以致致人伤残、死亡的恶性事件。当我问起是否有抢劫嫖客的事情发生，中年女人一下子警惕起来，说是时间不早，催促我们快做生意，她还要出门拉客。 见其戒心已起，我俩赶紧说既然不早这次就算了，下回再来。中年女人猛然翻脸，一拍大腿跳到我面前：“想走？没那么容易！老娘陪你说了那么会话，想走拿钱来！少一分你都别想走出这个门！”
我和罗斯文赶紧扔下50元钱夺门而逃……
“我们终于了解到暗娼们不为人知的苦衷……”
暗访中我们了解到，客村的暗娼队伍大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廊洗头妹，包括附近娱乐厅坐台小姐在内，她们的服务对象都是参观团的外来客和老板经理之类有钱人，生意很红火，要价自然比较高；另一类就是“站街女”了，她们有20多岁的年轻外来妹，也有四五十岁的大婶大嫂子，老和少都站在街上拉客，她们的服务对像主要是普通民工和外来打工仔。 一天，我和罗斯文试探着和一路边等客的中年女人搭讪：“你们做这行生意挣不挣钱？”
她一改拉客时的笑脸，愁眉不展说自己刚干这行没多久，再加上比她早来的人大多有地盘，又抢不过人家，哪里能挣什么钱？生意淡不说，还要吃住，还要买漂亮衣服招徕生意，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回去呢？”
“总比在家种地强，还能长见识，兴许有个出头之日。”这个面相精明的女人十分坚定地做出回答。也许这她的话能够代表一部分“站街女”的心声吧。
按照我们的暗访计划，我们决定利用白天深入附近的出租屋探一探暗娼们的家，观察她们的日常生活情况。我在客村立交桥旁边的“客村集市”通道前碰上一位正在点钞票的“站街女”，30来岁，脸上的彩妆有点花了，显然是刚做完一桩生意又匆匆赶来拉客的。见到有人靠近，她忙撩起衣角把几张“大团结”塞进裤袋。女人冲我笑一笑，顺势攀谈起来，她自称姓王，暗娼们一般是不会轻易将真实姓名告诉嫖客的。我们和她以40元“谈成”了这笔生意。我和罗斯文跟着女人左拐右拐，走了不少冤枉路。我想这女人有点天真，不然就是蠢。我一眼就找着了参照物，她的家正好位于某家海鲜酒楼后身，一排红砖平房十分显眼。女人在第三间门前停下，回头冲我们笑笑，开了门。进屋一看，这是一间十分低矮的房子，不足10平米，靠左边有一张铺了旧木板的架子床，女人在床上坐下来，顺手递给我一本破旧不堪的淫秽杂志。床的右边靠墙一排旧木桶，一旁堆放着大约十几公斤的大白菜、土豆、胡萝卜之类的蔬菜。我此时明白，原来这是一名卖菜女，后面的交谈果然证实了我的判断。
接下来的闲聊中，她告诉我们，她是湖南郴州农村人，老家还有两个孩子，几个月前随几位女老乡来此贩卖蔬菜，每天几个辛苦钱还不够交房租和生活费，更别提能有钱寄回老家给孩子们读书用。春节后丈夫也来到广州，一时又找不到工作，他抽烟喝酒样样来，为了手头能有几个钱零花，甚至支使她操起这行皮肉生意，于是她清晨、中午和傍晚这几个时段卖菜，抓紧其余时间卖身，有时生意好做了，能一直做到第二天早晨，顾不得休息，接着卖菜。
虽然我不能确定这就是我们试图了解的真相，但这位卖菜女所说的确实代表了一部分客村暗娼的生活状态。我趁女人转身整理床铺时丢下钱，拉上罗斯文匆忙冲出门去。
“立交桥下与年轻女人攀谈，‘小姐’遭遇让我们汗颜……”
还有一次，我和罗斯文像往常一样，又在晚饭后来到了立交桥下，刚走几步，就被一位穿戴很新潮的年轻女子拦住。我和罗斯文有意识与她闲聊起来。这名年轻女子很善谈，不等我们发问，她已经十分熟练地说出了大堆我们想了解的情况。她自称李丽，来自湖南农村，家中有7个兄弟姐妹，她排行老五。两年前在广州一家娱乐厅做“小姐”的表姐回了趟农村，把在家无所事事的她带了出来。她的几个姐妹都是这位“好心”的表姐带“出道”的。李丽先是跟着表姐在那家娱乐厅坐台，因为酒量不行不想受罪跑了出来。表姐晚上坐台，白天在此出租房里接客，有比较固定的客源，有时也将生意让给李丽做一点，抽点提成，等她经验成熟了再自己拉客。李丽说她刚干这行没多久，坐台的时候只是给男人摸摸捏捏，偶尔才会出台。她说比较下来还是在自己房里接客比较安心，到底是“客随主便”，不用陪酒陪笑，完事交钱走人。
李丽还告诉我们，她房中另有个淮安女孩，初中肄业在家干了几年农活，大老远跑来广州投奔住在客村的叔叔，没想到叔叔没有工作游手好闲，在家只会发火摔碗打老婆孩子，而且嗜赌如命，出门一赌就是两三天不归。婶婶白天卖菜，晚上就当“站街女”，因年老色衰，最少10块钱就可以跟那些民工成交，赚的钱除了留一点做生活费，全部被叔叔拿去用于吃喝嫖赌。为此叔叔不但不反感婶婶以此挣钱，居然还教她怎样涂脂抹粉更吸引那些民工，一个晚上尽可能多招徕几次“生意”。淮安女孩一开始还不能够接受这种现实，后来看多了心肠也硬起来，思想也发生质变，反而觉得应该吸收婶婶的教训，别趁太老了才出来“贱卖”，于是很快辞掉某家电子厂流水线工作也干起了这行。
见我们最后还是没有和她成交的意思，这个李丽自然是十分失望，临走不忘给我们留下一个呼机号码，满面堆笑地说：“大哥，有生意可别忘了小妹，你们的朋友要做生意，打个七折没问题……”
经过多日深入大街小巷明查暗访后，我们获悉，这些散布于客村立交桥一带的娼妓，大多来自湖南、四川、广西、湖北等贫困农村，大多为已婚妇女，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她们中除少数是“个体户”外，大都在此以老乡结为团伙。
暗娼“作息” 方式白天上午休息，中午后有部分人恭候于各条小巷，以不同方式招徕客人，他们三三两两，边啃甘蔗、嗑瓜子等客上钩，白天大多手持毛线、编针，边走边编制毛衣伺机勾引来往行人。而到夜幕降临时，她们均会不约而同地倚立于街头，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招徕客人，对像大多是附近一带的民工、外来工。直至晚上11时许，她们才各自归巢，如此周而复始。
“警钟为谁而鸣？这篇报道没有后续……”
由于我和罗斯文此次暗访的内容与以前的不相同，涉及到的又是常人不敢碰的“雷区”，所以有关暗访客村黄色毒瘤的稿件写好后，颇费了一番周折，有关领导让我们改了又改，直到1998年2月5日，《南方都市报》在头版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在“记者暗访”专栏上以《解剖都市黄色毒瘤》为总标题，分别以《暗娼三大部落》、《客村暗娼个案》等为题，发表了我和罗斯文合写的稿件，全面地披露了隐藏在羊城大都市的这一大毒瘤。报道出笼后，当即引起了当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天夜晚，海珠区公安分局出动了大量人马，对各村立交桥附近一带进行了全面的“大扫除”当场抓获各类卖淫嫖娼人员，特别是有卖淫嫌疑的妇女数十人。
记得当天夜晚，消息较为灵通的任天阳告诉我说，我和罗斯文所披露的有关客村立交桥的批评报道出笼后，马上引起了广州市及海珠区有关部门尤其是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他们即将于今天晚上出动警力对客村立交桥一带的黄色毒瘤进行一次彻头彻尾的清除。
由于我们所写的有关客村立交桥的报道是批评报道，自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不满，第二天，当我们想采访此次行动的有关情况时，被有关方面婉言谢绝了。所以，有关这篇新闻报道，我们没有了跟踪报道，没有了后续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