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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辛亥（1911年）革命前夕，四川地区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从最初主要由投资川汉铁路的绅商发动、以收回铁路主权为目的的破约保路抗争活动，最终演化为轰轰烈烈的全川保路运动，绝不是偶然的。它是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四川经济近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这一进程，使中国传统经济结构逐步解体，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代表这一新经济因素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为维护自身利益，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扮演了这场运动的主角。
四川大学隗瀛涛教授曾著《四川保路运动史》，对这场围绕川汉铁路主权的全民抗争怒潮作了深入细致的论述，举凡晚清政治、经济、社会思潮无不涉及，是保路运动研究的里程碑。今天我们对四川保路运动的研究，可以说是接受隗公传承的。
今年是辛亥四川保路运动110周年，作为社会经济史学人，笔者谨以此文奉献给为辛亥保路运动献身的广大爱国志士，同时奠念先师隗瀛涛教授。我永远难以忘记隗老师为笔者夫妇撰寫《四川近代工业史序》时所讲过的话：“你们的著作与我们撰写的《四川近代史》并行不悖，你们采用了大量与我们出处不同的史料，并从经济历史的角度，对四川近代史作了别具一格的论述，会有传世价值。”
一、内陆经济近代化的特点之一：工场手工业向近代工业转化
在研究中国四川近代化进程的时候，有两个基本事实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外国资本主义市场针对四川等内陆地区的直接贸易很晚，实际上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加剧于90年代，晚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约30年;二是，由于四川对外交通运输的极端困难，洋货入川和土货出川都历尽艰险，运费高昂，客观上限制了洋货在长江上游地区的畅行。因此，尽管棉纱、棉布等廉价洋货对四川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及与此相关的手工业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在洋货未能取代土货的那些领域或土货在对外出口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那些部门，资本主义萌芽不仅未遭到扼杀反而进一步发展。旧有手工业工场生产规模空前扩大，生产技术精益求精，劳动过程分工日益细密，资本的积累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有些原来的工场手工业开始向近代工业转化。在手工业工场物质技术基础上开办的部分新式企业，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一个途径。
近代四川手工业如井盐、丝织、矿冶、制糖业等，已达到相当大的生产规模，并不同程度地具有工场手工业的基本要素。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食盐、生丝、造纸、蔗糖、纸品等手工业产品，并未受到洋货的排挤。相反，由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日趋活跃，给这些产品的生产带来了比较有利的发展条件，促使它们改革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规模、采用新式投资和经营方式，向新式企业转化。
咸丰三年（1853年），由于太平天国攻占江宁（今南京），淮盐不能上运，两湖人民为之淡食，出现银、盐等物的短缺危机。清廷谕令“川盐济楚”，于是川盐取代了淮盐在两湖的广大销区，销路猛增，销额骤增。这给井盐生产输入了强有力的刺激力，促使井盐生产工艺不断革新，钻凿出大量千米深井，开采到蕴藏于三叠系地质构造的浓卤和天然气资源，使井盐生产力获得了奇迹般的提高。井盐生产能力的提高和销售量的激增，带来了全川各盐场井灶数量和盐产量的直线上升。盐业资本在此过程中得到迅速积累，如各大盐场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劳动过程分工日益细密;雇佣劳动力成倍增长;商业资本大量向盐业资本转化;垄断产运销过程的盐业资本集团陆续涌现等等。随着生产的日益社会化，盐业资本原始积累的实现，市场的大规模开拓，生产和流通渠道的畅通，四川井盐业已经具备了工场手工业的基本要素，并向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这已然成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向。[1]
四川蚕丝的生产在19世纪下半叶已相当普遍，缫丝作坊（应包括手工工场）超过2000家，成都、嘉定、顺庆、重庆缫丝工艺水平较高，已能生产各具特色的生丝。蚕丝生产扩大了规模，分化出缫制、洗涤、漂白等专门工序。川丝成为本省和南北各地丝织业的重要原料而畅销于国内市场。丝商资本已进入生产领域，通过定期收购生丝和借贷“丝黄钱”控制生产。资本主义因素获得了明显的增长。19世纪70年代以后，蚕丝进入国际市场，1871年四川出口生丝6000包;1880年四川年产生丝6000担，居当时全国各省厂家第三位和产量的第五位。[2]1883年，经由重庆输出的川丝即达428万两。[3]以此为契机，蚕丝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四川开始出现了蚕丝生产技术改革的热潮，如改进缫丝方法，形成优质丝品;建立“蚕桑公社”，扩大蚕桑种植面积，引进优良桑苗、蚕种等。在蚕丝生产技艺进一步改革的浪潮中，四川缫丝业在产品质量、生产规模、投资、经营方式方面，均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种桑、养蚕、缫丝技艺普遍精良，缫丝业成为维护利权，振兴实业的一个热门行业。四川蚕丝质量显著提高，蚕丝销售市场日益扩大。从19世纪晚期，到辛亥革命前后，四川涌现出30多家脱胎于旧式缫丝工场、作坊的新式缫丝企业，如三台县裨农丝厂，三台县永靖祥丝厂，合川复缫经纬丝厂，乐山县荣记、丰记两丝厂，等等。这些企业都采用新式缫丝技艺，仿制日本、意大利等国缫丝新车，着意训练熟练劳动者，因此能缫制出高质量的生丝。这些企业以振兴实业、开拓生丝市场、特别是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为生产目的。它们生产的生丝，开始具备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前所未有的注意。[4]
四川蔗糖在宋代已是名产。清代道光年间，资州、内江等地成为蔗糖生产基地，沿沱江两岸到处是甘蔗种植区，糖房、漏棚已实现专业化生产。讫于20世纪20年代，四川蔗糖都未受到洋货的取代。相反，由于商品市场的扩大，蔗糖销路更为广阔。蔗糖“在本省的销路很大，特别是黄糖;并多半由木帆船大量运往湖北”[5]。销区的稳定扩大，对四川制糖业生产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蔗糖产地从传统的川中各州县扩大到川西之邛州、蒲江，川东的达县、开县、万县。有关统计资料说明，仅传统糖产地内江，清末民初有糖房1200家以上，有漏棚1000家以上，有糖铺160家以上。[6]虽然多数糖房制作方法陈旧、粗糙，但确有一部分糖房生产工艺、设备已有改进，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经营方式也有显著的变化。随着制糖工艺水平的提高、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糖房开始演化为规模可观的手工业工场。19世纪晚期，糖业资本的增殖极为可观，南溪县人李发勋，“制糖霜起家，积资百万”。黄正芳“以糖业起家，累资数千金”[7]。金堂人萧质夫，以商业兼营糖业，“锄禾种蔗业糖”，“积累数万金”[8]，成为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川造纸业历史悠久。19世纪下半叶四川造纸作坊和手工工场极为繁盛，主要分布全川十余县，其中以夹江、梁山、绵竹、大竹、达县、广安、綦江、璧山等县最为重要。清代夹江造纸之家，名曰槽户。这种家庭作坊生产资金短少，受到商业资本的盘剥;由于其纸质量不高，在流通中又受市场价格涨落的影响而呈现劣败的景况。与此同时，槽户中出现了生产规模较大的“丰裕者”，其资金雄厚、技术高超，雇工操作。到19世纪晚期，夹江纸厂遍布县西南及洪雅与峨眉毗连山区，造纸技术不断提高。根据1935年调查，全县共有槽户4000余家，所造“优良之纸”驰名国内，纸品种类甚多。这些纸厂生产的各种纸品与全省和全国许多地区建立了销售渠道，不再局限于本地。本地有纸市。沟通本地与省内外销地的行商，分为经纪、纸贩、纸铺、本地贩运商与外地采购商5种。纸品除本省主要州县均有销售外，还远销西康、陕西、云南、贵州等省。[9]绵竹纸“行销于本省及云、贵、陕、甘、湖广等处”[10]。“广安（县）纸料，素为土产大宗，每年至少有五十余万之收益”[11]。从这些部分生产规模较大的造纸槽户的生产水平和与商品市场的关系看，显然已具有手工业工场的基本特征。迄至1911年，四川大约创设造纸厂、造纸公司7家。这些企业除直接由官僚、商人在成渝新设而外，其余各厂均分布于夹江、彭县、梁山、忠县、铜梁、嘉定等传统造纸地区，主要是在原来的生产水平上改良和提高的。
总之，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虽然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向四川输出商品和输出资本，但其效果远不及东南沿海地区。尚未失去自己原料和产品市场的四川井盐业、缫丝业、制糖业和造纸业并没有被扼杀。它们受国内外市场经济的影响，还出现了继续增长的势头。其主要表现在，原有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无论资本总额、雇工人数，还是产品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基础上，它们改革生产技术，积极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获得了勃勃生机。它们的投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在很大程度上“以生产资料集中在一个资本家手里这件事作为前提”的经济结构，已在向由许多互相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集股合资经营企业方向发展。总之，这些旧有的手工业工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显示的资本主义趋向是比较明显的。
二、受国际资本主义影响创办的新式企业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外国资本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始终是以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为主要内容，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等方面的资本输出极少。即使在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方面，受川江水道的限制，其进出口贸易量也为数不多。20世纪初，四川对外贸易在全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只占4.22%。迄至20世纪30—40年代，也未能达到5%，无法与沿海地区相比。外国资本主义由此对四川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作用和给四川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也就相当薄弱。因此，如果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显得先天不足，那么，四川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就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特点。实际上，所谓四川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指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大作坊和手工业工场占主导地位的形态;以蒸汽机为原动力的大机器工业所占比重很小。四川机器生产虽然肇端于光绪三年（1877年）的官办军火工业——四川机器局，但这一时期四川并不具备产生近代机器工业的基本条件。其后十余年间，没有一家机器生产企业，就是最好的证明。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四川地区的确出现了一批与旧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割断了关系或根本没有关系的新式企业。这些企业直接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以及技术的刺激和作用而涌现出来，形成新式企业。
火柴业是四川开办最早的新式企业。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四川先后建立的主要火柴企业有森昌正、聚昌火柴厂、立德燧火柴厂、丰裕火柴厂、信诚火柴厂、溥利火柴公司、官办惠昌火柴厂、协义火柴股份有限公司等。到20世纪初年为止，“四川省内开设有九家火柴厂。其中有六家在重庆，有两家是日本公司，有一家是德国公司”[12]。四川新兴火柴工业所具有的特点是，首先，它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下产生的。张森楷说：“近时西人通商有火柴一种，于是吾国踵之，吾川踵之。”[13]早在19世纪80年代，火柴作为资本主义商品输出的一部分，已经进入四川市场，主要有瑞典、德国、日本火柴。[14]火柴生产工艺设施以及部分原料全由国外引进，川商卢干臣等最先开办的森昌正火柴厂，是从日本直接迁川的，火柴生产原料磷磺和毛玻璃等物“悉取给于上海”[15]。硫磺先靠进口，后才改用本国硫磺。而后开办的其他火柴厂，也都向国外学习生产技术和开办经验。其次，在四川近代工业中，火柴业是卓有成效的行业之一。它虽是引进于外域，但在与外国火柴的激烈抗争中，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以森昌正、聚昌两厂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始終在火柴市场上占有优势。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20世纪初，织布业获得了显著的增长。织布机的改良，给四川织布业带来了蓬勃生机。辛亥革命以后，“农村手扯梭机逐渐推广，其他各县亦相继仿造，尤以璧山最为风行，家家都以此为副业”[16]。扯梭木机构造精良，织成的布匹较土布幅面宽，时称“宽布”。在市场上，这类宽布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棉织技术的改革，使棉织业出现了投资热潮，为棉织业的兴旺带来了莫大的希望。挟巨资而欲投资的实业者纷至沓来。其经营情况也有了变化。这一时期的新式棉织企业规模不大，一般有新式扯梭木机数十张，少数企业达到数百张;使用织工数十人，少数达数百人。企业资本既有集股合营，又有独资经营，资本额一般为数千元，很少上万元。比较有代表性的棉织企业有吉厚祥布厂、裕源布厂、昌华毛葛巾公司、幼稚染织厂、富川布厂、复原布厂、竞存公司、谦复恒宽布厂、裕华染织布厂等。新式棉织工厂的大量出现，造成了棉织工业的畸形繁荣。据民国初年统计，上海棉纱年销四川30余万包。[17]这些洋纱作为四川、主要是重庆棉织企业的主要原料，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四川棉织工业的盛衰存亡，造成四川棉织工业的不稳定性。 四川商办铜、铁、煤各矿业，在清代前期就有相当的发展。但是，由于矿业生产条件较之其他行业格外艰难，所需投资亦巨，因此，直至19世纪晚期，民间中小矿业经营者仅能维持有限的生产规模和极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根据20世纪初有关统计，仅盐源金矿一处，即有矿商110家;白水江流域金矿，仅金沟一处，即有棚户20余家。[18]其矿石、沙砾含金量微少，开采纯用手工，提炼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四川各地的冶铁业均为中小企业，冶铁方法陈旧。四川煤业多为资金薄弱的小煤窑，采掘方法落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外国资本开始掠夺四川矿权，四川商民、官绅为捍卫民族生存、挽回利权，开始兴办五金煤炭各矿。与此同时，清政府为维护自身利益，也开始集资开采川西五金各矿。因此，四川采矿业中，出现了一批新式企业，诸如官商合办冕宁金矿、彭县大宝山铜矿、商办江合煤矿等，采用新式生产方法，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商办三种形式。多数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加之受自身生产力水平局限，对新技术难以接受，因此，在发展的道路上极不顺利。
四川的玻璃、化学工业具有代表性的有何鹿蒿创办的鹿蒿玻璃厂。这是直接从日本引进玻璃制造工艺、在重庆投资设厂的首家玻璃企业，是四川近代玻璃制造业中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其他在四川开办的化工企业有瓷器、樟脑、制酸、制碱、肥皂各业。
这些工矿企业与旧有手工业工场和大作坊相比，其不同点在于生产技术制造工艺不少由国外引进;当然有些与中国传统技艺也没有什么瓜葛，如火柴、玻璃制造方法等。少数五金、煤矿开采冶炼设备，由资本主义各国输入，与中国土法矿冶技艺结合，形成独特的半机械化生产;但使用近代机器生产的极其有限。因此，这类企业还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企业的投资者大多是受外国资本主义熏陶的留日学生或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他们力图输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企业所需设备、原材料，以及部分产品的销路，都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市场。有的企业以外国洋行为靠山，有的与洋人合资经营，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性质。
重庆开埠，特别是《马关条约》签定后，国际资本市场开始向四川输出资本;四川爱国绅商为之痛心疾首。为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四川维新派人士提出“急兴商务”“设立商务局”，以维护民族资本利益，鼓励绅商投资实业。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制订了不少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工商章程、法规，包括奖励科学文化贡献、工艺发明、保护工商投资、维护企业权益等。这些新政策的实施，无疑对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增长，特别是大机器工业的兴起，产生了有益的作用。开埠后的四川，在外国资本主义直接作用和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新式工业：如棉织业为适应廉价洋纱的大量进口，形成大量的棉布加工业;猪鬃、采矿、制革等业，则适应资本主义市场对猪鬃、皮革、五金矿产的需要而形成新式加工企业。火柴、电灯、玻璃、肥皂等制造业，也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而兴办起来。
这一时期，四川在出现投资新式企业热潮的同时，还出现了制造工艺的革新热潮，主要涉及井盐、蚕丝、造纸、印刷、棉织、机械、采矿、化工等工矿企业。四川近代大机器工业并没有首先出现在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下兴办的新式企业，而是发生在四川原有的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如1894年在自贡盐场研制、次年试用于盐井采卤的第一台蒸汽采卤机车，促使盐业开始向大机器工业转化，成为四川近代大机器工业发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四川的缫丝业、造纸业、印刷业、棉织、航运、电灯等也开始使用机器生产。
由此可见，四川资本主义近代机器工业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最先发生于原有的手工业工场。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两部分——原有的工场手工业与受外来资本主义影响兴办的新式企业，均有向近代机器工业转化的事例。但是机器工业局限于少数行业，不具普遍性;同时，因其处于幼年时期，少数行业虽然已有工作机与动力机的配套，但其生产规模受资本局限、政治形势影响，发展也很有限。因而可以说20世纪初期，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新旧手工业工场和大作坊的增长，资本主义机器工业获得的只是极其有限的进展。
三、改良主义思想与四川投资实业热潮
19世纪末叶，中国遭逢甲午海战的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朝野维新派人士以改良主义为旗帜，呼吁变法维新。川籍官员宋育仁提出“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19]的号召，四川舆论也认为：“商务以挽利权为宗旨，必以广制造为要着”[20]。广大绅商爱国热情高涨，纷纷要求集资“购买机器”“设立公司”“绅督商办”[21]。光绪帝顺应商民的意愿，谕令川督鹿传霖，“于洋人未经开埠之先，迅速兴办”，并“咨取苏、浙、江西各省商务章程，以备参酌”[22]。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清廷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工商实业的章程、法规和奖励办法，进一步激发了四川绅商的投资热忱。
在世纪之交的投资热潮中，四川绅商以各种方式兴办四川实业。一部分四川手工业工场和大作坊如井盐业、缫丝业、制糖业、造纸业等开始向新式企业转化。在转化过程中，其经营者逐步演化为工业资本家。如商人兼灶户欧阳显荣在汉阳周恒顺五金厂订购了第一台蒸气采卤机车，在自贡盐场的井上试车成功后，随之投资白银二万余两，组织华兴公司，经营机车采卤业务。成都“二酉山房”书商樊孔周，在世纪之交，一改旧书业经营机制，大量印行中外新书报，宣传改良主义思潮，又集资兴建劝业场（后改称商业场）。20世纪初，全省18家缫丝厂，已有五家采用机器缫丝。内江制糖业酝酿改良制糖生产、委托糖商子弟、留日学生喻培伦考察日本机器制糖，准备筹资订购机器，因筹资困难未果。三台县蚕丝经营者陈宛溪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办裨农丝厂，开始采用蒸汽机车缫丝。夹江、梁山、彭县、广安、綿竹等传统手工纸产区，也有纸商、槽户购置机器，转向机器造纸业。他们投资的领域集中在原来的手工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改革生产技术，成为早期工业资本家。他们也是光宣（1875—1911年）新政时期的活跃人物。 另一些绅商，包括受实业救国热潮影响的知识分子，集资开办工矿企业，成为新式工业的投资者。例如，森昌火柴厂和宝华煤矿的投资者是奉节县绅商邓徽绩、邓孝可父子;星火火柴厂的投资者是流日学生喻培伦、吴玉章等;成都启明电灯公司的主要投资者是优贡生陈嘉爵（养天）;彭县大宝山铜矿的创办人是商人魏子书;合川复缫经纬丝厂的创办人是举人张森楷;重庆鹿嵩玻璃厂的创办人是留日学生何鹿蒿;重庆裕源布厂（裕济公司）的创办人是富顺举人、泸州学正孙荣;重庆昌华（振华）毛葛巾公司是渝商世合公商号掌柜白汉周考察日本制造业以后，选择的投资项目。重庆绅商为维护利权，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就筹资30万两，购买日本机器开办矿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举人文国恩集资白银11400两开采真武、老君二山煤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发起收回英商侵占江北厅矿权的斗争中，重庆商民集资4万两所组“江合矿务公司”起了关键作用。[23]
从四川兴办实业浪潮中脱颖而出的早期资本家，是晚清改良主义路线的产物，是立宪派的社会基础。这些绅商既是新式工业的投资者，又是川汉铁路公司商股和租股的持股人，在省城以至各府州县咨议局、宪政研究会、商会和川汉铁路公司中，占据主要席位。他们对宪政、自治运动参与热情很高。光绪三十年（1904年）重庆总商会成立时，公推“西南首富”、山西票号“天顺祥”李耀庭（正荣）为总理。[24]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成都总商会成立时，由会董公推盐商、成都举人、候选知府舒钜祥为总理，山西籍宝龙银号老板、补用知府齐世杰为协理。[25]光绪三十四年，著名书商樊孔周续任成都商会协理，积极推行新政，鼓吹自治运动。他们认定：“今世纪，经济竞争之世纪也。今之国家，经济生命之国家也。”“吾国数千年来，高谈治理，鄙夷经济，不屑称述，……人民生计日益迫促，各方面观察无一非穷困窘迫之家。顾念将来，恐国土无恙，而人民生存之资先已丧失，不亦大可危耶！”[26]
20世纪以后，四川民族工商资本家中开始出现激进的倾向。以喻培伦为代表的一部分受日本新思潮熏陶的工业资本代表认定，只有摆脱封建专制主义桎梏，按照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振兴工业，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的进步作用主要是：积极投资近代工业;实行雇佣劳动制度为追求剩余价值而生产;提倡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虽然进步的四川工业资本家把“兴工致富”作为自己救国的“远大之道”，但是，他们的美好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四、四川社会结构的变化
与清代前期由官僚、缙绅、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为上下基干构成的城市社会相比，近现代以省城成都为中心的川渝城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其复杂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官僚、缙绅阶层的分化和新兴商人阶层的出现。
（一）官僚阶层的分化
晚清政治腐败，吏治不修，再加上西方新思潮的冲击，是造成官僚阶层的分化的主要原因。成都是四川政治中心，清代总督、将军、提督、学政和各司道官员驻节之地，所属军政文武官吏、八旗兵丁数以万计。待到晚清时期，由军功、捐纳而进入官僚行列的人员大大超过通过科举功名获选的所谓“正途”人员，造成官僚人数爆满，于是大量过剩官员沦为“候补者”。戊戌时期，法国旅游者马尼爱在成都所见“候补者、褫职而谋开复者，为数更不下万人”[27]。据傅崇榘《成都通览》统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成都等待候补的官吏，除八品以下左贰、杂职不计外，仅知县以上的官员即有700余名，分别为：候补道58名、知府36名、直隶州知州43名、同知24名、通判63名、知州26名、知县468名。按照清代定例，四川通省知县以上的官职实缺仅140余处。光宣新政实施后，虽新设差委大大增加，仍无法满足年年递增的候补官员的需求。大量过剩的候补官吏，除136处繁要差缺由大吏遴委贤能外，其余差委只好轮班守侯。[28]多年未补实缺者必然穷困潦倒，沦为失业者群体。
另外，在光宣新政时期，受中外新思潮影响的一些官吏，开始具有革新思想。他们在任职期间，鼓吹宪政，热心实业，着意创新，成为推行成都早期现代化的新派人物。19世纪晚期从政的四川商务局监督宋育仁，20世纪初先后任川督的岑春煊、锡良、王人文，四川劝工总局总办沈秉堃以及先后担任通省警察总局总办、通省劝工总局总办、通省劝业道的周善培，都是在推行新政方面有重要贡献的人物。
（二）缙绅阶层的演变
所谓缙绅阶层一般是指具有举人、贡生（至少监生）功名者或乡居的退休官员以及具有官衔身份者。他们也是地方宗法社会的代表，具有沟通官民关系、支配地方事务的职能。在清代前期，成都缙绅起着倡导地方事务、稳定基层社会的作用。随着咸丰（1851—1861年）以来大规模战乱的兴起、地方苛捐杂税与日俱增，地方钱粮经征事务不断扩大，团练保甲制度步步强化，缙绅干预地方事务的能力也相应增强，参政机会比过去大大增加。川汉铁路准归商办以后，以租股方式加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缙绅势力成为主要股东代表。此外，光宣新政时期出现的宪政运动、地方自治运动、实业投资高潮、保路运动，进一步促使缙绅阶层成为四川省咨议局、宪政研究会、地方自治会、保路同志会、商会、农会、劝学所等各种社团的主要力量。例如，在省咨议局议员的选举人资格中，具有举贡生员地位的缙绅就成为有选举权的主要群体。于是，成都府获得选举权的24608人，大部分属于缙绅阶层。成都府14名当选议员，绝大部分也是成都府热心新政的著名缙绅。
（三）新兴商人阶层的崛起
20世纪初期，由于四川对外贸易的发展、省内外市场的扩大和实业投资热潮的高涨，新兴商人阶层异军突起，成为政治、经济领域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虽然重庆率先对外开放，四川经济重心向东推移，重庆商人刘继陶、汤子敬、杨文光在推销洋货、收购土货、从事金融存放、汇兑中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作为四川政治、文化中心和西部经济中心的成都，也出现了不少具有开创精神的大商人。前述傅崇榘、樊孔周、舒钜祥、齐世杰、陈嘉爵、魏子书、萧质夫等，都是当时成都著名的商界巨子。他们在经濟上的崛起，也为其在政治上的崭露头角提供了基本前提。民国时期，虽然处于军阀割据战乱的不利环境，成都新兴商人阶层仍然在振兴地方经济方面取得了不可小视的成绩。他们积极参与宪政，维护商办铁路股权，成为保路运动重要的积极参与群体。 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就是在上述社会经济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活跃于四川官场、商界、城市、乡村、码头、口岸的各色人等，大都成为当时保路运动历史潮流的推动者或参与者。无论他们是川汉铁路总公司的股东、股权持有者、商界领袖、政界精英、缙绅名宿、学界泰斗、女界名媛，或者是普通市民、乡民、或者失业群众，甚至袍哥、会众、乞丐，就这一事关全川人民祸福的重大事件来说，不管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无人可置身事外。其时川人几乎都介入这一磅礴历史潮流，抗争到底，持续数月之久，直至清廷难以安枕，决心调遣端方入川平暴，从而引发武昌起义的爆发。
关于四川辛亥保路运动的历史功绩，国父孙中山先生已经作了中肯的评价：“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著名历史学家、保路运动的亲历者郭沫若先生也曾说过：“公平而且严格地说，辛亥革命的首功应该由四川人负担，更应该由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们负担。虽然他们没有革命的意识，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发动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发动者。事实是这样，这并不是我们目前想有意阿谀，或有意翻案。”这就是我们今天一直要纪念辛亥保路运动的历史功绩的原因。
注释：
[1]参见张学君：《论近代四川盐业资本》，《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卷二，第91、100页。
[3]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第346页。
[4]张学君、张莉红：《四川近代工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125页。
[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二，第657页。
[6]《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117页。
[7]民国《南溪县志》卷五《人士》。
[8]民国《金堂县志》卷十《传》下。
[9]《夹江纸业调查报告》，《四川月报》第6卷第2期，民国24年出版。
[10]民国《绵竹县志》卷九《实业造纸法》。
[11]《四川月报》第10卷第2期，民国26年2月出版。
[1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
[13]民国《合川县志》卷二十二中。
[14]《中國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2册。
[15]《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重庆口。
[16]《重庆布业史》，《商务早报》1938年11月3日。
[17]杨刚：《四川销用上海棉纱和棉布总量》，《扬子江之航业与工业》，民国3年11月昌福印刷公司印行。
[18]《第七次中国矿业纪要》第232页、256—259页。
[19]徐溥：《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5期。
[20]《颐园书牍》卷上，第18—19页。
[21]《渝报》光绪二十三年第6册，第2—4页。
[22]《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八十七，《戊戌变法》卷二。
[23]民国《巴县志》卷十六《交涉南北两岸煤矿公司案》。
[24]《四川官报》乙巳第一册，公牍八。
[25]《商部咨加札委派舒守钜祥等为成都商务总理协议文》，《四川官报》乙巳第二十七册，“公牍”。
[26]思群：《为川汉铁路当先修成渝，谨告全蜀父老》，《四川》第二号。
[27]（法）马尼爱：《戊戌时期法国人眼里的成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28]傅崇榘：《成都通览》，巴蜀书社1987年版，上册，第138页。又见周询：《蜀海丛谈》，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41—144页。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四川大学隗瀛涛教授曾著《四川保路运动史》，对这场围绕川汉铁路主权的全民抗争怒潮作了深入细致的论述，举凡晚清政治、经济、社会思潮无不涉及，是保路运动研究的里程碑。今天我们对四川保路运动的研究，可以说是接受隗公传承的。
今年是辛亥四川保路运动110周年，作为社会经济史学人，笔者谨以此文奉献给为辛亥保路运动献身的广大爱国志士，同时奠念先师隗瀛涛教授。我永远难以忘记隗老师为笔者夫妇撰寫《四川近代工业史序》时所讲过的话：“你们的著作与我们撰写的《四川近代史》并行不悖，你们采用了大量与我们出处不同的史料，并从经济历史的角度，对四川近代史作了别具一格的论述，会有传世价值。”
一、内陆经济近代化的特点之一：工场手工业向近代工业转化
在研究中国四川近代化进程的时候，有两个基本事实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外国资本主义市场针对四川等内陆地区的直接贸易很晚，实际上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加剧于90年代，晚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约30年;二是，由于四川对外交通运输的极端困难，洋货入川和土货出川都历尽艰险，运费高昂，客观上限制了洋货在长江上游地区的畅行。因此，尽管棉纱、棉布等廉价洋货对四川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及与此相关的手工业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在洋货未能取代土货的那些领域或土货在对外出口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那些部门，资本主义萌芽不仅未遭到扼杀反而进一步发展。旧有手工业工场生产规模空前扩大，生产技术精益求精，劳动过程分工日益细密，资本的积累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有些原来的工场手工业开始向近代工业转化。在手工业工场物质技术基础上开办的部分新式企业，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一个途径。
近代四川手工业如井盐、丝织、矿冶、制糖业等，已达到相当大的生产规模，并不同程度地具有工场手工业的基本要素。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食盐、生丝、造纸、蔗糖、纸品等手工业产品，并未受到洋货的排挤。相反，由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日趋活跃，给这些产品的生产带来了比较有利的发展条件，促使它们改革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规模、采用新式投资和经营方式，向新式企业转化。
咸丰三年（1853年），由于太平天国攻占江宁（今南京），淮盐不能上运，两湖人民为之淡食，出现银、盐等物的短缺危机。清廷谕令“川盐济楚”，于是川盐取代了淮盐在两湖的广大销区，销路猛增，销额骤增。这给井盐生产输入了强有力的刺激力，促使井盐生产工艺不断革新，钻凿出大量千米深井，开采到蕴藏于三叠系地质构造的浓卤和天然气资源，使井盐生产力获得了奇迹般的提高。井盐生产能力的提高和销售量的激增，带来了全川各盐场井灶数量和盐产量的直线上升。盐业资本在此过程中得到迅速积累，如各大盐场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劳动过程分工日益细密;雇佣劳动力成倍增长;商业资本大量向盐业资本转化;垄断产运销过程的盐业资本集团陆续涌现等等。随着生产的日益社会化，盐业资本原始积累的实现，市场的大规模开拓，生产和流通渠道的畅通，四川井盐业已经具备了工场手工业的基本要素，并向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这已然成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向。[1]
四川蚕丝的生产在19世纪下半叶已相当普遍，缫丝作坊（应包括手工工场）超过2000家，成都、嘉定、顺庆、重庆缫丝工艺水平较高，已能生产各具特色的生丝。蚕丝生产扩大了规模，分化出缫制、洗涤、漂白等专门工序。川丝成为本省和南北各地丝织业的重要原料而畅销于国内市场。丝商资本已进入生产领域，通过定期收购生丝和借贷“丝黄钱”控制生产。资本主义因素获得了明显的增长。19世纪70年代以后，蚕丝进入国际市场，1871年四川出口生丝6000包;1880年四川年产生丝6000担，居当时全国各省厂家第三位和产量的第五位。[2]1883年，经由重庆输出的川丝即达428万两。[3]以此为契机，蚕丝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四川开始出现了蚕丝生产技术改革的热潮，如改进缫丝方法，形成优质丝品;建立“蚕桑公社”，扩大蚕桑种植面积，引进优良桑苗、蚕种等。在蚕丝生产技艺进一步改革的浪潮中，四川缫丝业在产品质量、生产规模、投资、经营方式方面，均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种桑、养蚕、缫丝技艺普遍精良，缫丝业成为维护利权，振兴实业的一个热门行业。四川蚕丝质量显著提高，蚕丝销售市场日益扩大。从19世纪晚期，到辛亥革命前后，四川涌现出30多家脱胎于旧式缫丝工场、作坊的新式缫丝企业，如三台县裨农丝厂，三台县永靖祥丝厂，合川复缫经纬丝厂，乐山县荣记、丰记两丝厂，等等。这些企业都采用新式缫丝技艺，仿制日本、意大利等国缫丝新车，着意训练熟练劳动者，因此能缫制出高质量的生丝。这些企业以振兴实业、开拓生丝市场、特别是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为生产目的。它们生产的生丝，开始具备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前所未有的注意。[4]
四川蔗糖在宋代已是名产。清代道光年间，资州、内江等地成为蔗糖生产基地，沿沱江两岸到处是甘蔗种植区，糖房、漏棚已实现专业化生产。讫于20世纪20年代，四川蔗糖都未受到洋货的取代。相反，由于商品市场的扩大，蔗糖销路更为广阔。蔗糖“在本省的销路很大，特别是黄糖;并多半由木帆船大量运往湖北”[5]。销区的稳定扩大，对四川制糖业生产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蔗糖产地从传统的川中各州县扩大到川西之邛州、蒲江，川东的达县、开县、万县。有关统计资料说明，仅传统糖产地内江，清末民初有糖房1200家以上，有漏棚1000家以上，有糖铺160家以上。[6]虽然多数糖房制作方法陈旧、粗糙，但确有一部分糖房生产工艺、设备已有改进，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经营方式也有显著的变化。随着制糖工艺水平的提高、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糖房开始演化为规模可观的手工业工场。19世纪晚期，糖业资本的增殖极为可观，南溪县人李发勋，“制糖霜起家，积资百万”。黄正芳“以糖业起家，累资数千金”[7]。金堂人萧质夫，以商业兼营糖业，“锄禾种蔗业糖”，“积累数万金”[8]，成为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川造纸业历史悠久。19世纪下半叶四川造纸作坊和手工工场极为繁盛，主要分布全川十余县，其中以夹江、梁山、绵竹、大竹、达县、广安、綦江、璧山等县最为重要。清代夹江造纸之家，名曰槽户。这种家庭作坊生产资金短少，受到商业资本的盘剥;由于其纸质量不高，在流通中又受市场价格涨落的影响而呈现劣败的景况。与此同时，槽户中出现了生产规模较大的“丰裕者”，其资金雄厚、技术高超，雇工操作。到19世纪晚期，夹江纸厂遍布县西南及洪雅与峨眉毗连山区，造纸技术不断提高。根据1935年调查，全县共有槽户4000余家，所造“优良之纸”驰名国内，纸品种类甚多。这些纸厂生产的各种纸品与全省和全国许多地区建立了销售渠道，不再局限于本地。本地有纸市。沟通本地与省内外销地的行商，分为经纪、纸贩、纸铺、本地贩运商与外地采购商5种。纸品除本省主要州县均有销售外，还远销西康、陕西、云南、贵州等省。[9]绵竹纸“行销于本省及云、贵、陕、甘、湖广等处”[10]。“广安（县）纸料，素为土产大宗，每年至少有五十余万之收益”[11]。从这些部分生产规模较大的造纸槽户的生产水平和与商品市场的关系看，显然已具有手工业工场的基本特征。迄至1911年，四川大约创设造纸厂、造纸公司7家。这些企业除直接由官僚、商人在成渝新设而外，其余各厂均分布于夹江、彭县、梁山、忠县、铜梁、嘉定等传统造纸地区，主要是在原来的生产水平上改良和提高的。
总之，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虽然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向四川输出商品和输出资本，但其效果远不及东南沿海地区。尚未失去自己原料和产品市场的四川井盐业、缫丝业、制糖业和造纸业并没有被扼杀。它们受国内外市场经济的影响，还出现了继续增长的势头。其主要表现在，原有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无论资本总额、雇工人数，还是产品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基础上，它们改革生产技术，积极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获得了勃勃生机。它们的投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在很大程度上“以生产资料集中在一个资本家手里这件事作为前提”的经济结构，已在向由许多互相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集股合资经营企业方向发展。总之，这些旧有的手工业工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显示的资本主义趋向是比较明显的。
二、受国际资本主义影响创办的新式企业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外国资本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始终是以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为主要内容，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等方面的资本输出极少。即使在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方面，受川江水道的限制，其进出口贸易量也为数不多。20世纪初，四川对外贸易在全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只占4.22%。迄至20世纪30—40年代，也未能达到5%，无法与沿海地区相比。外国资本主义由此对四川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作用和给四川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也就相当薄弱。因此，如果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显得先天不足，那么，四川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就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特点。实际上，所谓四川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指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大作坊和手工业工场占主导地位的形态;以蒸汽机为原动力的大机器工业所占比重很小。四川机器生产虽然肇端于光绪三年（1877年）的官办军火工业——四川机器局，但这一时期四川并不具备产生近代机器工业的基本条件。其后十余年间，没有一家机器生产企业，就是最好的证明。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四川地区的确出现了一批与旧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割断了关系或根本没有关系的新式企业。这些企业直接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以及技术的刺激和作用而涌现出来，形成新式企业。
火柴业是四川开办最早的新式企业。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四川先后建立的主要火柴企业有森昌正、聚昌火柴厂、立德燧火柴厂、丰裕火柴厂、信诚火柴厂、溥利火柴公司、官办惠昌火柴厂、协义火柴股份有限公司等。到20世纪初年为止，“四川省内开设有九家火柴厂。其中有六家在重庆，有两家是日本公司，有一家是德国公司”[12]。四川新兴火柴工业所具有的特点是，首先，它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下产生的。张森楷说：“近时西人通商有火柴一种，于是吾国踵之，吾川踵之。”[13]早在19世纪80年代，火柴作为资本主义商品输出的一部分，已经进入四川市场，主要有瑞典、德国、日本火柴。[14]火柴生产工艺设施以及部分原料全由国外引进，川商卢干臣等最先开办的森昌正火柴厂，是从日本直接迁川的，火柴生产原料磷磺和毛玻璃等物“悉取给于上海”[15]。硫磺先靠进口，后才改用本国硫磺。而后开办的其他火柴厂，也都向国外学习生产技术和开办经验。其次，在四川近代工业中，火柴业是卓有成效的行业之一。它虽是引进于外域，但在与外国火柴的激烈抗争中，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以森昌正、聚昌两厂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始終在火柴市场上占有优势。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20世纪初，织布业获得了显著的增长。织布机的改良，给四川织布业带来了蓬勃生机。辛亥革命以后，“农村手扯梭机逐渐推广，其他各县亦相继仿造，尤以璧山最为风行，家家都以此为副业”[16]。扯梭木机构造精良，织成的布匹较土布幅面宽，时称“宽布”。在市场上，这类宽布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棉织技术的改革，使棉织业出现了投资热潮，为棉织业的兴旺带来了莫大的希望。挟巨资而欲投资的实业者纷至沓来。其经营情况也有了变化。这一时期的新式棉织企业规模不大，一般有新式扯梭木机数十张，少数企业达到数百张;使用织工数十人，少数达数百人。企业资本既有集股合营，又有独资经营，资本额一般为数千元，很少上万元。比较有代表性的棉织企业有吉厚祥布厂、裕源布厂、昌华毛葛巾公司、幼稚染织厂、富川布厂、复原布厂、竞存公司、谦复恒宽布厂、裕华染织布厂等。新式棉织工厂的大量出现，造成了棉织工业的畸形繁荣。据民国初年统计，上海棉纱年销四川30余万包。[17]这些洋纱作为四川、主要是重庆棉织企业的主要原料，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四川棉织工业的盛衰存亡，造成四川棉织工业的不稳定性。 四川商办铜、铁、煤各矿业，在清代前期就有相当的发展。但是，由于矿业生产条件较之其他行业格外艰难，所需投资亦巨，因此，直至19世纪晚期，民间中小矿业经营者仅能维持有限的生产规模和极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根据20世纪初有关统计，仅盐源金矿一处，即有矿商110家;白水江流域金矿，仅金沟一处，即有棚户20余家。[18]其矿石、沙砾含金量微少，开采纯用手工，提炼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四川各地的冶铁业均为中小企业，冶铁方法陈旧。四川煤业多为资金薄弱的小煤窑，采掘方法落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外国资本开始掠夺四川矿权，四川商民、官绅为捍卫民族生存、挽回利权，开始兴办五金煤炭各矿。与此同时，清政府为维护自身利益，也开始集资开采川西五金各矿。因此，四川采矿业中，出现了一批新式企业，诸如官商合办冕宁金矿、彭县大宝山铜矿、商办江合煤矿等，采用新式生产方法，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商办三种形式。多数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加之受自身生产力水平局限，对新技术难以接受，因此，在发展的道路上极不顺利。
四川的玻璃、化学工业具有代表性的有何鹿蒿创办的鹿蒿玻璃厂。这是直接从日本引进玻璃制造工艺、在重庆投资设厂的首家玻璃企业，是四川近代玻璃制造业中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其他在四川开办的化工企业有瓷器、樟脑、制酸、制碱、肥皂各业。
这些工矿企业与旧有手工业工场和大作坊相比，其不同点在于生产技术制造工艺不少由国外引进;当然有些与中国传统技艺也没有什么瓜葛，如火柴、玻璃制造方法等。少数五金、煤矿开采冶炼设备，由资本主义各国输入，与中国土法矿冶技艺结合，形成独特的半机械化生产;但使用近代机器生产的极其有限。因此，这类企业还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企业的投资者大多是受外国资本主义熏陶的留日学生或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他们力图输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企业所需设备、原材料，以及部分产品的销路，都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市场。有的企业以外国洋行为靠山，有的与洋人合资经营，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性质。
重庆开埠，特别是《马关条约》签定后，国际资本市场开始向四川输出资本;四川爱国绅商为之痛心疾首。为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四川维新派人士提出“急兴商务”“设立商务局”，以维护民族资本利益，鼓励绅商投资实业。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制订了不少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工商章程、法规，包括奖励科学文化贡献、工艺发明、保护工商投资、维护企业权益等。这些新政策的实施，无疑对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增长，特别是大机器工业的兴起，产生了有益的作用。开埠后的四川，在外国资本主义直接作用和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新式工业：如棉织业为适应廉价洋纱的大量进口，形成大量的棉布加工业;猪鬃、采矿、制革等业，则适应资本主义市场对猪鬃、皮革、五金矿产的需要而形成新式加工企业。火柴、电灯、玻璃、肥皂等制造业，也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而兴办起来。
这一时期，四川在出现投资新式企业热潮的同时，还出现了制造工艺的革新热潮，主要涉及井盐、蚕丝、造纸、印刷、棉织、机械、采矿、化工等工矿企业。四川近代大机器工业并没有首先出现在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下兴办的新式企业，而是发生在四川原有的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如1894年在自贡盐场研制、次年试用于盐井采卤的第一台蒸汽采卤机车，促使盐业开始向大机器工业转化，成为四川近代大机器工业发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四川的缫丝业、造纸业、印刷业、棉织、航运、电灯等也开始使用机器生产。
由此可见，四川资本主义近代机器工业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最先发生于原有的手工业工场。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两部分——原有的工场手工业与受外来资本主义影响兴办的新式企业，均有向近代机器工业转化的事例。但是机器工业局限于少数行业，不具普遍性;同时，因其处于幼年时期，少数行业虽然已有工作机与动力机的配套，但其生产规模受资本局限、政治形势影响，发展也很有限。因而可以说20世纪初期，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新旧手工业工场和大作坊的增长，资本主义机器工业获得的只是极其有限的进展。
三、改良主义思想与四川投资实业热潮
19世纪末叶，中国遭逢甲午海战的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朝野维新派人士以改良主义为旗帜，呼吁变法维新。川籍官员宋育仁提出“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19]的号召，四川舆论也认为：“商务以挽利权为宗旨，必以广制造为要着”[20]。广大绅商爱国热情高涨，纷纷要求集资“购买机器”“设立公司”“绅督商办”[21]。光绪帝顺应商民的意愿，谕令川督鹿传霖，“于洋人未经开埠之先，迅速兴办”，并“咨取苏、浙、江西各省商务章程，以备参酌”[22]。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清廷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工商实业的章程、法规和奖励办法，进一步激发了四川绅商的投资热忱。
在世纪之交的投资热潮中，四川绅商以各种方式兴办四川实业。一部分四川手工业工场和大作坊如井盐业、缫丝业、制糖业、造纸业等开始向新式企业转化。在转化过程中，其经营者逐步演化为工业资本家。如商人兼灶户欧阳显荣在汉阳周恒顺五金厂订购了第一台蒸气采卤机车，在自贡盐场的井上试车成功后，随之投资白银二万余两，组织华兴公司，经营机车采卤业务。成都“二酉山房”书商樊孔周，在世纪之交，一改旧书业经营机制，大量印行中外新书报，宣传改良主义思潮，又集资兴建劝业场（后改称商业场）。20世纪初，全省18家缫丝厂，已有五家采用机器缫丝。内江制糖业酝酿改良制糖生产、委托糖商子弟、留日学生喻培伦考察日本机器制糖，准备筹资订购机器，因筹资困难未果。三台县蚕丝经营者陈宛溪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办裨农丝厂，开始采用蒸汽机车缫丝。夹江、梁山、彭县、广安、綿竹等传统手工纸产区，也有纸商、槽户购置机器，转向机器造纸业。他们投资的领域集中在原来的手工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改革生产技术，成为早期工业资本家。他们也是光宣（1875—1911年）新政时期的活跃人物。 另一些绅商，包括受实业救国热潮影响的知识分子，集资开办工矿企业，成为新式工业的投资者。例如，森昌火柴厂和宝华煤矿的投资者是奉节县绅商邓徽绩、邓孝可父子;星火火柴厂的投资者是流日学生喻培伦、吴玉章等;成都启明电灯公司的主要投资者是优贡生陈嘉爵（养天）;彭县大宝山铜矿的创办人是商人魏子书;合川复缫经纬丝厂的创办人是举人张森楷;重庆鹿嵩玻璃厂的创办人是留日学生何鹿蒿;重庆裕源布厂（裕济公司）的创办人是富顺举人、泸州学正孙荣;重庆昌华（振华）毛葛巾公司是渝商世合公商号掌柜白汉周考察日本制造业以后，选择的投资项目。重庆绅商为维护利权，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就筹资30万两，购买日本机器开办矿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举人文国恩集资白银11400两开采真武、老君二山煤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发起收回英商侵占江北厅矿权的斗争中，重庆商民集资4万两所组“江合矿务公司”起了关键作用。[23]
从四川兴办实业浪潮中脱颖而出的早期资本家，是晚清改良主义路线的产物，是立宪派的社会基础。这些绅商既是新式工业的投资者，又是川汉铁路公司商股和租股的持股人，在省城以至各府州县咨议局、宪政研究会、商会和川汉铁路公司中，占据主要席位。他们对宪政、自治运动参与热情很高。光绪三十年（1904年）重庆总商会成立时，公推“西南首富”、山西票号“天顺祥”李耀庭（正荣）为总理。[24]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成都总商会成立时，由会董公推盐商、成都举人、候选知府舒钜祥为总理，山西籍宝龙银号老板、补用知府齐世杰为协理。[25]光绪三十四年，著名书商樊孔周续任成都商会协理，积极推行新政，鼓吹自治运动。他们认定：“今世纪，经济竞争之世纪也。今之国家，经济生命之国家也。”“吾国数千年来，高谈治理，鄙夷经济，不屑称述，……人民生计日益迫促，各方面观察无一非穷困窘迫之家。顾念将来，恐国土无恙，而人民生存之资先已丧失，不亦大可危耶！”[26]
20世纪以后，四川民族工商资本家中开始出现激进的倾向。以喻培伦为代表的一部分受日本新思潮熏陶的工业资本代表认定，只有摆脱封建专制主义桎梏，按照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振兴工业，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的进步作用主要是：积极投资近代工业;实行雇佣劳动制度为追求剩余价值而生产;提倡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虽然进步的四川工业资本家把“兴工致富”作为自己救国的“远大之道”，但是，他们的美好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四、四川社会结构的变化
与清代前期由官僚、缙绅、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为上下基干构成的城市社会相比，近现代以省城成都为中心的川渝城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其复杂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官僚、缙绅阶层的分化和新兴商人阶层的出现。
（一）官僚阶层的分化
晚清政治腐败，吏治不修，再加上西方新思潮的冲击，是造成官僚阶层的分化的主要原因。成都是四川政治中心，清代总督、将军、提督、学政和各司道官员驻节之地，所属军政文武官吏、八旗兵丁数以万计。待到晚清时期，由军功、捐纳而进入官僚行列的人员大大超过通过科举功名获选的所谓“正途”人员，造成官僚人数爆满，于是大量过剩官员沦为“候补者”。戊戌时期，法国旅游者马尼爱在成都所见“候补者、褫职而谋开复者，为数更不下万人”[27]。据傅崇榘《成都通览》统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成都等待候补的官吏，除八品以下左贰、杂职不计外，仅知县以上的官员即有700余名，分别为：候补道58名、知府36名、直隶州知州43名、同知24名、通判63名、知州26名、知县468名。按照清代定例，四川通省知县以上的官职实缺仅140余处。光宣新政实施后，虽新设差委大大增加，仍无法满足年年递增的候补官员的需求。大量过剩的候补官吏，除136处繁要差缺由大吏遴委贤能外，其余差委只好轮班守侯。[28]多年未补实缺者必然穷困潦倒，沦为失业者群体。
另外，在光宣新政时期，受中外新思潮影响的一些官吏，开始具有革新思想。他们在任职期间，鼓吹宪政，热心实业，着意创新，成为推行成都早期现代化的新派人物。19世纪晚期从政的四川商务局监督宋育仁，20世纪初先后任川督的岑春煊、锡良、王人文，四川劝工总局总办沈秉堃以及先后担任通省警察总局总办、通省劝工总局总办、通省劝业道的周善培，都是在推行新政方面有重要贡献的人物。
（二）缙绅阶层的演变
所谓缙绅阶层一般是指具有举人、贡生（至少监生）功名者或乡居的退休官员以及具有官衔身份者。他们也是地方宗法社会的代表，具有沟通官民关系、支配地方事务的职能。在清代前期，成都缙绅起着倡导地方事务、稳定基层社会的作用。随着咸丰（1851—1861年）以来大规模战乱的兴起、地方苛捐杂税与日俱增，地方钱粮经征事务不断扩大，团练保甲制度步步强化，缙绅干预地方事务的能力也相应增强，参政机会比过去大大增加。川汉铁路准归商办以后，以租股方式加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缙绅势力成为主要股东代表。此外，光宣新政时期出现的宪政运动、地方自治运动、实业投资高潮、保路运动，进一步促使缙绅阶层成为四川省咨议局、宪政研究会、地方自治会、保路同志会、商会、农会、劝学所等各种社团的主要力量。例如，在省咨议局议员的选举人资格中，具有举贡生员地位的缙绅就成为有选举权的主要群体。于是，成都府获得选举权的24608人，大部分属于缙绅阶层。成都府14名当选议员，绝大部分也是成都府热心新政的著名缙绅。
（三）新兴商人阶层的崛起
20世纪初期，由于四川对外贸易的发展、省内外市场的扩大和实业投资热潮的高涨，新兴商人阶层异军突起，成为政治、经济领域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虽然重庆率先对外开放，四川经济重心向东推移，重庆商人刘继陶、汤子敬、杨文光在推销洋货、收购土货、从事金融存放、汇兑中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作为四川政治、文化中心和西部经济中心的成都，也出现了不少具有开创精神的大商人。前述傅崇榘、樊孔周、舒钜祥、齐世杰、陈嘉爵、魏子书、萧质夫等，都是当时成都著名的商界巨子。他们在经濟上的崛起，也为其在政治上的崭露头角提供了基本前提。民国时期，虽然处于军阀割据战乱的不利环境，成都新兴商人阶层仍然在振兴地方经济方面取得了不可小视的成绩。他们积极参与宪政，维护商办铁路股权，成为保路运动重要的积极参与群体。 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就是在上述社会经济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活跃于四川官场、商界、城市、乡村、码头、口岸的各色人等，大都成为当时保路运动历史潮流的推动者或参与者。无论他们是川汉铁路总公司的股东、股权持有者、商界领袖、政界精英、缙绅名宿、学界泰斗、女界名媛，或者是普通市民、乡民、或者失业群众，甚至袍哥、会众、乞丐，就这一事关全川人民祸福的重大事件来说，不管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无人可置身事外。其时川人几乎都介入这一磅礴历史潮流，抗争到底，持续数月之久，直至清廷难以安枕，决心调遣端方入川平暴，从而引发武昌起义的爆发。
关于四川辛亥保路运动的历史功绩，国父孙中山先生已经作了中肯的评价：“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著名历史学家、保路运动的亲历者郭沫若先生也曾说过：“公平而且严格地说，辛亥革命的首功应该由四川人负担，更应该由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们负担。虽然他们没有革命的意识，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发动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发动者。事实是这样，这并不是我们目前想有意阿谀，或有意翻案。”这就是我们今天一直要纪念辛亥保路运动的历史功绩的原因。
注释：
[1]参见张学君：《论近代四川盐业资本》，《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卷二，第91、100页。
[3]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第346页。
[4]张学君、张莉红：《四川近代工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125页。
[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二，第657页。
[6]《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117页。
[7]民国《南溪县志》卷五《人士》。
[8]民国《金堂县志》卷十《传》下。
[9]《夹江纸业调查报告》，《四川月报》第6卷第2期，民国24年出版。
[10]民国《绵竹县志》卷九《实业造纸法》。
[11]《四川月报》第10卷第2期，民国26年2月出版。
[1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
[13]民国《合川县志》卷二十二中。
[14]《中國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2册。
[15]《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重庆口。
[16]《重庆布业史》，《商务早报》1938年11月3日。
[17]杨刚：《四川销用上海棉纱和棉布总量》，《扬子江之航业与工业》，民国3年11月昌福印刷公司印行。
[18]《第七次中国矿业纪要》第232页、256—259页。
[19]徐溥：《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5期。
[20]《颐园书牍》卷上，第18—19页。
[21]《渝报》光绪二十三年第6册，第2—4页。
[22]《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八十七，《戊戌变法》卷二。
[23]民国《巴县志》卷十六《交涉南北两岸煤矿公司案》。
[24]《四川官报》乙巳第一册，公牍八。
[25]《商部咨加札委派舒守钜祥等为成都商务总理协议文》，《四川官报》乙巳第二十七册，“公牍”。
[26]思群：《为川汉铁路当先修成渝，谨告全蜀父老》，《四川》第二号。
[27]（法）马尼爱：《戊戌时期法国人眼里的成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28]傅崇榘：《成都通览》，巴蜀书社1987年版，上册，第138页。又见周询：《蜀海丛谈》，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41—144页。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