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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文学批评家与叙事学家运用各种相关理论以学科交叉的新视角来研究小说文本。为了强调认知的社会属性，艾伦·帕默（Alan Palmer）于2010年正式提出社会思维理论（social minds theory），采用外在论视角关注小说中开放式的人物思维，即人物思维互动（Alan Palmer，2010）。其包括两种基本形式：小说人物之间思维的交流互通为“交互思维”（intermental thought），叙事世界持有的一致看法为集体思维（collective thought），是交互思维最大化体现（张之俊，2016）;双重认知叙事（double cognitive narratives）为另一形式，指一个人物或群体的思想中存在其他人物或群体的思想（Alan Palmer，2010）。《红楼梦》讲述的是封建时期显赫家族的荣辱兴衰的故事，其作品主题都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和错综复杂的人际社交关系中展现的，其中社会思维无处不在：贾母等人虚伪麻木利用集体思维来达到使二宝结合的目的;宝钗宝玉通过双重认知叙事而揣测他人想法，最后却都妥协于封建家长。而至今尚无从人物的社会思维角度对该作品进行分析。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为《红楼梦》第九十八回，由后人高鹗基于前八十回整理而写成。讲述贾府贾母等众人合谋执意促成宝玉、宝钗婚事，黛玉闻之吐血而亡的悲剧。多数学者聚焦后四十回个体人物思维，有的分析角色的孤独感和个体独立性（陈娇，蔡玳燕，2011），有的从性别角色角度探究贾宝玉个体对自己的性别认知（居鲲，2010），有的从书中诗词着手分析角色个体的女性认识（莫砺锋，2001），尚未以外在论视角研究该作品中人物思维互动。如果从社会思维视角，对《红楼梦》这部展现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的史诗性著作进行详尽分析，不仅能填充传统文学批评忽略的人物思维互动，还能深入揭示作品主题。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有助于人们对现实中的人脑社会属性有更深入的理解。因此，本文将运用艾伦·帕默的社会思维理论来分析此章，探讨封建社会和自身困境的背景下宝黛爱情千古悲剧的必然性。
一、集体思维：贾府众人合谋
宝玉的通灵宝玉被和尚收走之后变得疯魔呆傻。为了冲喜，贾母等人密谋选定宝钗与宝玉成婚。此章开篇介绍了贾政、薛姨妈等人去看望昏睡在床的宝玉，都心照不宣地认可了用宝钗调包黛玉与宝玉成婚的密谋。
黛玉死后，叙述者从集体思维的角度，塑造出贾府众人仗势欺人、口蜜腹剑、冷漠伪善的形象。贾母伤心万分，想去黛玉处大哭一场，但又惦记着宝玉，陷入两难之中。“王夫人等含悲共劝贾母不必过去，‘老太太身子要紧’。”（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1353页。下文对该作品的引用只标注页码）集体思维由“等”“共”二词体现，属于显性思想报告。思想报告 （thought report） 是叙述者对人物思维的展现，显性思想报告（overt thought report） 是叙述者通过显著性的语言表现出社会思维（张之俊，2016）。表面上来看，王夫人等人对老太太的两难处境和失去孙女的悲痛情绪产生了共鸣，并担心贾母的身体状况。但实际上，一方面，众人并不真心同情黛玉的处境，她虽出身封建贵族家庭，但由于父母双亡，并未被当作主子来看待（张兵，1989），若和宝玉成婚可谓门不当、户不对;另一方面，黛玉其实并不招贾府众人喜欢，她对贾府里明争暗斗和虚伪做作感到厌倦、反感，不愿违背自己的内心去一味迎合讨好封建家长，因此被指责为“孤高自许， 目无下人”“嘴又刻薄”“专爱挑别人的不是”等（梅斌，2001）。此处从集体思维角度，展现王夫人等人假借关心贾母身体，劝她不要去黛玉处，实则借此巴结贾母，附庸权势，对黛玉之死不为所动，可见贾府众人庸俗势利、冷漠伪善。
这场婚姻名义上是“冲喜”，实则是两大家族心知肚明的利益交易。薛父早逝，薛府家境殷实，贾府此时权势依旧。二者在权势和金钱上各有所需，以联姻形式，取长补短。这场合谋以利益为驱动，以门当户对为借口，以麻木不仁为内核，酿成一桩世俗利益捆绑战胜纯洁爱情结合的悲剧。众人附庸权势、趋利避害在封建宗族制度下达成一场合谋，成了宝玉发疯出家、黛玉吐血而亡、宝钗无奈守寡的爱情悲剧推手。
二、双重认知叙事
（一）宝钗：“叛逆”的礼法维护者
以往文学评论中，宝钗温良恭俭，按章办事，无论劝宝玉考取功名，还是在贾府圆滑处世，她以一名封建礼法维护者的形象出现，遵循着宗法社会的规则。但在本章之中可见她面对这场婚姻闹剧时，内心“叛逆”的一面。
宝钗也明知其事，心里只怨母亲办得糊涂，事已至此，不肯多言。（1348）
在此处，宝钗心中，理性战胜了感性。她明知宝玉之疾因黛玉而起，是心病，心里也怨母親办事糊涂，但却因“事已至此”，并未提出反对意见。宝钗贤良淑惠、守节明理、安分守己，虽然她是“冲喜”的牺牲者，但她也是封建礼法的守卫者。她深知此婚事是出于两个家族长远利益的考虑，因此虽然对宝黛二人感到同情，但为了大局观而选择沉默。“不肯多言”展现了双重认知叙事，宝钗考虑到老太太等人的集体利益和意愿，所以选择对这一切忍气吞声。
起初宝钗早知黛玉已死，因贾母等不许众人告诉宝玉知道，恐添病难治。自己却深知宝玉之病实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故趁势说明，使其一痛决绝，神魂一归，庶可疗治。（1351）
宝钗构建起两次双重认知叙事，第一次“恐添病难治”是对贾母等人心理进行合理推测，第二次“自己却深知宝玉之病实因黛玉而起”是对宝玉之心病起因进行分析。此时维护宗法的理智与对可怜宝玉的共情起了冲突，最终竟是感性战胜理性，这对善于权衡物质利益和周旋于权力之争的人来说，实属罕见。
宝钗知是宝玉一时必不能舍，也不相劝，只用讽刺的话说他。（1355）
宝钗猜测宝玉心魔所在，构建了双重认知叙事。她知道宝玉依然沉浸在失去黛玉的悲伤中，却用讽刺的话嘲讽他。若在宝玉心中，黛玉象征着精神世界的琼楼玉宇，宝钗就将宝玉对于浪漫爱情的想象和对黛玉自由灵魂的向往拉入了世俗泥潭之中。即使宝钗对宝黛悲剧表达了同情，并敢于违背贾母等的命令，私自告诉宝玉黛玉的死讯，但是她的利益诉求却从未因此改变。宝钗那层伪善的外壳下依旧是浅薄势利，维护着封建礼法，这不仅加速了宝黛爱情的消亡，自己也只落得“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的悲惨结局。 （二）宝玉：懦弱的世俗破坏者
贾宝玉代表着封建贵族中的世俗破坏者，背叛了“男人应该事业有成”的性别角色，颠覆了“男人远离女性”的性别角色要求，挑战了“男人阳刚”的角色定位，不理睬“男人老成持重”的性别塑造，反叛了男性友誼的“君子之交”（林骅，2002）。但因其内心深处懦弱和对家长制宗法社会权威的服从，他仍短暂接受了这桩婚事。
宝玉终是心酸落泪。欲待寻死，又想着梦中之言，又恐老太太、太太生气，又不能撩开。又想黛玉已死，宝钗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缘有定，自己也解了好些。（1351）
宝玉倒恐宝钗多心，也便饮泣收心。（1355）
宝玉知道真相后想要寻死，他“又恐老太太、太太生气”，构建了双重认知叙事。虽然有着自己的情感诉求和精神向往，但他却向这一纸婚约妥协，向宗法礼教和解，融入这个庸俗腐朽的世俗社会，甚至选择去相信“金石姻缘”已定，主动将贾府这小社会封建家长们的情绪和利益放在自身向往和精神追求之前。中国传统社会里，指导婚姻行为的重点是对上孝侍父母尊长，再就是繁衍教育子女。此为传统礼法要求，符合当时人们对婚姻的基本期盼（张淑蓉、杨绿影，2017）。宝玉对封建家长制无可奈何，他无法挣脱宗法制度和家长意志，只能终结“木石前盟”之缘。正是由于宝玉自身软弱，注定了宝黛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三、结语
《红楼梦》可谓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写出了社会宏观背景下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存亡，又在微观层面上细致描写了各种人际关系的微妙情感和心理愿望，此特点在此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贾府中，众人虚情假意，麻木不仁，为了将利益最大化，在礼教宗法的庇护下，共演一出道貌岸然的合谋，促成了爱情悲剧。而宝钗的虚伪做作式叛逆和凤姐为了自己利益而阿谀奉承加剧了悲剧的形成，宝玉不敢反抗的懦弱注定了悲剧的必然性。
本文以《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为例从社会思维视角对该章节人物思维互动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人物思维互动中的集体思维与双重认知叙事。在此章中，交互思维虽有体现在凤姐和贾母的共谋之中，但着墨较少。此章通过社会思维的两种形式，展现了宝黛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21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序号402“《红楼梦》的小说虚构社会思维—认知叙事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通讯作者：张之俊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为《红楼梦》第九十八回，由后人高鹗基于前八十回整理而写成。讲述贾府贾母等众人合谋执意促成宝玉、宝钗婚事，黛玉闻之吐血而亡的悲剧。多数学者聚焦后四十回个体人物思维，有的分析角色的孤独感和个体独立性（陈娇，蔡玳燕，2011），有的从性别角色角度探究贾宝玉个体对自己的性别认知（居鲲，2010），有的从书中诗词着手分析角色个体的女性认识（莫砺锋，2001），尚未以外在论视角研究该作品中人物思维互动。如果从社会思维视角，对《红楼梦》这部展现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的史诗性著作进行详尽分析，不仅能填充传统文学批评忽略的人物思维互动，还能深入揭示作品主题。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有助于人们对现实中的人脑社会属性有更深入的理解。因此，本文将运用艾伦·帕默的社会思维理论来分析此章，探讨封建社会和自身困境的背景下宝黛爱情千古悲剧的必然性。
一、集体思维：贾府众人合谋
宝玉的通灵宝玉被和尚收走之后变得疯魔呆傻。为了冲喜，贾母等人密谋选定宝钗与宝玉成婚。此章开篇介绍了贾政、薛姨妈等人去看望昏睡在床的宝玉，都心照不宣地认可了用宝钗调包黛玉与宝玉成婚的密谋。
黛玉死后，叙述者从集体思维的角度，塑造出贾府众人仗势欺人、口蜜腹剑、冷漠伪善的形象。贾母伤心万分，想去黛玉处大哭一场，但又惦记着宝玉，陷入两难之中。“王夫人等含悲共劝贾母不必过去，‘老太太身子要紧’。”（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1353页。下文对该作品的引用只标注页码）集体思维由“等”“共”二词体现，属于显性思想报告。思想报告 （thought report） 是叙述者对人物思维的展现，显性思想报告（overt thought report） 是叙述者通过显著性的语言表现出社会思维（张之俊，2016）。表面上来看，王夫人等人对老太太的两难处境和失去孙女的悲痛情绪产生了共鸣，并担心贾母的身体状况。但实际上，一方面，众人并不真心同情黛玉的处境，她虽出身封建贵族家庭，但由于父母双亡，并未被当作主子来看待（张兵，1989），若和宝玉成婚可谓门不当、户不对;另一方面，黛玉其实并不招贾府众人喜欢，她对贾府里明争暗斗和虚伪做作感到厌倦、反感，不愿违背自己的内心去一味迎合讨好封建家长，因此被指责为“孤高自许， 目无下人”“嘴又刻薄”“专爱挑别人的不是”等（梅斌，2001）。此处从集体思维角度，展现王夫人等人假借关心贾母身体，劝她不要去黛玉处，实则借此巴结贾母，附庸权势，对黛玉之死不为所动，可见贾府众人庸俗势利、冷漠伪善。
这场婚姻名义上是“冲喜”，实则是两大家族心知肚明的利益交易。薛父早逝，薛府家境殷实，贾府此时权势依旧。二者在权势和金钱上各有所需，以联姻形式，取长补短。这场合谋以利益为驱动，以门当户对为借口，以麻木不仁为内核，酿成一桩世俗利益捆绑战胜纯洁爱情结合的悲剧。众人附庸权势、趋利避害在封建宗族制度下达成一场合谋，成了宝玉发疯出家、黛玉吐血而亡、宝钗无奈守寡的爱情悲剧推手。
二、双重认知叙事
（一）宝钗：“叛逆”的礼法维护者
以往文学评论中，宝钗温良恭俭，按章办事，无论劝宝玉考取功名，还是在贾府圆滑处世，她以一名封建礼法维护者的形象出现，遵循着宗法社会的规则。但在本章之中可见她面对这场婚姻闹剧时，内心“叛逆”的一面。
宝钗也明知其事，心里只怨母亲办得糊涂，事已至此，不肯多言。（1348）
在此处，宝钗心中，理性战胜了感性。她明知宝玉之疾因黛玉而起，是心病，心里也怨母親办事糊涂，但却因“事已至此”，并未提出反对意见。宝钗贤良淑惠、守节明理、安分守己，虽然她是“冲喜”的牺牲者，但她也是封建礼法的守卫者。她深知此婚事是出于两个家族长远利益的考虑，因此虽然对宝黛二人感到同情，但为了大局观而选择沉默。“不肯多言”展现了双重认知叙事，宝钗考虑到老太太等人的集体利益和意愿，所以选择对这一切忍气吞声。
起初宝钗早知黛玉已死，因贾母等不许众人告诉宝玉知道，恐添病难治。自己却深知宝玉之病实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故趁势说明，使其一痛决绝，神魂一归，庶可疗治。（1351）
宝钗构建起两次双重认知叙事，第一次“恐添病难治”是对贾母等人心理进行合理推测，第二次“自己却深知宝玉之病实因黛玉而起”是对宝玉之心病起因进行分析。此时维护宗法的理智与对可怜宝玉的共情起了冲突，最终竟是感性战胜理性，这对善于权衡物质利益和周旋于权力之争的人来说，实属罕见。
宝钗知是宝玉一时必不能舍，也不相劝，只用讽刺的话说他。（1355）
宝钗猜测宝玉心魔所在，构建了双重认知叙事。她知道宝玉依然沉浸在失去黛玉的悲伤中，却用讽刺的话嘲讽他。若在宝玉心中，黛玉象征着精神世界的琼楼玉宇，宝钗就将宝玉对于浪漫爱情的想象和对黛玉自由灵魂的向往拉入了世俗泥潭之中。即使宝钗对宝黛悲剧表达了同情，并敢于违背贾母等的命令，私自告诉宝玉黛玉的死讯，但是她的利益诉求却从未因此改变。宝钗那层伪善的外壳下依旧是浅薄势利，维护着封建礼法，这不仅加速了宝黛爱情的消亡，自己也只落得“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的悲惨结局。 （二）宝玉：懦弱的世俗破坏者
贾宝玉代表着封建贵族中的世俗破坏者，背叛了“男人应该事业有成”的性别角色，颠覆了“男人远离女性”的性别角色要求，挑战了“男人阳刚”的角色定位，不理睬“男人老成持重”的性别塑造，反叛了男性友誼的“君子之交”（林骅，2002）。但因其内心深处懦弱和对家长制宗法社会权威的服从，他仍短暂接受了这桩婚事。
宝玉终是心酸落泪。欲待寻死，又想着梦中之言，又恐老太太、太太生气，又不能撩开。又想黛玉已死，宝钗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缘有定，自己也解了好些。（1351）
宝玉倒恐宝钗多心，也便饮泣收心。（1355）
宝玉知道真相后想要寻死，他“又恐老太太、太太生气”，构建了双重认知叙事。虽然有着自己的情感诉求和精神向往，但他却向这一纸婚约妥协，向宗法礼教和解，融入这个庸俗腐朽的世俗社会，甚至选择去相信“金石姻缘”已定，主动将贾府这小社会封建家长们的情绪和利益放在自身向往和精神追求之前。中国传统社会里，指导婚姻行为的重点是对上孝侍父母尊长，再就是繁衍教育子女。此为传统礼法要求，符合当时人们对婚姻的基本期盼（张淑蓉、杨绿影，2017）。宝玉对封建家长制无可奈何，他无法挣脱宗法制度和家长意志，只能终结“木石前盟”之缘。正是由于宝玉自身软弱，注定了宝黛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三、结语
《红楼梦》可谓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写出了社会宏观背景下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存亡，又在微观层面上细致描写了各种人际关系的微妙情感和心理愿望，此特点在此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贾府中，众人虚情假意，麻木不仁，为了将利益最大化，在礼教宗法的庇护下，共演一出道貌岸然的合谋，促成了爱情悲剧。而宝钗的虚伪做作式叛逆和凤姐为了自己利益而阿谀奉承加剧了悲剧的形成，宝玉不敢反抗的懦弱注定了悲剧的必然性。
本文以《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为例从社会思维视角对该章节人物思维互动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人物思维互动中的集体思维与双重认知叙事。在此章中，交互思维虽有体现在凤姐和贾母的共谋之中，但着墨较少。此章通过社会思维的两种形式，展现了宝黛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21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序号402“《红楼梦》的小说虚构社会思维—认知叙事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通讯作者：张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