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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60周年过去，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进步的伟大力量。
伟大的力量来自伟大的教育。中国基础教育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基业，以大面积扫除文盲为起点，以全面提升中国人口素质为目的，以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为目标，历经60年艰辛创立、探索、改革与发展，已经从“文盲大国”一跃而成为当今世界上受教育人口最多、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教育大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06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02年，中国全民教育发展指数(EDD)上升为0.954，在121个被监测国家中排名第38位，首次进入全民教育发展高指数国家行列。中国全民教育发展指数不但高于印度、巴西等8个人口大国，也高于以色列、葡萄牙、科威特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2005年，中国人均预期受教育年限达到11.3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开始迈向转型国家。中国基础教育60年的伟大实践与辉煌成就，既是中华民族努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见证，也是人民大众对全民教育本质、内涵认识不断深化的伟大觉醒。
扫盲 新中国基础教育的起点
扫除文盲，是新中国基础教育创立和发展的真实起点。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四亿多饱经战乱的人民渴望幸福。但是，1949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20％，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达80％以上。
教育的贫困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贫困。由此，新中国《共同纲领》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彻底扫除青壮年文盲，保障工农子女入学，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是新中国教育建设的首要任务。1949年，毛泽东明确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956年9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提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并且在财政力量许可的范围内，逐步地扩大小学教育，以求在12年内分区分期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为大面积扫除文盲，除了大力兴办中小学之外，夜校、扫盲班、半耕半读、速成中小学校，成为我国学校基础教育的重要补充。
劳动人口的文化素质低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长期面临的最大压力，而发展基础教育则是彻底根治新增文盲的唯一途径。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邓小平就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1985年，他又重申：“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次年，国家颁布《义务教育法》，开始实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的“两基”工程，由此，普及义务教育得到快速发展，新增文盲数量得到有效遏制。
国民教育的普及程度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基础水平的标志。1990年3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泰国宗迪恩召开世界全民教育大会，通过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此次大会首次提出了“全民教育”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是：扫除成人文盲，普及初等教育，以及消除男女接受教育的差别。中国代表在“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上郑重向世界承诺，中国努力到2000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稳定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正式将“两基”作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奋斗目标。1994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两基”为我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明确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目标、任务、战略、指导方针和实施步骤。从1949年到1998年，我国共扫除文盲2.03亿人，成功地把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以上降到15％以下，青壮年文盲率降低到5％以下。2000年底，中国如期实现“两基”目标，从“文盲大国”一跃而成为举世瞩目的教育大国。
2006年2月14日，中国国务委员陈至立应邀来到墨西哥蒙特雷市，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六届九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全民教育大会”开幕式。在会上，她庄严宣布：自2001年北京第四届全民教育会议召开至今的近5年时间里，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从86％提高到95％，小学净入学率保持在99％，男女童入学差距从万分之七降为万分之四，初中毛入学率从89％提高到95％，青壮年文盲率下降了一个百分点，控制在4％以内。
中国基础教育60年的快速发展，不仅彻底甩掉“文盲大国”的帽子，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素质，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进步也是一个伟大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中国不仅解决了吃饭贫困问题，还解决了教育贫困问题。中国全民教育的经验和模式为世界全民教育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为世界全民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当今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同时实现“文盲人口减半”和“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
平等 女童上学不再是梦想
新中国成立为中国女性解放开创了崭新的历史，女子人权得到尊重，她们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平等上学的权利。由此，中国女童上学不再是梦想。这是中国基础教育60年最显著的进步之一。
保障适龄女童上学，是中国义务教育实现普及的关键。中国的宪法和《义务教育法》都规定了女性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的权利。为促进男女受教育机会平等，确保每一个适龄女童上学，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采取积极行动，消除女童辍学和失学现象，切实保障适龄女童接受教育的权利；加大对处于不利人群子女，尤其是女童的关注和支持，实施“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等，明显降低小学和初中入学率的性别差异，使每年女童的失学率不超过2％，辍学率控制在2％以下，女童的小学辍学率从1995年的1.52％下降到2004年的0.60％。
根据教育部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到2008年底，全国实现义务教育“两基”验收的县(市、区)累计达到3038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07个)，占全国总县数的99.1％，“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3％。2008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54％，其中男女童净入学率分别为99.50％和99.58％，女童高于男童0.08个百分点：初中阶段毛入学率98.5％，毕业生升学率83.4％。在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男女入学、升学平等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现实。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大学、政府、经济、文化、科技各个领域，知识女性的比例日益扩大，“半边天”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日益提高，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民办 人民教育的伟大觉醒
中国基础教育60年，是“人民教育人民办”的60年，倾注了中国人民的心血和汗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教育人口大国，基础教育作为“重中之重”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配合，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要想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60年来为实现教育大国梦想，国家的意志、人民的意愿达到了高度统一。
1980年，中共中央在充分分析了普及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背景下，颁布《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在80年代，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而普及初中教育”。普及义务教育，必须首先解决校舍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中小学危房占校舍总面积的16％。农村中小学校舍多是土草房、老祠堂、破庙宇或旧民房。“有砖不过干，有门没法关，有窗垒着砖，有顶漏着天”；“土坯墙，椽子瓤，用材尽是箭杆杨，没过几天成危房”；“找学堂不用问，瞅见破房只管进”；“泥巴屋，泥巴台，里边坐着泥巴孩”。这些当年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正是当时中国农村中小学校舍的真实写照。
以政府为主导，依靠人民群众，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办教育，是改善基础教育基本条件的重要前提。义务教育首先是政府行为，但中国实施“两基”工程的最大困难是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校舍、设施等办学条件严重短缺。如果单靠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远远满足不了普及义务教育的要求。可以说，我国之所以能取得“两基”的胜利，就在于依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事实证明，人口众多的大国和穷国办大教育，必须依靠国家、集体和全民的共同努力。
60年来，各级党政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把实施“两基”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坚持“人民教育人民办”的群众路线，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筹措经费，加大教育投入，为实现“两基”目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国基础教育在困境中腾飞，首先是从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入手的，实现了“一无两有”、“六配套”，然后进行中小学办学条件的标准化建设。
据统计，从1981年至1991年的11年间，我国多渠道筹措用于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的经费达1071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拨款为357亿元，社会集资、捐资等各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700多亿元，共修缮、新建、改建中小学校舍总面积6.72亿平方米，使全国中小学危房占校舍面积的比例由1981年的15.91％下降到1991年的1.6％，其中有13个省降到1％以下。与此同时，为了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各级政府和各级教育部门重视改善中小学教职工的住房条件，1981年至1990年全国城镇共投资49.92亿元，建成教师住房2111.6万平方米，计40.61万套。人民群众高兴地把这一欣欣向荣的景象，编成歌谣传诵：“一无两有六配套，最好的房子是学校。”这个奇迹是党和政府领导亿万人民创造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的改善，人民群众由基本满足普及型的教育转向对高质量教育的追求，传统的由人民集资办学的模式开始转型为个人或社会团体投资办学，由此新型的民办教育迅速兴起。根据教育部统计，2008年中国民办中等教育高中5805所、毕业生1852010人，在校生4503451人：民办初中4561所，毕业生1102088人，在校生3943973人；民办小学6161所，毕业生643121人，在校生4120907人：民办幼儿园75426所，毕业生2628256人，在园数7756871人。中国基础教育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从政府办学一枝独秀到社会力量参与多样办学，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作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成果，充分反应了人民教育意识的不断提高，体现了人民群众发展优质教育的坚定决心和无限创造力。
改革 坚忍不拔的民族追求
新中国基础教育60年，大致经过了建国初17年、“文化大革命”和治理整顿12年、改革开放31年三个时期。在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里，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总是走在整个教育体系乃至社会改革前面，深刻地影响着人民对教育本质、作用的认识和行动。
建国之初，基础教育制度是在旧中国教育基础上创立的。为了发展教育事业，中央政府提出在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在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和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而奋斗。
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人民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教育发展道路，苦苦探索，饱经挫折。从学习苏联到全面否定，从“教育革命”到“两种教育制度”试验，从教学改革试验到改革领导管理体制，从制定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到“全面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停课、学制改革和工农管理学校，其经验和教训为80年代后的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财富。
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促使基础教育迅猛发展。30年来，中国基础教育经历了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基本实现到全面实现“两基”目标、逐步走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致力于教育公平与效率这几个阶段，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
近30年来的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中进行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转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那种统得过多过死、教育和社会结合不紧、缺乏创新活力的严峻局面。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会对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所以在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人们对教育问题的认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现有的教育管理体制存在哪方面的僵化与不适应?政府教育投入和管理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教育的公益性如何加强?教育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如何配套协调?怎样才能为民办教育和教育的多元化留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如何促进教育发展的均衡与公平?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尽管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改革的步伐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快。
进入到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依法治教走上健康轨道，“人民教育人民办”逐步转向“人民教育政府办”，在经济实力增强和观念转变的基础上，各级政府真正担负起了《宪法》赋予的重要责任。
课改 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
教育是传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育人工程，学校是通过实施有组织有计划的课程培养人才的。基础教育的深远作用和意义，在于为培养时代所需要的有文化、有人格的新人打好基础。培养新人的目标是由社会进步程度决定的，而实现新人培养目标则是通过课程教学完成的。因此，中国60年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始终是促进教育创新的动力，是促进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
课程改革重在提升中小学教育质量和水平，以求教育适应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需要。课程是国家意志 的体现，是民族文化建设和国家人才培养的基础，有什么样的课程就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要扎扎实实地推进教育创新，课程改革是关键。60年来中国政府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曾8次下决心，对相对陈旧的教材和教育教学方式进行变革，全面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第一次课改在1949年-1952年，主要解决的是旧中国各个地区、各个学校、各类教材和各类课程的“散”和“乱”问题，并且专门成立了负责全国统编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二次课改在1953年-1957年。根据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中小学教育的目的，有计划地修订了中学教学计划，并于1956年颁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第
套比较齐全的教学大纲——《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修订草案)》。
第三次课改在1957年—1963年。这次课改重视学科与育人的作用：首次提出设置选修课；实行了国定制与审定制相结合的教科书制度；重视地方教材、乡土教材的编写。
第四次课改在1964年—1976年。根据毛泽东针对当时学生学习压力过重而批示“课程可以砍掉三分之一”的指示，1964年7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调整和精简中小学课程的通知》，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只留下了各地自编的生活式教材，生活、社会、革命构成了全部的课程。
第五次课改在1978年—1980年。以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为起点，开始了课程领域内的拨乱反正。重建人教社，集中编写了第五套全国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
第六次课改在1981年—1985年，教育部于1981年颁发了《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根据新教学计划的要求，人教社立即组织编写了第六套教材。1984年，教育部又颁发了六年制城市小学和农村小学教学计划，同时对教学大纲也进行了重新修订。
第七次课改在1986年—1996年。这一时期的课改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在课程行政管理体制上开始打破“集权制”的绝对支配地位，确立了“一纲多本”的课程改革方略；在课程目标、内容、组织、结构等方面大胆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敢于突破以往课程改革中的诸多禁区，“个性发展”、“选修课程”、“活动课程”等内容在各地的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中都有重要地位。
第八次课改在1996年至今。2001年，国务院批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启动。1993年，基础教育率先提出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的，以促进教育创新为动力的素质教育新理念，为新一轮课程改革打下了思想基础。199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加速了课程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着力于从小学阶段开始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确立这一核心观念的内部动力既来源于前面七次课程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决定于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与时代发展的要求所存在的巨大反差。
概而言之，高潮迭起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不仅给整个教育内容、教育评价制度带来了深刻的变革，而且在客观上，它给中国新文化建设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带来了现代科学与先进文化的空前繁荣。
尊师 千万教师大军的崛起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发展，师资为本。教育需要教师赋予学生知识和智慧，教师是发展教育事业的第一宝贵资源，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基础教育的规模和质量。
回顾改革开放前，中国中小学教师不仅数量少，而且地位低、待遇差。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中小学，有80％以上的教师主要是拿工分的民办教师；“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经常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我们要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要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要尊重教师。”“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
为了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力发展和改革教师教育成为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伴随着师范教育的发展，教师在职进修、教学科研得到重视，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面积提升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教育取得历史性突破。
为了使教师成为中国最受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根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广大教师的提议，国务院于1985年1月11日向全国人大提出“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的议案获得通过。从此，中国广大教师有了标志职业尊严的节日。1987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的通知》，之后各地政府不断加大落实政策的力度，在使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不断提高的同时，还千方百计解决教师的住房问题。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颁布，教师的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本世纪以来，由于教师数量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教师的继续教育得到高度重视，教师专业化建设蓬勃发展。
普九 奠基教育大国的基石
义务教育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普及义务教育是现代国家走向文明、民主、富强的必由之路。万丈高楼平地起，义务教育之所以称之为基础教育，不仅因为它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意义，而且因为它是国家文化基础建设和培育整个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发达，主要是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整体水平高。毫无疑问，国民素质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教育的实力，而义务教育则是奠基教育大国的基石。
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依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的，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要“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正式确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并规定于当年7月1日开始实施。《义务教育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义务教育的专门法律，不仅确立了普及义务教育制度，使普及义务教育有了法律保障，而且使教育优先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由国家意识发展成为全民意识和行动。
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重大决策，“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实施“两基”工程提出了明确任务、实施原则和要求；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到20世纪末，占全国总人口85％的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5％的“双八五”目标，以及三片地区“三步走”的实施方法。从此，“普九”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为了加快“普九”步伐，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实施“两基”作为落实“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提出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大 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从而使实施“两基”的目标成为全党全国关注的头等大事。1999年，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满足基本学习需要和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要作为教育工作的首要目标，努力提高绝大多数人的教育水准。”这些认识、决心和措施，对于推进“普九”的速度，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通过发展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是把我国从人口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大国的根本途径。20世纪90年代，中央确定把基础教育作为整个教育工作的重点，把“两基”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基础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实践证明，提高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和质量，对于实现“奔小康”和“三步走”战略目标，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对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免费 亘古未有的强国举措
本世纪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义务教育开始由“人民教育人民办”转向“人民教育政府办”。2007年，中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实现了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继之全国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也全部免除。这是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学生实行“两免一补”，是从2001年开始的。教育部和财政部对部分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经济困难学生试行免费提供教科书制度。中央财政安排资金1亿元，用于向未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村贫困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该专项资金2002年增加到2亿元，2003年增加到4亿元，2004年达到11.7亿元。
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会上郑重宣布：“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6年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由此，全国592个贫困县实行义务教育免费制度正式建立。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经过教育部、财政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共同努力，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2005年，中央和地方加大了“两免一补”工作力度，对中西部地区安排“两免一补”资金72亿元，包括免费教科书资金30.4亿元、免杂费资金30.6亿元、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近11亿元。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
2006年，在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4800多万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的同时，中央财政安排27.8亿元，对中西部农村地区350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地方财政安排资金为近680万名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后，农村贫困家庭小学生、初中生每人每年分别可平均免除书本费和学杂费210元、320元，其中寄宿生还可享受生活补助费200元300元。是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面构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2006年至2010年的5年间，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累计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约2182亿元。同时，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
为了确实保障这一惠民政策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实际行动，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它的颁布和实施，对于保障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提高全民族素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承诺：“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继续增加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提高保障水平。适当提高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认真落实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措施。在试点基础上，从今年秋季起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在全国全面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经历百年的期盼，“免费义务教育”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从确立农村教育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到实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再到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政府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不断明确，并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农村孩子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使义务教育真正成为面向人人、面向大众的平民教育。这从最大程度上和最大范围内促进了教有的公平，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
网络 大山挡不住现代化
2000年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从2001年起，用5年-10年时间，在全国中小学(包括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普及信息技术教育，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努力实现基础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为此，中国开始全面实施“校校通”工程。其具体目标是，在5年10年内，使全国90％左右独立建制的中小学校能够与互联网或中国教育卫星宽带网连通，让师生共同享受网上教育资源，提高所有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使全体教师能够普遍接受旨在提高实施素质教育水平和能力的继续教育，不具备上网条件的中小学校要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和教育教学资源。
由于城乡区域经济、信息技术环境的差别，城市基础教育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工作基本上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所以该做的重点工作主要在农村，特别是落后的中西部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化远程教育工程”，以切实解决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教学条件差、教育资源少、教师水平和教学质量低的问题。截至2006年底，中央和地方已经投入80亿元资金，共配备教学光盘设备35万余套、卫星教学收视系统19万余套、计算机教室和多媒体设备3.5万余套，覆盖了中西部80％以上的农村中小学。1亿多西部农村中小学师生享受到了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带来的巨大实惠。随着信息技术教育的普及，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学师生在以“信息化”推进“现代化”的措施中获益。经过几年的努力，“校校通”和“农村中小学现代化远程教育工程”的目标基本实现，我国城乡中小学信息化环境初步建成。
2007年5月21日，在庆祝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教育部公布，经过5年来的不懈努力，全国的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工作取得长足进展。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一个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交互式的教学应用平台正在逐步形成，并由此促进了教育的改革发展和教育现代化的推进。在广大农村地区，现代远程教育的 发展和广泛应用，大大促进了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使1亿多农村中小学生普遍受益，有效地提高了农村教育的质量与效益。
作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直接成果，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教学方法和模式等方方面面正在悄然变化。“大山再也挡不住知识了”，反映了孩子们接受现代远程教育时的欢欣鼓舞，“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事实证明，以信息化助推现代化的过程，是新形势下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
挑战 问题与机遇并存的发展
中国基础教育，经过60年的创立和发展，特别是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教育发展最基本的特征是，开始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核心问题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加快教育现代化步伐。
中国基础教育要发展，必须根据我国现实的基本国情，并且根据长远发展需要，准确认识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推进基础教育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
60年来中国的教育方针、基本原则是不变的，但在不同时期对解决“为什么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么样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其内涵是不断深化和创新的，其指向也越来越具体而明晰。在今天的中国基础教育，满足上学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上好学校的问题成为突出矛盾；数量和规模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质量和结构的问题成为突出矛盾；国民教育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而现代化教育水平亟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义务教育99％的人口地区已经实现“普九”，但巩固提高和均衡发展的任务极为艰巨；教育规模快速扩展的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但提高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日益迫切；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高考压力得到历史性缓解，而大面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减轻学生负担，始终是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总体看来，基础教育工作重心开始从规模发展转移到质量提高，追求教育机会公平、质量与效率，已经成为新阶段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旋律。
面对诸多矛盾，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必须有效破解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从以下主要难题入手：第一，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必须改革一切陈腐落后的旧教育观念；第二，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大力支持区域性综合教育改革，努力促进城乡教育发展一体化；第三，深化考试制度改革，释放教育内部的创新力；第四，坚持教师发展第一，深化教师教育与人事制度改革；第五，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办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基础教育；第六，以推进课程改革创新为抓手，努力激活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创新活力，加强学校文化建设，使每一所中小学，张扬个性，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
中国基础教育，在艰难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经过几代人的奋力拼搏，写下了壮丽的诗篇。我们相信，面对未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必将为人力资源强国建设铸就更加伟大的辉煌，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编辑 王雪莉
伟大的力量来自伟大的教育。中国基础教育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基业，以大面积扫除文盲为起点，以全面提升中国人口素质为目的，以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为目标，历经60年艰辛创立、探索、改革与发展，已经从“文盲大国”一跃而成为当今世界上受教育人口最多、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教育大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06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02年，中国全民教育发展指数(EDD)上升为0.954，在121个被监测国家中排名第38位，首次进入全民教育发展高指数国家行列。中国全民教育发展指数不但高于印度、巴西等8个人口大国，也高于以色列、葡萄牙、科威特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2005年，中国人均预期受教育年限达到11.3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开始迈向转型国家。中国基础教育60年的伟大实践与辉煌成就，既是中华民族努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见证，也是人民大众对全民教育本质、内涵认识不断深化的伟大觉醒。
扫盲 新中国基础教育的起点
扫除文盲，是新中国基础教育创立和发展的真实起点。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四亿多饱经战乱的人民渴望幸福。但是，1949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20％，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达80％以上。
教育的贫困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贫困。由此，新中国《共同纲领》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彻底扫除青壮年文盲，保障工农子女入学，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是新中国教育建设的首要任务。1949年，毛泽东明确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956年9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提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并且在财政力量许可的范围内，逐步地扩大小学教育，以求在12年内分区分期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为大面积扫除文盲，除了大力兴办中小学之外，夜校、扫盲班、半耕半读、速成中小学校，成为我国学校基础教育的重要补充。
劳动人口的文化素质低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长期面临的最大压力，而发展基础教育则是彻底根治新增文盲的唯一途径。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邓小平就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1985年，他又重申：“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次年，国家颁布《义务教育法》，开始实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的“两基”工程，由此，普及义务教育得到快速发展，新增文盲数量得到有效遏制。
国民教育的普及程度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基础水平的标志。1990年3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泰国宗迪恩召开世界全民教育大会，通过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此次大会首次提出了“全民教育”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是：扫除成人文盲，普及初等教育，以及消除男女接受教育的差别。中国代表在“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上郑重向世界承诺，中国努力到2000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稳定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正式将“两基”作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奋斗目标。1994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两基”为我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明确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目标、任务、战略、指导方针和实施步骤。从1949年到1998年，我国共扫除文盲2.03亿人，成功地把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以上降到15％以下，青壮年文盲率降低到5％以下。2000年底，中国如期实现“两基”目标，从“文盲大国”一跃而成为举世瞩目的教育大国。
2006年2月14日，中国国务委员陈至立应邀来到墨西哥蒙特雷市，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六届九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全民教育大会”开幕式。在会上，她庄严宣布：自2001年北京第四届全民教育会议召开至今的近5年时间里，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从86％提高到95％，小学净入学率保持在99％，男女童入学差距从万分之七降为万分之四，初中毛入学率从89％提高到95％，青壮年文盲率下降了一个百分点，控制在4％以内。
中国基础教育60年的快速发展，不仅彻底甩掉“文盲大国”的帽子，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素质，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进步也是一个伟大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中国不仅解决了吃饭贫困问题，还解决了教育贫困问题。中国全民教育的经验和模式为世界全民教育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为世界全民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当今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同时实现“文盲人口减半”和“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
平等 女童上学不再是梦想
新中国成立为中国女性解放开创了崭新的历史，女子人权得到尊重，她们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平等上学的权利。由此，中国女童上学不再是梦想。这是中国基础教育60年最显著的进步之一。
保障适龄女童上学，是中国义务教育实现普及的关键。中国的宪法和《义务教育法》都规定了女性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的权利。为促进男女受教育机会平等，确保每一个适龄女童上学，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采取积极行动，消除女童辍学和失学现象，切实保障适龄女童接受教育的权利；加大对处于不利人群子女，尤其是女童的关注和支持，实施“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等，明显降低小学和初中入学率的性别差异，使每年女童的失学率不超过2％，辍学率控制在2％以下，女童的小学辍学率从1995年的1.52％下降到2004年的0.60％。
根据教育部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到2008年底，全国实现义务教育“两基”验收的县(市、区)累计达到3038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07个)，占全国总县数的99.1％，“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3％。2008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54％，其中男女童净入学率分别为99.50％和99.58％，女童高于男童0.08个百分点：初中阶段毛入学率98.5％，毕业生升学率83.4％。在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男女入学、升学平等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现实。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大学、政府、经济、文化、科技各个领域，知识女性的比例日益扩大，“半边天”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日益提高，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民办 人民教育的伟大觉醒
中国基础教育60年，是“人民教育人民办”的60年，倾注了中国人民的心血和汗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教育人口大国，基础教育作为“重中之重”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配合，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要想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60年来为实现教育大国梦想，国家的意志、人民的意愿达到了高度统一。
1980年，中共中央在充分分析了普及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背景下，颁布《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在80年代，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而普及初中教育”。普及义务教育，必须首先解决校舍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中小学危房占校舍总面积的16％。农村中小学校舍多是土草房、老祠堂、破庙宇或旧民房。“有砖不过干，有门没法关，有窗垒着砖，有顶漏着天”；“土坯墙，椽子瓤，用材尽是箭杆杨，没过几天成危房”；“找学堂不用问，瞅见破房只管进”；“泥巴屋，泥巴台，里边坐着泥巴孩”。这些当年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正是当时中国农村中小学校舍的真实写照。
以政府为主导，依靠人民群众，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办教育，是改善基础教育基本条件的重要前提。义务教育首先是政府行为，但中国实施“两基”工程的最大困难是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校舍、设施等办学条件严重短缺。如果单靠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远远满足不了普及义务教育的要求。可以说，我国之所以能取得“两基”的胜利，就在于依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事实证明，人口众多的大国和穷国办大教育，必须依靠国家、集体和全民的共同努力。
60年来，各级党政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把实施“两基”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坚持“人民教育人民办”的群众路线，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筹措经费，加大教育投入，为实现“两基”目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国基础教育在困境中腾飞，首先是从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入手的，实现了“一无两有”、“六配套”，然后进行中小学办学条件的标准化建设。
据统计，从1981年至1991年的11年间，我国多渠道筹措用于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的经费达1071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拨款为357亿元，社会集资、捐资等各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700多亿元，共修缮、新建、改建中小学校舍总面积6.72亿平方米，使全国中小学危房占校舍面积的比例由1981年的15.91％下降到1991年的1.6％，其中有13个省降到1％以下。与此同时，为了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各级政府和各级教育部门重视改善中小学教职工的住房条件，1981年至1990年全国城镇共投资49.92亿元，建成教师住房2111.6万平方米，计40.61万套。人民群众高兴地把这一欣欣向荣的景象，编成歌谣传诵：“一无两有六配套，最好的房子是学校。”这个奇迹是党和政府领导亿万人民创造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的改善，人民群众由基本满足普及型的教育转向对高质量教育的追求，传统的由人民集资办学的模式开始转型为个人或社会团体投资办学，由此新型的民办教育迅速兴起。根据教育部统计，2008年中国民办中等教育高中5805所、毕业生1852010人，在校生4503451人：民办初中4561所，毕业生1102088人，在校生3943973人；民办小学6161所，毕业生643121人，在校生4120907人：民办幼儿园75426所，毕业生2628256人，在园数7756871人。中国基础教育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从政府办学一枝独秀到社会力量参与多样办学，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作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成果，充分反应了人民教育意识的不断提高，体现了人民群众发展优质教育的坚定决心和无限创造力。
改革 坚忍不拔的民族追求
新中国基础教育60年，大致经过了建国初17年、“文化大革命”和治理整顿12年、改革开放31年三个时期。在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里，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总是走在整个教育体系乃至社会改革前面，深刻地影响着人民对教育本质、作用的认识和行动。
建国之初，基础教育制度是在旧中国教育基础上创立的。为了发展教育事业，中央政府提出在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在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和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而奋斗。
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人民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教育发展道路，苦苦探索，饱经挫折。从学习苏联到全面否定，从“教育革命”到“两种教育制度”试验，从教学改革试验到改革领导管理体制，从制定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到“全面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停课、学制改革和工农管理学校，其经验和教训为80年代后的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财富。
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促使基础教育迅猛发展。30年来，中国基础教育经历了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基本实现到全面实现“两基”目标、逐步走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致力于教育公平与效率这几个阶段，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
近30年来的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中进行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转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那种统得过多过死、教育和社会结合不紧、缺乏创新活力的严峻局面。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会对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所以在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人们对教育问题的认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现有的教育管理体制存在哪方面的僵化与不适应?政府教育投入和管理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教育的公益性如何加强?教育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如何配套协调?怎样才能为民办教育和教育的多元化留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如何促进教育发展的均衡与公平?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尽管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改革的步伐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快。
进入到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依法治教走上健康轨道，“人民教育人民办”逐步转向“人民教育政府办”，在经济实力增强和观念转变的基础上，各级政府真正担负起了《宪法》赋予的重要责任。
课改 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
教育是传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育人工程，学校是通过实施有组织有计划的课程培养人才的。基础教育的深远作用和意义，在于为培养时代所需要的有文化、有人格的新人打好基础。培养新人的目标是由社会进步程度决定的，而实现新人培养目标则是通过课程教学完成的。因此，中国60年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始终是促进教育创新的动力，是促进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
课程改革重在提升中小学教育质量和水平，以求教育适应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需要。课程是国家意志 的体现，是民族文化建设和国家人才培养的基础，有什么样的课程就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要扎扎实实地推进教育创新，课程改革是关键。60年来中国政府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曾8次下决心，对相对陈旧的教材和教育教学方式进行变革，全面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第一次课改在1949年-1952年，主要解决的是旧中国各个地区、各个学校、各类教材和各类课程的“散”和“乱”问题，并且专门成立了负责全国统编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二次课改在1953年-1957年。根据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中小学教育的目的，有计划地修订了中学教学计划，并于1956年颁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第
套比较齐全的教学大纲——《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修订草案)》。
第三次课改在1957年—1963年。这次课改重视学科与育人的作用：首次提出设置选修课；实行了国定制与审定制相结合的教科书制度；重视地方教材、乡土教材的编写。
第四次课改在1964年—1976年。根据毛泽东针对当时学生学习压力过重而批示“课程可以砍掉三分之一”的指示，1964年7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调整和精简中小学课程的通知》，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只留下了各地自编的生活式教材，生活、社会、革命构成了全部的课程。
第五次课改在1978年—1980年。以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为起点，开始了课程领域内的拨乱反正。重建人教社，集中编写了第五套全国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
第六次课改在1981年—1985年，教育部于1981年颁发了《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根据新教学计划的要求，人教社立即组织编写了第六套教材。1984年，教育部又颁发了六年制城市小学和农村小学教学计划，同时对教学大纲也进行了重新修订。
第七次课改在1986年—1996年。这一时期的课改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在课程行政管理体制上开始打破“集权制”的绝对支配地位，确立了“一纲多本”的课程改革方略；在课程目标、内容、组织、结构等方面大胆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敢于突破以往课程改革中的诸多禁区，“个性发展”、“选修课程”、“活动课程”等内容在各地的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中都有重要地位。
第八次课改在1996年至今。2001年，国务院批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启动。1993年，基础教育率先提出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的，以促进教育创新为动力的素质教育新理念，为新一轮课程改革打下了思想基础。199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加速了课程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着力于从小学阶段开始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确立这一核心观念的内部动力既来源于前面七次课程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决定于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与时代发展的要求所存在的巨大反差。
概而言之，高潮迭起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不仅给整个教育内容、教育评价制度带来了深刻的变革，而且在客观上，它给中国新文化建设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带来了现代科学与先进文化的空前繁荣。
尊师 千万教师大军的崛起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发展，师资为本。教育需要教师赋予学生知识和智慧，教师是发展教育事业的第一宝贵资源，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基础教育的规模和质量。
回顾改革开放前，中国中小学教师不仅数量少，而且地位低、待遇差。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中小学，有80％以上的教师主要是拿工分的民办教师；“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经常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我们要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要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要尊重教师。”“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
为了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力发展和改革教师教育成为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伴随着师范教育的发展，教师在职进修、教学科研得到重视，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面积提升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教育取得历史性突破。
为了使教师成为中国最受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根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广大教师的提议，国务院于1985年1月11日向全国人大提出“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的议案获得通过。从此，中国广大教师有了标志职业尊严的节日。1987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的通知》，之后各地政府不断加大落实政策的力度，在使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不断提高的同时，还千方百计解决教师的住房问题。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颁布，教师的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本世纪以来，由于教师数量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教师的继续教育得到高度重视，教师专业化建设蓬勃发展。
普九 奠基教育大国的基石
义务教育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普及义务教育是现代国家走向文明、民主、富强的必由之路。万丈高楼平地起，义务教育之所以称之为基础教育，不仅因为它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意义，而且因为它是国家文化基础建设和培育整个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发达，主要是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整体水平高。毫无疑问，国民素质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教育的实力，而义务教育则是奠基教育大国的基石。
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依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的，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要“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正式确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并规定于当年7月1日开始实施。《义务教育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义务教育的专门法律，不仅确立了普及义务教育制度，使普及义务教育有了法律保障，而且使教育优先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由国家意识发展成为全民意识和行动。
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重大决策，“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实施“两基”工程提出了明确任务、实施原则和要求；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到20世纪末，占全国总人口85％的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5％的“双八五”目标，以及三片地区“三步走”的实施方法。从此，“普九”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为了加快“普九”步伐，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实施“两基”作为落实“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提出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大 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从而使实施“两基”的目标成为全党全国关注的头等大事。1999年，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满足基本学习需要和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要作为教育工作的首要目标，努力提高绝大多数人的教育水准。”这些认识、决心和措施，对于推进“普九”的速度，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通过发展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是把我国从人口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大国的根本途径。20世纪90年代，中央确定把基础教育作为整个教育工作的重点，把“两基”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基础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实践证明，提高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和质量，对于实现“奔小康”和“三步走”战略目标，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对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免费 亘古未有的强国举措
本世纪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义务教育开始由“人民教育人民办”转向“人民教育政府办”。2007年，中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实现了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继之全国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也全部免除。这是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学生实行“两免一补”，是从2001年开始的。教育部和财政部对部分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经济困难学生试行免费提供教科书制度。中央财政安排资金1亿元，用于向未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村贫困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该专项资金2002年增加到2亿元，2003年增加到4亿元，2004年达到11.7亿元。
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会上郑重宣布：“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6年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由此，全国592个贫困县实行义务教育免费制度正式建立。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经过教育部、财政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共同努力，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2005年，中央和地方加大了“两免一补”工作力度，对中西部地区安排“两免一补”资金72亿元，包括免费教科书资金30.4亿元、免杂费资金30.6亿元、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近11亿元。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
2006年，在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4800多万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的同时，中央财政安排27.8亿元，对中西部农村地区350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地方财政安排资金为近680万名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后，农村贫困家庭小学生、初中生每人每年分别可平均免除书本费和学杂费210元、320元，其中寄宿生还可享受生活补助费200元300元。是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面构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2006年至2010年的5年间，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累计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约2182亿元。同时，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
为了确实保障这一惠民政策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实际行动，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它的颁布和实施，对于保障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提高全民族素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承诺：“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继续增加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提高保障水平。适当提高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认真落实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措施。在试点基础上，从今年秋季起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在全国全面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经历百年的期盼，“免费义务教育”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从确立农村教育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到实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再到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政府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不断明确，并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农村孩子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使义务教育真正成为面向人人、面向大众的平民教育。这从最大程度上和最大范围内促进了教有的公平，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
网络 大山挡不住现代化
2000年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从2001年起，用5年-10年时间，在全国中小学(包括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普及信息技术教育，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努力实现基础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为此，中国开始全面实施“校校通”工程。其具体目标是，在5年10年内，使全国90％左右独立建制的中小学校能够与互联网或中国教育卫星宽带网连通，让师生共同享受网上教育资源，提高所有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使全体教师能够普遍接受旨在提高实施素质教育水平和能力的继续教育，不具备上网条件的中小学校要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和教育教学资源。
由于城乡区域经济、信息技术环境的差别，城市基础教育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工作基本上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所以该做的重点工作主要在农村，特别是落后的中西部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化远程教育工程”，以切实解决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教学条件差、教育资源少、教师水平和教学质量低的问题。截至2006年底，中央和地方已经投入80亿元资金，共配备教学光盘设备35万余套、卫星教学收视系统19万余套、计算机教室和多媒体设备3.5万余套，覆盖了中西部80％以上的农村中小学。1亿多西部农村中小学师生享受到了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带来的巨大实惠。随着信息技术教育的普及，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学师生在以“信息化”推进“现代化”的措施中获益。经过几年的努力，“校校通”和“农村中小学现代化远程教育工程”的目标基本实现，我国城乡中小学信息化环境初步建成。
2007年5月21日，在庆祝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教育部公布，经过5年来的不懈努力，全国的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工作取得长足进展。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一个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交互式的教学应用平台正在逐步形成，并由此促进了教育的改革发展和教育现代化的推进。在广大农村地区，现代远程教育的 发展和广泛应用，大大促进了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使1亿多农村中小学生普遍受益，有效地提高了农村教育的质量与效益。
作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直接成果，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教学方法和模式等方方面面正在悄然变化。“大山再也挡不住知识了”，反映了孩子们接受现代远程教育时的欢欣鼓舞，“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事实证明，以信息化助推现代化的过程，是新形势下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
挑战 问题与机遇并存的发展
中国基础教育，经过60年的创立和发展，特别是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教育发展最基本的特征是，开始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核心问题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加快教育现代化步伐。
中国基础教育要发展，必须根据我国现实的基本国情，并且根据长远发展需要，准确认识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推进基础教育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
60年来中国的教育方针、基本原则是不变的，但在不同时期对解决“为什么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么样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其内涵是不断深化和创新的，其指向也越来越具体而明晰。在今天的中国基础教育，满足上学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上好学校的问题成为突出矛盾；数量和规模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质量和结构的问题成为突出矛盾；国民教育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而现代化教育水平亟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义务教育99％的人口地区已经实现“普九”，但巩固提高和均衡发展的任务极为艰巨；教育规模快速扩展的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但提高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日益迫切；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高考压力得到历史性缓解，而大面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减轻学生负担，始终是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总体看来，基础教育工作重心开始从规模发展转移到质量提高，追求教育机会公平、质量与效率，已经成为新阶段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旋律。
面对诸多矛盾，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必须有效破解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从以下主要难题入手：第一，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必须改革一切陈腐落后的旧教育观念；第二，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大力支持区域性综合教育改革，努力促进城乡教育发展一体化；第三，深化考试制度改革，释放教育内部的创新力；第四，坚持教师发展第一，深化教师教育与人事制度改革；第五，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办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基础教育；第六，以推进课程改革创新为抓手，努力激活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创新活力，加强学校文化建设，使每一所中小学，张扬个性，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
中国基础教育，在艰难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经过几代人的奋力拼搏，写下了壮丽的诗篇。我们相信，面对未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必将为人力资源强国建设铸就更加伟大的辉煌，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编辑 王雪莉